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醜陋的中國人》為何不配與魯迅相提並論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武】
9月25日是魯迅先生誕辰。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先生一直以“鬥士”的形象出現在國人面前，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向來不留情面，這一點也影響到了不少後來人。
比如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以“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名義，在海峽兩岸出版、暢銷多年，影響深遠，尤其是“點撥”了許多年輕人。
這樣一本書在境內一版再版，在一些網站上評分還不低，奇怪的是，對於書中嚴重的偏見，網上卻很難搜索到有人全面地指出和反駁。
我在上一篇文章裏，提出《萬曆十五年》批判中國社會“以道德代法律”是大而化之的偏頗之論。因為，健全的法律也需要落實到人心，普遍的道德也離不開制度的建設，這兩者不可能是對立和替代的關係。今天的許多事實，恰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教育的意義，因為人心的治理才是更值得研究的難題。
像香港目前的情況，如果對警察全部頂格處理，對暴徒全部底線處理，那樣的法條只是形式上的公正，根本治理不了人心。
相比之下，《醜陋的中國人》存在的問題就不僅是偏頗了。這一點，李敖早已指出：
“這種作者不敢實指有名有姓的醜陋的中國人，卻泛指所有的中國人都醜陋，用來替他的懦弱墊背……”
即便不指名道姓，要批判國民劣根性也並非不可以，但首要的條件是態度公允、舉證準確，不能有太多的偏見和私貨，比如：
“我雖然來美國只是短期旅行，但就我所看到的現象，覺得美國人比較友善，比較快樂，經常有笑容。我曾在中國朋友家裏看到他們的孩子，雖然很快樂，卻很少笑，是不是我們中國人面部肌肉構造不一樣？還是我們這個民族太陰沉？ ”
又如：
“中國人往往不習慣於理智反省，而習慣於情緒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對太太説：你對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摜。説：‘我怎麼對你不好，我對你不好，還做菜給你吃？’這動作就是一種不友善的表示，這樣的反省，還不如不反省。 ”
這樣的例子，即便對存心要批判中國的人來説，是不是水平也太低了？
而作者似乎也並不是真想要批判，他也算敢於表明心跡：
“我們應該感謝鴉片戰爭，如果沒有鴉片戰爭，現在會是一種什麼情況？至少在座的各位，説不定頭上還留看一根辮子，女人還纏着小腳，大家還穿看長袍馬褂。陸上坐兩人小轎。水上乘小舢板。如果鴉片戰爭提早二百年前發生，也許中國改變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發生的話，整個歷史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種心態，恐怕連“崇洋媚外”都算不上，是恨殖民者來得晚了啊。
柏楊大力批判的“纏足”，其實，這根本談不上“中國人的劣根性”，因為在宋代以前並沒有“纏足”的記錄，到了近現代也漸漸就廢止了，顯然這種陋習不能上升到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層面。
維多利亞時期的歐洲人，將患上肺結核視為女性美麗的標準。為了美白，她們敷含鴉片的面膜，用氨水洗臉，以有毒的硃砂當唇釉，甚至還用砷水沐浴。套用柏楊的話，我們或許也可以問：為什麼西方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
為了迎合細腰的時尚，當時的女性長期佩戴不符人體結構的束腰，以呼吸不暢、嬌喘連連的病態為美，壓得五臟六腑都漂移了。套用柏楊的話，我們或許也可以問：為什麼西方文化之中，會產生這種殘酷的東西？
使得裹小腳漸漸消亡的，是高跟鞋在明末清初的傳入。一個社會的風尚、陋習，往往是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改變的（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民族劣根性或者文化基因的角度，就完全找錯了問題。
而柏楊最重要的一個論斷，則是所謂中國人的“醬缸文化”。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的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柏楊明確講到了“任何一個民族”，但他卻又把“醬缸文化”貼作“醜陋的中國人”的標籤，實在是令人費解。
柏楊的“醬缸文化”之論，雖然邏輯就有缺陷，可因為據説有偉大的人物——魯迅曾經也作出過中國人有“染缸文化”的論斷，因此就沒有人敢駁斥了。但魯迅的批判有力與否，與柏楊的偏見是否成立，這真的有關係嗎？
對魯迅先生，我同樣滿懷敬意。魯迅最高的成就是小説，相比之下，雜文就等而下之了，即便認為應該把魯迅從神還原為人的夏志清，也在《中國現代小説史》中專闢一章來介紹魯迅，對魯迅的小説成就給予高度評價。
而一直流傳的那段“染缸文化”的話，則是出自魯迅給許廣平的書信。我們一定要考慮這段話的上下文背景和寫作場合。
在網上搜那段話，得到的結果基本都是片段，下面根據《魯迅全集》，我給出這封信的全文。
廣平兄：
這回要先講“兄”字的講義了。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來的例子，就是：舊日或近來所識的朋友，舊同學而至今還在來往的，直接聽講的學生，寫信的時候我都稱“兄”；此外如原是前輩，或較為生疏，較需客氣的，就稱先生，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大人……之類。總之，我這“兄”字的意思，不過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並不如許叔重先生所説，真含有“老哥”的意義。但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則你一見而大驚力爭，蓋無足怪也。然而現已説明，則亦毫不為奇焉矣。
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裏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羣眾，而反被羣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
社會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在學校裏，只有捧線裝書和希望得到文憑者，雖然根柢上不離“利害”二字，但是還要算好的。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
這些空想，也無法證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種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着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衞，倘荊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我之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士，以得更多的戰績。
子路先生確是勇士，但他因為“吾聞君子死冠不免”，於是“結纓而死”，我總覺得有點迂。掉了一頂帽子，又有何妨呢，卻看得這麼鄭重，實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當了。仲尼先生自己“厄於陳蔡”，卻並不餓死，真是滑得可觀。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説，披頭散髮的戰起來，也許不至於死的罷。但這種散發的戰法，也就是屬於我所謂“壕塹戰”的。
時候不早了，就此結束了。
魯迅。三月十八日。
魯迅這裏所謂“黑色的染缸”、“漆黑”，到底講得是什麼？在這封信裏，其實是有所闡述的。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根據夏濟安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的研究，魯迅從小就喜歡一個豪俠肩住閘門的傳奇故事，他曾經寫道：
“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黑色的染缸”這個意象，與其説更接近柏楊的“醬缸”，不如説更接近魯迅要用肩扛住的“黑暗的閘門”。
這種黑暗，到底有什麼內涵？夏濟安做了精彩的分析：
“黑暗閘門”的重壓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國傳統文學與文化，二是他自身不安的內心。魯迅強烈地感到這兩股力量壓迫着他，穿透着他，卻又無可逃脱。他相信年輕一代可以不受這些重壓的煩擾，自在地成長生活。這觀點你或許並不同意，但無可否認，魯迅的確在絕望中發出希望的吶喊。他英雄的姿態暗含着失敗，而他選定的立場則更近乎悲劇。魯迅援引千斤閘壓死豪俠的典故，大概也是他自覺無力對抗黑暗，只能自我犧牲吧。正是這種領悟，讓他的作品裏總縈繞着一種哀情，也成為他天才的標誌。
倘若有一種事物，如同黑暗的閘門，神秘迫人，無可挽回，可將光明徹底斬斷，那一定是死亡。死亡對於任何一個人，甚至全人類，都是難以承受之重。不論是反動派，還是進步人士，都不得逃脱。要獲得幸福，唯有像斯賓諾莎一樣，不去考慮死亡的命題。然而，儘管魯迅身為中國現代主義的先驅，他卻明顯感到這駭人的重擔。
希望與理想被魯迅作品的陰鬱所沖淡。在散文詩和短篇小説中，他熟練地刻畫死亡的醜陋，故事裏的許多活人也都臉色蒼白、眼神冷漠、行動遲緩，與行屍走肉無異；葬禮、墓地、行刑、砍頭，和生病，更是魯迅反覆想像、創作的主題。死亡的黑影以各種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蔓延，從《狂人日記》中死亡的隱約威脅，到《祝福》中祥林嫂的悄然消逝，再到真正的死亡的恐怖：如《藥》裏被砍頭的烈士和患癆病的小栓，《白光》中追求虛幻白光，最終溺水而死的老學究，還有《孤獨者》中面含冰冷微笑的死屍。不過，反觀《阿Q正傳》，當死亡降臨無知的村民，“大團圓”或許倒也有它可喜的一面。
除死亡以外，還有一樣是魯迅絕對憎惡的，那就是有着“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語言”的舊中國。從他的演講和作品來看，死亡本身與以死亡為象徵的舊時代，他似乎更懼怕後者。這裏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舊中國和死亡，魯迅更憎惡哪個？作為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他應當更厭惡前者。但他也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想必死亡才是他更痛恨的東西；況且，憑他對革命的熱情，也只足夠應付他自己揹負着的死魂靈，更不必説整個舊中國了。
總結一下。
1. 魯迅的作品是黑暗的。他人生觀中許多黑暗的看法，在這樣一封書信中有所表露。比如，“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裏，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
2. 這封信的主題是非常深刻的，探討“過去和將來”，探討對黑暗的抵抗，探討的是“世界上無論那一國”都要遇到的根本性的問題，“實有”，存在論（本體論）意義上的。魯迅真正的敵人是虛無主義，是一切價值的“死亡”。魯迅反抗絕望，反抗的是這種生命深處的絕望。
如果你還不理解這種絕望，對這樣的句子你是否有所感受：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阮籍）
“生命就是在礁石叢生的大海上航行的一片孤舟，你小心翼翼地繞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礁石，那麼最後朝向的就是死亡。”（叔本華）
（這兩個例子參見駱玉明的演講：《魯迅與魏晉》）
面對這種黑暗和絕望，魯迅是憑靠什麼力量和精神加以反抗的呢？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魯迅寫道：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説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3. 相比之下，批判舊中國社會，乃至要上升到民族性的問題，在信中根本不是主題，也不夠分量。
在魯迅公開發表的作品中，並沒有用“染缸”批判中國人劣根性的集中論述，魯迅是一個藝術上的天才，他不是一個憤青（至少相當程度上不是）。
無論如何，只要將魯迅的原文與柏楊的原文加以比較，都可以得到顯而易見的結論：《醜陋的中國人》根本不配和魯迅的文字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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