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很多人指責我將右翼民粹崛起的責任推給左翼，但我並沒有-弗朗西斯·福山
【文/ 福山】
我曾提出，左翼是極右翼身份政治的先驅，這一觀點被人批評是在推卸責任。然而，這種解讀是片面的。我對此的反駁是，身份政治內在於民主精神，紮根於現代性本身。理解極右翼對身份政治的利用能夠讓我們有效作出回應。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裏，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擴展民主的領域，如何從威權政府走向民主政府。但是，2016年，情況突然發生了改變。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令人擔憂的事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公民投票支持脱歐。這兩個事件都出現在全球環境正在發生變化的背景下。
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舉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自1989年或者1991年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日益發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及其在歐洲、北約和遠東的盟友促成的。該秩序有其經濟上的組成部分，即自由貿易體系：商品、人員、服務、觀念和投資跨越國際邊界的自由流通。它也有其政治上的組成部分，即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這的確是一整套非常成功的倡議。
在這個時期，民主國家的數量從1970年的35個上升到最高峯的115個或者120個，這主要取決於你如何定義民主國家。到了200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的全球產量翻了兩番。在幾乎每個方面，經濟條件都越來越好：這不僅體現為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收入的增加和中產階層的崛起，而且表現在生活質量方面，例如兒童的健康程度——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所有這些都在2000年代中後期的某個時刻翻轉了過來。最令人擔憂的情況是，民粹主義在老牌民主國家——實際上就是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內部興起。在我看來，弄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至關重要，因為整個第三波民主化看起來正在被摧毀。
一、定義
現在，人們對民粹主義有着多種理解。本文只簡要談及其中的三種，因為能夠區分這三種理解非常重要。
第一種定義是經濟層面的：民粹主義者是那種鼓吹在短期內深受大眾歡迎、但是從長期來看將導致災難性後果的經濟政策或者社會政策的領導人。比如在委內瑞拉，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免費開辦眼科診所和發放食物；汽油價格每加侖不到一毛錢。但是，這些措施都是不可持續的：2014年石油價格暴跌。
第二種定義關注政治風格勝過其他任何東西：民粹主義領袖試圖展現個人魅力，喜歡説“我和你們——人民——有着直接聯繫”。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民粹主義者成為事實上的反建制派。民粹主義者宣稱：我代表你們，現有的所有其他組織機構，如法院、媒體、立法機構、官僚系統等統統都在阻撓我把你們想讓我給予你們的東西交給你們。民粹主義者與所有這些機構為敵。它導致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中民主的部分攻擊其自由的部分。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中自由的部分都是制度性結構，是試圖限制行政權力的制衡機制。民主制不僅僅是大眾選舉，它也是對少數派權利的保護，還包括真正反映民眾意志的温和政府。民粹主義者傾向於威權主義政治，這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有組織機構礙事。當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黨提名時，他在演講中説了這樣一句引人注目的話：“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這個制度，這也是為什麼只有我才能挽救它。”阿根廷前總統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1940年代可能也會説出這樣的話。
第三種定義是，當民粹主義者宣稱“我支持人民”時，他們所指的通常不是全體人民。他們所説的人民是某一特定類別的人民，通常以種族或民族來定義，並且常常依照傳統文化價值觀或者傳統的民族身份認同感來劃分。這通常與該國的實際人口並不完全對應。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曾露骨地説，匈牙利的民族身份就是匈牙利族人。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是匈牙利族人，你就不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如果你是生活在匈牙利之外的匈牙利族人——有很多這樣的人，你就是該國的組成部分。顯而易見，這種説法是有問題的。
匈牙利總統維克多·奧班
所以，這使得我們能夠在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之間作出區分。查韋斯是典型的第一種民粹主義者：經濟民粹主義者和左翼民粹主義者。根據第二種定義，他也是擁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但是，第三種定義並不適用於他，因為他並沒有對“誰是委內瑞拉人”持有一種種族層面的理解。奧班持有民粹主義經濟政策，他還試圖成為一個鼓動者，一個擁有個人魅力的領袖。當然，他對誰有資格成為匈牙利人有着非常嚴格的看法。有一大串新近崛起的領袖們都屬於這一類別，我們都對他們很熟悉。他們就是匈牙利的奧班、波蘭的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gan）。意大利也有一個民粹主義者聯盟，拉美則推選出了他們的第一個北歐風格的民粹主義者領袖——巴西新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拉美大部分民粹主義者一直與南歐的民粹主義者相似：有左翼色彩，在民族觀念上沒有排他性，更多是經濟民粹主義者。但是，巴西已經決定隨波逐流，選出了一位擁有種族偏見的領袖，他對這個國家應該是什麼樣子似乎有一種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認識。這是區分左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屬於第一種和第二種民粹主義者）與右翼民粹主義者（他們屬於第二種和第三種民粹主義者）的方式。
二、解釋
為何這一現象出現在2010年代的中期？我認為，這主要有三大類原因。首先，就像關於這一議題的傳統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其原因在於全球經濟。如果在大學裏選修過貿易課程，你可能學到的是，自由貿易提高了所有參與者的收入水平：人人都變得更富有。如上文所説，在30年時間裏，世界經濟產量翻了兩番。關於這一點，經濟學家的説法是沒有錯的。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富有了。事實上，如果你是富裕國家裏技術水平低、受教育少的工人，你很可能被貧窮國家中具有類似技術的工人擠掉飯碗。
這種事一直在發生。由於外包和國際競爭，在1990年代東歐劇變之後真正開始強化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體系導致很多工作從富裕國家流向了其他地方。這也導致原有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經濟狀況變差。比如，在美國，從1990年代後期到2015年，在收入分配中90%的民眾的平均收入實際上稍微有所下降。如下情況是非常顯著的：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人們的收入減少了。對男性而言，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加倍的，因為在收入減少的同時，我們也正在從一種工業經濟轉向一種服務型經濟，而女性在服務型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更大。因此，男性工人丟掉了在工廠的工作，只好到快餐店烤制漢堡，掙的錢可能比他父親甚至比他祖父還少，而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卻成為養家餬口的主力。男人遭遇收入和地位的雙重喪失。我想説，這是解釋民粹主義現象的傳統觀點。
第二個解釋與政治有關。從一開始，民主就被指責為它會產生弱勢政府，民主體制難以高效地作出決策。民主中充斥着辯論不休的議會、各種結盟和利益團體以及遊説活動，所有這些都使得民主社會很難具有決策力。因此，很多普通人強烈渴望出現一位強人領袖，他能克服所有這些障礙，快速作出決定，把事情辦好。
在美國，我們認為有錢的企業家就是這樣的領袖。所以，美國一直存在從商人中挑選出領袖的趨勢。而對於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而言，企業首席執行官的經歷往往是其受過的最糟糕的培訓，因為企業實際上帶有相當濃厚的威權主義色彩，尤其是家族企業。但是，很多人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將成為真正強悍的領袖，如日本的安培、印度的莫迪和美國的特朗普。
第三個原因是文化上的，這與身份認同有關。我認為，一直存在一種過多強調經濟動機的重要性、而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意義的趨勢，因為事實是，這最終是關於身份認同的鬥爭。
三、源頭
那麼，身份認同是什麼?“identity”（身份認同）這個詞一直到了1950年代才開始被廣泛使用。心理學家埃裏克·埃裏克森（Erik Erikson）是最先使用這個詞的人，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很古老的概念。正如我在自己最新出版的書中所説，該詞可以追溯到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使用的詞“血氣”（thymos）。它是靈魂中渴望得到尊重和承認的那一部分。我們不僅僅渴望擁有食物、飲料或者房子等物質，還渴望他人對我們作出應有的評價。蘇格拉底説道，難道不存在根本不關心物質利益而是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的靈魂的第三個部分？因為尊敬與情感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它在很多方面難道不能戰勝對物質利益的慾望嗎？如果你沒有得到自己覺得應該得到的那種尊重，你會感到生氣，這會驅使你採取暴力行動，讓你參與政治活動，讓你去做很多別的事。
現在，人們對身份認同的理解稍微有些不同，因為血氣是人類的普遍特徵：在某種程度上，人人都有血氣，而且它存在於每個歷史階段。但是，身份認同有一個很特別的現代版本，在我看來，它是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裏真正開始形成的。路德説，在上帝的眼中，真正重要的是你內心的信仰和信念。上帝並不在乎天主教教會的所有這些禮儀形式，也不在乎你念經時是否數了念珠，是否去參加了彌撒，或者你是否遵循了天主教教會的教規，因為上帝關心的是人們的內心信念。那才是真正能夠拯救你的東西，才是基督教的信仰。你周圍的整個社會可能是虛假的、錯誤的或壓迫性的，因為它否認了作為信徒的內在自我的真實性。除了你之外，唯一能看到這一點的是上帝。在一定程度上，這建立起了對身份認同的現代理解，即我們自身的內在價值比周圍社會對我們的評價更重要。在前現代時期，人們可能説，雖然很難，但你必須遵守規則。社會既然確立了這些規則，那我們就邊成長邊認識到必須遵循這些社會規則。現代的人們可能這樣説：“不，那不對，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內心的自我，社會的其他方面是錯誤的和虛假的，那正是需要變革之處。”
身份認同後來又有了新的版本，尤其是盧梭的版本，他認為整個歷史過程實際上讓我們成為了一羣不誠實的人，它製造出這些外在規則來壓制內在的自我。而我們的目標（自我實現）是真實的內心自我的出現。
如果我們思考這一點，這就與很多現代社會運動聯繫起來。在很多方面，“我也是”（Me Too）運動就有同樣的結構，也就是與對內在自我的尊重有關。與性騷擾聯繫在一起的議題是什麼?它與男性沒有把女性作為完整的人來尊重這一事實有關。女性具備知識、能力和道德品質，但是男性只關心其性屬性，這是對女性的貶低。但是，這是一種現代的觀點，因為我們從中吸取的教訓不是女人應該學會如何與人相處，而是內心自我是有價值的，社會必須做出改變。這正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男性正在經歷一種文化上的再學習過程，他們正在認識到自己的法則並不等於正確的法則，我們需要一套不同的男女關係法則，這種法則要尊重完整的人的尊嚴。這是對身份認同的現代理解，它已經為過去200年或300年的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提供了動力。
如果認可我對身份認同的理解，那麼身份政治的最初表現就是民主本身。2011年，你可能聽説過突尼斯一個賣菜的小販穆罕默德·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他的手推車被女警沒收了，他就到主管官員的辦公室詢問：“我的手推車在哪裏？為什麼把我賴以生存的傢伙拿走了？”沒有人給他答覆。這個女警還啐了他一口，他對於不能得到政府的答覆感到如此絕望，以至於採取了自焚的舉動。這件事引發了阿拉伯之春，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很多人從布阿齊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突尼斯政府，也就是本·阿里（Ben Ali）的政府沒有給予布阿齊茲一個人應有的尊重。這就是埃及、利比亞、敍利亞、也門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有數百萬人take to the streets的原因。
阿拉伯之春中，遊行示威者在解放廣場附近的街道兩邊抗議並掀翻了燒燬的汽車。圖片來源：Julian Simmonds
像新加坡這樣的温和的威權主義政府把公民當孩子一樣對待：政府認為它更清楚公民的利益所在。在糟糕的Dictator，那裏，情況則要糟糕得多：你根本不是一個人，而只是政府可以用來達成自己目的的歷史機器中的一個部件。自由主義民主實際上通過賦予我們權利而承認我們，承認我們的尊嚴。我們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因為政府充分尊重我們，從而給予我們選舉權這類的權利。
普遍承認公民在道德上是平等的，這是我認為所有人都珍視的民主的核心。公民是平等的行為主體，就像美國的《獨立宣言》所説，“人人生而平等”。不過，還存在其他不平等的承認形式（form of recognition）。事實上，這種普遍的自由主義的承認形式從一開始就與其他重要的政治承認形式（即民族主義）展開着競爭。這兩種思想趨勢同時直接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一方面，法國革命與世界上所有人的權利的擴展有關。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國民族主義的體現。這是第一次現代民族主義運動。法國人渴望保衞自己的國家免受歐洲列強的侵略，將外國人趕出去，擁有一個他們能自己掌控的國家。在整個19世紀，對承認的自由主義解釋都在與民族主義的解釋展開爭鬥。在1848年的德國，出現了一場自由主義革命，但這也是德國人的民族革命。從那以後，對承認的這兩種解釋定義了德國的歷史。最終，一種非常具有攻擊性的、不寬容的民族主義形式在很多國家紮根，導致了20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對身份認同的這種民族主義理解如今在很多國家開始死灰復燃。
我要説的是，伊斯蘭主義也可以被解釋為在追求承認。我認為，對很多為伊斯蘭國而戰的歐洲年輕的穆斯林來説，情況尤其是如此。他們面臨真正的身份認同衝突。他們出身於移民到法國、荷蘭或德國的家庭，對父母的宗教熱忱感到不舒服，認為這些過於老舊和傳統，但是他們也沒有感覺到很好地融入了所生活的社會。在回答“我到底是誰？”這一問題上，他們遭遇了一種使其與社會疏離的無能為力。伊斯蘭教主義者所做的就是宣稱：“我將告訴你你是誰：你是一個令人自豪的穆斯林，你是大烏瑪（ummah）的組成部分，我們正在全世界受到迫害和蔑視，你能為此做些什麼，你能加入進來回擊他們，讓伊斯蘭再次成為令人自豪的文明。”這種斷言是複雜的，因為我認為，有些伊斯蘭教主義者的確是由真正的宗教熱忱和虔誠所驅動的。但是，其中很多人也是受到如下渴望所驅使的，渴望知道自己是誰，渴望接受一種身份認同的形式，它能使自己與某個共同體融合起來，給自己一個家和一種歸屬感。這些都是爭取承認的鬥爭的不同變體。
四、轉變
在20世紀的進程中，自由主義社會中出現了一種特殊形式的身份政治，這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瞭解現在發生的情況。這就是人們在抱怨身份政治時所指的那種身份政治。但是，它真正出現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當時發生了若干重要的社會運動：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代表殘疾人的運動以及LGBT運動等。所有這些羣體都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羣體。在1960年代早期，社會以白人和男性為主。因此出現了爭取社會正義和承認的鬥爭，旨在擁有平等的就業權利以及法律上的人人平等。所有這些運動針對的都是現實的社會弊端，它們對於糾正這些弊端（比如種族隔離）非常重要。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身份政治的現有形式發生了某種變化。這就是左翼政黨思考不平等問題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在20世紀，人們常常通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不平等，在歐洲尤其是如此，在這一視角中，重大的鬥爭是在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展開的。在20世紀的大部分發達國家，無產階級是白人，準確地説，是白人男性。這是左翼想要給予幫助的羣體。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關於不平等的理論開始更多關注婦女、少數族裔和其他族羣。很多左翼政黨開始與白人工人階級脱離聯繫，而在20世紀，他們曾經一直是左翼政黨的核心支持者。比如，在1930年代的美國，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時期，大約80%的南方農村白人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他們支持更具左翼色彩的候選人，因為這種候選人將採取再分配政策，從而幫助他們改變經濟困境。
但是，隨着不平等概念在身份指向方面開始發生轉變，民主黨開始與傳統白人工人階級脱離聯繫。所以，他們開始倒戈，轉而投向了共和黨。
現在我想明確地表明：很多人指責我將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責任推給了左翼，但我並沒有這樣做。我只是試圖呈現如下一段歷史，即在我們看待左翼和右翼的方式發生演變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有很多原因，經濟原因當然也在其中。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是右翼借用了左翼的身份認同概念。50年前，如果你是一個美國白人，你很可能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白人。你可能只是想，我是美國人，因為美國人就是這個樣子。今天，我們看到那些白人民族主義者在宣稱：“我是正在受到精英歧視的多數人中的一員，我屬於一個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特權的羣體。這一切都是真正享受特權的人，即大學、媒體等機構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所以，身份認同——身份塑造的過程——已經從左翼轉向右翼。造成這一點的不是左翼，而是對受害者情結的共同理解從左翼轉向了右翼。
我想強調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人認為自己遭到了忽略或蔑視的認識是準確的。存在一種傾向認為，民粹主義選民是一幫種族主義者和排外分子。的確，他們是曾經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而現在正在失去某種主導地位的白人。他們對這種地位的喪失感到怨憤，試圖恢復從前享有的那種社會地位。但是，我認為，瞭解他們確實有其原因這一點也是重要的，他們的確受到了精英羣體的忽略和蔑視。很大一部分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實際上追隨着黑人工人階級陷入了一種社會動盪中，如果我們看到了白人工人階級身上發生的這類事情，他們的怨憤就顯得更加合理了。今天，在低技能白人工人階級中，單親家庭的數量在高速增長，貧窮白人社區的犯罪率在上升。近年來，最近這些年阿片類藥物的泛濫導致7萬多美國人死於非命，事實上降低了美國白人男性的平均壽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很難説這些人沒有做極端糟糕的事。
但是，身份政治的文化方面特別令人感到惱火。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有一本非常好的書——《自己領土上的陌生人》。她採訪了路易斯安那州農村地區的很多茶黨選民，她提出瞭如下隱喻——該書中的核心隱喻——這些人將自己看作是在排隊，遠處有一扇門，門上寫着“美國夢”。他們要養家餬口，每天出去工作。突然之間，他們看到有人插隊。有些人是黑人，有些是女性，有些是HOMO者，有些是敍利亞難民。而幫助這些人插隊的人竟然是你我這樣的人：受過教育的人，藝術界、媒體和老牌政黨中的人，從來沒怎麼注意過他們的人。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居住在都市、見過世面的人構成了現代社會的精英，我認為這些精英在那些教育程度低、居住在中小城鎮、持有更加傳統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的人面前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後者對於這種蔑視感到怨憤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本文將在此處得出結論。對移民正在奪走我們的國家身份認同這一點的擔憂是真正將所有新民粹主義運動統一起來的核心問題。在他們看來，移民成為重大政策問題的原因恰恰在於，他們認為自己曾經定義了國家身份認同，而現在情況不再是如此;現在，國家身份認同不僅遭到移民的破壞，而且受到支持移民和希望移民進入的精英的破壞。這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嚴峻的政治考驗。
那麼，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也是我經常被問及的問題。不過，這問題很難回答。我認為，只有在我們對該問題進行了適當的分析，帶着某種同情去嘗試理解到底是什麼驅使人們投票支持這些政黨之後，我們才能開始着手解決這個問題。這一問題與我們息息相關，因為它們實際上與自由主義民主本身有關。這些政黨並不是民主的威脅，但是它們的確代表了對自由主義民主的威脅，即對法治的威脅。這就是在匈牙利、波蘭和美國日益惡化的現狀。這樣的發展真的讓我們所有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本文為弗朗西斯·福山2019年3月7日在埃斯特基金會於維也納舉行的會議上的演講稿。翻譯/吳萬偉、羅亮（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