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把握變局、做好自己，迎接新的全球時代

【文/傅瑩】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這一論斷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在深刻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演進規律的基礎上，對時代特點和國際趨勢做出的敏鋭判斷，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變，動能之一是中國的崛起。

廣義上講，世界格局是指一定歷史時期國際力量的結構，狹義上是指在國際舞台上博弈的主要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狀態。隨着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解體，美國成為唯一霸權國，試圖確立以“美國治下的和平”為特徵的單極世界。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大潮的推動下，世界格局實際上呈現的是“一超多強”形態。經過20多年的演進和多種力量消長的相互作用，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發生動搖。

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收縮，構成新一輪世界格局調整的主要牽動因素。中國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經濟實現較長時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升，尤其基礎設施之完備、製造業規模之巨大，受到全球矚目和認可。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範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表現良好，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了“火車頭”的作用。中國在制度、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影響力開始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都得到增強。

2014年11月10日，北京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焰火表演在奧林匹克公園舉行。

美國在9·11事件後發動反恐戰爭，對伊拉克、阿富汗採取軍事入侵行動，並試圖對這些國家進行政治改造，其追求的目標超越了現實可能和自身能力，造成戰略透支。而在經濟層面，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呈現下降的趨勢，2004〜2014年為0.4%，不到上世紀70年代的1/4，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放緩；監管失策導致金融危機，波及歐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區；國內二次分配上也沒有跟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貧富差距拉大。美學者對目前的政治極化和政府效能下降憂心忡忡。

美國作為世界的主導性大國，在戰略判斷和政策上不斷出現失誤，導致國力和影響力下降，財政捉襟見肘，主導世界事務的意願發生動搖。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再熱衷於對外投入，急於甩掉“不必要的”責任，避免再陷熱點泥潭。這樣的美國，即便能維持世界強國地位，也已開啓霸權盛極而衰的曲線。美國開始對其他大國的上升感到焦慮，從戰略上重新聚焦大國競爭。與此同時，西方“市場經濟+自由民主”的模式遭遇信心危機，歐盟出現離心和右化傾向，內部矛盾成為焦點，聯合行動能力減弱，與美國的矛盾也在擴大。在美國地位動搖的背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地位危機。

用一組數據很能説明力量對比的變化。據世界銀行統計，1991年冷戰結束時，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比的情況是，美國25.73%，經合組織（OECD）國家82.7%，中國1.59%；2018年美國是23.88%，OECD國家是61.3%，中國是15.9%。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中國的GDP相當於美國的1/9；2010年美國自伊拉克撤軍時，中國的GDP已接近美國的1/2，現在則達到美國的60%以上。照目前趨勢，中國在2035年前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是大概率事件。然而，美西方仍然擁有超強的綜合實力和國際體系裏的優勢地位，其相對下降是“慢動作”過程。考慮到美國的自我修復能力和匯率因素、國際安全等變量，美國國力的恢復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美在同一國際體系的有限時空內出現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也更加凸顯兩國包括政治異質在內的結構性矛盾。未來相當長時期，美國無力阻擋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中國也不具備全面取代和挑戰美國的充分條件，雙方相互競爭、彼此防範，但又無法徹底對立隔絕。在真正確立多極格局之前，世界將在過渡期中摸索前行，這期間的不確定性和機遇、風險都會更加複雜。

二、中國之和平崛起，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背景下的新型崛起，時代的變革為中國的成功提供了機遇。

作為世界格局之變的重要背景，經濟全球化有力地促進了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優化配置和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大，不僅帶來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導致世界權力越來越分散，不可避免地引起地緣經濟、政治利益和制度、文化影響力的重置。數百年來，世界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重心侷限於西方世界內部，冷戰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促成今天這樣的產業鏈和利益鏈在全球範圍更加廣泛的分佈，中國這樣的規模大國也得以從鏈條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不可否認的是，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也日益暴露，財富過度集中、金融缺乏監管等弊端凸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興起，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氾濫。特朗普正是被這股潮流推上台的，他主張“美國優先”，大搞保護主義，使全球體系面臨裂解、重組的壓力。與此同時，氣候變化、恐怖威脅、海上安全、塑料污染等全球性挑戰，呼喚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也要求國家間攜手合作、防範風險。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需求，呼喚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也承擔部分責任。中國通過倡議“一帶一路”、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金磚合作等努力，主動提供新型公共產品，贏得了越來越重要的國際影響力。但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巨大，並非任何一國能獨自填補，未來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完善離不開國際協調與合作，也不可能脱開現行國際機制“另起爐灶”。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還需要加快學習和適應，以提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海”裏暢遊的能力。

世界變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虛擬現實以及合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不斷取得突破，預示着第四次工業技術革命的到來，足以顛覆人類生產生活的傳統形態。而在這些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中，美西方與新興國家都參與其中。中國也及時搭上了信息技術革命的快車，依託雄厚的製造業基礎，發揮制度、產業和人才優勢，在人工智能、雲計算、數據網絡、區塊鏈、感知應用、5G等領域，站到了與發達國家接近的起跑線上，在個別領域甚至爭取到比肩的優勢。當今世界，美國仍是最能孕育和研發新技術的國家，中國則以融合和應用見長，未來第四次工業技術革命的成功離不開中國的貢獻和中美兩國的合作。

三、中美關係正在成為左右未來世界格局演進方向的關鍵。

國際關係理論慣用“權力轉移”來描繪世界格局轉換，其基本邏輯是：主導國通常不肯讓權給崛起國，而崛起國必然會利用自身快速增長的實力，拓展海外市場、堆積軍事能力、壟斷尖端技術、排擠主導國利益，藉此改變原有秩序和規則，謀求與自身新的實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特權”，由此導致既有秩序瓦解。當崛起國的努力取得成功、世界主導權的過渡完成時，新的秩序就開始了。回望歷史，近代以來的世界“領導權”轉換都是在西方國家間發生的，雖不乏激烈爭奪，但競逐者有着相通的歷史、文化和制度背景，所產生的“權力轉移”本質上是同一政治文明形態內部的“領導權”更迭。比如19世紀後半葉美國與英國之間的世界權力更迭，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實現，美國藉助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積累的實力，成功實現了對世界權力的接替和對國際體系的部署與掌控。

然而進入21世紀，世界格局再度出現調整的動向，而這次推動變化的張力不是完全來自於西方同質文化圈內的國家關係變化。新的衝擊力至少部分是由中國這樣一個在歷史、文化乃至政治信仰和發展道路上都與現存的主導性大國截然不同的國家之崛起帶來的。中美多重特質差異決定了這一輪格局調整中的利益重置和規則的再確立，其特殊性、廣泛性和複雜性，都將是數百年來國際關係史上所未有的。

美國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崛起。不同於當年的蘇聯，中國已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美西方的經濟、貿易等利益深度交融。美國無法像對待蘇聯那樣全面遏制、徹底打壓中國，更何況中國並沒有顯示出要與美國爭霸天下的政治意圖。中國的國際政治基因是反對霸權的，中國國際政治主張的傾向性是多邊主義和多極化。但是美國出於霸權的慣性，做不到對中國的追趕無動於衷，也不想任由中國盡享機遇。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大幅調整對華政策，釋放出大國博弈的信號，擺出如果中國不想打冷戰就必須改變自己的挑釁姿態。但目前的特朗普政府難以完成美國對華新戰略思維的構建，他本人更關心的是在競選中有過承諾的經貿等具體問題。而美國戰略界的強硬勢力顯示出更深的競爭意圖,短期內試圖儘可能地壓制中國的趕超勢頭，長期則想通過戰略圍堵和遏制，贏得阻止中國獲取所謂世界主導權的終極博弈。一段時間以來，一些鷹派勢力試圖在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的摩擦中增加衝突因素，包括在貿易談判中增加政治要求，在科技、軍工、電信系統等關鍵領域推進“脱鈎”。美國軍方則以西太平洋、東印度洋為重心，升級軍事部署、強化同盟網絡、開展戰略統籌，利用南海、台灣等問題增加對中國的制衡。

如果把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比作一個360度的“圓”，那麼前半個“圓”算是畫完了，也即美國內基本形成必須調整政策以更堅定、有效地牽制中國的共識，要把中國當作一個崛起的強國對手來對待。但後半個“圓”怎麼畫，也即究竟構建什麼樣的對華新政策，則還缺乏清晰的共識，有主張“聰明競爭”的、在加強遏制的同時保持接觸合作，也有主張不惜一戰全力打壓中國的。由此可見，中美關係將揭開新篇章，彼此既存在觀念、目標、路徑上的差異，也有廣泛的共同利益需要協同，未來世界局勢如何演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的選擇。

四、怎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維護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需要認真回答的歷史命題。

在2018年6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義。我們要深入分析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準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徵，統籌謀劃和推進對外工作。”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動因來自世界主要力量的消長變化，不是脱離中國發生的。崛起的中國既是“變局”的一大促進因素，又是“變局”巨大影響的承受者，更是其方向的重要影響者之一。沒有什麼比做好我們自己更重要。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把中國自身的變化與世界的變化放在一起考察和考慮，找準中國的位置、利益和作用，把握好變局當中藴含的機遇和挑戰，堅持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堅持推動和平合作，堅持推進全球治理變革，主動駕馭、影響和塑造變局，為自身發展不斷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發揮影響力，進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和平與發展大趨勢動態演進的結果。儘管世界亂象橫生，但尚未打破大國的相互制衡，尚未瓦解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也未能顛覆二戰後行之有效的外交原則和國際機制。世界總體和平與發展的態勢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中國的積極影響也將日益強有力地作用於這個世界大趨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做出的論斷：“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這一論斷提示我們，在對和平與發展保持信心的同時，不能高枕無憂，對變化視而不見，必須對風險挑戰的不斷增多有足夠警覺和反應，統籌好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主動博弈、積極引導，努力塑造良性發展條件，有效防範、應對各類風險。

形勢固然複雜，中國的方向是明晰的。我們黨和國家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確保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的最大利益在於確保邁向強國的進程不被中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不被阻撓。大的選擇已經做出，一系列次級選擇和操作均需與之匹配和協調，其它所有利益和目標均應服從和服務於大的目標和方向。

美國現階段對中國疑慮和競爭性上升，同時又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和不可或缺的合作需求，是中國必須長期打交道的對象。美國作為霸權的衰落可能是個長期緩慢的過程，作為世界強國仍有明顯優勢，對世界的金融、通道乃至信息等關鍵元素仍有相當的掌控力。這個現實構成中國和平崛起的典型外部條件。中國需要繼續適應和努力維繫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在此基礎上改造其不合理、不公平之處。應對與美國的博弈亦是需要在這個框架之內進行的。靠妥協難以協調出合理的中美關係新態勢，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通過鬥爭維護核心利益和關鍵利益，通過鬥爭防範各種風險和挑戰，在鬥爭中推動形成新的交往範式，爭取實現和平競爭、合作共贏的新型“競合”關係。

對中國來説，俄羅斯既是最大、最重要的鄰國，也是目前在全球舞台上最可倚重的戰略協作夥伴。一個高水平、強有力的中俄關系不僅符合雙方利益，也是維護國際戰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習近平主席今年6月訪俄正式宣告，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入新時代，我們需要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在複雜變化的國際形勢下賦予兩國關係更宏闊的內涵，不斷開創合作新局面，這包括在“大安全”理念下將支持對方的發展道路提升到政治安全合作的高度，也包括深化經貿關係和軍事安全合作，使雙邊關係有更強勁的表現。

中國國際關係的根基在周邊。中國要在國際上發揮大的作用，首先需要有能力維護周邊和平、穩定與繁榮。我們需要不斷增強在周邊外交中的主動性，更加積極地參與亞洲事務，儘可能多地爭取夥伴，以親誠惠容的實際言行贏取人心。在經貿和安全等方面，制定處理分歧與矛盾的規則和機制，以便於遇到重大問題能有效共同應對。升級“一帶一路”推進模式，例如，在處置糾紛的法律框架、環境保護的共同標準和處理債務的協調方式等方面，與相關方研究並提出解決方案，通過更多的民生、民心工程和公共產品，加大周邊合作和各國之間的相互倚重和認同。

中國是在現行國際秩序和全球體系內和平崛起的，因此有責任維護之，但也要直面現行秩序不公正、不合理和滯後於時代的方面，積極推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國憑藉自身天然稟賦和後發優勢，應能扮演更重要角色，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為經濟全球化賦能，最終將世界舊的霸權體系轉換為有利於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共建繁榮的的新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隨着新科技的興起，中國要勇立創新與應用的潮頭，積極參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規範和規則制定，努力促使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造福於人類共同福祉，而非加劇惡性爭鬥。中國只有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多實際貢獻，才能印證“中國越強大，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繁榮越有保障”的道理。

我們也需做好政治和政策上的國際傳播，更好地維護和提升自身國際形象。需要超越傳統思維和方式，提升國際化和專業化水平，學會不僅多做還要多説，不僅做好還要説好，培育和提升國內和國際輿論的動員能力。需要激勵國際思維，擴大國際視野，把思想統一到習近平外交思想的認識上來，增強大家對國家總體目標和外交大方向的瞭解和認同。在國際上更好地解釋和説明自己，給世界穩定的預期，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贏取更多理解和支持。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溝通應是多層次的，除了官方交往，有必要動員國內各類力量廣泛參與，及時主動發出有説服力的聲音。

當今世界仍處於兩極格局瓦解後、多極格局確立前的漫長過渡期，風險和挑戰高度集中。但中國畢竟是這次變局的主要牽動力量之一，在對沖風險的同時，我們也需要增強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責任意識。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關鍵期，中國崛起的大勢是任何國家任何人任何勢力都難以阻擋的。只要我們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增強“四個意識”和“四個自信”，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戰略智慧，就可以把握住世界格局轉換的正確方向，開啓中國能夠參與其中併發揮更積極作用的新的全球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