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珠三角——新崛起的未來全球最大城市羣-貝恩哈德·桑德
【文/貝恩哈德·桑德，翻譯 觀察者網/武守哲】
夜幕垂了下來，空中閃爍着的繁星撕裂開厚厚的雲層，讓它覆蓋下的港灣透出橘黃色的暗光。站在橋面上，你會疑惑橋的那一頭到底通往何處。海平面上矗立着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700萬人口的香港，它的北面不遠處卻有個1300萬人口的深圳，旁邊還有800萬人口的東莞和1500萬人口的廣州。
在白天的塵霾中，這座大橋依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晰，遠遠地探出公開水域之外。它是連接香港大嶼山、澳門和廣東珠海的大型跨海通道，名叫港珠澳大橋，全長55千米，蜿蜒覆蓋的整個區域就是珠三角——全世界最大的大型城市羣。港珠澳大橋的設計壽命有120年，能抗擊烈度很大台風，這“鋼鐵長城”就像一座紀念碑，象徵着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的崛起。
港珠澳大橋（圖源：明鏡週刊）
中國長達40年的經濟奇蹟就肇始於這片區域，當年的小漁村變成了大城市，大城市又進一步連成了城市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珠三角人口規模不過1600萬左右，而今則超過了7000萬。
珠三角的面積看起來並不大，比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立陶宛還要小，但是輸出的經濟總量則比整個俄羅斯還要多。如果珠三角區域可以算作一個國家的話，它的經濟總量可以排到世界前20。
即便如此，目前的珠三角仍無法匹配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野心。今年二月份中國共產黨在制定珠三角經濟規劃時指出，必須要向東京、芝加哥和舊金山這些日美大型城市羣吸取經驗，打造成全世界最先進、最開放的有中國特色的港粵澳大灣區新型大城市羣。美麗的珠江就像一條綵帶，把各個城市連在一起。
珠三角——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羣
陳亞雷（音）來自珠三角的北部城市——廣州。他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是1993年，那年他才15歲，當時他和一羣天才少年們一起去參加數學競賽。“現在想起來仍感覺非常魔幻”，他回憶説，“那時的香港是如此發達和先進，連空氣都是完全另外一種味道，我感覺自己去了另一個世界。”
今天的陳亞雷已經41歲了，他在香港當一名金融諮詢師，每天在珠三角的各個城市中來回穿梭。他説：“今天的香港看起來太小了，而且很老舊，生活成本也很高，再看看深圳和上海，香港已經落後了。”
改革開放之初，香港處在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最前沿地帶，作為“通風口”嚐盡了各種政策優惠的甜頭。幾十年下來，陳亞雷認為香港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再享受以往的增長紅利：“整個大灣區的崛起讓香港的地位變低了，但是如果從中國經濟的整個構架上看，珠三角提供了一個相當經典的經濟模版，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中國的領導人們喜歡制定長遠的大計劃，其中一些計劃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比如有着千萬億投資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比西方的預判要順利的多。19世紀的巴黎大區，20世紀的紐約都是大城市區發展的成功模版，中國能移植他們的成功經驗嗎？
如果仔細觀察大灣區九個最大的城市和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區，其中的差別相當微妙。深圳已經成長為了中國的硅谷；製造業重心東莞能產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牛仔褲；全世界超過一半的電冰箱和空調都產自佛山。而香港則是亞洲的金融中心之一，澳門的博彩業的營業額也早是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六倍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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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光中的深圳（圖源：明鏡週刊）
但現在中國經濟處在轉型期，和美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對抗也迫使中國必須轉變其經濟發展模式：中國不能再滿足於充當世界工廠。企業必須要更有創新能力、效率和競爭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企業必須要在技術上搞清楚產業升級的原發動力，當然也離不開和全球金融圈的融入和操作。
對香港和澳門來説完全是另一種情況，雖然它們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做了主權移交，迴歸了中國，但是保留的原有的政治、税務和法律制度，增加了治理的複雜性。
如果珠三角算成一個國家，它的經濟規模目前可以進入世界前20，陳亞雷説：“香港本土的年輕人目前比較鬱悶，因為他們的工作機會和大陸相比要少。”
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珠三角可否能做到無縫銜接式的社會一體化？香港和澳門可否一方面保持自身特色，同時又可以和其他十一個珠三角城市展開有力有序的競爭？
在歐洲，某些城市羣發展到一定規模後人口增長就停滯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和菲律賓在城鎮化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甚至有了反城鎮化現象。總人口已經達到7000萬的珠三角，即便是有一整套強有力的頂層規劃，它的發展潛力還有多大？
世界四大大型城市羣對比：大灣區GDP總量1.6萬億美元，面積5.6萬平方千米，人口7100萬；舊金山灣區GDP總量0.8萬億美元，面積1.79萬平方千米，人口770萬；紐約城市羣GDP總量1.7萬億美元，面積2.15萬平方千米，人口2020萬人；東京城市羣GDP總量1.8萬億美元，面積3.69萬平方千米，人口4400萬人。
我親自到深圳和東莞走了一圈
深圳某一天早上9點30分，氣温23.4度，pm2.5數值為34，稍稍超出了空氣被定義為“優良”的底線，我乘坐的列車是每小時293公里，這是每日通勤車的正常車速。
深圳市龍崗區的居民約有430萬人，早上10點30分人口密度達到最高，這時城市電子地圖上該地區自動標註成了紅色，而鄰近的區則是黃色和綠色，這是標識人口流動的不同顏色區間。
本文作者桑德坐上了廣州去深圳的高鐵，體驗了一把中國速度
以上所有數據，都會在龍崗區智慧中心的中央控制大廳中顯示出來。智慧中心可以和市民的手機聯網，在中心的大屏上可以清楚看到城區內的警情集中區域以及高發時間點，據此可以真正實現案件的提前預警和即時反應。自從實施智慧警務以來，在深圳居住人口最多的龍崗區全區的刑事治安總警情下降了29%。
2017年，龍崗區派出所接到報警，報警人是一對夫婦，説一名叫軒軒的三歲孩子丟失了，疑似被人拐走。警局通過大數據中心的人臉識別和監控鏡頭，幾十秒的時間就鎖定了犯罪嫌疑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火車上抓住了罪犯。
在智慧中心的支撐下，龍崗區各行業業務系統實現了全面聯動，涵蓋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加速了政府職能的服務化進程，不斷減少社會矛盾，持續降低惡性事件比例，為城市發展營造了一個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超大型的網絡企業騰訊，通訊巨頭華為和汽車業的領軍品牌比亞迪聯合力圖打造一個人工智能的智慧城市樣本。在未來，像龍崗區的城市生態羣會越來越多。
深圳是伴隨着鄧小平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新型經濟城市，如今它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鄰近的香港。深圳可以説是近40年中國經濟起飛的模版城市，而且相比上海和北京，深圳的城市發展路線相對來説更穩定一些。比如説幾年前深圳市政府打算把22000多輛出租車都逐步換成電力驅動，到2019年初，這個計劃基本已經完成，深圳正在變得更加乾淨和安靜。
36歲的Eric Pan是“創客潮”柴火空間的負責人，為各行各業提供原型開發的專業設備和開放的協作環境，在美國硅谷和東京以及最近在柏林都開了分部。Eric Pan説：“如今我們已經度過了創業那段最痛苦的時期。如今深圳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它利用了資源整合的優勢，在街的這一頭你在冥思苦想創業理念，街的另外一頭就是一系列工廠，正在把理念變成源源不斷的實物產品。”
他15年前剛到深圳的時候，覺得這個城市像是個冒險家的樂園。“看起來市政建設還比較糟糕，但發展潛力巨大。”如今這座城市變得越來也規整，產業發展也更有效率，地價的租金也跟着在不停地上漲。
去年10月，Pan決定在東莞再開一家分部。十年前的東莞名聲並不佳，以製造山寨名牌服裝和鞋子聞名，而且工人薪水相對深圳和香港都要低。幾十年前這些代工廠從香港蜂擁轉移到此市，如今它們的觸角進一步伸向了緬甸和孟加拉國。今日東莞的平均租金仍是深圳的五分之一，這也就是為何眾多小微企業選擇入駐此地的一大原因。
Eric Pan非常看重深圳的生活質量，這裏有每天直通美國西海岸的航班，而且毗鄰香港。但是珠三角未來的核心城市或許是東莞，這是一座去中心化的扁平管理的中型城市，在產業轉移和升級的過程中將扮演重要角色，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於它的未定性，好像一切都在計劃之外。如果要給大灣區的政策制定者們建言獻策，Eric Pan説：“不要把任何既定計劃做誇大延伸，因為你不知道未來將會如何發展。”
廣東省的省會廣州距離深圳有140千米，開車過去需要兩個小時，如果坐上通城市地鐵的高鐵線，則只需要36分鐘。有太多像陳亞雷這樣的新型金融從業者行事匆匆，對往返於廣州深圳的交通線不是很滿意。主要是高鐵站距離城市腹地太遠，出城坐上高鐵需要的時間比坐高鐵駛出珠三角所花費的時間還多。
珠三角地區的四條重要的交通幹線：1 廣深港高鐵 2 虎門大橋 3 深圳中山大橋（在建） 4 港珠澳大橋
自2008年起，中國開始大力發展高速鐵路建設，如今高鐵里程已經突破三萬千米，高鐵很多都建在大城市的邊緣地帶，意圖很明顯，就是希望交通線帶來新的就業崗位和產業輻射。這項規劃造福後代，卻要某種程度上犧牲一些當代人的便利度。
廣東省首席城市規劃師馬嚮明説：“將高鐵建在市中心看起來確實能讓一部人感到便利，但我去了一趟法蘭克福，發現那裏的市政街道和交通線的距離感很值得借鑑。”
但是有着廣袤土地的中國不是一個小小的法蘭克福能比的。馬嚮明拿出紙和筆，在中國地圖上劃了幾條線：“這是中國的西部、中部和東部，也標識着窮、較富和富三個地帶。”大灣區所在就是中國最富的地區之一，在未來此地還會產生對中西部地區的虹吸效應，變得更加富有。
理論上講，珠三角的每個城市都可以按照自身特色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未來規劃。但中國的發展模式並不是這樣，馬嚮明告訴記者：“中央政府會有一個整體的規劃，這個規劃的高明之處短時間內看不出來，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時間。我們的城市規劃不是為了眼前的個人，是着眼於未來全民大眾。”
不僅如此，中國還為世界人民做長遠規劃。64歲的經濟學家陳冠翰（音）每天往返於東京和新加坡之間，幾十年來遊歷全世界，見多識廣。他對珠三角的發展頗有感慨，認為中央政府整合香港、澳門和內地三大塊的雄心很值得欽佩，因為這幾個地方的税務、司法和進出口模式都不同，相當複雜，這和英國的脱歐模式正好走了一條相反的路，因為脱歐的本質是“分”，而珠三角現在則是“聚”。
陳冠翰認為，歐盟各國能深刻體會到這樣一種困境，即看似自由貿易和順暢的人口流通之下的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等性，歐盟整合之路還遠遠未完成。陳説：“澳門的個税起徵比是12%，香港是15%，我生活的國家是45%。”而且香港和大陸的汽車駕駛規則還不同，一個靠左行駛一個靠右行駛，但珠三角在複雜的政治經濟局面下從不缺少整合的希望。
陳預測，在未來十年珠三角的GDP增長率每年還能保持在7%以上，高於中國內地和澳門的增長率，並且是香港增長速度的兩倍多：“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早就慢下來了，而澳門有太狹小，增長潛力也很有限。”
珠三角九大城市+兩個特區的人口（黑色數字）和GDP規模（圓圈內是GDP總量）
40年前，20歲的Low Hon Man勸説新婚的妻子一起從內地的小漁村投奔到了澳門。
珠三角九大城+兩個特區
當時澳門和內地的經濟發展對比足以讓人震撼。而今澳門大多數人仍居住在狹小的房子內。方圓3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了67萬人。逼仄高聳的建築羣上空只能看到小小一片天。但Low Hon Man卻並不後悔來到澳門。如今他已經退休，兒子在一家賭場工作。他坐出租車路過澳門永利皇宮酒店的時候，他興奮地大聲説：“看到了嗎？這就是我兒子工作的地方。”
永利皇宮酒店美輪美奐富麗堂皇，是一家有美資背景的大型賭場酒店。
博彩業非常發達的時候，把澳門的人均GDP推到了全球前幾名的程度，而且市政府每年都會給市民發福利金，相當於Low Hon Man一個月工資的水平。
Nuno Santos是生活在澳門的三代葡萄牙移民，是少數一些依然能説流利葡萄牙的殖民者後代，他現在在政府反貪部門當警察，他亮出自己的一張工作卡，顯示他之前在賭場當過保安：“政府的市民福利金基本都來自賭場，而這筆錢80%來自大陸的遊客。”去澳門賭場的大陸游客有嚴格的資金限定，每人每年只能投入五萬美元。隨着整個大經濟環境的起伏，澳門的博彩業並不穩定，所以中央政府刺激澳門往旅遊業方面轉型。
澳門迴歸之後，Low Hon Man找了個機會駕車回內地探親，他回憶道，當他回到故地的時候驚掉了下巴：“沒想到村裏的人都變得很富裕了，蓋起了三四層的小洋樓。”隨着內地經濟的崛起，澳門變得不像以往那麼光鮮和神秘，Low説：“我們也習慣了安於現狀，畢竟澳門人和香港人是不同的。”
香港並不是沒有新一輪經濟發展的刺激點，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完全可以讓香港重拾“金融窗口”的地位，而且香港依然處在“一帶一路”倡議的關節點上，但是很多本土派香港人看起來並不像抓住這些難得的機遇，目前香港依然可以依靠“特區”這個招牌作為珠三角的金融中心而存在，但整個城市在亞洲和世界範圍內的重要性在急速衰減。
（本文翻譯自德國《明鏡週刊》，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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