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兵：“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應正視迴歸20年後悄然改變的格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曉兵】
六月以來，香港特區修例風波持續蔓延，暴力活動不斷升級，甚至局部出現暴力恐怖行動，極端政治力量的行動嚴重干擾香港特區正常的社會秩序，也自暴自棄地毀壞香港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
為何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正常立法活動，到頭來卻逐漸演變成為衝擊佔領立法會和激進的街頭政治運動？
對於香港這座世界和區域的金融中心、經濟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並一直以法治傳統為傲的國際樞紐城市而言，為何深深陷入被暴力活動綁架的政治風暴之中而不能自拔？那麼，我們該如何認識就香港這場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香港修例風波將以何種形式收場？這裏就從幾個層次來展開分析和探討。
香港修例風波持續蔓延是各種力量角逐的結果
第一個層次就是香港特區修例的立法活動本身。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發現，即便是擁有法治傳統的香港也在諸多法律制度上存有漏洞；且漏洞如此之大，以至於導致在台灣被害的香港居民命案無法正常辦理，殘忍殺害女友的兇手陳同佳無法被追究刑事責任，大搖大擺逍遙法外，被害人及其家屬的正當法律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法律公義淪為一句空話。
無疑，香港特區政府意識到了這個現實難題。如不能及時完善和填補，就無法讓兇殘的嫌犯接受應有的法律制裁，也有悖於香港所珍視和恪守的法治價值和法治傳統，這是港府啓動修例的正當性。
2018年3月2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行政會議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既是為處理發生在台灣的陳同佳謀殺案，也可以堵塞香港整體刑事事宜協作制度的漏洞。
截圖來自港媒
只是，時至今日，隨着修例風波的蔓延擴散，社會關注焦點早已經轉移至殺人犯之外的政治話題，被殺害的香港女孩潘曉穎及其家人的主張和訴求早就被香港社會忽略和漠視。修例活動成了一個可以被各種政治力量炒作和點燃更大政治風浪的導火線而已。由此看來，香港社會在法治面紗背後的確還存在着令人難以看透的一面。
第二個層次是要弄清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背後的深層次社會原因。修例風波持續蔓延，夾雜着街頭暴力，還裹挾着各種情緒宣泄和政治訴求的表達，爆發出強大的政治能量，也讓外界看到香港社會隱藏的諸多矛盾。
香港為什麼會因為修例這樣一個政府主導的立法活動而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內耗之中呢？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傳統產業衰退凋敝導致產業空心化和經濟結構日趨單一，高端產業優質資源集中壟斷現象嚴重，金融業收入頗豐但是專業門檻較高、可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房地產行業話語強勢、持續霸道畸形發展，導致廣大居民居住狀況長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年輕人不乏就業機會但缺少上升空間，薪資水平多年不提升調整，上樓無望（注：在香港，“上樓”指買房）。
同時，內地經濟蓬勃發展、產業整體進步提升，讓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產業分工不再是簡單的垂直分工，而是轉換為平行合作與競爭關係，這是世界經濟與產業全球化背景下許多發達經濟體都要面臨的問題，香港同樣面臨着重大產業轉型帶來的各種危機和挑戰，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細緻梳理並認真對待和解決。
現在，世界經濟整體復甦乏力，香港作為世界上重要的貿易和商業中心本來就面臨着非常不利的外部大環境，可以説很多行業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都面臨競爭激烈苦苦掙扎的狀態。當下曠日持久的街頭抗爭，動輒讓航班停飛機場關門，一些國際會議和展覽的組織者紛紛推遲活動，抵港旅遊休閒購物的人流也大量減少，不時發生的極端暴力活動已經給香港帶來百業蕭條的效應。面對香港亂局和嚴峻形勢，不少產業界人士擔心，如此下去，香港不僅將面臨經濟危機，甚至會面臨生存危機。事實上，香港街頭抗爭自暴自棄的破壞行動更像是一場自毀前程的瘋狂，不僅於事無補，更是加劇香港社會矛盾，而讓香港持續沉淪而不能自拔。
第三個層次是香港對內地的認識存在刻板印象，特別是對內地法律制度和法治實踐有着這樣或那樣的偏見和誤解。修訂《逃犯條例》這一正常的立法活動，加劇了香港社會內心深處所隱藏的種種擔憂，讓修例活動成為引爆各方集體發聲的導火索，進而通過街頭運動釋放。
事實上，近些年隨着法治國家進程的深入推進，內地法治氛圍日漸濃厚，法治實踐的政治生態得到重建，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於法治的要求和體驗都呈現出積極的態勢，法治實踐發展水平實現了長足的進步和提高。特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為法治實踐基本目標，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局面初步形成。然而，在香港迴歸祖國22年之際，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事宜依然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如今更是引發香港對內地法治的不公評價和堅決拒絕，的確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
無論從哪個方面進行評估，迴歸二十多年一直讓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因為簡單拒絕而擱置就足已讓兩地法律人感到汗顏。內地和香港在各領域迅猛發展的態勢和兩地頻繁交流的現實根本不可能被那些冠冕堂皇的歪理而阻擋，兩地的法律制度都必須隨着社會發展的節奏不斷完善並展開創造性的法治實踐才是大勢所趨。
但透過這次風波，實際上香港自身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實踐無法跟上“一國兩制”發展的態勢，甚至與國家在新的歷史階段對香港的期待存在着一些落差。香港迴歸要實現憲制秩序的重塑，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填補法律制度的空白，讓既有的法律漏洞及早補上，在香港和內地之間建立制度上的對接非常必要。平心而論，憑香港和內地法律界的專業水準，憑兩地法律人士對法治實踐的基本良知，找到一個可以被兩地所接納的辦法是毫無問題的。
黎智英（左）、李柱銘（右）等反對派頭目曾疑似到飯店“包場”招待外國人士 圖片來自港媒
事實上，如今為“反修例”風波煽風點火的反對派，曾經正是呼籲香港和內地簽署引渡條例的一些人，且不論其立場、目的為何。香港迴歸之初，發生震驚全港的“張子強案”，香港法律界人士就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其出發點是為了讓香港居民在內地犯案而可以被引渡到香港受審。當時，在香港特區立法會會議上，李柱銘就以“逃犯危害香港安寧”為由，向港府提出一項動議，即推動內地與香港之間相互移交罪犯。然而，在這次香港特區的修例活動中，李柱銘卻在港媒發表文章，大肆抹黑特區政府的正常立法活動。他危言聳聽地寫道，“移交逃犯的修訂將會把綁架合法化，更會摧殘香港這個自由城市”。
這次香港特區修例既為香港與內地、澳門、台灣之間展開司法合作提供製度支持，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區際司法協助模式、發展“一國兩制”實踐的需要。早在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就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1999年6月，雙方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006年7月，兩地又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在香港迴歸20年之際，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會談紀要提出了全面構建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機制的共同願景。2016年12月，內地與香港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2017年6月又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香港與內地之間應該採取有效舉措，儘快填補刑事司法協助安排的空白，早日實現兩地司法協助。這將為香港建設亞太國際法律及爭端解決中心提供有力支持，同時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法律服務和有效保障，為內地和香港經濟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提供更加堅實有力的司法保障。然而，從立法會內部的衝突到街頭抗爭和暴力不斷升級，導致這一正常立法活動被生生阻擊下來。
第四個層次就是，為何香港修例風波會呈現出暴力化的傾向。從香港非法“佔中”活動實施過程中尚能維持非暴力的基本態勢，到旺角暴亂升級為暴力性街頭抗爭，再到今天的修例風波，香港社會運動越來越顯示出暴力化的傾向，這一演變軌跡是觀察和思考香港社會問題的重要角度。特別是7月1日通過沖擊立法會的方式實現了對立法機構的佔領，不僅成功阻嚇了立法會修例的繼續展開，還創造了香港社會運動的一個記錄，將台灣的“太陽花”模式複製到香港。
香港迴歸20年，格局已悄然改變
對於此次修例風波，我們恐怕還要認識到這與香港在迴歸20週年之際所形成的的嶄新局面有密切關係。在過去兩年內，特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解釋基本法對宣誓問題作出明確表態後，再經過紀念香港迴歸20週年的洗禮，讓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實踐更深刻全面的認識，**這樣的歷史時刻也讓我們有機會對以前的一些做法進行一定程度的糾正，或者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進行了補課。**香港特區的社會治理和政治發展出現了一些緩和的局面，凝聚共識改善民生致力於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也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漸形成的。
特別是第五次“人大釋法”之後，梁頌恆、遊蕙楨等議員因宣誓環節的“辱華辱國”言行而被取消資格，立法會另四名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炎因為宣誓違法也被法庭撤銷（即DQ，Disqualified）立法會議員資格。此後2018年香港立法會補選中，這四個原屬泛民後遭取消資格的議席被建制派奪回兩席，泛民僅保住兩席。這某種程度上意味着“人大釋法”的權威得以確立，其基本內容得到了香港社會的接納，並在香港的司法過程和和選舉活動中催生了新的共識。
另外，香港特區法院對違法“佔中”的很多案件也陸續做出了宣判，一些非常活躍的骨幹分子都受到了相應的法律懲罰。**這種變化讓我們看到香港特區社會環境的一些轉換。但這種轉換讓反對派感到非常的擔心，他們擔憂自己的力量被逐漸削弱，生存的政治空間會遭到擠壓，政治地盤會不斷被“蠶食”。**對於激進的政治力量來説更是如此，因此他們一定會處心積慮地積聚力量尋找機會，以便為日後的反彈做足準備。
還有，香港立法會曾經陷入到一種半癱瘓狀態，亟需在制度上進行建設性的改變，為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撐。過去的兩年間，香港立法會終於實現了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的基本目標。這是治理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有效之舉，避免由於立法會內部反對派肆無忌憚的運用集體缺席會議、不斷清點人數等方式搗亂議會正常運作，頻繁製造“拉布”和流會，從而導致一些民生議案，如房屋建設、交通基建等議案在立法會中無法正常審議。這對於遏制反對派癱瘓立法會運作，讓立法會的運作逐步重回正軌具有重要的意義，被視為香港特區立法會由亂而治的一個轉折點。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圖片來自港媒
此外，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的順利實施，也為“一國兩制”的拓展及基本法的實踐提供了成功範例。特別是在基本法實施20多年的時候，結合重大民生問題的解決，找到了一個發展基本法的途徑。在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中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初期，不可能考慮到日後各方面的建設和制度設計問題；但隨着社會發展，香港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修建高鐵提上議事日程，亟需在制度層面進行相應配套和突破。但在實踐中，簡單依靠基本法規定辦事並不足以解決這些難題。香港和內地又不能面對這些問題無動於衷，特別是針對“一地兩檢”這樣的新問題，正確合理的思路是不能讓法律實踐淪為機械操作、甚至變成解決問題的障礙，而是應該通過創造性的法律實踐推動問題解決，開創更加成熟的法律實踐。在解決問題的同時，發展規則、沉澱規則，為未來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製度支撐。
“一地兩檢”的制定過程中，“三步走”的程序設計非常巧妙地解決了現實難題。首先是香港和廣東之間就口岸區的設立、範圍及管轄權、應急處理、爭議磋商等機制達成《合作安排》並簽署協議，然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准“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最後通過香港特區本地立法來進行落實。這種做法實際上開創了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這樣一個先例，也為之後馬上就要全面展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制度突破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和準備。
當然，在港珠澳大橋修建中，我們也必須看到存在的問題。這座總長約55公里的大橋歷經5年規劃、9年建設，是中國建設史上里程最長、投資最多、施工難度最大的跨海橋樑，跨越伶仃洋，連接香港、澳門和珠海。雖然建設中克服了很多技術難題和制度難題，比如水域管理、環保問題、施工安全、建設標準以及投融資模式、警務合作等等，但仍留下了一些沒能突破的問題，比如通關模式是“三地三檢”，未能從廣深港高鐵的“一地兩檢”發展出更有效的三地聯檢，僅在珠海和澳門之間採用了“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也正因如此，港珠澳大橋還不能無法充分發揮潛力，無法釋放出連接珠江口兩岸的樞紐工程的效應。當然，沒有實現更大的突破，也就避免了招來更大的非議和阻礙。可以想象，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一定要對通關模式進行優化，否則這項投資上千億的世紀工程、人類建設的奇蹟，其社會效應和實際價值會在無形中被嚴重限制和低估。
與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以及港珠澳大橋通關模式相比，《逃犯條例》的修訂則是要實現制度上的突破，甚至要實現香港和台灣地區、澳門特區以及內地在刑事協作制度上的銜接。當然，這是針對比較嚴重的犯罪，而且對於這類犯罪活動，如果要想實現逃犯引渡，需要滿足很多條件，包括實質性條件和程序上的要求。雖然是基於香港居民在台灣的兇殺案、為解決追訴難題而需要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實現制度突破，但不僅僅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還要實現香港與台灣地區、澳門特區、內地之間的制度對接和協調。這一設想的確在制度上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卻引發香港社會內部的擔憂和反彈，他們將對內地的誤解不斷放大，讓全香港陷入集體憂慮的情緒之中，通過反對修例運動不斷釋放和發酵，進而醖釀成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風暴。
港珠澳大橋 @視覺中國
2019年2月18日，《粵港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出台，這意味着一個與以基本法實施為主要內容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相平行的新模式開始出現。這是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及港珠澳大橋的延續，以超大型工程項目建設帶動制度創新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出新的發展動態，可謂環環緊扣，步步相接。客觀上形成了雙軌制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帶動港澳特區走向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過去以區分隔離為基調的“一國兩制”實踐將轉型為以協作融合為方向的“一國兩制”實踐，特區治理與區域治理的結合成為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主題。**然而，香港的修例風波讓當下正如火如荼展開的“一國兩制”轉型的歷史進程遭遇重大阻力，極端政治力量不遺餘力的抗爭試圖讓其戛然而止。這在另一個層面也意味着，事實上香港特區在這方面尚未做好充分準備。
香港問題，“攪動一池春水”
此外，香港修例風波的中還摻雜了台灣因素。香港迴歸20多年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從設想轉化為現實，也應該承擔起為國家統一做貢獻的責任，應該為台港澳三地的“一國兩制”實踐提供經驗上的準備和制度上的支撐，但香港過去幾十年內在這方面做得顯然不夠。
同時，我們也通過這場鬧劇看到了台灣島內對“一國兩制”堅決拒絕的頑固立場，對“一國兩制”的高度敏感、非理性認識和“污名化”相互交織。尤其是島內獨派力量更是對“一國兩制”有着莫名仇恨，出於本能的否定與抹黑。
今年1月2日，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要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並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這意味着台灣社會各界別、各政治團體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來就“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展開探討，參與到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來。然而，就是這個時刻，無疑加劇台灣社會內部、特別是綠營“獨派”政治力量的極度擔心，他們恐懼以大陸現在的實力來全力推動“一國兩制”和國家統一目標的實現，將徹底揭穿獨派的政治謊言，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捅破了窗户紙，“一國兩制”不再是台灣的禁忌，而是成為台灣未來的一種選項，因此民進黨當局想盡辦法對“一國兩制”進行持續攻擊，勢必尋找各種機會做負面文章。
港府啓動《逃犯條例》修訂實際上讓綠營嗅到了一個“戰機”。蔡英文政府趁機將此變成自己手中的槍和炮，無限放大詆譭，對“一國兩制”實踐瘋狂報復，觸動民眾敏感的神經；他們不僅瞄準香港《逃犯條例》修訂，還惡意將“禍首”引向北京。這也是為什麼香港逃犯條例風波會鬧得這麼大的原因之一。深層次來看，就是關係到台灣當局的命運和前景，因此無論如何都要遏制住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對島內民眾的輻射，想方設法阻止大陸啓動國家統一進程，不幸的是，香港成了戰場。
另外，我們還應該看到，今年初高雄市長韓國瑜非常高調的港澳深廈之行。某種程度上，這展示出島內明智的政治人物對於大陸所設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濃厚興趣和敏鋭的政治捕捉力。韓國瑜這一行動本身就表明台灣的未來在大陸，而大灣區是吸引島內政經精英的一個基本版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實現把港澳特區和廣東連接起來融合發展的目標，而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又高度重疊。現在大灣區內已經有不少台資企業，台灣同胞特別是年輕人未來的工作機會和發展空間都可以在這裏獲得，而且，粵港澳大灣區對標的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高度發達的地區，作為高度繁榮和高水平生活質量的區域來打造。
**韓國瑜的粵港澳大灣區之行揭開了台灣和粵港澳大灣區之間聯動的序幕，行程本身無疑透露出政治意義，也讓台灣當局內心非常恐懼，擔心此舉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他們非常清楚這個大勢是擋不住的。**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有很多考量，既有已經擺在桌面上要不遺餘力推進的部分，也有隱藏在桌面下的部分。不管台灣當局看到與否、擔心與否、阻擋與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標的是世界水準，其發展結果之一就是有利於塑造兩岸融合發展和平統一的態勢。
當今世界正經歷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轉換和世界秩序的重塑，在此大勢之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導權和時間屬於大陸這邊，兩岸融合發展推動國家大業實現的大結局基本上已經能夠分辨出來。只是這正好刺激台灣當局的神經。兩岸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圍繞國家統一目標而展開的戰略較量一直都有，而大陸就是要在這種較量過程中形成自身的優勢，最終有利於國家統一和兩岸同胞的福祉。這正是大陸一直在努力促成的。
香港修例風波為何鬧得如此大，就是因為香港攪動了各方的神經、動了各方的奶酪，讓本來純屬香港內部的事務，突然間成為各方暗中角力，檢驗各自戰略意志、實施戰略手段的由頭。
特別是當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發展具有國際水準的高科技創新，比如曾先後遭到美國打壓的中興和華為都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內。打造比肩國際水準的創科中心需要深圳和香港聯手，當然還有其他城市的配合支持。
這些事關中國未來發展大勢的戰略和產業領域，對外界而言是非常焦慮的，他們甚至要想辦法延緩進程。尤其是近一兩年來，美國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很多政治人物公開聲稱遏制中國，甚至給予分裂勢力、反對勢力實質性支持，這也是中國反覆強調在香港修例風波背後有外部政治勢力的介入。不久前，前特首董建華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香港的事態演變、爭議提升之快速、規模之龐大，組織看似鬆散卻非常精密，令人有理由相信，其中必有幕後推手或是外部勢力介入，種種跡象都指向台灣和美國。
9月3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左起）、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黃之鋒竄訪民進黨黨部，與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右二）、副秘書長林飛帆（右一）召開記者會。圖片來自台媒
在這個時間點上，製造香港亂局，美國、台灣地區都會藉機發力，只是各自站的角度和政治目的不一樣，香港的修例風波無疑成為各方可以借力實現自己利益的一個機會。外部力量和香港內部力量的聯動勾結，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立法，要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否則每每遇到大的政治風浪時，就會觸發大反彈，而且把眾多政治力量攪在一起發力。香港如果心甘情願地成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那麼外部力量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介入香港事務，與內部的各種政治力量聯動、策劃和實施各種政治行動，實現他們所希望的政治目標。
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衝突的背景下，美國的一些政客也試圖通過各種力量來牽制中國。台灣、香港都成為他們的目標對象，正如董建華在演講中所提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香港變成國際博弈的戰場，令香港變成反抗中央的基地、牽制中國的棋子。
事實上，美國在香港的佈局很早。早在香港迴歸前，美國於1992年制定了《美國—香港政策法》，把香港的獨立關税區地位跟香港的自治地位掛鈎，以支持香港人權、民主與自治和保障香港生活方式保障美資在香港的營商利益。現在美國國會的一些好事之徒又要層層加碼制定一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威脅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狀態，從而決定是否維持香港所享有的獨立關税區等特殊待遇，並將制裁所謂“侵權官員”。香港社會內部的一些極端分子則頻頻向美國喊話，呼籲美國加快這一立法進程。
**但香港獨立關税區的地位並不是因為美國人的給予和施捨而存在的，而是香港憑藉自身獨得天獨厚的條件成長為世界和區域的經濟、貿易、金融、航運中心及國際樞紐城市。**香港特區施行自由港的政策可以讓各種力量都能在香港獲得發展空間，獲得很多現實利益。美國給予香港在經貿、金融等方面的優惠待遇決不是什麼善心大爆發的恩賜，而是香港保持獨立關税區的地位不僅有利於香港和內地的發展，也同樣讓美國受益匪淺。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主動請求美國製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承擔監督香港的責任，是引狼入室，為“英退美進”提供台階。美國替代英國深度介入香港事務，將香港搖身變成了一個戰場，發動一場以“僱傭軍”為主體的“登陸戰”，圖謀與台灣一起形成“兩翼牽制”，配合美國對中國實施正面競爭。如今，美國將這些問題不斷擴大化，坐實了其在香港的戰略存在，向香港各界施加壓力，也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但我們必須明白，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地位確實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香港也要繼續保持開放的胸襟和狀態，而且實際上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外部聯繫的通道地位已經不再具有唯一性，在金融等其他產業領域的不可替代性也正在發生改變。
美國今天要拿香港説事，不僅要考慮香港能夠為美國創造多少價值以及美國可以給香港多少機會的問題，更多還要考慮對於中國的影響。如果美國認為通過香港可以威脅中國生存、限制中國發展，那麼美國人一定會拿香港開刀，讓這隻會下金蛋的母雞暫時或永久的失去下金蛋的能力。雖然這對於世界、中國乃至美國而言，都會帶來災難和損失，但只要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就還是會做。
人權和民主絕對不是美國介入香港的目的，只是以此為藉口，向中國施壓。在此過程中，美國會不斷評估和盤算，是否能繼續從香港獲得自己所期望的利益，香港發展能給中國帶來多大利益，這個利益又會對美國形成多大影響等等，最終美國會在權衡之下做出選擇。所以，我們必須保持頭腦清醒，看透香港內部極端政治力量和美國政客藉機生事不斷操弄香港問題的實質。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
修例風波註定不了了之
目前，這場持續三個月之久的風波似乎依然沒有銷聲匿跡、走向尾聲的跡象。仔細評估這場將香港各界裹挾進去並引發國際高度關注的社會運動，可以看到美國、台灣島內政治力量獲得了一些政治利益，對國家發展造成了極大困擾和損失；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場社會運動並沒有深刻的社會理論，香港社會所積累的問題和矛盾也並不會因此得到徹底解決，反而促使香港社會反思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堅定決心解決。
而且，當“反修例”的目標被反對力量提出的“五大訴求”替代後，也更能看清這場社會運動的本質。香港街頭持續出現的暴力活動是不得人心的，也讓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合法性都存在嚴重不足。作為國際和區域中心，長期的無秩序鬧劇對香港無疑是毀滅性的。但是，街頭抗爭和暴力活動不可能源源不斷地獲得動力。目前街頭暴力依然存在，但主要通過極端暴力分子的騷擾性游擊戰術，藉助於香港社會的一些立場偏頗的媒體和社交網絡不斷向外釋放信息，顯現出一種外強中乾、無以為繼的殘局。
前幾天，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女士明確正面回應了所謂的“五大訴求”，滿足了反對派提出的第一個訴求，即撤回修例，這是對特區政府此前立場的一個法律確認。既然這是香港修例風波的起因，那麼也該成為終點。香港自詡以法治為傲的城市，不可能因為風波蔓延和暴力升級而轉變成對所有嚴重違法暴力活動的肯定和容忍，港府也不可能通過創設一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來確立自己對管制的政治權威，中央政府也絕不容許極端政治力量無中生有地將修例風波的抗爭矛頭引向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質疑和否定。
香港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受制於內外各種因素的困擾而無法實現發展的轉型，包括2013年—2015年啓動的政改，最終都因反對勢力一致的綁架式投票而未能讓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政治發展的方案落地。
香港當下應聚焦經濟民生問題，全面提升服務業水準、打造高端服務業發展平台，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攜手內地闖世界。“蘇州過後無艇搭”，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迴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曾經鄭重地提醒香港社會各界，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作為中西方文明融合交流的國際化中心城市，香港當然會面臨着各種力量的角逐，但這也賦予其充足的經驗為自己尋找適當位置。現在的香港正努力尋找新的突破方向，特別是清晰的定位和角色，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新的發展機遇，獲得未來發展的動力之源。
香港沒有理由成為中美關係變局中任人擺佈的棋子，更不能成為中美戰略意志角逐的主戰場。對於台灣“獨派”而言，香港可能成為其阻止國家統一進程的抓手之一，但這也不足以逆轉兩岸和平發展融合的大趨勢，充其量只是短期內製造一些麻煩而已。台灣當局對於兩岸關係的主導力、影響力和話語權都在日趨萎縮，其對香港極端政治力量的支持、妄圖實現“台獨”“港獨”聯動的目的，自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所以，我們儘可以繼續觀察香港這場氣勢洶洶的社會運動的態勢和走向，仔細思考各種政治亂象背後的來龍去脈和是非曲直，最後的結果一定是不了了之、無果而終，甚至都無需多花一些心思去想象如何草草收場。因為這些極端政治力量的行為不得人心，提出的政治訴求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當然也不可能得到滿足，更不可能左右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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