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達：美國工會為什麼難以成為主流政治力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君達】
在近期美國政治裏，美國藍領工人羣體，以及美國工會受到與日俱增的關注。
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獲得選舉人票上的大勝，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西部各州支持共和黨。特朗普執政中體現出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尤其是關税政策和“重振製造業”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工人的訴求。
無論是以保護主義政策代表的“右翼民粹”思想，還是以高福利、“保障勞工權益”為代表的“左翼民粹”思想都在近年來獲得很大政治影響力，其實質都是美國社會對建制派精英、全球化、里根與克林頓時期“第三條道路”的不信任，而美國工人和工會在近年來集中體現了相應思潮。
近期由前總統奧巴馬投資、記錄福耀玻璃在美建廠歷程的紀錄片《美國工廠》將中美兩國企業制度文化差異，尤其是美國工會放在公眾聚焦之下；通用汽車近期發生十年以來最大罷工，也不由得令人想起福耀集團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先前“通用就是死在工會上面”的評論。
來源：《美國工廠》
本文對美國工會的由來和演變作簡要介紹，旨在介紹美國工會的性質、政治觀點及當今政治影響力。
美國工會的由來和演變
美國工會是由自然人（工人）組成的組織或法人，其目的是通過在勞資談判中集體一致行動爭取成員權益。
美國在殖民地時期（17世紀）即開始出現小規模的工人、農民罷工，但並未出現大規模罷工和工會組織；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殖民者定居點小而分散，另一方面是由於罷工在當時英美法系中屬於違法行為，例如佐治亞州薩凡納1746年木匠罷工即受到犯罪指控。
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和城市化開始影響美國勞動者的組織形態；隨着更多勞動力從歐洲和美國農村來到城市，師徒授業和小作坊勞動被勞動密集型大工廠取代，工人開始通過集體談判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等條件。
在19世紀前期，美國法律仍裁定工人集會為非法，但具體案例判罰中體現出了酌情從輕判罰的態度。在1842年3月的杭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中，麻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裁定“出於法律目的組織起來，使用法律手段視線目標”的工會組織為合法，此為美國工會合法化的標誌性案例。受此鼓舞，現代意義上的美國工會從19世紀中期開始湧現，壽命短暫且組織並不成功的全國工會（NLU）也為今後組織的發展提供了經驗教訓。
杭特案時任法官Lemuel Shaw
我國語境下的“工會”帶有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的進步特點，而美國工會從最開始便具有精英主義色彩，提倡美式共和制，主張財政平衡和減少政府幹預，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極左的無政府主義。同時美國工會也具有一定排外性，甚至種族主義色彩。在大規模工會成立之前，美國罷工很大程度上源於“工匠大師”和年輕工廠工人、移民的矛盾。
美國歷史上首個有效進行全國組織工會是1869年成立的勞工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該組織在19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蕭條時期發展壯大，吸納了不熟練工人、歐洲移民等成員，但也由於成員內部政見不統一而只能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反對童工、增加福利等“政治正確”的技術性要求；其領袖泡德利（Terence V. Powderly）等人反對激進左翼，對騎士團的工人運動也持模稜兩可的曖昧態度。
勞工騎士團對於南方黑人遭受的種族隔離政策袖手旁觀，對中國勞工則進行明目張膽的歧視，在美國19世紀後期的排華運動中犯下極惡劣的罪行，例如1885年的塔科馬驅逐華人事件（華人勞工佔華盛頓州塔科馬人口的約十分之一）、石泉城大屠殺、1882年排華法案、1885年僱傭外籍勞工法案等；這些案例使得該工會“不反對移民”的聲明虛偽可笑，也不由得令人想起當前美國左翼政治運動中“有些人更加平等”的現象。
勞工騎士團後來逐漸被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取代，而AFL始終強調自己的“中間立場”和非政治化特徵；大量移民工人、黑人和婦女被排除在外，AFL也沒有為爭取弱勢羣體權益進行大規模抗爭。
歷史學家謝谷德（Peter Shergold）通過對比19-20世紀之交的美國匹茨堡和英國伯明翰發現，美國熟練工人的實際收入（考慮物價等因素）是英國工人的兩倍，而非熟練工人實際收入與英國類似，卻要面對遠高於熟練工和歐洲同行的工傷風險、更長工作時間、更少社會福利[1]。
由於美國工會組織的排外性，它們在很長時間裏應該被稱為工藝工會（craft union）而不是產業工會（industrial union）。隨着資本和政府的規模不斷壯大，小規模工會日益喪失與資本家的議價權，也喪失對政治的影響力。
美國的左翼人士在19-20世紀交際曾經試圖推進行業內所有勞動者參與的大公會（One Big Union），該運動後來獲得了美國共產主義者的支持，但遭到來自企業和主流工會的抵制，因而很快銷聲匿跡。而AFL等主流工會一方面避免強調動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激進主張，一方面同樣被企業家和右翼反共人士視作敵人，處境可謂左右兩難。
一戰時期工會演變集中體現了左翼人士和美國主流工會的分歧，以及美國的政府-工會關係。
美國工廠在一戰中全速運轉，勞動力充分就業，AFL等工會組織藉此要求增加工資和工會影響力。為了避免戰時發生大罷工，伍德羅·威爾遜政府專門成立了全國戰時勞工委員會（National War Labor Board）與工會談判，並將工會領袖龔帕斯（Samuel Gompers）納入重要的國防委員會。作為回報，龔帕斯和AFL等工會大力支持美國參與戰爭，並激烈批判當時的對手工會、左翼反戰工人組織“世界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導致後者最終被美國政府關停，影響力一蹶不振。
而在AFL借戰爭機遇大舉擴員之後，美國政府和企業家又認為這類主流工會也太過“共產主義”，叫停了大量工人運動，AFL的影響力也每況愈下。在龔帕斯等人去世後，美國工會在戰時積累的影響力隨即瓦解。
在20世紀二十年代末經濟蕭條的背景下，胡佛、羅斯福總統先後推出優惠工人的政策。與此同時，以羅斯福新政為標誌，民主黨成為主張政府幹預市場、提供社會福利的左翼進步主義政黨，與工會暫時結盟。羅斯福的《國家工業復甦法案》允許工人自行組織和集體談判議價，並部分保護工人免受企業家和反工會組織的暴力和囚禁；在羅斯福時期，美國工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羣體開始脱離始於林肯時期的政治盟友共和黨，轉向民主黨。
羅斯福總統於1935年8月14日簽署《社會保障法案》，社會保障成為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圖/美國國會圖書館）
隨着蘇聯在國際上影響與日俱增，美國工會也更頻繁地被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美國政壇和社會的反共情緒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產業工會“產業工人聯合會”（CIO），與強調“中立立場”和工藝工會組織形式的AFL形成競爭，取代AFL成為美國罷工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而美國右翼則在二戰以後團結在共和黨旗下，形成了多個反工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在戰後工人運動中煽動反工會情緒，甚至湧現出以“揭露工會腐敗”為名進行反工會宣傳的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右翼民粹宣傳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運動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標誌着工會勢力再次衰落。
在這種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會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最終在五十年代與左翼工人組織合併形成延續至今的全國性工會AFL-CIO。兩工會於1955的結合標誌着美國工會規模達到史上高峯，此後工會也在平權運動等左翼運動上發聲，支持肯尼迪等美國左派政客；然而總體而言，由於羅斯福時期政府、工會和工人的同盟不復存在，美國工會自五十年代極盛時期便開始一路衰落。
1981年的職業空管員組織（PATCO）罷工運動失敗標誌着工會運動徹底失勢。該組織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於對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員漲薪政策不滿而罷工，並波及美國大量商業航線。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對此作出強硬回應，緊急徵召臨時工，並對員工進行最後通牒，最終導致約13000名工會成員被聯邦政府列入黑名單，PATCO隨之解散。該事件導致美國罷工數量驟減，工會在美國企業，尤其是私企內的影響力一落千丈。
里根總統就罷工發表聲明（圖/美國白宮）
美國工會的衰落
美國在二戰中遭遇了煤炭產業罷工，戰後遭遇鋼鐵產業罷工，1946年幾乎出現影響全國經濟的鐵路罷工，這些罷工運動都被視作“發國難財”，從而激怒了美國羣眾。
隨着蘇聯成為主要威脅，CIO開始清除內部共產主義者，而AFL更是素來旗幟鮮明地反共；在意識形態上主動繳械的美國工會仍然在組織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但一方面缺乏羣眾——包括工人羣眾——的支持，另一方面仍然不可避免成為保守派共和黨人，以及南方保守民主黨人集火抨擊的對象。
由於工人運動的“共產主義背景”，民主黨自由派也最終“出賣”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黨-共和黨保守主義聯盟妥協；這對於缺乏政治支持的工會無疑是雪上加霜。
1959年的蘭德魯姆-格里芬法案直接管理工會內部組織形式，號稱要在工會內部“維護民主制”，進一步削弱美國工會的政治行動力。
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國工會在20世紀後半葉迅速衰落，失去與政府議價的能力，成為日益式微的歷史遺產。雖然通用工人在今天仍然能夠組織罷工，這種小規模集體行動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對企業家的影響力都有限。
除政治原因外，美國戰後的製造業轉型也是工會日益式微的原因。
美國製造業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迅猛發展，在二戰時期則展現出工業大國的真正潛力。以現今“逆城市化”和工業衰落的典範城市底特律為例，底特律在1900-1930年間人口從30萬增長到160萬，僅僅在二戰期間就又有30多萬工人前來增援該城的軍工企業。如前所述，工會和政府，以及相關企業在戰爭期間合作，其中包括企業為工人提供養老金等福利。
在冷戰開始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AW）領導人、持反共立場的路澤（Walter Reuther）支持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為達成反共“統一戰線”，路澤代表工會與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達成底特律協議（Treaty of Detroit），以長合同、高福利換取工人不罷工，隨後企業又以高養老金許諾代替高工資。然而隨着美國汽車企業在60年代投資失敗，無法與歐洲、日本汽車競爭，汽車工廠無法支付養老金，形成鉅額養老金黑洞。
由於20世紀初密歇根州的種族歧視遠弱於其他地區，大量黑人工人湧入城市，白人資本家和管理者則遷出城市居住於郊區；隨着羅斯福新政和南方種族隔離制度逐漸消失，更多企業前往勞工廉價的南方陽光帶地區，底特律則成為基礎設施老化、人員失業、底層黑人困在城市中心的失敗城市，該城所在的密歇根等中西部五大湖地區則逐漸成為設備老化、產業衰落的“鏽帶”。
由於企業具有流動性，在全球化時代更可以跨國生產，工會在20世紀後半葉迅速失去與企業議價的籌碼；即使特朗普目前強令美國企業迴歸，美國本土勞工的高額薪資，以及曹德旺等企業家目前遭遇的工會鬥爭，也令許多企業不願將“重振製造業”付諸行動。
美國工會的天然弱點
從上述歷史可以看到，美國工會具有明顯侷限性，在美國政壇很少成為主流政治力量；雖然工會和工人在兩次戰爭中作出重大貢獻，但戰後他們還是被美國社會排斥，尤其容易成為反共情緒的犧牲品。
美國工會的侷限性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它們本身就是小團體，無法代表勞工的利益。
美國勞工組織工會最初是為了議價權，是勞工在強勢資本家面前維護自身利益的自然產品，但這又決定了美國工會具有小團體的排他特性，一個資本家的工廠裏很可能有多個規模較小的工藝工會相互競爭。而資本家不但實力雄厚，而且樂於挑動小團體間內鬥，著名的平克頓偵探事務所（Pinkertons，曾出現於阿瑟·柯南·道爾的小説“恐怖谷”中）就曾經為資本家進行僱傭工賊、破壞工會、鎮壓罷工等間諜活動。
美國的工藝工會本質上是“工匠師傅”們在非熟練工人和移民工人衝擊下自發成立的“精英”團體，與歐洲的行會（guild）有共同之處，其核心特徵在於限制成員人數、排除競爭者、為會員爭取市場和法律上的特權，公平從來不是這類工會的準則。不僅如此，AFL等工藝工會還與世界產業工人、CIO等要求勞動者大聯合的組織展開工人內鬥。
小羅斯福為了保護工會權益推出1935年《國家勞動關係法案》，但該法案從法律層面要求工會以工廠為單位進行組織，而不得以行業進行組織，事實上斷絕了CIO等組織在美國建立行業工會的可能性。事實上即使是在AFL與CIO兩大工會合並的20世紀五十年代，這兩家工會會員總共也不過佔據美國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了製造業衰落後、美國尚未從次貸危機恢復的2012年，AFL-CIO會員僅佔美國勞動人口約十分之一。
由此可見，美國主流工會始終是小規模的排外性組織，當然不具備鬥爭能力和鬥爭意願。
AFL-CIO官網聲明
第二，應該承認，美國社會和英美法系具有強大的反集體主義、反社會主義傳統，這使得工會在美國缺乏生存土壤。
在經濟意識形態上，美國主流觀點長期為保守財政、自由市場的觀點，信奉市場競爭，不支持工人運動。在法律程序上，英美法系在歷史上不支持罷工，即使杭特案等有利勞工的判決、法案也要求工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組織和談判。由於政府對“合法”工會的監察，美國工會難以進行大規模、跨行業的合法工人運動，這種情況在共和黨州更加不利於工人。而工人往往會因罷工和其他工人運動中出現的暴力活動，甚至恐怖主義活動遭到追責，政府有時會針對工人運動進行戒嚴。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工人運動往往因為暴力而飽受批評，但鬥爭中的暴力未必是工人們造成，例如1888年工人破壞芝加哥-伯靈頓-昆西鐵路的惡性事件事後被指稱是反工會偵探所為，1886年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則是不明人士在人羣中投擲炸彈導致死傷。
在社會輿論上，美國研究者調查檔案並認為，由於當事警察和法庭對工會的同情，工會的犯罪行為往往得到從輕處理。[2]但二戰後共和黨支持者的激增表明，在外界威脅的背景下，工會的罷工運動會造成嚴重社會影響，因而激起美國社會的大規模反工會情緒。此外，在經濟危機爆發的初期，美國民眾往往也會將其同時歸罪於資本家和工會組織。
第三，在整個社會的反集體主義、反共情緒影響下，美國工會主動自廢武功，尋求去政治化，因而缺乏行動力和組織力，這也是當前美國所謂新左翼（伯尼·桑德斯等人）面臨的問題。
AFL是工藝工會在美國的集大成者，當其人員增加，該組織的政策是允許成員根據自己從事的生意自行組織子工會；而由於黑人、歐洲移民、婦女等羣體不斷加入，其政治訴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相差甚大，工會採取了避免爭議、免談政治的策略，但這一策略並沒有令工會受到右翼人士的接納。
在兩次戰爭中，工會與美國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以前述的UAW領袖路澤為例，他在二戰期間便持有反蘇聯立場，致力於清理UAW和CIO等工會內部的共產黨人，並代表美國參加西方主導的“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然而由於他爭取勞工權益，在後來的平權運動中支持馬丁·路德·金，路澤及其組織仍然遭到右翼反共人士的激烈攻擊；激進右翼政客高華德（Barry Goldwater）聲稱路澤比“史普尼克（注：蘇聯發射的人造衞星）或者蘇聯的任何政策更加危險”，尼克松稱“沒有什麼事比總統受制於華爾特·路澤這種後台老闆更損害我國利益”。
由於美國工會缺乏明確意識形態傾向和系統訴求，高度依賴領袖個人魅力，一旦工會領袖政治生命結束，工會的影響難以持續。
第四，工會鬥爭手段簡單粗暴也是造成它們無法爭取廣泛支持的原因。
由於美國工會的小圈子性質，工會成員有時選擇採取極端暴力行動，部分事件在美國社會造成惡劣影響。例如1922年的伊利諾伊州赫林大屠殺，美國礦業工人聯合會殺死了23名非工會成員、由礦場主僱來取代罷工者的工人，引起社會譁然。部分工會組織，如全國卡車工會與犯罪組織交往密切，數次使得美國眾議院舉行相關聽證會，其領導人貝克（Dave Beck）和霍法（Jimmy Hoffa）等人的內鬥和腐敗引起聯邦政府調查。這些行為都被右翼政客和宣傳家拿來做文章，抹黑左翼工人運動的整體形象。
美國工會的政治影響力
雖然工會組織在美國處於持續衰落狀態，它們卻在近期美國政治中受到關注。當前的美國工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工會在美國持續衰落，從數據上表現為三個層面。
首先是勞動在GDP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來持續下降（FRED數據，以工人的工資、獎金和補償計算）。
其次，在美國工人中佔比下降的頹勢仍然未能解決：美國國家勞工局的數據顯示，美國的各工會會員在2018年約佔美國勞工人數的11%；而這一數據在八十年代初可達20%以上，五十年代還會更高。隨着近年來大量非工會勞動力進入市場，保健、餐飲等工會色彩較弱的行業快速擴張，工會會員的比重被非公會勞工稀釋。
再次，由於製造業總體上佔比下降，短期合同工人數上升，美國工會成員的數量也在下降。這種現象在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包括德國等製造業強國。
第二，工會仍然保留一定政治影響力，並與新近崛起的左翼民粹政客形成良性互動。
美國工會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佔比差別極大，私企（包括福耀玻璃、通用汽車等）大多通過短合同工、產業遷移、反工會組織等手段擺脱了美國工會，但美國公眾部門中存在數量較多的工會會員，例如AFL-CIO的會員在2012年佔公共部門僱員的40%，包括郵遞員、警察、消防員、教師等。
歷史上美國工會不信任政府僱員，但這種情況在20世紀中期改變；1958年紐約市通過的行政令“小瓦格納法案”率先賦予政府僱員集體談判議價的權利，隨後工會在公共部門內快速擴張，併為僱員爭取了一系列福利。這些工會的成員在近年來也有所減少，但難以被右翼人士根除，在2018年還組織了一系列席捲全國的教師罷工。
公共部門工會激化了兩黨矛盾，共和黨認為這些工會企圖影響公務員選拔，並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自2010年以來，共和黨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亞等六州陸續通過新勞工法律，鼓勵勞工不參與工會。民主黨則贊成在教育等部門加大公共支出，與工會成員利益一致。此外，私人部門的工會也與民主黨左翼政客有共同利益，民主黨政客認為，如果私企內工會無法替員工議價，他們應該在政府推進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例如曾經當過酒吧服務生的年輕眾議員科泰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獲得議員席位後曾建議設立餐飲員工最低工資。
眾議院科泰茲
這些觀點分化導致工會在民主黨人中的近期支持率高達約80%，在共和黨卻低至約25%。部分工會積極支持民主黨選戰，例如規模較大的“美國聯合電氣，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在8月底宣佈鼎力支持伯尼·桑德斯。可以想見，工會的影響力不會在短期內消失。
第三，隨着美國年輕人逐漸影響政治，工會存在一定的復甦可能，這種變化有可能對美國愈演愈烈的右翼勢力形成制衡。
僅僅2017一年，35歲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新工人便佔到新增勞動力的76%，而美國年輕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偏左，關注熱點從傳統的國家安全、財政赤字變成與社會正義相關的非法移民政策、種族主義、身份政治等問題，在政治上傾向於瑞典式的高福利社會民主主義，在財政觀上也更傾向於支持政府支出。
蓋洛普近三年的調查顯示，美國人總體對工會的支持率在2017年達到十五年以來最高的61%，2019年達到五十年最高的64%。除意識形態變化外，這種變化也有經濟原因；雖然美國近期就業率良好（拜特朗普的緊縮式移民政策所賜），但勞動參與率低、貧富分化等問題並未改善，不少年輕人在學貸、保險等重壓下擔心長期就業不確定性。當然，可能在近期出現的新一輪經濟危機則是對工會不利的消息。
第四，工會在對外政策上支持反全球化政策，其政策主張結合了左右兩翼政客的特點。
美國工會傳統上反對跨國經濟協定，認為這些協議可能造成美國本土工人喪失議價權，工作崗位外流。在近年來，工會致力於提高外國勞工標準，從而限制外國工廠的競爭力。
例如在北美自貿協定（NAFTA）的談判中，工會早在克林頓競選期間就提出，希望民主黨能夠推進旨在提高勞工待遇標準的跨國社會協議，這些協議需要在國內法和國際法層面落實。由於工會錯誤地採取了毫不妥協的激進態度，該提議最終未被美國政府採納，但工會此後始終致力於跨國協議，並試圖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中加入更多有利於美國勞工的條款。美國的工會律師喬希根（Thomas Geoghegan）表示工會應成為美國“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競爭的主要工具”，認為高福利的德國、法國和瑞典保持着相對完好的工業體系，而英美則通過破壞工會損害了製造業基礎。
全球化時代的美國工會也注重與其他地區工會的互動，例如美國工會“我們的沃爾瑪”在2016年與沃爾瑪中國工人協會合作要求改善中國勞工待遇。
美國工會進行全球工人運動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他國家勞動標準的提高，對中國工人也有積極意義，但從長期來看也會對包括中美貿易在內的美國對外經濟往來造成不利影響：
首先，工會支持的民主黨有可能設定中國企業目前無法企及的高門檻，繼續奧巴馬時期開始規劃的對華經濟封鎖。
其次，美國工會本質上是優先服務成員利益的團體，它們與其他國家工人的競爭性很可能超過合作性，其推進的貿易協定可能長期損害我國勞動者的工作機會和經濟利益。由於工會在民主黨任期裏可能發揮更大政治影響，我國應對美國重拾TPP等高門檻自由貿易區協議做好相應準備。
結論
美國工會是美國工人為集體議價、爭取權益成立的組織，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但在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的百年間最為活躍。
由於美國工會的工藝工會特性，它們很長時間裏是排外性的小團體，其政治觀點也僅限於去政治化的加薪、福利、改善工作環境等，其政治影響十分有限；雖然工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支持政府參戰，主動清除左翼工人，它們還是因為暴力罷工招致相當部分民眾和政客的反對。在法律、反共思想和經濟轉型等作用下，工會逐漸式微，並轉變為當前的左翼勞工組織。
福耀玻璃和通用汽車遭遇的工會鬥爭引起廣泛關注，但私企內的工會已經難以形成左右美國政壇的重大勢力，總體上甚至不會對這些跨國大公司造成影響。從《美國工廠》的案例來看，由於美國工會自身的排外性，工會也並未獲得美國工人的一致支持。
與此同時，由於公共部門工會的存在，美國社會意識形態變化和左翼政客崛起，工會仍有可能影響美國政治；即使桑德斯等左翼政客不能上台，工會也有可能加劇特朗普等人的貿易保護主義，影響美國的經濟開放性，甚至全球經濟往來。
總體而言，美國工會仍將長期發揮影響力，是值得我國學者進行深入學術研究的對象。美國的工藝工會、小規模工會在英美等國家廣泛存在，認清工會的小圈子排外性，有利於企業妥善處理海外勞資爭端，尤其是爭取當地社會和政客的支持。
在美國外交政策上，儘管工會是反全球化的擁躉，很可能繼續支持對華貿易戰等鷹派政策，工會與左翼政客聯盟後仍然對特朗普等右翼政客形成諸多方面的權力制衡，是日益極端化的美國政治中不應忽視的政治力量。
參考資料：
[1] Shergold, Peter R. (1982). Working-Class Life: The ‘American Standar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9–1913.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 Frank H. Stewart and Robert J. Townsend, “Strike violence: the need for federal injunc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Feb. 1966, v.114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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