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發生在香港和莫斯科的事情，是自由主義霸權最後的絕望-亞歷山大·杜金

示威者大規模集結，要求“言論自由”、“選舉自由”、抗議警方拘捕反對派領袖。而有證據表示，這些未經許可的集會活動，背後都有美國大使館的身影。

這一幕是不是特別熟悉？

但這不是香港，而是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8月11日聚集在莫斯科的集會人羣（圖片來源：社交網絡）

7月下旬到8月初，莫斯科爆發了自2012年以來的最大規模示威遊行。這次遊行示威是否又是一次西方策劃的“顏色革命”前奏？外部勢力對於俄羅斯內政的干涉，是否與香港正在發生的亂局如出一轍？面對分離主義，中俄兩國應該如何制定應對的策略？觀察者網就此專訪了俄羅斯著名政治學者、哲學家、歐亞主義智庫理事長亞歷山大·杜金。

【採訪/翻譯 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首先，能否請您談一談近期俄羅斯發生的示威遊行的背景？普京總統近期在與馬克龍的會晤中提到“不希望‘黃馬甲’發生在俄羅斯的首都”，您認為莫斯科的遊行示威與巴黎的黃馬甲有哪些相似之處與不同？

**杜金：**從這兩起事件的意識形態背景上看，我認為兩者有一定的相似，但也有很深的區別。莫斯科抗議的深度支持者和組織者是全球自由主義網絡，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還有一些純粹的全球主義者組織。發生在莫斯科的示威不同於那些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在實際發生着的涉及社會不公的具體、孤立的案例，而是直接針對普京，企圖阻止他抑制全球主義和自由霸權，並且重新鞏固俄羅斯主權和國家獨立、以及使得俄羅斯重新成為多極世界中獨立一極的進程。

而在法國發生的抗議示威在意識形態上是恰恰相反的。反對馬克龍的黃馬甲示威者很明顯是作為一個鮮明的自由主義符號存在的，他們的議程諸如大移民、摧毀家庭的性別政治、推崇顛覆一切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和社會公正的缺失。這就是為什麼索羅斯和全球主義者們很少批評黃馬甲，也從來不把他們稱為“民粹主義者”，還明確指責是俄羅斯支持了黃馬甲。這種指責當然是無稽之談，不過俄羅斯的一些國家民粹主義者和黃馬甲示威者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與此同時，那些支持俄羅斯抗議者的全球主義者也在支持法國的馬克龍。

普京在G7峯會前會見馬克龍（圖片來源：IC photo）

**觀察者網：**目前很多現象都指向了西方勢力正在干涉這次事件。您認為他們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在外部勢力的干涉下這場示威是否會持續很久，如果局勢惡化，俄羅斯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阻止外部勢力干涉內政？

**杜金：**目前，西方媒體中存在着一種普遍的氛圍，那就是大肆渲染莫斯科的抗議示威，提高它的聲量、抬高它的意義。很多事實都指向了西方所謂的民主促進基金正在向俄羅斯的示威者轉移大量資金，在政治上和資金上支持他們繼續抗議行動。我們掌握了一些信息，一些人正在籌劃推動俄羅斯的政權更迭。我認為特朗普並不是完全同意這樣的操作，但是美國政治的幕後勢力是相當獨立的，可以不經過特朗普而精準實施他們自己的議程。目前俄羅斯情報部門已經掌握了一些這方面的信息。

視頻網站YouTube集中推送和示威遊行相關的視頻（圖片來源：觀察者網）

他們的目標很簡單：普京的最後一個總統任期已經接近尾聲，而目前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的繼任者，對於未來的方案依然不明確。不僅如此，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可以保證在普京之後，他的政治路線可以繼續延續下去。因此，目前的俄羅斯社會以及俄羅斯的統治階層都處在一種普遍的困惑與迷茫之中。那些因為其修復了俄羅斯獨立並破壞了他們單極化世界構想的全球主義者們憎恨普京，希望利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在俄羅斯興風作浪。他們試圖動搖俄羅斯的現狀，並且幫助某些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親西方自由主義改革者攫取權力。要實現這一點，普京合法執政的最後一段時間就必須陷入人為的動亂。

確實，在涉及經濟和腐敗的問題上，普京的政策是有一些錯誤的。同時，他也缺乏意識形態領域的建樹以及長遠的戰略規劃，這些都讓普京在很多方面容易受到攻擊和指責。普京的強項是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和他對俄羅斯獨立與世界多極化的貢獻。因此，這一次抗議者集中攻擊他任期內的弱項和不足。

普京已經準備了很多手段對付那些試圖顛覆俄羅斯政治體制的運作。因此，政府選擇了一條強硬的路線來回應示威者：不和示威者討價還價——正是因為他們背後站着的是來自西方的支持者。同時，特別行動部門試圖切斷這些人的經濟資助並且在宣傳上運用反制的手段。在普京當權期間，這些措施可以抑制任何對於俄羅斯未定的嚴重挑戰。但是，這次抗議風潮最惡劣的部分在於，它伺機爆發於普京最後一任的末期，因此不確定性會不斷增長，類似的挑釁也會隨之增加。

**觀察者網：**您是否注意到了近期香港的示威遊行和動亂？目前香港的種種表現越來越像是針對中國政府的“顏色革命”。您認為在這些煽動者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動機，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杜金：**我同意，在香港我們見證了繼在中東地區和當代俄羅斯之後又一次煽動“顏色革命”的努力。香港動亂背後的勢力和顏色革命是相同的——推動單極世界的全球主義者集團、自由主義霸權和美國的政治幕後勢力。因此，香港的案例與阿拉伯之春以及俄羅斯自由派反對者的騷亂是接近的，而在意識形態上和“黃馬甲”與歐洲民粹主義是相反的。

但是，在香港事件中，正在領導對抗中國的貿易戰的特朗普顯然是全力以赴支持的。當今世界，中國越來越明顯地充當着多極化先驅的角色——中國是一個温和但是飛速發展的世界大國。中國正日益意識到歐亞大陸在“一帶一路”中的使命，以及與其他對抗自由主義霸權的偉大力量之間的聯繫（比如俄羅斯）。隨着其典範式的經濟增長，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主要的競爭者，而習近平與普京聯手使得這兩個偉大國家可以一起與美國競爭，從而真正挑戰現存的西方主宰的世界。

因此，我會將香港與莫斯科的抗議活動放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全球主義者絕望地最後一搏，試圖阻止崛起的多極化成為世界秩序的可替代選項。他們兩個主要的勁敵就是中國和俄羅斯，因此他們便使出顏色革命和政權更迭的操作。我瞭解，莫斯科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確實有一些錯誤或者失誤——社會的不公和錯誤的戰略導致了很多社會問題。民眾對這些政策失誤自發性的抵制引來了第三方勢力熟練地操作，把合法的行為變成非法的動亂。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圖片來源：IC photo）

我認為我們需要強有力地反對第三方勢力顛覆兩國政權的企圖，為此我建議中俄兩國在維穩領域密切合作，不要讓顏色革命和試圖顛覆政權的勢力製造混亂，把人民帶往內戰的邊緣，就像阿拉伯之春中許多國家所發生的那樣。在處置這類挑釁中，我們必須非常強有力，一旦我們向外人展示內心的軟弱，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觀****察者網：**目前的形勢是否可以理解為美國或者西方正在中國與俄羅斯同時策劃一場局部的“顏色革命”，企圖製造一種政治上的壓力和社會不穩定？但是我們知道，中俄都是大國，和以往顏色革命國家的國情是不同的，如果外部勢力無法實現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他們發起這種“局部動亂”會引發哪些潛在危險是我們兩國需要引起警惕的？

**杜金：**我剛才已經談了對於最近在俄羅斯與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相似之處的判斷，我同意你在問題中的預測。我認為中東與較早前東歐發生的顏色革命不太可能在中國和俄羅斯重演。但是，我們也不應忘記，在1991年8月的俄羅斯已經上演過一場成功的“顏色革命”，這場“顏色革命”終結了蘇聯。西方曾經試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對中國做同樣的事，所幸那一次嘗試沒有成功。因此，中國仍然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完整的國家，統一的領導賦予了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主權獨立和經濟繁榮——然而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了。因此，顏色革命並不是只會在阿拉伯世界上演，它也會發生在中國與俄羅斯。

這一次，我認為他們不會成功，但是我們仍然面臨切實的問題。我剛才部分解釋了目前俄羅斯社會對於後普京時代的猶豫和迷茫。而中國目前沒有這種不確定性，因為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長遠戰略規劃。但是，危險依然無處不在。在執政的精英羣體中存在着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和俄羅斯他們都被稱為“第六縱隊”。那些“第五縱隊”成員活躍在香港和莫斯科街頭的抗議者中，抗議着北京和克里姆林宮的政策，但是那些“第六縱隊”此刻正坐在北京、坐在克里姆林宮裏，耐心地等待一個時機來翻轉局面，顛覆多極化、讓政權重回西方的統治之下。

和警察發生衝的街頭示威者（圖片來源：IC photo）

在全球自由主義範式中，“第六縱隊”是一個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整合體，他們將俄羅斯和中國的主權主義執政思想視為實現理想中的單極世界的障礙。因此，他們能夠用一種內部的顛覆來回應由“第五縱隊”發起的顏色革命所釋放出來的信號。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不在於那些支持街頭“第五縱隊”的外部勢力，而在於自由主義者組成的“第六縱隊”所醖釀的陰謀詭計（在俄羅斯，這些人恰恰偽裝成忠誠於普京的樣子）。

**觀察者網：**根據俄羅斯的經驗，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反對分離主義？

**杜金：**俄羅斯歷史上長期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問題，因此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下面我想介紹其中一些給大家：

第一，靠實力説話。面對暴力，唯一的應對措施就是強有力的回擊。上世紀90年代，我們對待由西方勢力支持的車臣分離主義者時採取了温和的策略，結果我們幾乎失去了北高加索。這是一條錯誤的路，統一才是主流價值。條件、細節都可以談，但是暴力和完全的政治獨立從一開始就應該被排除。當機立斷是結束這一切的唯一選擇，這是普京在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勝利給我們的經驗。全中國人民的統一是最重要的價值，這一點不容討論。

第二，我們需要分裂抗議者的陣營。在抗議者中永遠有一部分人是誠實守法的，而那些企圖製造事端的邪惡挑釁者總是利用他們作為第三方勢力的工具。為了取勝，我們需要小心謹慎地區分這兩個羣體。我們應該接納前者，同時強有力地鎮壓後者。在大眾傳媒的宣傳策略上，我們也要立場鮮明：善良的人只是被邪惡的人所誤導，而那些惡人背叛了人民卻為人民的死敵而服務。

第三，我們需要將我們的勝利作為其他部分的勝利展示出來——這是好的一面。欲取之必先予之，這是一條定律。仁慈是勝利者的特權——首先你必須成為勝利者。

第四，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非常強大而富有潛力——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的傳統，比如儒家思想還有其他一些融合在一起——這種思想並非只屬於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人，而是可以被全體中國人民所接受。除此之外，“天下”概念使得很多其他國家和人民可以共享中華文明繁榮的成果，並且在歷史和文化的維度上找到很多共同點。因此，我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強調中國主張和中國夢的概念，用以説服香港人只有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才是唯一獲得勝利的途徑。

第五，我們應該吸取網絡戰中“圖片戰”的經驗和教訓。一張被PS過的圖片就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態度——顏色革命的專家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官方媒體和他們比卻差得很遠。“圖片戰”需要的不是龐大的人數、複雜的組織，而是需要創造力、才能和藝術——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也用一點後現代主義的操作技巧。圖片可殺人，圖片也可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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