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趨向“黃金時代模式”中的生產率問題

【文/ 盧荻】

過去幾年，筆者在一系列文章（包括學術論文和媒體評論）中，着力建構一個論題，即：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變革呈現出趨同於“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的跡象，正是這個趨向使得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同期世界範圍的發展失落截然不同。

這個論題頗有可議之處，尤其是，強調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是技術進步、不是廉價勞工，這無論是在知識上還是政治上，一方面固然與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信條相牴觸，另一方面又讓那些堅信中國工人階級始終是境況悲慘的人們無法接受、難以容忍。

必須面對的現實——生產率提升

所謂“黃金時代模式”，指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之前、大約是1950-1975年期間的歷史經驗。這個經驗的突出表現是持續快速經濟增長、勞動力接近完全就業狀態、以及前所未有的收入分配平均化程度，並透過發達國家的繁榮帶動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包括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也正是在這個環境中得以實現。

促成這個經驗的因素複雜多樣，始終還是體現為（建立在生產性投資持續增長基礎上的）生產率提升，構成經濟增長的直接推動力、社會發展的基礎。

以生產率指標衡量中國的情況，在2000-2018 期間，全員勞動生產率（即全社會就業人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8.7%，其中2000-2012年期間更達平均9.7%。這是極為快速的提升，顯著快於整個改革開放年代前半期即1978-2000期間的平均7.6%、以及再之前1952-1978年期間的平均3.5%。這個提升速度遠超同期世界範圍的表現：以近似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例，在2000-2012 期間，中國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9.6%，而中國之外的全體發展中國家是2.8%，發達國家是0.9%。

這個生產率提升勢頭自2013起確實顯著放緩，六年期間降至平均6.8%，迄今還見不到回升跡象。筆者在另文中作過論證，指出生產率提升放緩主要是來自世界範圍的經濟的金融投機化衝擊、壓抑生產性投資增長，而不是生產性部門的內在發展動力衰減。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國能夠成功消弭金融化衝擊，則長期上朝向“黃金時代模式”的趨勢還是應該能夠持續的。

生產率中的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

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可以是來自技術進步，也可以是來自勞動強度提高。所謂勞動強度，指的是勞動過程中的體力付出和精神緊張程度，用經濟學術語，在新凱恩斯經濟學的效率工資理論中指的是減少偷懶，在馬克思經濟學的勞動榨取理論中指的是從勞動力榨取勞動。

上文對勞動生產率的界定，是全社會就業人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即Y/L），這裏的分母L是勞動者人數，不是勞動時間。那麼，以平均每一勞動者的勞動時間長度作為勞動強度的量度指標，這應該合理。——在生產過程中單位勞動時間的工作定額通常是固定的，要改變就得投資，因此，當出現可以提高勞動強度的社會-經濟環境時(例如失業增加)，僱主要利用這個機會壓低勞動成本，應該會傾向於依靠延長勞動時間、而非提高單位勞動時間的工作定額，因為前者是社會-經濟性質多於技術性質，所涉及的成本應該是低於依靠後者。

按照這個理解，可以看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在1990-2015年的二十五年期間，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實際增長9.2%。可以相信，在此期間勞動強度確實是顯著提高了，假設人均勞動時間增加了50%（譬如説每天從八小時增加至十二小時），這應該是偏高的假設，即便如此，年均增長率也就是1.6%，對勞動生產率提升的貢獻只是六分之一稍多。有理由相信，勞動強度提高的速度在1990年代其實遠超自新世紀以來的表現，而縱使假定兩個時段的提高速度相同，因為2000-2012年期間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實際增長9.7%，勞動強度提高的貢獻也只是六分之一不到。

所以，可以判斷，在2000-2012年期間，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主要是來自技術進步，而不是來自勞動強度提高，這個情況正與“黃金時代模式”相一致。

且慢悲喜，超越“黃金時代模式”

為什麼説，勞動強度的提高速度，在1990年代應該是顯著超過自新世紀以來的表現？理由是，導致勞動強度提高的社會-經濟環境，主要是出現於1990年代下半期，這就是與私有化運動相關聯的所謂“下崗潮”，即是在企業和事業單位（主要是國有部門）的勞動者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就業保障，以及他們在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上的談判力量受到嚴重削弱。

在中國經濟中，城鎮單位屬於“正規部門”，在世紀末之前一直有就國際比較看水平很高的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的制度化保障，即使在之後直至今日也是遠高於“非正規部門”（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整體上，城鎮單位就業人數在2000年底比1995年底減少了3689萬人，在2005年底則比2000年底減少209萬人，顯示出“下崗潮”主要是發生在1990年代下半期、至新世紀初基本上結束。更精確的數據顯示，“下崗潮”主要發生在1998-2000年，三年間減員3424萬人，隨後兩年再減627萬人，“下崗潮”的規模已經是遠為細小，至2003年就不再減員了，並在隨後十多年持續有所增長。

所以，在評價意義上，無法以“下崗潮”來否認新世紀以來生產率提升的事實，不能以那時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悲慘情況來否定趨向“黃金時代模式”的判斷。而作出這個判斷也並不是要慶賀，只是説，與新自由主義改革主導的1990年代下半期對比、與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後進國家的情況對比，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升的表現，顯示出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確實是更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歷史上，發達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模式”經驗也有其種種弊端，尤其是技術進步一方面呈現動力衰減趨勢，另一方面其演變方向趨於加劇勞動異化，終於在1970年代中期走到了盡頭。按照馬克思經濟學的勞動榨取理論的解釋，歸根究底，“黃金時代模式”的弊端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體現，即是資本的追逐利潤邏輯與社會發展需要的矛盾。那麼，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任務，就不僅是如何遏制滑向新自由主義、金融投機化，更根本是要探索如何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超越“黃金時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