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蔚：從47年前那一刻起，“港獨”便註定是一條死路
【文/ 吳蔚】
1 一封信堵死“港獨”路
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次年3月，時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向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遞上了一封信。信中提出：“香港、澳門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國家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於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中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因此不應列入反殖民宣言中使用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內。”6月15日，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通過決議，向聯大建議從“殖民地名單”中刪去了香港和澳門的名字。
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的中國代表團笑逐顏開。左為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右為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
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以99票贊成、5票反對（投下反對票的分別是：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及南非）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這項決議，為“香港、澳門問題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之事”奠定了國際法基礎。在那個反帝國主義、各殖民地雨後春筍般尋求獨立的時代，中國政府極具戰略眼光地料到了今後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從那一刻起，“港獨”便註定是一條死路。
2 問君東來意
1974年5月，時任英國首相希思訪華。會見時，他與毛澤東談及香港問題，毛澤東指了指坐在身旁的鄧小平道：“這件事就交給他們這代人去解決吧。”希思順勢將目光投向這位身材矮小卻目光如炬的中共領導人，此時此刻他尚無法預知，自己將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 這位見證中英建交的“單身首相”在往後的27年裏曾26次訪華。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新時期的三大任務：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從那時開始，解決香港、澳門、台灣等問題正式提上日程。
最先坐不住的，卻是英國人。
港督麥理浩以“新界地契續約”問題為由來北京“投石問路”，被鄧小平一眼識破。
1979年3月24日，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抵達北京，投石問路。3月29日，鄧小平會見麥理浩，港督先生開門見山地提出“香港的土地契約問題”，即“港英政府批覆的新界土地契約不能超過1997年，這可能會影響到香港未來的繁榮。中國政府是否同意港英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約？”
這是一個陷阱，鄧小平一眼識破。
香港的割讓要追溯到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三個不平等條約：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九龍、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半島北部及附近235個大小島嶼99年，即後來所稱的“新界”。港督麥理浩張嘴就提“租借”而來的新界，卻隻字未提“割讓”所得之港島與九龍，矇混過關的盤算溢於言表。
香港被清政府割讓的歷史進程演變。
鄧小平不愠不怒，微笑破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鄧公隨即又予以安撫稱：“即使到了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現在人們擔心的，是在香港繼續投資靠不靠得住。這一點，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請投資的人放心，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
麥理浩鎩羽而歸，卻並非毫無收穫 —— 英國方面首次聽到中國官方對香港問題採用了“政治解決”的新説法，後來他們逐漸清晰地瞭解到，這就是“一國兩制”。
3 “一國兩制”
港督投石問路，話匣子被打開了。麥理浩走後，鄧小平委託鄧力羣給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打電話：香港問題已擺上日程，中央應有一個明確的方針，請各有關部門研究並提出方案供中央參考。隨後，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經貿部等部門經過反覆研究，結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在1982年初將方案上報中央 —— “12條方針政策”就此浮出水面。
據鄧小平自己講，“一國兩制”的提出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而是台灣問題。
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代表中央發表講話，全面闡述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正式提出了“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的新概念。在這個被稱為“九點聲明”的基礎上，各有關部門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加上了：保留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長期不變，保持香港的法律制度基本不變以及外籍官員留用等若干內容，就此變成了“十二條”。
“十二條”的最後一條言明：上述方針政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50年不變。有人當面問及鄧小平：“50年不變的判斷從何而來？”鄧公答曰：“中國現在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在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達到了這個目標，中國也不算富，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這隻能算是我們雄心壯志的第一個目標。中國真正發展起來，接近而不是説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30年到50年的時間。如果説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個世紀的前50年裏中國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講50年不變，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它不只是為了安定、籠絡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密切關聯。”
40年後重讀鄧公此言，依舊振聾發聵、醍醐灌頂。
1979年經羅湖返回深圳的港客 （何煌友 攝）
1982年9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對解決香港問題的總體方案拍板定論。他講：“必須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區和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隨後他話鋒一轉：“我們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性來安排一切。如果這中間發生大的風波，我們對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時間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慮。”
鄧小平的英明不僅在於提出了“不變”，更是將未來可能發生的“變”早早計劃在內。
這一次，坐不住的，依舊是英國人。
4 踢到鋼板的“鐵娘子”
1982年9月23日，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展開首次訪華行程。出訪前，挾馬島戰爭勝利餘威的“鐵娘子”不顧英國外交部的反對，決定拒絕向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用時任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的話講“她就是擺出了一副好鬥且不合作的姿態前來處理香港問題的”。9月24日上午，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到了鄧小平。
這場載入史冊的歷史性會晤比原定計劃延長了50分鐘，長達兩個半小時，至今常看常新。
剛落座沒多久，撒切爾便拋出了所謂“三個條約有效論”，即《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生效，英國政府應該在1997年之後繼續管治香港。鄧小平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中國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無論以何種方式。”撒切爾隨即改變策略，以“中國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為籌碼進而“曉以利害”地威脅到：“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治。如果中國宣佈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鄧小平針鋒相對地回擊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和九龍。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箇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不遲於一兩年時間，中國就要正式宣佈收回香港這個決策。”至於撒切爾口中的“災難性影響和後果”，鄧小平指出：“如果説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説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就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與鄧小平的首場會談給“鐵娘子”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鐵娘子悉心準備的談判策略被鄧小平逐一擊破。在步出人民大會堂時，面色凝重的撒切爾若有所思，右腳高跟鞋跟在台階上磕了一下，不慎向前摔倒雙膝搶地，手中黑色的“愛絲普蕾”（Asprey）名貴手提包脱手而出。在側的中英人員趕忙向前攙扶，場面一時狼狽不堪。中方以禮待客，在當晚《新聞聯播》中沒有出現的這個鏡頭，卻在香港及西方引發了“現象級傳播”。有英國媒體甚至使用了《大英帝國“摔落”》的生動標題；“鐵娘子”遇上了“鋼鐵公司”的説法則在華夏大地上廣為流傳 —— “鋼鐵公司”是毛澤東給鄧小平起的“綽號”，意為“堅毅果決”。
巧合的是，鐵娘子摔倒的方向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巍然屹立。
《大英帝國“摔落”》
5 英國人的“亂港牌”
在與撒切爾的首次會談中，鄧小平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按鄧公的話便是談了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的問題，也就是‘一國’的問題；其次就是1997年後的安排，就是我們的12條方針政策，也就是‘兩制’的問題；第三就是1997年前的安排，就是過渡時期的安排，為恢復行使主權創造條件的問題。”當着撒切爾的面，鄧公嚴肅地提出了他的擔憂：“我擔心的是今後15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1982年的這場中英領導人會晤，讓英國當局意識到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堅定決心。從此，伴隨着中英談判拉開的序幕，英國人也開始籌劃攪渾香港、妄圖迫使北京做出讓步的“亂港陰謀”。
得不到的，英國人不惜親手毀掉，鄧公料事如神。
英國當局率先亮出的是所謂“民意牌”。在中英談判之初，英國方面竟然試圖將港英政府立法局及行政局的議員代表拉入談判，將中英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變成“三方談判”，而經過精挑細選的“兩局議員”雖然是中國人，卻是殖民政府的官員，立場十分“曖昧”。時任港督尤德宣稱：“他們代表的是香港。” 然而在談判中，一些“兩局議員”卻與港英方面唱起了雙簧，扮演着“雙機編隊”中僚機的角色。中方參與談判的周南一針見血地向英方抗議到：“你們這是玩起了‘以華制華’的‘三角凳’把戲。任何企圖把香港同胞與全中國人民割裂開來，似乎中國反而不能代表香港同胞的説法都是極為荒謬的。”時任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在回憶錄中承認：“港督尤德在談判中曾多次親自出馬策動香港社會中的親英人士出面，反對英國方面向中方讓步及妥協。”末代港督彭定康更為激進，他推動的所謂“政改”在香港大搞“突擊式民主”，被視為英國人在香港埋下的又一顆“定時炸彈”。
1984年6月，鄧小平在北京接見香港“兩局議員”代表。請注意鄧公的措辭：我歡迎你們用“個人身份”到北京。
挑動人民內部矛盾、煽動宗教民族對立，是英國人在殖民統治過程中屢見不鮮的卑劣手法。新加坡、印度均被大英帝國“埋地雷”、“灑釘子”，吃盡苦頭。
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牌”。香港作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對市場發生的波動非常敏感。1983年9月24日，一則“中英談判破裂”的假消息突然在香港滿天飛。隨即，銀行發生擠兑、物價飛漲、港幣貶值。這場被稱為“黑色星期六”的市場震盪帶有濃厚的“人為色彩”。中國政府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定力洞穿了英國人的圖謀。撒切爾連夜召集英國國家銀行行長與財政大臣商討對策，最終以“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方式穩住了港幣，也保住了英鎊的地位。
柯利達在回憶錄中寫下這樣一句：“無論如何，中國絕不容許將經濟的繁榮凌駕於其政治立場之上。顯然，我們遇到了一個危機，而中國人不會退卻。”
英國人試圖橫加阻撓的還有“駐軍問題”。1983年5月24日，一則“中共高層表態，香港不一定必須駐軍”的消息在香港及英國傳開。次日，鄧小平在會見來北京參加六屆人大政協二次會議的港澳代表時，罕見地將與會代表及記者們“留下來多説了幾句”。鄧公少有地措辭嚴厲：“有人説什麼香港可以不駐軍，這是胡説八道。為什麼不能駐軍？英國人可以駐軍，中國收回了反而不能駐軍，沒有這個道理嘛！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恢復行使主權反而不能駐軍，那主權體現在什麼地方？你們出去給我發個消息。”
駐港部隊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重要象徵
鄧小平發火的第二天，英方談判代表團團長、時任駐華大使伊文思緊急約見了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周南一句話甩了過去，英方隨即意識到此事再無“糾結拉鋸”之必要。周南説：“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歷時兩年共22輪的中英談判宣告結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與葡萄牙關於澳門展開的中葡談判一共只進行了4輪便取得突破。某種程度上看，中英談判讓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重新認識了中國。撒切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對英國而言，《中英聯合聲明》不是一個勝利，也不可能是一個勝利，因為與我們交手的是一個毫不妥協且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超級強國。”
6 不是尾聲的尾聲
冬季的英國朴茨茅斯軍港寒風凜冽，49歲的阿蘭·韋斯特海軍少將在“卓越號”航空母艦的艦橋上望着緩緩出港的艦隊。15年前，作為艦長的他在英阿馬島戰爭中失去了座艦“熱情”號護衞艦。阿根廷攻擊機臨空的尖嘯聲至今仍在他的夢中鬼魅般出沒，他清晰地知道那是一場被粉飾的慘勝，甚至是大英帝國的“迴光返照”。如今他的艦隊將駛往東方，那個曾經見證“日不落帝國”榮光的“皇冠上的明珠”。在海的那頭有一場慶典即將上演，而慶典的主人不是英國人。
1997年1月，英國皇家海軍派出由一艘輕型航空母艦、一艘船塢運輸艦、一艘導彈驅逐艦、四艘護衞艦及兩艘攻擊型核潛艇組成的特混艦隊，在海軍勤務船隊的簇擁下執行名為“Ocean Wave 97”的遠航任務。在航程的最後幾站，他們將前往中國香港，為一艘名為“不列顛尼亞”的皇家遊艇護航。遊艇上載着一羣失意落寞的人，捧着剛剛從旗杆上降下的米字旗。
“Ocean Wave 97”遠航任務中的皇家海軍特混編隊，在那之後英國度過了一陣“沒有航空母艦的日子”，直到“伊麗莎白女王”號下水。
150多年前米字旗帶着堅船利炮而來，150多年後米字旗躺在暮氣沉沉的皇家遊艇上返航。這艘43年高齡的皇家遊艇緩緩駛出維多利亞灣，它年邁的艦姿宛如大英帝國遠去的背影。
正如它的名字：不列顛尼亞，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最後的體面。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冒着傾盆大雨在香港各個軍營升起了五星紅旗。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三個女兒雨打梨花哭成了淚人，彭定康仰天眨眼試圖不讓眼淚落下。他縱然心有不甘，然而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卻無力承載這樣的不甘。
那一天還有許多人哭了，他們都是中國人。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參考資料：
1.《鄧小平年譜（1975―1997）》
2.《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3.《唐寧街歲月》-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4.《Experiences of China》-Percy Cradock
本文原載於“直新聞”，原標題為《47年前的一封信堵死“港獨”路》，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