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週年·愛上中國| 寒竹：出國又回國，我對這個國家有信心

七十華載，大國復興。

站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的節點上，回顧過去，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都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奮鬥不懈的道路，其中點滴，值得我們在70週年重新回味。

為此，觀察者網推出“70週年·愛上中國”系列報道，專訪海外歸來學者，通過講述個人故事和思想轉變軌跡，從個體人生歷程出發，重新還原和講述新中國故事。

本文專訪旅美回國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寒竹。上世紀80年代末，寒竹老師在美國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2011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中國力研究中心、尚道社會研究所，著有《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合著《中國力》，在《求是》、《紅旗文稿》等國內外報刊雜誌發表論文和專欄評論數百篇。

【採訪/觀察者網 小婷】

觀察者網：您是哪一年出國的，當時中國國內的狀況如何？為什麼要選擇出國？

**寒竹：**我是1989年10月到美國的，當時大概35歲左右，出國前在四川師範大學講授西方哲學，我在那個時候寫過一些關於英國哲學和德國哲學的學術論文。至於為什麼要去美國，這既跟當時中國的發展有關，也跟我當時研究的專業方向有關。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整個社會不遺餘力地向西方學習、與國際接軌，這裏講的“國際”，主要也就是指西方世界。但是，西方只是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稱，西方內部各國的發展模式是有很大差異的，比如美國與歐洲的差異就很大。學習西方，學習什麼樣的西方？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談到的西方，是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是一個包含着差異的總稱。今天的西方文明實際上由兩個基本板塊構成，一個是英美體系，一個是歐陸體系，前者常常被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集團，比如現在的五眼聯盟；後者是以法德為軸心的歐陸國家。造成這種差異除了近代以來的地緣政治原因外，哲學和思維方式不同是主要根源。換言之，英美國家與歐陸國家在思維方式和哲學理念上有着明顯的不同。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我一直在做英國經驗論和大陸唯理論的比較研究，希望找到英美國家和歐陸國家的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政治行為在哲學思維方式上的根源。

此外，我在研究美國的政治哲學時又發現，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黨與民主兩黨，其實也是有着不同的思想淵源，跟哲學有相當的關係。儘管美國是主要繼承了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傳統，但美國從獨立戰爭起，就受到法國的普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美國的自由派、民主黨在思想上受歐陸的普世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很大。所以，簡單把美國的政治文化看成是英國政治文化的延續是不準確的。我當時希望通過對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政治行為的分析，探究它們不同的思想傳統。

我當時去美國，主要就是希望研究美國的兩黨政治、研究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思想淵源。在聯繫美國學校時，我把研究的專業改成了政治哲學。我想了解美國的政治生態，比較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他們的哲學分歧、政治分歧在哪裏？我們對美國政治的理解有哪些誤區？

通常，按照西方的標準，民主黨偏左，自由派偏左，共和黨偏右，保守派偏右。但是對於中國來講，對左和右的理解跟美國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美國偏右的政客很可能對中國帶有種族色彩，對中華文明帶有敵意；而偏左的政客則希望用西方普世價值來改變中國，説的直接一點就是在中國引發“顏色革命”。包括中國今天跟美國的博弈，也是面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不同的對華政策，很難説哪一個更友好。尤其要避免的是，一看到美國有人批評特朗普的對華貿易政策就認為有利於中國，其實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責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很難有效打擊中國，他們是要另闢途徑打壓中國。中國人要客觀看待美國國內這些不同的聲音，要有整體觀。

就我本人而言，在哲學上比較傾向於經驗主義，不太喜歡唯理主義，也不太看好西方的自由派或者唯理主義的普世情懷，覺得這是一個空想主義的烏托邦。我個人一直堅持認為，“摸着石頭過河”的提出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大轉折，説明中國開始拋棄教條主義而朝經驗主義的方向走，這是當時中國的歷史需要。

寒竹、文揚合著，《中國力》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年，對於如何進行改革，當時的思想界爭論也很大。我在《中國力》這本書中曾談到這麼一件事：

1984年我在華師大時，學校請了北大哲學系負責人朱德生教授來演講。他當時在演講中批評中國的改革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引起了與會者很大共鳴，他的一句話“我們不能總是摸着石頭過河”，引起了會場熱烈的掌聲。我當時對這個現象深有感觸。我覺得這種現象反映出中國知識界許多人的思維方式已經落後於第一線從事實際工作的實幹家。我同時也感到憂慮，覺得中國的思想界一些人進入了一個誤區：很多學者不認可鄧小平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改革。他們認為改革應當是理論優先而不是實踐優先，是政治優先而不是經濟優先。西方自由派的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中國是很危險的。

我認為不管怎樣探索改革的路徑，中國首先需要的是穩定，而先經濟改革，並且把政治改革的內容放到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來實現是最為穩妥、最合理的。中國如果像蘇聯那樣根據一個普世理論的框架，先系統地進行政治改革，希望完成政治改革後再來進行經濟改革，這是本末倒置，必然釀成重大災難。我自己在思想上一直比較偏保守，不太喜歡自由派或者激進的“休克療法”這類東西，我認為對中國來講，需要的是穩定，是發展。

同時我認為，當中國從前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結構中走出來時，經濟與政治本身就無法切割，經濟改革會不可避免地包含政治改革。我認為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每一步都包含了政治改革，因為在之前政治和經濟本來就是高度融為一體的。比如像人民公社、國營企業，既是經濟單位，也是一級國家政權。後來取消人民公社、進行政企分開，看起來是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結構的變革。再比如社會的流動性，如果沒有國家對流動人口政策的改革，勞動力就沒法流動。所以，允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改革。有人講鄧小平只改了經濟，不改政治，是沒有道理的，也沒有説服力。相反，離開了經濟發展的純粹政治改革風險極大，稍有不慎就會出大亂子。

觀察者網：出國之後，帶給您最大的震撼是什麼？從國內外比較的角度，您認為中國當時和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在哪裏？

**寒竹：**可能我的看法和很多人都不一樣，很多人到了西方感到很震撼，覺得西方很先進，中國很落後。我當時並沒有這個感覺，這也許跟我到的第一個地方是紐約市有很大關係。坦率地説，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非常負面，覺得美國很複雜，也不看好美國。我當時去的是紐約大學，在紐約市中心，但當時的紐約處於一個什麼狀態呢？

在我去之前的上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全國各個城市都很衰敗，大量的有錢人都逃離城市了，市區空蕩蕩的。等到我80年代末去的時候，雖然老布什政府也在逐漸恢復城市，但遠遠沒有恢復起來，城市體驗非常糟糕。所以我對紐約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差。雖然説出機場後高速公路上車水馬龍，但是路面到處是坑，顛簸不平。紐約高速公路的路面極差是一個長期現象，到今天仍然如此。紐約市的高大建築很多，但城市管理水平我認為並不如當時中國。比如城市安全，在1989年、1990年，一般人晚上是不敢去曼哈頓中心的。曼哈頓在8大道以西，天一黑妓女就站在大街上，42街都是紅燈區，很爛很破，什麼人都有。而且衞生非常之差，垃圾滿街。雖然看起來經濟很繁榮，但這個社會給人的感覺就是很不安全，很破敗，遠遠沒有中國的北京、上海這麼安詳、和諧。

上世紀70年代紐約街頭

美國帶給我的第二個負面的震撼是，貧富懸殊實在太大，富人區和窮人區非常典型，中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美國有很多區你是不敢進去的，走進去了可能就不能出來，或者被搶劫，或者被殺掉。而且不是一個地方很危險，而是很多地區，晚上就更沒人敢去。

與美國貧富懸殊相適應的是美國社會的等級化。在去美國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樣，都以為沒有等級觀念是美國的根本特徵。西方學界一直講，美國作為一個沒有封建傳統的新國家，沒有像老歐洲那樣的等級觀念。但到了美國後看到事實讓我很失望。在這裏我談談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到了美國後住在布魯克林區與皇后區的交界地帶，這個區的治安很不好，因此房租便宜。我從中國去美國時，美元對人民幣的黑市匯率是1：10，而當時中國普通大學教師的工資換成美元只有幾十美元。當時美國最差地區的一個單間房租也要200美元以上，所以到了美國只能在租金最便宜的地區租房，而且必須打工才能生存。這跟今天很多帶着錢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每天乘地鐵到紐約大學，會順手在地鐵站買一份紐約地區的地方新聞小報看看。但我感到很奇怪，這些地方新聞報紙的很多句子和字我都不認識。我心裏很納悶，覺得圖書館的很多書都能看懂，怎麼讀這種報紙會很吃力？

有一天我在學校問一位教授，一位相當著名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學者，問他這些報紙為什麼這麼難懂？他一聽就笑了，然後告訴我，你怎麼會看這種報紙，這些報紙充滿了俚語和土話，報道的全是地方性的各種案件、緋聞。在大學裏的人從來不看這種低級報紙。我問他，那應當看什麼樣的報紙最好？他告訴我要看《紐約時報》，這是世界上最高雅、最有文化的報紙，《紐約時報》的時政分析、學術摘要、藝術報道、書評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當然，《紐約時報》的語言也是最標準的。這位教授説，他每天最愉快的時光就是下午坐在紐約大學旁SOHＯ街道上的咖啡館瀏覽《紐約時報》。

在美國，不同階層讀的報紙也不同

實事求是地説，他講的話並沒有錯，確實符合事實，對於美國學者來説，《紐約時報》與地方小報確實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但是，當時我又想到，作為一位高度關注勞工運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講到資本家的貪婪就異常憤怒的左翼學者，在提到下層社會讀的報紙好像有一種鄙視感，而談到《紐約時報》的高雅與情調又有一種情不自禁的愉悦感。這似乎有些不協調。不過，這種不協調的感覺也是一閃而過，後來就沒有再想。但接下來與《紐約時報》有關的兩件事，加深了我對美國社會的認識。

由於《紐約時報》是一個高大上的東西，我也每天開始看《紐約時報》。我每天從紐約大學回家會在地鐵站買一份《紐約時報》回家，因為在我租房的附近報攤沒有《紐約時報》賣。有一天，我拿着《紐約時報》回家，路上遇到一個西語裔（Hispanic）問我討5元錢買東西吃。我説，我剛來美國，自己也很窮，5美元對我來説也很多了，我哪有錢給你？這位西語裔説到，你怎麼會拿不出5美元？你不是看《紐約時報》嗎？他指着我手上的《紐約時報》説。這時我才頓悟過來，原來美國社會不同經濟地位的人看的報紙是不同的。經濟收入把不同收入的羣體歸類到不同的地區和街區，人們住着不同的房子，講着不同的語言，讀不同的報紙。即使是最激進的左翼學者也是住在温馨的中產階級社區，從不踏進危險的貧民區或黑人區。當時我有種感覺，覺得美國左翼思想界討論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好像是在自説自話，跟下層社會實際沒有多大關係。後來，每當我跟美國左翼學者對話時，我都不由自主在想，他們談的究竟是自己心中的公平正義還是底層社會的公平正義？

2011年6月20日，美國紐約，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第三個震撼是美國社會的拉丁化，我到了美國就發現這個問題，也曾在不同場合給美國人提出過。但很多美國人不願意正視。每天有成千上萬的拉丁裔進入美國，最後美國的白人會成為少數。我剛到美國住的地方就是西裔人社區，周圍居民都講西班牙語。通常西裔人社區都很危險，髒亂差，販毒什麼都有。

這是美國一開始帶給我的震撼，這些看法是否全面呢？也未見得。人們常説，中國很複雜，很難用幾句話界定。其實美國也很複雜，越是深入瞭解美國，越覺得美國社會複雜。

後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發現了美國的另一面，這就是中國和美國的主要差距。大家知道，馬克思在19世紀就提出了將來的理想社會要消滅三大差別。毛澤東在建國後也反覆提出要在中國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但是我到了美國以後，發現資本主義美國的三大差別要遠遠低於中國。

第一，從生活質量上來説，美國小城市、小鎮是要高於城市的，所以，很多富人都離開城市到小鎮鄉村去了，小鎮基本上可以做到夜不閉户，環境也很乾淨，充滿了田園牧歌的美好。第二，美國農民的生活質量並不比城市裏的人差，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幾乎感覺不到，甚至覺得鄉村比城市更美好。第三，美國技術工人的工資並不比知識分子少，甚至還要高。一個有執照的電工、水管工、木工的工資並不比一般大學教授少多少。

這也讓我開始思考，三大差別的存在究竟是社會發展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問題，還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逐漸認識到，三大差別的存在歸根到底還是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的問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工業化程度和農業現代化程度，這些發展水平決定着三大差別嚴重與否。從這一點上看，必須承認，中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在美國的時間呆久了，逐漸切身認識到美國確有它自己的根。美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美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它自身的根源和邏輯。當我在心中把中美兩個社會進行對比時，再次體會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模式，並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人決定的，而是這個社會的歷史基因和傳統決定的。我感觸特別深的是，美國之所以選擇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確有它自己的根源和理由。

一方面，美國社會的基層自治能力很強，這是從英國基層治理能力中遺傳過來的，一個社區，即便沒有政府，社區內部的人就可以把它治理得很好。我後來居住在普林斯頓大學旁的小鎮，政府規模極小，根本就沒有幾個人，但整個地區管理得井井有條，這主要取決於當地居民的自治水平。儘管很少看到政府管理人員和執法人員，但當地居民都非常自覺遵守各種法律規章制度，並且很多地方性事務都是當地居民自己解決。這讓人確實感到不需要政府做什麼事，政府大了反而是負擔。

但反觀中國，強有力的政府是社會良好運轉的保證。如果中國政府不作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都難以維持。美國人對政府作用的輕視與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期許形成鮮明對比，很難説孰優孰劣，只能歸結為歷史傳統的不同。

觀察者網：在海外回望中國，從哪一年明顯感覺到中國的變化？或者從您自己的心路歷程來看，有沒有哪一件特別的事情觸動您，開始重新認識中國？

**寒竹：**2008年開始我就陸陸續續地回來，2010年以後基本就很少回美國了。1989年我出去的時候，中國的情況確實不是很好，當時西方封鎖中國，我們自己也比較保守，改革的動力不足。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我感覺中國的變化是立竿見影，到1995年，這種變化就非常明顯了，可以説是一個月一個樣。那個時候我在美國就已經感覺到中國的發展，而且對中國很有信心，在2000年的時候我就認為中國超過美國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在沒回來前的2006年，我和文揚老師已經在國外寫了很多東西了。到了2008年奧運會之前，當時國外有很多人批評中國，我就主動站出來，為中國辯護。那時候西方想象中的中國還和非洲一樣落後，還加政治上的共產黨“專制”，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的情況已經很好了，現代化程度已經非常高了，很多大城市和西方已經非常接近了，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讓美國人瞭解真正的中國，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中國的發展道路。

2008年8月8日，北京，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舉行，姚明擔任中國代表團旗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時我自己對國家發展很有信心，雖然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趕上日本，但我們完全看好中國的發展趨勢，對中國的期待也很大，覺得趕超美國就是時間問題而已，希望中國能夠在很快的時間接近民族復興。

這種信心來源於我們對中國製度優勢的分析，這也是中國能夠成功的原因。在改革開放後十年，我們會感覺到中國政府做什麼事情都非常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一心想把工作搞好，怎麼發展地方經濟，怎麼回應社會需求，社會輿論也給政府很大的壓力。這個壓力會變成一種動力，所以你會看到中國政府一方面它的主觀性很強，另一方面在社會壓力下它也很努力去做事。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就沒有這個壓力和動力。

舉個例子，2012年美國遭遇颶風，我回來後就寫了篇文章，用美國和上海作比較。颶風來了，美國氣象部門早就知道併發出了警訊，但紐約市長所做的也只是出來宣佈颶風要來了，請各位居民儘量不要外出，在家裏看電視，多買點水，買點食物，讓大家注意安全，但政府什麼都不做。結果地鐵、機場都被水淹了，城市癱瘓了好幾天。而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有一年上海遭遇強颱風，政府提前很多天就動員各部門準備防汛，各地鐵口都堆上沙袋，各個下水道的蓋子也翻開，防汛工作一直做到各個居民小區。中國政府如果不做就是失職。社會對政府的壓力很大，這種壓力反過來成為動力，這確實是中國製度的一個優勢。

也有人會説美國是自由競爭，政府不行，但私人企業發展很有效率，這一點我也不否認，我們的勞動生產率低於美國很多。但有一個問題是高度競爭以後，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美國會不可避免地走向產業空心化，最後企業發展的好處並沒有回到老百姓身上，是在大資本的手上。特朗普現在覺得美國在全球化中吃虧了，其實並不符合事實，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居於高端位置，賺的錢最多，根本談不上比中國賺得少。但問題是錢進了美國以後並沒有回到老百姓身上，而是到了資本家手裏，對社會的消費市場並沒有起作用。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國企、有轉移支付，財富是用之於民的，這是中國能夠超越美國的優勢所在。

此外，雖然中國企業的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中國發展速度是最快的，這個矛盾怎麼解釋？我覺得中國經濟學家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自己觀察下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非常重視就業問題，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把充分就業放在第一位，有就業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費，所以中國消費能力的增長高於美國，這是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中國人是最富有商業精神的，美國好多商店週末都是不開門的，但是華人商店從不休息，在中國你能感受到那種社會活力，每個人都在想着努力賺錢，想着改變命運，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夢想，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夢想，這些都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認為中國能夠超越美國。

觀察者網：您當時期望回來後做些什麼，現在有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

**寒竹：**我當時有兩個想法，一是讓西方更瞭解中國，因為2008年奧運會後，西方把中國妖魔化，我想讓西方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第二，我當時對自由派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我不喜歡中國的自由派，想要去駁斥他們的謬論。

我們這個圈子對自由派的批評是認為自由派搞私有化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也同意這一點，但我還有其他看法。我一直認為中國的自由派是“偽自由派”。因為中國的自由派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無論這些人是否定文革還是懷念文革，都不同程度上繼承了文革的思維方式，從他們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字報的風範。還有一些人希望在中國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通過一批精英重新統治這個社會，什麼經濟自由化都是假的，這才是核心問題。

但傳統意義上的西方自由派自認為是左派，而中國的自由派自認為是右派，這是一個界定上的錯位。美國的保守主義大都愛國，強調美國利益至上，美國優先，但自稱右派。而在中國，保守派通常被看成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左派，而把自己定位為右翼的人通常都是普世主義者，主張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的人則被定位為左派。所以，自由派與保守派，左派與右派，在中國與美國有着不同內涵。

為了讓西方普通民眾瞭解真實的中國，這些年我跟復旦中國研究院、春秋研究院的同事一道，通過在外媒發表文章，舉辦各種講好中國故事的講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到西方大學和智庫進行交流訪問，起到一些作用，但也不完全理想。西方對中國的偏見有數百年之久，並且一直主導着全球的話語權。讓世界瞭解中國還是一個長期任務。

觀察者網：一般會將新中國70年發展劃分為幾個歷史階段，比如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比如三大改造、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您認為對於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來説，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歷史節點？

**寒竹：**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講了中國的三個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有內在的邏輯關係，每一個階段都在完成不同的任務。

從1919年到1949年，中國完成了現代建國的基本任務。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2000多年郡縣制度。但是我始終強調一點，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實際上很年輕。從1911年到1949年，我把它理解成是中國從傳統的古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過渡時期，最終通過共產黨的社會革命完成了過渡而建立起現代國家。換句話説，我認為共產黨跟國民黨之爭，不是簡單的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而是爭奪現代建國的權力，是你來建國還是我來建國？是按照你的模式來建這個國家，還是按照我的模式來建？國民黨一直在提抗戰建國，當時中共的文件也講到抗戰建國，那麼1945年以後，中國該向何處去？最後在這兩個黨的建國模式發生衝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革命的形式奪取了現代建國的權利，而且完成了現代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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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説1949年以前國民黨沒有完成現代建國？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有兩個標準：第一，對外的主權獨立。1949年之前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主權是不完整的，到了1949年，英國軍艦還在中國的內河航行。中國在1949年實現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願望，特別是通過朝鮮戰爭以後，中國在國際上不可動搖的地位已經確立。現代國家的第二標準，國家政權是否深入到了社會基層？國民黨的政權是浮在空中的，並沒有深入到基層，沒有完全走出中國傳統社會。共產黨經過土改以後，政權深入到每一個基層村莊，把每一個村民都變成了國家的公民，對內完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構建。

第二個三十年是從1949年到1979年，也就是我們常説的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這其中從1949年到1953年，是鞏固新民主主義，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在1949年之前毛澤東曾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當時認為中國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國家性質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多黨執政的聯合政府。所以到了1950年以後，黨內就中國未來的發展發生了分歧：下一步怎麼走？繼續鞏固新民主主義還是要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不能夠再繼續在新民主主義路上走下去，中國要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這一點顯示出毛澤東是有戰略眼光的。

為什麼要從新民主主義轉到社會主義道路？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毛澤東從中國傳統的治亂興衰總結出歷史經驗，中國歷朝歷代每100年到200年就是一個循環，很容易爆發農民起義。中國有2000多年土地私有制，中國人的私有觀念是很強的。土改以後，土地分田到户，每個人都有田地，而且土地是可以買賣、自由流轉的。毛澤東根據歷史經驗認為，一旦土地分到農民手上以後，很快就會出現土地兼併，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中國又會掉入治亂循環的圈子裏。所以中國必須要走合作化道路，土地不能買賣，防止新的地主或者富農階級出現。

第二，中國共產黨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到了1953年，中國建設搞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具備。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所謂過渡時期是説從1953年開始，中國準備花3到5年時間，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開始搞農村合作化、集體化，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下半年，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由此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1956年上海資本家接受公私合營

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偉大成就，我們通過和平的、比較平穩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且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和借鑑了蘇聯模式，同時也發現了蘇聯模式的問題和弊端。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以後，工業發展以自上而下的中央各部為主，地方發展工業的能力很弱，中央的“條條”壓倒了地方的“塊塊”。中央政府的權力太大，地方失去了自主權。

所以在1956年建立社會主義的時候，毛澤東同時又提出了“以蘇為鑑”，認為蘇聯做的有些過了。現在很多人講中國改革開放前就是斯大林模式，這個説法是不準確的。中國和蘇聯都是計劃經濟，但區別在於蘇聯是中央主導的計劃經濟，中國是條塊經濟，既考慮中央的領導，又考慮地方實際情況，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發展權力。這個模式為後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打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性基礎，這是我們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從1955年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有些偏激的做法，比如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中小企業特別是涉及到民生方面的企業全部國有化後，其實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當時很多改造都是“一刀切”，賣個生煎包都要國營，很多老品牌都消失了，很多地方温飽都成了問題。我們對改革開放前30年不能全盤否定，但也不能全盤肯定，而是要三七開。如果前30年沒問題，怎麼能夠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撥亂反正，怎麼理解為什麼要進行改革開放呢？

所以説從1958年到1978年,我們違背了經濟規律做了一些錯事，必須承認，不能迴避。那個時候中央過度追求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只要社會主義了，哪怕生產落後也沒關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説改革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低，很多人都吃不飽飯。現在應當注意，不要一講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連前三十年犯的錯誤也不談了，這是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開啓了第三個三十年，經濟走市場化方向，政治上簡政放權、黨政分開，但同時又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中央權威被削弱，地方又有點各自為政；二是一些不該市場化的領域被市場化了，比如住房、醫療、教育；三是弱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所以到了十八大前夕，我們和張維為老師就站出來講話，認為這個社會不能再往右走了，要重塑中央權威，重新強調意識形態，而且要加強社會主義的性質，國家要解決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不能都扔給市場，不能按照自由派的思路走。其實觀察者網也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反思自由派路線，對社會進行糾偏。所以十八大又是一個轉折點，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整。

觀察者網：放眼世界，中國的體制無疑是非常獨特的。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復興之路上的作用？

**寒竹：**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時候，是作為一個階級的先鋒隊出現的，它代表了工人階級，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定義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直到江澤民主席提出“三個代表”，意味着中國共產黨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同時也代表工人階級，這就和西方的政黨區分開來了。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核心，中國一定無法完成民族復興。

中國是個大國，有2000多年的郡縣制歷史，郡縣制有個特點就是官僚制。如果沒有政府，中國就是一盤散沙。而且中國這麼大，怎麼凝聚這麼多人？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就反覆説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所以只有通過中國共產黨這麼一個黨，把整個民族凝聚起來，我們才能夠形成強大的力量。沒有黨，中國的民主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有人曾經問過，中國共產黨還是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有兩個定義，民族先鋒隊和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二者是合在一起的。我們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要向工人階級而不是富人傾斜，時時刻刻把工人階級的利益放到最優先地位；同時中國共產黨代表的不是局部利益，而是整體利益，是民族先鋒隊，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的核心。

觀察者網：您剛才有提到擴大中國共產黨的這種代表性，是不是也在解釋為什麼一定要是共產黨，一定要是社會主義，才能走向中華民族的復興？

**寒竹：**這個問題我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從歷史的原因來講，中國有很強大的社會主義基因。中國有最早的私有制，有最早的土地買賣，也有最早的貧富分化。任何一個社會只要有兩極分化，社會本身就會產生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防止社會崩潰。中國從漢朝開始，政府就開始干預，防止社會過度兩極分化。所以，我一直講社會主義在中國強大的歷史基因。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形成強大的消費需求，經濟才能夠持續。

從現實的原因來講，我剛才也提到了，辛亥革命後中國是一盤散沙，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凝聚14億人民，是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慄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觀察者網：80、90年代改革中，中國主要是向西方學習。2008年奧運會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自信起來，逐漸總結中國模式。您怎麼看這種國家心態的轉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寒竹：**我覺得有幾個原因，首先還是存在決定意識，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一直是高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用事實告訴大家，如果這個發展模式有問題的話，就不可能有經濟奇蹟。中國只用30年的時間，就走過西方200年的路，中國的成功給了中國人信心。

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帶給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信心的同時，也給很多自由派製造了攻擊中國的藉口，當時中國存在的住房、教育、醫療以及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矛盾也很尖鋭。所以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更多強調社會主義的性質，強調公平正義，而不是隻講發展，話語權的爭奪也差不多是從2008年開始的，我們對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實事求是、客觀的評價。

觀察者網：但是從西方來説，會首先從意識形態來解釋中國，只要是中國，只要是中國共產黨，會先入為主認為就是錯的。我們該如何對外解釋中國70年的改革和發展？

**寒竹：**對，西方就認為中國按照這種模式走下去，最後就是國家資本主義。我們在對外宣傳的時候，需要保持定力，向外界解釋為什麼中國是社會主義。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也講過，“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説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乾脆説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的理論界需要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裏？除了講共產黨領導和公有制，還要解釋如何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現在缺乏這種理論論述，缺乏從生產關係、所有制、分配製度、税收制度多個角度來解釋社會主義的性質。

觀察者網：未來對中國國家發展還有哪些期待？

**寒竹：**第一，我認為中國還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不斷反思現有的各種弊端。第二，全球化這條路還是要走下去，我們不能夠閉關自守，不能夠再退回去。

眾所周知，中美貿易戰發展到今天，已經很清楚告訴大家，中美在各個領域的博弈是長期的。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基辛格講的這一點並沒有錯。中國應當如何面對美國的挑戰和圍堵？我個人的看法是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贏得未來。

首先，經過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特別是加入WTO後的近20年，中國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全球化的進程，併成為推動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人們常説，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加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也受到全球化的制約。這就是中國的製造業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的一個部分。中國已經不可能像過去一樣關起門來獨自制造所有產品。事實上，全球所有的高科技產品都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獨自生產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説，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不可能脱離全球化而獨自發展。

當然，這並不是説中國這麼一個大國，一個擁有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大國退出全球化就不能生存。而是説，任何一國家，一旦離開全球化，全部產品由自己開發、設計和生產，這違背了分工原理，比較優勢的喪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説，中國的產品將在世界上失去原有的優勢。這將會對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造成巨大困難。所以，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開放政策，堅持推進全球化是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是深化改革。中國社會的發展雖然在總體速度上領先世界，但中國企業的效率還很不理想，落在很多國家後面。中國勞動生產率這幾十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但單位勞動產出仍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如何加強科技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再有一個是中國需要加強在分配領域裏的社會主義因素。公平正義是一個社會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大家知道，堅持共同富裕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應有之義。但時至今日，中國的基尼係數雖有細微降低，仍處在高位，這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相當不利。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講共同富裕容易，但如何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並非易事。所以問題的難點在於如何在不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

我個人認為，為了保持經濟的高速發展，在第一次分配中推行收入均等的可能性極小。最多隻能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福利等領域入手。但這些年的實踐證明，這些手段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雖有，但不大。我個人以為，在保證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下，加強第二次分配中的社會主義力度仍然大有可為。中國應當儘量加快税收制度的改革，在第二次分配中大力縮小貧富差距。

此外，中國的醫療、教育和住房這三個最為普通民眾詬病的領域，應當加快以公平正義為目標的改革。

要而言之，我對中國未來的期許有兩個。第一，持續穩定發展，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還是希望能保持迅速發展的速度。第二，堅持開放的基本國策。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堅持開放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第三，加強社會主義力量，深化各個領域的改革，最大程度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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