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關税很可怕，但不確定性更要命
【世界下一步該如何走？
如果我們註定要面對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世界，該如何修補甚至構建新的世界經濟秩序？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看來，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讓這些都是本來不存在的問題，變得異常重要。漲關税對經濟的影響很可怕，但是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市場來説“更要命”。
他對中國的建議是“小心行事”。中國雖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距離世界領先國家還比較遠，最好的做法仍然是主動地推進改革開放，與其他國家保持合作共存的關係：
“中國要在世界舞台上發揮作用，但可能還是得一步一步來，悠着點。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儘量把自己的經濟問題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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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完全是背道而馳”
CDF【CDF Insight（論壇洞察）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推出的深度原創欄目（觀察者網注）】：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破七，美國財政部認定中國為“貨幣操縱國”，有評論稱中美的貿易戰升級為“貨幣戰”。您對於貿易戰中的貨幣戰怎麼看？
**黃益平：**首先，我不覺得中國會將匯率當作貿易戰的工具。從這一段時間看，央行的匯率政策還是比較穩定的。中國一直實行有管理的浮動，一方面給市場越來越多的決定權，另一方面儘量避免過度波動。
大概從2017年到現在，央行幾乎沒有直接入市干預外匯市場。這段時間的管理主要用的是逆週期因子，目的也是為了防止過度波動，主要是在避免貨幣的過度貶值。
前一段時間貨幣貶值的壓力，跟貿易戰也有關係。
一方面，美國增加關税確實對我們的出口造成了負面衝擊，對匯率形成了壓力。
另一方面貿易戰不停地打，讓預期變得非常不確定，這對經濟與匯率的預期都很不利。
所以美國指責我們操縱匯率，幾乎是完全不顧事實。因此，在國際上接受美國這一套説法的學者和機構非常少。
**CDF：**也就是説，美國政府或者特朗普的理解是反過來的，央行其實是在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或者繼續下行。
**黃益平：**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基本框架叫有管理的浮動，它實際上希望市場機制發揮越來越多的作用，同時不希望出現太劇烈的短期波動。
過去這段時間確實是有一些“管理”，但目的是為了避免過度貶值。
我不認為央行會直接將人民幣匯率作為應對貿易戰的重要手段，但貿易戰本身會導致人民幣出現新的貶值壓力，這個合乎邏輯。
如果央行真的主動用大幅貶值來應對貿易戰的話，我也不贊成，因為貨幣貶值，出口的競爭力會變強一些，但另外一方面會鼓勵資本外流，而這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
黃益平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
匯率對經濟的影響有兩個渠道，一個是貿易的渠道，一個是金融的渠道。過去傳統的看法是貨幣貶值對經濟增長有利，其實是從一種傳統的貿易渠道看，因為過去資本項目不怎麼開放。
但現在資本項目開放了，這個問題就變得非常不一樣。貨幣貶值會導致大量的資本外流，加劇貨幣貶值的預期，這對經濟的傷害可能遠遠超過益處。
曾經也有人提出來拋售中國目前持有的美元債券等，我覺得這些都不是理性的想法。
**CDF：**最近一段時間，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體和公開發言時提到，希望美聯儲加大降息力度。對於美聯儲在中美貿易戰中的位置，您怎麼看？
**黃益平：**客觀的説，雖然美聯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同時包括了匯率的相對穩定，但匯率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決定的，而不是美聯儲。
我認為美聯儲在貿易戰中沒有直接的作用，但間接影響肯定是有的。
比如，如果貨幣政策大幅度寬鬆，很可能會導致美元貶值。反過來，如果貨幣政策收緊，貨幣變得堅挺，短期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減弱，特朗普會認為這讓他在和中國的貿易戰中處於不利位置。
他的希望是貨幣政策變得異常寬鬆，這樣他打貿易戰就會少一些後顧之憂，也許也有利於他再次當選。
所以説，美聯儲對於貿易戰肯定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我不認為美聯儲會在貿易戰當中發揮直接的作用。美聯儲相對獨立，國會賦予它的職責就是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同時實現充分就業。與此相比，任何其它政策功能都是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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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帶來的最大問題是不確定性"
**CDF：**按照目前的預測，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是2.4%，距離特朗普在選舉時承諾的3%還有距離。在您看來美國經濟的前景如何？有人認為，問題不在於美國經濟衰退會不會到來，而是説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和程度到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黃益平：**我自己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比較擔憂。
總體來説，他似乎是希望對經濟提供一些短期刺激，但這些做法並不一定有利於美國的長期增長。
減税可以活躍經濟活動，但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是怎麼平衡財政收支。特朗普以前説要通過搞基礎設施振興經濟，基本沒落地，關鍵是錢從哪來。
他提出“美國優先”的口號，讓製造業迴流美國。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見到實質性的進展。
到底有多少傷害？有很多不同的估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貿易戰會對美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對消費、投資、生產都會造成打擊。
特朗普説的美國優先，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從根本上説，是他的很多做法違背市場規律，所以我現在對明年的美國經濟前景不樂觀。
**CDF：**有人總結特朗普的特點，一是短視，另一個是罔顧市場規律。
**黃益平：**其實特朗普最大的問題——除了短視和不尊重市場規律以外——或者説他給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造成的最大的傷害，是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貿易保護主義或者不合理的政策的影響是可以判斷、可以想辦法應對的。而特朗普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的做法，往往令人手足無措。
頭一天説“不需要中國”，第二天，又説和中國就要達成協議了。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如何做決策、如何配置資源？
對經濟來説，關税很可怕，但是不確定性更要命。有預期意味着可以應對，成本提高了，可以想辦法提高效率，或用其他辦法來對沖。但是如果政策有不確定性，朝令夕改，對經濟的傷害更致命。
**CDF：**您覺得上述問題會對金融市場產生什麼影響，您有哪些方面的擔憂嗎？
**黃益平：**這些問題當然會在金融市場上反映出來。金融市場會集中反映實體經濟的變化，對不確定性的擔憂，尤其會集中體現在金融市場的波動上。
其實我們早就看到，特朗普的推文經常會讓全世界的股市上下亂竄。幾乎每週都要來一次。經濟活動怕不確定性，金融尤其如此。
**CDF：**特朗普2016年上台到現在，對世界經濟格局造成了什麼影響？
**黃益平：**特朗普做美國總統，對世界經濟格局絕對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他上台的時候，世界各國已經出現了所謂的“逆全球化”的傾向。當然，這本身不是他造成的，他是這種現象的結果和集中體現，所以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特朗普頭上。
不過，他確實給現在的世界經濟局勢造成很大傷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剛才講的不確定性太大了；
第二個方面就是他實際上打破了過去運行多年的規則。
過去幾十年，世界一直按照這個規則在運行，但現在這個規則的主要創立者和領導者忽然開始拋棄它，這可能讓全世界都有點懵，不知道應該怎麼往前走。
舉個例子，過去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有APEC，美國有NAFTA。雖然各種秩序都有各自的問題，但大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往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方向走。大家的步伐不一樣，但是方向是一致的。
現在“老大”——起碼經濟上的“老大”——美國整天嚷嚷着要拋棄這些規則，比如特朗普整天威脅説要退出世貿組織。
對全世界來説，大家都要考慮：世界下一步該怎麼辦？
沒有美國當然也可以過日子，但它畢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更要命的是，它説要退，但也並不完全離開。怎樣修補甚至構建新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些本來不存在的問題，現在突然變成了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感覺，特朗普上台這幾年，對世界經濟造成很大的傷害，客觀地説，也沒有給美國經濟帶來多大的好處，甚至對美國經濟的傷害更大。如果將來美國真的從世界霸權的寶座上跌下來，很可能是從特朗普當總統開始的。
比如説G7，雖然是一個富人俱樂部，對其他國家不完全公平，但秩序很清楚，很多重要的國際問題是可以在G7峯會上決定的。
現在呢？今年的G7峯會會開完了，連公報都沒有。要麼美國自己放棄了領導地位，要麼美國已經失去了曾經有過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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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不能樂觀，但也不必過分悲觀”
**CDF：**目前這種狀態，或者説特朗普的出現對中國來説有可能是一種所謂的機遇嗎？
**黃益平：**特朗普的出現對中國來説絕對是一個負面的事情。
客觀的來説，過去穩定的秩序和全球化的環境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沒有這個有利條件，我們的經濟不會這麼成功。
所以，我們不要用幸災樂禍的眼光去看特朗普對世界經濟秩序的破壞。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更多地承擔一些責任？我覺得應該，也必須。
中國的經濟規模變得越來越大，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當然承擔的責任也要越來越多。尤其是目前國際經濟秩序出現混亂，中國應該發揮一些積極的作用。比如和歐洲、日本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儘可能地維持一個開放的貿易與投資環境。
但同時，我認為中國還是要小心行事。
客觀來説，雖然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無論是看開放度還是看市場化，我們離世界領先國家的距離還非常大。我們還沒有到可以領導全球化的地位。
目前來説，最好的做法仍然是主動地繼續推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然後和其他國家一起合作，維持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要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作用，但得一步一步來，不要一開始使力過猛，容易引發反作用。
最重要的還是要儘量把中國的經濟搞好，支持創新，實現可持續增長。
**CDF：**您對中國經濟未來預期如何？
**黃益平：**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因素非常多。我個人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擔心，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應該還是在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本身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當中。
另外加上貿易戰和美國經濟的不樂觀的影響，我覺得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也還是有的。即便我們採取一些逆週期的調節政策，這些政策的空間和效果都在減弱。
總體看來，我認為我們還是要對經濟下行壓力要有一定的思想準備。
**CDF：**您對中國有什麼建議嗎？無論從政策上或者是心態上。
**黃益平：**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依賴度還很高，關税本身已經讓我們的出口增長大幅下滑，更不要説中美貿易爭端在技術、金融領域的衝突會給我們的經濟前景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如果貿易戰還要繼續打，中國經濟的前景肯定不樂觀。
但也不必過度悲觀。
我其實也贊同官方説法，對於貿易戰，不想打也不怕打。
現在看來，可能也是沒有別的選擇。看美國朝野的情形，中美貿易戰很可能變成一個常態化的現象。
在經濟領域，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意見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龐大的雙邊貿易失衡。這個數字確實很大，但是產業鏈的結果，中國對世界的貿易已經基本平衡，指責中國其實不是很有道理。
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有一些政策做得還不夠好。比如説，中國一直是外國直接投資最大的接受國之一，但看我們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度的指標，在G20裏頭是墊底的。
所以我們確實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美方在貿易戰中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保護知識產權，開放服務行業，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干預，等等，這一些都是我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決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要要儘量爭取談一個好的結果，如果是一定要打，那也沒辦法，只能堅決應戰。但我最反對的主張就是主動地擴大貿易衝突，比如説主動發起金融戰。
我的最重要的一條建議就是進一步穩健地推進改革開放，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怎麼獲得的？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這條路其實還很長，無論是在國內市場化，還是國外開放方面，我們跟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距離還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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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前景：全面脱鈎不大可能發生
**CDF：**您曾説美國會追求經濟利益，不會對中國發動全面的冷戰，現在這種想法有沒有變化？
**黃益平：**沒有變化，我還是覺得中美之間發生全面冷戰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我們把今天中美之間的衝突和當年的美蘇冷戰做一個比較，可以發現三個方面的差別：
第一是美蘇當時首先是意識形態之爭。美方大多數官員與專家都認為，中美之間意識形態之爭並非主要問題。
第二個是當年美國和蘇聯之間完全沒有經濟來往。而中美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已經非常的深入，所以冷戰打起來代價會很大，所以也不容易打。
第三個是當時是蘇聯領着一幫國家、美國領着一幫國家，兩大陣營的對峙。現在很難説我們領着誰一起跟美國對抗，連美國現在都很難説他領着誰。全面冷戰缺乏國際基礎。
當然，我們最近看到了一些對中方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尤其是在戰略領域。兩邊搞戰略的原來意見對立就比較突出，現在他們變成了主流。所以在高科技領域、軍事領域甚至金融領域，中美間的衝突變得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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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國社會中不願意關係全面崩裂的人還是有很多的。很多人贊成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出一些經濟挑戰，但是不贊同他現在的這種做法，因為打擊中國的時候，本身也會嚴重打擊美國的經濟。有時候甚至都很難判斷到底對誰的傷害更大。
一個好的例子就是最近特朗普 “命令”美國企業撤出中國，當天美國商會就發表了一個聲明稱這是不可能的。
雖然現在美國各階層確實都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有意見，認為對美國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但經濟合作是雙方獲利的。其實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也是這樣。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半導體領域，美國的供應占了全世界的40%，而中國只有5%左右，所以美國在這一領域是絕對主導的。但從市場份額來看，中國佔據了世界市場的36%。
如果要對中國進行全面脱鈎，我相信是做起來比較困難。所以現在的預期應該是一個局部脱鈎，在一些領域，尤其是他們認為涉及到戰略、安全領域會出現脱鈎。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些理性的力量在儘量保證脱鈎是局部，而不是全面的。但不可否認，變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們對發生最壞的情形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和物質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