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中蘇建交併結盟是新中國第一大外交成果

【文/中國論壇專家 於洪君，本文為新中國外交七十年重大事件回顧與評析系列文章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上午，毛澤東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下午，政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將毛澤東宣讀的公告函送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翌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將蘇聯決定與中國建交一事告知周恩來。蘇聯是當時正在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領國，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國際影響力超乎尋常。新中國剛一誕生便得到蘇聯承認，邁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步。

（一）中蘇兩黨志同道合，為兩國順利建交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即與蘇聯共產黨有着極為密切的同志式關係。毛澤東和習近平總書記都説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在中國革命戰爭年代，數以千計的中共黨員和革命者紛紛前往蘇聯學習進修，或者工作療養。中共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楊尚昆、李立三等，都曾在蘇聯學習或工作過。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紅色政權，最初也是以蘇聯為楷模的，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蘇聯黨介入中國革命給中國黨造成許多傷害，不少中共黨員甚至在蘇聯遭到鎮壓，但中蘇兩黨關係總體上還是相當密切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蘇聯當成了自己的大後方，當成了國外根據地。

1948年中國革命勝利在即時，蘇聯出於自身國際戰略需要，不斷加大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支持力度。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地方組織，與蘇聯佔領軍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當年4月，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馬寧曾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政委高崗，正式建議中共儘快建立全解放區政府，以便蘇聯和東歐各國更多更好地提供進援助。此後，斯大林派蘇聯交通部副部長科瓦廖夫帶隊到中國東北，幫助修復解放區鐵路。當年9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致信斯大林，要求蘇聯派顧問和專家到東北幫助恢復國民經濟。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即開始考慮訪問蘇聯，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爭取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並就某些重大問題徵求蘇方意見，進一步協調兩黨關係。雖然毛澤東的訪問未能成行，但他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直接進行頻繁的電報聯繫，使兩黨關係更加密切。1949年6月，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週年，發表重磅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他在文中明確宣告：中國新政權建立後，外交上要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中蘇兩黨經緯萬端的特殊關係，成為新中國後中蘇兩國立即建交的政治前提。

（二）兩黨高層領導人秘密互訪為兩國迅速建交做了最後準備

毛澤東擬於新中國成立前夕訪問蘇聯的計劃，因多種原因未能成行。雙方最後商定，改由蘇方秘密派人來華，商討中國革命和未來兩國關係問題。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毛澤東等中共五大書記秘密討論了中共建立新政權、中蘇關係未來、蘇聯對華經援等問題。會談時毛澤東明確表示：新中國希望蘇聯早點同我們建立友好關係，如果你們肯伸手援助，那就更好。周恩來會談時也表示，希望蘇方日後能為中方提供4億美元貸款，並派專家來華幫助經濟建設。米高揚承諾，蘇聯可以提供3億美元援助，也可派專家來華工作。米高揚此訪實際上是為蘇聯與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進行建交談判的。

1954年10月，周恩來和米高揚在蘇聯援助中國建設項目協定文本上簽字

1949年初夏，由於毛澤東不便成行，中共中央決定派黨內二號領導人劉少奇秘密訪蘇，以便就籌建新政權、中蘇關係未來發展等事與蘇方進一步磋商。赴蘇前，劉少奇為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指示中説：中國轉入經濟建設時期以後，中蘇兩國人民的密切合作將要進入一個新歷史階段。6月下旬，已經秘密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組負責人科瓦廖夫陪同劉少奇前往蘇聯。代表團成員包括鄧力羣和已經內定為新中國駐蘇大使的王稼祥，另外還有戈寶權和翻譯師哲。高崗作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瀋陽與劉少奇匯合，參加了此次訪問。

劉少奇一行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進行了五次會談。為了使會談更有成效，經請示毛澤東批准，劉少奇向蘇共領導層提交了書面報告，全面介紹了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方略，其中包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領導人在新政權中的人事安排等重大問題。同時也涉及到新中國外交戰略和策略、中蘇兩黨關係的性質與定位、共同解決中蘇條灼問題、蘇方為新中國提供財政援助、幫助中國組建海岸防禦體系和空軍、建立軍事工業和海空軍學校、合辦航空公司、解決兩國通車通郵通電通海運通航空、幫助中方開辦幹部大學，以及幫助解放新疆、實現東北幣制統一、開展文化交流等。斯大林和蘇聯政府表示支持成立新中國，同時承諾實施一系列合作項目，譬如為新中國提供年利率只有1%的5年期3億美元貨款、派專家幫助中國黨建立外宣機構，以及蘇聯專家在華待遇、新中國在蘇聯建立大使館等相關事宜。

8月14日，劉少奇與科瓦廖夫回到中國，隨行人員包括220名蘇聯派來的專家，其中絕大部分留在東北解放區。王稼祥等人留在蘇聯，繼續商談雙方合作事宜。此後，雙方的人員往來更加頻繁。

（三）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大國迅速建交系水到渠成之舉

1949年10月3日，新中國成立後第三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聽取周恩來關於中蘇建交問題的報告，正式任命曾在蘇聯學習工作多年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同日，周恩來致電葛羅米柯，對蘇聯承認新中國並互派大使表示無限欣慰。中方當天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中蘇建交的新聞稿。

10月10日，周恩來偕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各方面負責人及各界羣眾三千餘人前往車站，迎接蘇聯駐新中國大使羅申到京。他在歡迎儀式上表示：“中蘇兩國邦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15日，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機關刊物《中蘇友好》創刊並發表毛澤東題詞：“我希望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極大地發展和鞏固起來”。次日，毛澤東接受羅申大使遞交國書，高度評價蘇聯首先與新中國建交，認為中蘇友誼“將日趨密切，同時將有利於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

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

10月20日晚，毛澤東舉行盛大宴會，偕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大批黨政軍負責人招待羅申。當日，中國首任駐蘇大使王稼祥離京赴蘇，周恩來親到機場送別。王稼祥赴任時，除了攜帶毛澤東周恩來聯署的第一號國書外，同時還攜帶了毛澤東致斯大林親筆信，説明王稼祥除擔任中國駐蘇大使外，同時還以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中國對東歐的外交事務，此外還是中共中央駐蘇共中央的全權代表，負責處理兩黨關係，請蘇方予以關照。新中國駐蘇首任大使的這種雙重身份，是國際社會絕無僅有的。

中蘇建交後，兩國關係呈現“同志”“戰友”“兄弟”“鄰國”多種情感密切疊加的良好態勢，彼此交往與合作幾無障礙。譬如，張家口以北地區當時發生嚴重鼠疫，毛澤東10月28日致電斯大林，請他考慮空運生菌疫苗四百萬人份，血清十萬人份至北京。此時，蘇聯派到中國東北的防治鼠疫工作隊已完成任務，正在返國途中，毛澤東請斯大林再派一支同樣的防疫隊到張家口幫助防治鼠疫。斯大林非常迅速地滿足了中方請求。因此，時隔一天，毛澤東即致電斯大林：“承你派送專門醫生、防疫隊和大量藥品到北京來，甚為感謝。”

此時，蘇聯來華工作的專家和顧問越來越多，中國赴蘇聯參觀學習、考察休養的代表團也與日俱增。有些參觀學習或考察休假團組，人數動以百計，有的甚至超過兩百人，在蘇逗留數十天，致使中方不得不下發通知，嚴格控制。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也是在蘇聯幫助下全面展開的。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月，中方就從蘇聯成功地購買了首批20架雅克-12型軍用飛機。11月，又做出了從蘇聯進口高炮的決定。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四）中蘇兩國結成戰略同盟關係為新中國帶來重大紅利

1949年12月，毛澤東以新中國領袖身份出訪蘇聯。雙方當時高度重視此訪，但由於雙方考慮和處理問題的視角不同，方式不同，最初的溝通並不順暢。後來，為解決中蘇締結新條約等重大問題，蘇聯同意周恩來總理率團到莫斯科參與談判，雙方最終締結了為期30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舉意味着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正式形成。

1949年，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

毛澤東訪蘇期間，蘇聯再次承諾對華提供3億美元低息貸款，同意將蘇聯在中國東北自日本人手中獲得的財產全部無償移交中國，將原由蘇聯經營的中長鐵路改為中蘇共管，1952年後全部無償移交中方。另將蘇聯在中國大連的行政管理權以及蘇方臨時代管或租用的財產完全交給中方。雙方決定共同創辦石油、有色金屬、航空、造船四個合資公司。關於蘇聯為中國提供一定範圍的空軍保護等事，也有條件地達成了協議。至於蘇聯在旅順駐軍以及大連港口、中長鐵路歸還問題，雙方決定留待對日和約簽署後再做處理。毛澤東成功訪蘇與中蘇結成友好同盟，是新中國外交第一大成果。他本人當時對此評價甚高，認為中蘇雙方“充分了解與濃厚友誼，是難以有語言來形容的。”兩國結盟“不但必然要影響到中蘇兩大國家繁榮，而且必然要影響到人類的將來，影響到全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勝利。”

事實的確如此。1950年，蘇聯向中方提供了第一批大型項目50個。1952年中國編制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斯大林不僅提出相關建議，同時還承諾提供長期的全面援助。1953—1954年間，雙方簽署新的合作協議，蘇聯承諾幫助中國新建改建106大型項目。這些項目為新中國日後形成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蘇同盟建立後，中國軍事現代化大大加快。依靠蘇聯裝備，1950年下半年，中國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隊和第一個海軍海岸炮兵營，同時建成10個坦克團。1951年7月至1954年10月，中方以貸款形式採購蘇聯裝備，完成整編60個現代化師。這些裝備有的用於朝鮮戰爭，有的還支援了朝鮮。雖然蘇聯提供的大都是蘇軍二戰剩餘裝備，但對中方來説仍屬先進裝備，對中國軍隊現代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期間，大批蘇聯軍事專家和顧問來華，雙方軍事合作全面展開。中國向蘇聯派出大批軍事與國防科技留學生，建立國防工業體系的步伐大大加快。自1951年起，雙方簽訂多份蘇聯向中國有償轉讓武器技術協議。中方通過學習仿製，初步實現武器裝備完整配套與現代化。中國核武器與導彈技術研發，最初也得到了蘇聯幫助。

1950-1953年朝鮮戰爭期間，中蘇友好同盟的戰略意義得到充分體現。1950年6月戰爭打響不久，斯大林即表示：蘇聯將盡全力為即將入朝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戰爭期間，蘇聯某些做法令中方不滿，但總體看，蘇聯還是履行了互助條約規定的義務，其軍事援助規模巨大，是中國軍隊不可或缺的。在外交層面，雙方為朝鮮問題和平解決，為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爭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從未中斷立場協調與相互配合。

1950年，周恩來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議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孤立並封鎖新中國，中蘇兩國立即建立並形成友好同盟，不僅對中蘇兩國，同時對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和戰略格局也有重大意義。1955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五週年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聯名致電蘇聯領導人，讚揚蘇方“給了我們正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人民以全面的、系統的和無微不至的援助”，強調“這種友好的合作和真誠的援助，極大地推進了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並向全世界顯示了這種新型國際關係的偉大生命力。”

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立即建交併結成友好同盟，無論對新中國自身還是對亞太局勢乃至整個國際關係，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戰略意義，這是不容否定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特別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關係出現問題，中蘇同盟名存實亡。雙方由激烈爭吵轉向全面對峙，幾乎斷絕全部聯繫。世界格局和戰略態勢由此發生重大改變，中蘇兩國也因此付出沉重代價，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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