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偉：人類命運共同體化解“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至今，在全世界攪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風波。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公佈了執政後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給中國帶了三頂“惡帽子”，外界敏鋭感受到事情發生了一些本質性的變化。此後中美關係在中美貿易戰陰影的籠罩下逐漸轉冷。如何看待大國權力轉移的變量？新型大國關係出路何在？
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員常務副院長黃仁偉就此主講《大國關係向何處去：“陷阱”或“台階”？》。】
（文/黃仁偉）
2017年11月下旬，特朗普訪華，並與中國簽訂了價值2500億美元的訂單。12月18日，對中國很不友好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7》(以下簡稱《戰略報告》)出台，咋舌之餘讓人思量大國關係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美《戰略報告》是最新版“中國威脅論”
《戰略報告》是美國國會規定的每屆總統向國會報告國家安全形勢和戰略的相關內容。以往奧巴馬、布什和克林頓時期均是在任職兩年左右才出台這份報告，而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就出籠了。
《戰略報告》提高了“中國威脅論”調門
這份報告是最新版的“中國威脅論”。美方把中國的未來發展視為對美“亮劍”，他們扭曲中國的戰略目標：指稱中國要成為超越美國的世界最大強國，要搞制度輸出，要復興世界社會主義。於是，他們提高了“中國威脅論”的調門。
《戰略報告》是美國的一批強硬派、反華派和本土孤立派人士聯合撰寫而成。其中，強硬派主要來自美國國防部；本土孤立主義代表就是已經離開白宮的總統顧問班農；反華派也就是意識形態保守派，主要是傳統基金會、民主基金會等。
美國還在出台國防報告、核威脅評估報告、導彈威脅評估等一系列報告，這些報告共同構成了新的美國戰略體系。
《戰略報告》強加給中國三頂“新帽子”
《戰略報告》給中國戴了三頂非常重的新帽子，一是“修正主義國家”，指的是中國想要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與西方秩序。二是“戰略競爭者”，指的是美國在各個領域遇到了中國的挑戰，這種對峙、競爭狀態還會持續很長時間。三是“經濟侵略者”，聲稱中國開始對美國進行全面經濟滲透，進入美國經濟核心部門，試圖控制美國企業與重要技術。不用十年，中國不僅在總量上超過美國，對美技術差距也會大大縮短。事實如何呢？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的三分之二，2017年底美國經濟總量約為20萬億美元，中國約為13萬億美元，但兩者在質量上相差較遠。
1月26日，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演講，公開宣佈，美國要改變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美國認為，這些機構讓中國撿了大便宜，特別是中國加入WTO至今16年變得非常強大。所以，美國想要建立一套新的國際秩序框架。美國指責“中國是改變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真有些倒打一耙的味道。
未來美國戰略提出若干對華新概念
《戰略報告》還提出了未來美國戰略的若干新概念。**一是美國要重新思考過去20年對中國的“接觸”政策。**一些人認為，過去20年美國的對華政策出了問題，最大教訓就是幫助中國強大起來了。今後美國要回應來自中國的全球範圍挑戰，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為主兼及文化等各領域的挑戰，即所謂“戰略競爭者”。
**二是把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內容。**美國本土派認為，美國安全戰略中最脆弱的領域既不是軍事，也不是軟實力，而是經濟，這卻是中國最強的領域。美國將經濟作為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那麼未來中美經濟摩擦就不會少了。
**三是美國首次提出“印太戰略”，即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美國強硬派的目的一是在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區域投放主要軍事力量；二是扼住馬六甲海峽控制中國能源和貿易通道的咽喉，阻斷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主線；三是在南中國海保持所謂“航行自由”。
四是按照美國利益與價值觀改造現有的國際組織與多邊機構，實際上是針對中國在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中日益擴大的參與權、話語權和主導權。美國右翼勢力試圖以“民主價值觀”擴大同盟陣營，將世界劃分成專制與民主兩大陣營，實質上是要建立反華統一戰線。
中美關係是走入還是跳出“修昔底德陷阱”？
《戰略報告》的出台，是否會導致中美關係或大國關係走向衝突？是否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老牌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必然對抗甚至戰爭的規律，這即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關係零和博弈的簡單思維有害無益
如果依據“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必然走向惡化甚至全面衝突，世界前景將非常危險。近代以來崛起大國繼承現狀大國的成功例子只有一個，就是英國和美國。目前美國戰略界後悔壓制中國為時已晚，現在只能防備而無法管控中國，如果聽任中國進一步提高實力，美國就將淪為“老二”。
這種思維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中美關係的嚴峻性和相互依存度之間存在一個非常難解的矛盾。過去我們一直以相互依存為主題，而現在美國強硬派把相互對抗擺在首位，必然導致中美氣氛不斷惡化。
學術界把新老大國之間的關係稱為“權力轉移”，其中包含數量和質量的關係，以此把握權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五角大樓的淨評估辦公室，專門評估戰略對手與美國的得與失。其主要指標就是武器，更核心的則是技術。技術領先程度決定武器領先代際差距。美國戰略的基礎就是“唯武器論”。
從變量與存量關係看中美公共產品之爭
觀察大國權力轉移要從變量和存量的角度着手。從變量角度看，中國的GDP每年增長6%至7%，美國每年增長2%至3%，到2035年兩國GDP達到總量相當。從存量角度看，美國在2035年之前的經濟總量與人均產值還是世界第一。如果變量增長快，那麼存量就較快消失，反之，存量可以保持較長時間。
經濟是一個變量，軍事則是一個存量。在軍備武器方面，中國與美國差距還很明顯。如果中國經濟轉化為技術優勢的速度加快，就會縮小美國軍事的存量優勢。
影響力也是一個變量。目前中國的影響力不斷上升，美國雖有盟國，但有些盟國並不完全聽從美國。美國的軟實力仍然比中國強大，例如美國可以在WTO等國際組織中隨意改變規則，給中國施壓。
國際秩序作為變量，其改變有快有慢，有大有小。中國實行“一帶一路”是為世界各國提供公共品，而美元、美軍則是美國的公共品。中國與美國在國際公共品領域既存在競爭關係，也有合作關係，如國際反恐。
地位轉變不適症加大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
中國突然成為世界第二，而我們的能力、語言、各方面素質均表現出不適應的狀態。一是能力不適應。例如我們在國外創辦的孔子學院，本意是傳播、分享中國文化，卻被美國右翼將其政治化、妖魔化。二是心態不適應。在歷史上我國一直受西方列強侵略，長期遭受屈辱與壓迫的心態還未完全轉變過來。一個崛起大國仍然懷着弱國心態，容易放大對方的敵意。三是體制不適應。例如，中國是否可以大幅度開放金融市場，我們的體制是否已經成熟，一旦完全開放，能否抵禦外來的金融風暴？
**美國擔心自己淪為“老二”的焦慮和中國成為“老二”之後的不適應，兩種矛盾心理交織在一起，使中美關係比過去任何時期更為複雜。**二戰結束時，美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50%，美蘇冷戰結束時也達到了25%，目前，美國經濟總量佔世界比重為18%，中國佔12%，且還在上升。雖然美國正在下降，但下降速度很慢，還將在很長時間內對世界經濟、文化乃至安全進行操控。美國是處於下降過程中的“老大”。美國下降、中國上升這兩種趨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必然性，同時又充滿着不確定性。
按大國週期，中美戰略關係或將持續一百年
雖然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上升，但在很多領域都沒有話語權。目前的國際規則大多是由西方制定的，中國將充當遵守規則的體系維護者。同時，我們要參與那些新興的空白領域的規則創制，例如北極、南極、太空、深海、網絡等新興領域，其中存在着國際規則的巨大空白。
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國際規則的話語權。在《戰略報告》中，美國想盡辦法用規則管控中國，但也表示要對過時的規則進行修改。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修改規則的機會。
中美關係到底是走向戰略競爭還是戰略合作呢？如果是戰略競爭，那麼就要進入一個長期的中美相持階段，保守估計也將持續到2050年左右。如果我們在那時實現了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戰略目標，那麼就能跨過相持階段。兩國的戰略競爭關係或許會持續一百年，因為美國自身從崛起到成為世界霸主用了近一百年時間，英國霸權盛衰也是一百多年。一百年是世界大國的發展週期。
“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道領先美國戰略100年
中國怎麼辦？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即使美國提出了《戰略報告》，我們還是要堅持這兩個目標。美國這個報告的核心就是美國利益高於一切，把“美國利益至上”作為所有的是非、價值判斷標準。這是美國所有戰略錯誤產生的根源。
“美國利益至上”，長期是對自身的損耗
一般認為大國競爭取決於實力。美國戰略的目標和能力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空白，這是美國能力面臨的最大制約。從亞太擴展到“印太”，需把在中東、西歐、地中海的力量都調過來，那麼美國還有全球戰略嗎？
美國要把中美之間所有經濟紐帶切斷更是不可能。如果拒絕中國商品，美國的消費品平均價格要上漲10%，美國人的人均工資上漲就不止10%，就會通貨膨脹。如果切斷來自中國的投資，美國就會面臨更大的資金短缺。特朗普企圖靠減税把美國公司吸引回國，這些全球跨國公司就會變成本土公司了。資金的全球流動是有規律的，特朗普的減税政策可能奏效一時，但是改變不了大趨勢。
美國要從“鼓勵”中國轉變為全面孤立中國，也是做不到的。所謂“鼓勵”中國是要和平演變中國，是為了根本改變中國的制度，不然就孤立你。目前美國的盟國都在和中國搞好關係，法國總統、英國首相紛紛訪華。菲律賓、韓國和日本、澳大利亞，都不想失去中國市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鶴在達沃斯論壇講話，宣佈中國要進行金融資本市場大開放，這就更具有吸引力。
美國的三張牌：美國利益至上、孤立中國、以經濟為核心的安全戰略，我們都有破解之道。美國戰略現在變成政治掛帥，強調價值觀、強調軍事優勢，這些都是巨大的實力消耗。
“絲路金橋”雕塑裝置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之道領先於美國戰略100年
大國關係走向取決於大國領導人的戰略思維。
首先，中國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就站在了道義的制高點，遠遠高於美國的“美國利益至上”。
其次，新型國際關係強調合作共贏，而非零和思維。這一點我們堅持不懈。有人指責中國在吉布提搞軍事基地。但基地本身不是用於軍事進攻，它只是後勤保障基地。打海盜、保護航線，是國際社會的需要，也是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品。
再次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幾十年後，四條經濟走廊、三條陸線、三條海線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虛實結合的市場網絡。這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一個最大的國際公共品，把世界上處於發展、落後的國家都帶到這個網絡中來。這是中國版本的2.0版或3.0版全球化，那麼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有實實在在的承載了，新型國際關係就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一帶一路”這三個概念是連成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理念，新型國際關係是戰略，“一帶一路”是實踐，三者缺一不可!
美國的戰略思維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一戰、二戰、冷戰時期形成的戰略概念，中國是21世紀初全球化時代各種利益匯合而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否超過、領先美國一百年？誰的戰略思維領先誰就佔據戰略主動權。
以國內的漸進改革思路進行國際秩序改革
中國走入了新時代，世界國際關係也將進入新時代。
我們的思維超越美國的盟國體系，美國的盟國體系用不着我們去拆散，它的離心傾向在不斷加深。我們主動構建全方位的、各種層次的戰略伙伴關係；其次用我們國內的改革開放來帶動世界的市場網絡；第三，我們不搞制度輸出，堅持世界是多樣化、多極化；第四，我們堅持參與全球治理，並且越來越積極。中國國內改革一直是在漸進過程中進行。如同上海造高架路，半邊在修半邊在通，新路要修老路不能斷，新路修好老路就變新路了。我們對世界秩序的改革也要遵循中國國內改革的經驗和模式。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美國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美國，這是一個基本道理!秉承這個道理，我們就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有“兩手對付兩手”，只要我們有一手在準備，美國就不會輕易動手，我們就贏得了繼續發展的時間。
我們還是繼續走這一條發展共同利益的道路!要繼續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我到雲南瑞麗調研，那裏有五萬緬甸人在此就業，月薪一千元人民幣，高於緬甸國內五倍，我們在中緬邊境建醫院、建學校，這就叫共享發展機遇，這就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領袖們的三句話奠定了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
最後讀三句語錄。毛主席教導我們“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現在依然有用，美國的極右派、反華派也是紙老虎。
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講“中美關係終究要好起來才行”。1990年那時中國有多少實力？為了保住中美關係大局我們很多東西都讓了，最後我們強大起來了。
習近平講“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這句話也是經典。美國右派要搞壞中美關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按照這三句話來判斷，我們既不怕事也不惹事，既不害怕美國也不主動挑戰美國。五星紅旗和星條旗還是要共同飄揚在世界上空！
《大國堅守：中國外交在十字路口的歷史抉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
（2018年1月27日，第119期文匯講堂邀請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員常務副院長、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庫學術委員會主席黃仁偉主講《大國關係向何處去：“陷阱”或“台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員常務副院長、中央電視台國際問題評論嘉賓阮宗澤擔任對話嘉賓。文字整理李念、金夢。本文已收入《大國堅守：中國外交在十字路口的歷史抉擇》一書，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