鄧漢清：農村學生該去哪兒上中學 ——關於農村中學教育的幾點思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漢清】
2018年的夏天，筆者一行11人在中部一所農村中學——長江中學進行了為期10天的調查。在調查的日子裏，有一類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每年中考之前，這個中學的老師會去鎮上的初中進行招生宣傳，在宣傳中，這些故事會被反覆提及。
故事的基本形式是這樣的：一位在鎮上初中學習成績叱吒風雲的學子，到城裏的重點中學上學，但其後的高考成績卻不甚理想；與之對比的是，本來初中成績不如他（她）的同學，在長江中學就讀後反而取得了比他（她）好的成績。
這些故事中的主角每年都會變化，但故事情節總是如此。雖然其中會有學校的主觀成分，但據我們的深入調查，情況基本屬實。這樣的故事年復一年地發生，很難使人相信這是單純的隨機事件。
這些故事闡明瞭一個經驗事實，即農村學生是難以進入城市教育體系的，也就是説城市教育體系對農村學生有着一定的排斥。那麼城市教育體系是怎麼樣排斥農村學生的？其背後又有着什麼樣的機制與邏輯呢？這實際上反映了農村學校與農村生源之間內在的親和性，而這種親和性又是生源的社會屬性的重要具體表現。
農村中學（資料圖/視覺中國）
農村學校和農村家庭的親和性
在調研之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描述：“長江中學是一所校風很好的學校，而它在歷史上所取得的優異成績正是源於它的優良校風”。一位城郊農村的學生告訴我們，她本可以去城裏的重點中學讀書，但因為台子（即一自然村）上有一位長江中學的老校友告訴她家裏人，長江中學的校風很好，加之這位校友個人成功經歷（在某知名211大學任教）的示範，她才到了這所農村中學讀書。
類似的案例我們接觸到許多，在周圍的幾個鄉鎮，民眾對長江中學的校風評價普遍較高。具體的評價話語各有不同，但總體可以歸納為以下3個要點：老師認真負責，學生勤奮刻苦，學校嚴格封閉化管理。
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校風被視為一個潛變量。在一個經過嚴格信效度檢驗的校風量表中，校風被視為包含3個二階因子和若干個一階因子的變量，其中的3個二階因子便分別是關於老師、學生和學校整體氛圍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校風的好與壞是一個量的問題，或者更為嚴謹科學的説是一個等級的問題。
長江中學在3個維度上都擁有很高的得分，因而它是一所校風很好的學校，因此它取得了不錯的高考成績。這樣的邏輯在長江中學這樣一個單獨的個案的經驗中，是完全説得通的。但是將這種解釋擴展到該市的其他學校，卻顯得缺乏解釋力。
該市的兩所“省重點”高中，在人們的描述中，既沒有像長江中學那樣認真負責的老師，也沒有采用封閉式的管理，身在鬧市區校園卻近乎開放。那麼這兩所省重點在上面那個量表的兩個維度得分都是很低的，它的校風不能説是好的，可它們卻能夠教出上清北的高分學生，也能夠培養出兩院的院士。説這兩所學校的校風很差，怕是真的很冤枉。
實際上，校風不僅是量或者等級的問題，更為重要的，它還是個“類型”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農村的家庭往往希望學校有長江中學這樣的校風，強調老師的盡責、學生的刻苦、學校的嚴格封閉式管理。用8個字來概括，就是“嚴格管教，勤能補拙”。這實際上與農村的家庭教育模式是息息相關的。
在中西部農村，教育往往並不是家庭的責任，加之務工潮所帶來的普遍的隔代教育，教育的責任便全落在了學校身上。在許多中西部農村，如果孩子的學習出現了問題，大家會覺得是老師沒有教好，而不是自己沒有教好。家庭在教育中的缺位，使得老師一定程度上擔當了家長的角色，這必然要求老師要盡心、要負責，不僅要關心學習，還要關心生活。由於家庭教育的缺失，農村孩子普遍沒有很好的學習習慣，特別是自主學習的習慣與能力十分缺乏，厭學情緒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此學校、老師就必須要嚴格的管理。
另外，教育作為農民重要的向上流動的渠道，許多農民都認為只有上好大學才能出人頭地，因此十分強調通過勤奮的學習考出高分。
在城市，情況當然就有了一些變化。城市的家庭教育不像農村一樣是缺位的，相反，它有着相當強的“在場”的感覺。
城市的家庭教育使得老師能夠專注於“教學”，因而被看重的往往不是老師的“負責”，而更多是老師的教學能力。城市的孩子由於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着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較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因此學校並不需要時時嚴格管教學生，督促其學習，學校更需要的是良好的教育資源和平台。
雖然城市的孩子也需要考出好成績而獲得進入好大學的機會，但因為充足的教育資源和受教育機會，與農村學生相比，這種追求少了些許“唯分數論”的色彩。故而在城市學校中，大家競爭的不僅僅是靠勤奮得來的分數，而是一種“綜合素養”，勤奮的因素在其中相對被淡化了。
長江中學的校風在農村家庭看來，或許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城市家庭眼中卻不盡然。同樣地，城市的家庭或許覺得那兩所省重點學校的校風很好，相比之長江中學的校風則不那麼好。
校風不應被簡單地看作一個變量，它有着更為深刻的內涵。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校風實際上是一種學校教育模式，它與不同的家庭教育模式相互適應。簡單來説，校風與家風相互適應，互為補充。因此校風實際上是一種教育模式，是一套教育體系。
這種校風與家風的親和性，實際上就是生源與學校之間親和性的一個極大的組成部分。
農村學校和農村社會的親和性
除此之外，這種親和性主要表現在學校內部的日常社會交往中。姑且用筆者自身的經歷來説明這個道理。
筆者小學在村裏就讀，初中時候到了鎮上。剛上初中的時候，有幾件事情深深困擾着我：
一個是送禮問題。鎮裏的孩子們流行生日和重要節日送禮物，這在村裏的小學是聞所未聞的。送什麼禮，怎麼送禮，甚至於怎麼包裝，於我而言都是問題。
第二個是穿着打扮問題。在村裏的時候，大家都穿着極為“鄉土”的衣服，都是那種鎮裏的集貿市場買到的廉價的款式老土的衣服。褲子上大兜小兜，在村裏小學是極為正常的事，但是在鎮裏初中，大家都有了些許時尚意識，覺着那種褲子上兜少的緊身牛仔褲才好看。
還有一個是交際問題。我記得初一那年聖誕節，和班上同學們去KTV，那時候我們家裏沒有音響，沒聽過音樂，我也根本沒有會唱的歌曲，只能在一旁發呆。
這些問題困擾了我許久，直到我熟悉這一切。這是我自己的特殊個案，但背後卻有普遍的機制。
在村莊中，農民有一套完整的日常交往模式。在村莊中，農民非常清楚自己要怎麼和人交往，遵守怎麼樣的規範。對於周圍的人，農民是熟悉的，對於周圍人的行為，農民也是熟悉的。但是當農村學生進入城市學校，他就會面對城市的那一套日常交往模式。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對於農村學生而言，這一切都是陌生的。對於城市的學生來説，農村學生也是顯得另類，無法理解的。這不單單是進入新的學校的問題，而且還是進入新的文化規範的問題，那麼這時候他會有一個適應的問題，或者説面臨一種社會排斥。筆者在進入鎮上初中時所面臨的問題，相信也是很多農村學生進入城市學校時所面臨的問題。
長江中學一些學生的家長認為，城裏的兩所省重點雖好，但是城裏學校攀比成風，也瞧不起農村學生，因此還是讓孩子在鎮上就讀。這種看法背後隱藏的並不是一種道德批判，而是兩套交往規範之間的差異。
從家風和校風的關係來看，農村學校和農村家庭有着內在親和性；從學校內的日常交往來看，農村學校和村莊社會有着內在的親和性。這種親和性實際上説明了生源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它説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那就是學生或者生源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同質的“物”，而是實實在在存在於一定社會結構中的異質的人。因此教育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説首先是個社會的問題。
上個月，筆者在北京市順義區某個城郊村進行了為期20天的調查。在一間狹小擁擠的無照早餐店內，老闆娘向我們講起了關於孩子教育的事情。
老大今年15歲，在縣裏的私立中學上學，這是一所封閉式管理的學校。她告訴我們，雖然這所學校的教育水平在縣裏的公立中學之下，但比農村中學要好一些。如果要去縣裏的公立學校就讀，就只能走讀而不能寄宿。並且現在政策變了，要到縣裏上學必須要有縣城的户口。雖然12年就在縣城買了房子，但是沒有户口。
小兒子今年8歲，小學在北京上，但在北京上不了初中。考慮到小兒子的教育問題，所以她決定回到縣裏生活，讓小兒子也去私立學校讀書。雖然收入比北京低，但是能照顧到孩子的教育問題。
為什麼私立學校能夠發展起來，其背後有深刻的結構性因素，它實際上是農民的教育困境的一個出口。
不同教育的不同排斥性
在前文中，我們看到城市的公立教育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是排斥農村學生的，它一部分是一種社會排斥，另一部分是一種制度和經濟排斥，這是我們在下文要論述的。
根據屬地管理的原則，在既有的教育實踐中，普遍採取一種劃片招生的制度。作為這個制度的具體組成，必然會有一些學校的准入制度，這些制度在大部分時候都和户籍制度聯繫在一起，或者以“學區房”這樣的形式與房產聯繫在一起（户籍和房產也很大程度上聯繫在一起）。就比如老闆娘如果想要讓孩子進入縣裏的公立學校，就必須在縣裏有房，政策改變後還必須有縣城的户口。
在教育資源緊缺的情況下，這樣的制度安排有它的內在合理性，從生源與學校的親和性的角度來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在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的情況下，它又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壟斷。
再者，農民想要進入城裏就讀，是要支付很大的經濟成本的。一方面是生活成本，在中西部農村，上大學對於家庭而言是巨大的經濟負擔，實際上進入城裏的中學讀書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另外，許多城市學校是沒有寄宿制的，孩子只能走讀，而買房或租房，再或者家長進城照顧孩子，哪一項對農民家庭來説都是巨大問題。正如長江中學附近鄉鎮的農民，都是不希望學校搬走的，因為如果長江中學搬到城裏去，那麼上學遠了，上學貴了，孩子也沒人照顧了。
城裏的學校上不去，那在農村上學呢？實際上，農村的教育體系，對於農民來説實際上也是“排斥”的。
經過撤點並校的浪潮，小學教育從村退守到鎮一級；近年來，由於生源減少等許多原因，中學教育從鎮一級退守到縣一級。這種現象是切實發生的，也為許多學者所注意到，不管是高度抽象的“文字上移”，還是貼近現象的“中學縣城化”，這些概念無不是對這一現象的概括。那麼，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實際上是一種幾乎真空的狀態。並且，優質教育資源長期為城市的學校所佔有，農村中學普遍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困境，教育質量和水平都有較大的下滑，多有“江河日下”的感覺。
農村中學普遍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圖/視覺中國）
而且，如果讓孩子留在農村上學，父母往往都會面臨這樣一個抉擇，是去大城市務工，還是留在家鄉照顧孩子。前者，會面臨隔代教育的問題，後者又有面臨着收入減少的現實壓力。對於農民而言，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私立學校一方面沒有對農村學生的准入障礙，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比農村中學更好的教育資源。並且私立學校普遍實行寄宿制和封閉式管理，學生也以農村學生為主，因此它有着比城市公立學校更好的對農村生源的親和性。
但是我們看到，私立學校是一種市場行為，它有着強烈的自利性，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教育的異化。並且，私立學校畢竟位於城市，進入它的成本雖然較城市公立學校低得多，但也比在農村中學讀書高得多，不是每個家庭能承受的。
在既有的學術研究中，教育的社會屬性或多或少是被忽略的，反之強調的是它作為一種人力資源的屬性。從人力資源生產的視角出發，必然會強調資源的合理配置，那麼必然會強調資源的流動。這種簡單的視角，無疑是不能理解教育問題的深刻複雜性的。
在這種視角下，城鄉間的教育不公平問題就是簡單的資源不平等，或者體制不暢通的問題。可事實哪有這麼簡單呢？教育是人的“塑造”，而不是簡單的物的“生產”，教育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其主體是多元的複雜的，而不是被動地接受雕琢。生源是雙重性的，既有人力資源性，又有政治社會性。
現有教育實踐中的所謂 “城鄉教育一體化”，實際上就是被包裝了的“教育城市化”。農村教育的城市化，必須要以鄉土社會的城市化，農村家庭模式的完全城市化為前提。
長江中學一位曾長期在初中任教的老師向我們表達了他的心聲。他認為，現在農村的初中畢業生，成績和學習習慣都大不如前，其背後原因是“素質教育”的推行。以前，農村的初中以成績為導向，老師對學生管理非常嚴格。現在推行素質教育了，淡化了成績導向，導致現在學校和老師對學生成績的要求變鬆了。可農村哪來的條件推行素質教育，到頭來，學生既沒有培養出所謂素質，也沒有好的學習成績和學習習慣。
這正是長江中學許多老師的心聲。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為素質教育本身就是對城市教育模式的一種反映，是與鄉土社會和農民家庭教育模式不相合的。
在北京順義的那個城中村，一位外來務工人員表達了她的辛酸。因為大兒子的輟學，她和丈夫格外注重小女兒的教育。他們每個月花大量的錢給女兒報補習班，可還是不見成效。訪談之餘，她向我們反覆詢問一種“左腦開發”補習班是否靠譜。臨走時，她告訴我們，自己文化水平較低，沒辦法輔導女兒的學業，學校里老師很多題都不會講清楚，能否要我們的微信，方便以後向我們請教女兒不會的題。這是許多農民工家庭對城市教育體系掙扎適應的一個縮影。
農村生源流失不是單純的人力資源問題
現在的許多農村中學和縣城中學都面臨着嚴重的生源流失問題，學者們也都關注到了這個問題。
生源作為一種人力資源，好的生源能夠促進學校發展，使學校吸納更多優質的生源；而生源質量下降，會使學校發展受影響，從而造成優質生源的進一步流失。這樣的“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在教育實踐中是相當樸素的道理。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雪球效應”，而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這個雪球停下來並且倒轉，從而使得良性循環變為惡性循環。
如果單純從生源的人力資源屬性角度來分析這一個問題，就會陷入這樣一種思維困境，那就是這種現象或者是由於城市中學教育資源的集中，從而吸收周圍縣域的優質生源而導致的，或者是由於農村中學與縣城中學的沒落，從而喪失對優質生源的吸引力。
但是這樣的觀點與經驗並不是那麼契合，城市的教育資源集中是早就存在的事實，並不是近幾年的事情。況且近些年來，政府對縣城中學的投資，不可謂不大。就以筆者調研的長江中學為例，該市兩所省重點，以高考成績作為指標，最輝煌的年代反而不是現在。但是近幾年來，長江中學附近鄉鎮的許多優秀學生卻去到這兩所省重點上學。而農村中學與縣城中學的沒落，其實更應該是生源流失的結果。
從生源的社會屬性來看，生源並不是任意流動的資源，而是黏着於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上的。生源流失的背後有着深刻的結構性因素在影響，實際上反映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和農民的教育需求的轉變。
以往的農村社會是低度分化的，不同家庭的教育模式也是差不多的，因此對於學校教育的需求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就算是成績很好的學生，也會覺得去鎮上讀書與去城裏讀書沒有什麼區別。這也正是農村中學得以留住大部分農村學生的原因之一。
而隨着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轉型，農村家庭對於教育的需求出現了分化。一部分經濟條件教好，文化水平較高的農民，開始更加重視子女的教育。在這些家庭中，家庭教育不再是缺位的，而是像城市家庭教育開始顯示出“在場”的特性。部分家庭也能夠為子女教育承擔更多的經濟成本。
長江中學的陪讀生宿舍的修建，就反映了農民教育需求的變化和由此產生的需求的多樣化。
歷史上，長江中學和大部分農村中學一樣，主要學生都是寄宿的。雖然也有少部分家長陪讀，但是大部分都是在高三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段陪讀一小段時間。隨着時間的流逝，陪讀的家長越來越多，而且許多都是長期陪讀。為了不破壞學校的封閉式管理，也為了學生的安全，學校在2015年修建了陪讀生公寓。
在陪讀生公寓裏，我們訪談了一部分家長。有的是爺爺奶奶陪讀，有的是爸爸媽媽陪讀。有的陪讀就是單純為了照顧孩子生活，讓孩子專心學習，有的還會督促孩子的學習，甚至輔導孩子的學習。這説明，部分家庭為了孩子的教育，已經開始重新配置家庭的勞動力，這需要巨大的經濟成本。同時，在許多家庭中，家庭教育開始“迴歸“，家庭更多地介入孩子的學習中去。
當然，也有很多家庭還是老樣子。正如我們訪談的一户農家，爺爺奶奶在家務農，父母在市裏的工廠上班，拿着微薄的工資。當我們問到為什麼要讓孩子去長江中學上學時，爺爺告訴我們，因為近，來回方便，也熟悉學校，生活成本也低，花錢少。這家很不希望長江中學搬到市裏，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意味着巨大的經濟開支。
我們看到，由於城鎮化的進程，農村中學和縣城中學開始喪失對一部分農村生源的親和性，並且這一部分學生有着更好的家庭教育，往往都是比較優秀的學生。這一部分生源的流失，加之農村生源數量的整體減少，直接導致了農村中學和縣城中學生源質量的下降，並且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
資料圖：視覺中國
在許多地方，這一個過程是漸進發生的，因此不是那麼容易被察覺，但是在長江中學，這個過程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突然“跳躍式”地發生了。
長江中學所面臨的生源流失，與學校發展進程的一件大事息息相關。2011年，長江中學所在的鄉鎮被劃入開發區，相應地，依據劃片招生的政策，長江中學的招生範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長江中學原先在附近的幾個鄉鎮招生，作為一所農村中學，它與這個招生片區的生源有着天然的親和性，因而能夠獲得穩定的優質生源。然而，現在的招生片區變成了開發區，是城區和近郊區。這個片區的生源是與城市學校相親和的，因而在這個地方招生，長江中學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許多開發區來的同學告訴我們，他們是因為分數上不了城市的學校，才來長江中學的。
開發區的學生，很多寧願去高考成績遠不如長江中學的幾所城區高中，也不願意來長江中學，現在這些學校的中考招生分數線普遍都比長江中學高几十分。長江中學在教育實踐中，也樸素地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因而在託管之初，便積極向上級爭取保持原有的招生片區。現在，長江中學和縣一中共同在周圍的幾個鄉鎮招生，在這一區域內，兩所學校的生源保衞戰打得那是一個轟轟烈烈、艱苦卓絕。
實際上這種普遍的生源流失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結構，特別是農村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動的一個結果。我們不能僅僅從“生源市場”這一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而是要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它，這樣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這一問題，才能從根本上破解這一問題。
生源流失後，如何有效激勵農村教師
隨着生源的流失，長江中學面臨着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其他面臨生源流失的中學所共同面對的。其中為筆者注意到，並且讓筆者深深擔心的問題，是對農村中學教師如何有效激勵的問題。
我們看待農村中學的師資隊伍，傳統的思維是説教師隊伍的水平相較於城市學校而言要差一些。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看到，正是這樣一支我們想來水平不那麼高的師資隊伍，在歷史上卻取得了相當優秀的成績。實際上我們説，與所謂的學術水平相比，我們可能更需要的是農村教師的認真負責。長江中學能在歷史上取得比較輝煌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教師的認真負責，這也正是長江中學優良校風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據筆者瞭解，在一些城市中學和私立中學，已經形成了一套相當完善的以獎懲機制為主體的正式激勵機制。然而這樣的正式激勵機制，在大部分的農村中學和縣城中學，這樣的激勵機制是不太可行的。
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大家彼此之間都很熟悉。位於這個鄉土社會中的農村中學和縣城中學，不可避免也會是這個樣子。就像長江中學的老師，大部分都來自於周圍的鄉鎮，很多還是同村乃至親戚關係。再加上事業編制的緣故，教師隊伍是相對穩定的，變來變去還是那些人，因此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可以將農村中學理解為一個關係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大家的關係並不都是簡單的“公對公”的關係，很多時候是“私對私”“私對公”的這麼一個關係。在這麼一個關係網絡中，要想建立正式的獎懲機制，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事實上，農村中學的教師激勵靠的並不是這樣的正式機制，而是別的東西，一方面，靠的正是這種關係。農村中學內，不僅老師之間有着緊密的社會聯繫，老師和學生之間也有着這樣那樣的社會聯繫。在這種社會關係中，天然就有一種責任和感情存在，因而教師天然就有一種責任感。另一方面，農村中學所取得的成就，能讓教師有着十分強烈的獲得感。筆者有一點感性認識，農村教師更多時候並不是一個經濟理性的人，而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
農村教師更像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圖/視覺中國）
但是現在這種激勵機制卻面臨着失效的問題。一個是鄉土社會的轉型，本身的社會關係就開始淡化。更為主要的是，一些新的年輕老師進入農村學校，他們很多都是外地人，這樣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原有的社會關係，那麼這種關係的激勵機制很大程度上失效了。
長江中學一位優秀的年輕地理教師，因為愛人的原因在長江中學工作，但是一直有回到家鄉任教的打算。長江中學為了留住這位老師，只能開出比其他老師高一些的工資。對於年輕教師，農村中學留住他們已經很難，更別提有效的激勵。隨着市教育系統統一招考制度的實施，長江中學將會迎來更多外地的年輕教師，這一問題將會越來越凸顯。另一方面，學校由於生源流失而帶來了惡性循環，老師們缺乏獲得感。長江中學的許多老師都覺得，現在的學生素質太差，教得太累，也覺得教不出什麼東西。
傳統激勵機制失效了，但是由於社會關係依然存在，正式的激勵機制又難以進入。面對這樣的情況，必須要有深入的制度創新。
其實把視野放開一些去看，不僅學校內部，學校和教育系統之間也有着這樣那樣的“關係”。尤其是在縣域內，縣教育行政部門和縣一中的關係不可謂不密切，縣一中往往是縣教育局的“親兒子”。很多縣教育局的領導，有在縣中學任教、任職的經歷，或者是其他各種形式的關係。縣教育行政部門和縣一中的這種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縣域內的教育資源的配置。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結語
現在我們再來看農民的教育處境，近乎處於一種“進不了城，又返不了鄉”的境地。雖然總比曾經那種完全沒有教育，那種“放羊、娶媳婦、生娃、放羊……”的死循環要好上千萬倍，但我們還是認為，農民現在於教育上面臨的是一個相當大的困境，農民渴望能有更好的教育。
農村的教育，隨着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終歸是要城市化的，但是這是許多年、許多代以後的事了。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較好的家庭，已經開始去到城市上學。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農村學生而言，到大城市上學，融入城市的教育體系，仍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前面已經説過，教育模式的城市化，當以家庭模式的完全城市化為前提，以鄉土社會的大轉變為前提。在現階段，大部分的農村家庭還是傳統的，鄉土社會也沒有到完全轉變的時候。城市在現階段，還不能成為農民教育的歸宿。但是，我們看到，農村中學現在的發展已是死局，中學在農村已經很難生存下去了，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
雖然私立教育以市場為導向，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農民的教育需求，但正如許多學者早已指出的那樣，這絕不會是理想的出路，為此，縣城必須辦好中學。縣域對於農民而言，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縣城中學對於縣域內的農村生源而言，同樣具有內在的親和性。要整合縣域內的教育資源，在縣域內佈局完整的教育生態，以適應農民業已分化的教育需求。最終要實現農村教育的漸進的、在地化的城市化，這是和中國城市化的進程相契合的。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講，要深刻認識到生源的二重性，不能一味地從人力資源性的角度來理解生源問題，不能僅僅強調生源與教育資源的流動，也不能幻想僅僅通過教育資源的投入來解決生源流失的問題。雖然在教育實踐中，有許多人認識到了生源是有社會屬性的，但只是簡單地把它們當作具體的零散問題而不加重視。
我們要充分認識到生源問題，教育問題是與社會結構密切相關的，我們要將教育問題放置在戰略的高度來考量。要深刻理解農民的教育困境與心聲，要將破解農民教育困境、實現教育公平作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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