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美國能贏第一次，就能贏第二次？我只回應一個字

2019年7月9月，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先生在香港舉行的“中美經貿關係：現狀與前景”論壇上發表了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

（文/斯蒂芬·羅奇）

在今天的美國，而且越來越嚴重，有關中國的辯論確實被大量錯誤的敍事污染了。宏觀層面有虛假敍事，結構層面也有虛假敍事。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受政治諉過遊戲的驅使。

就是説他們想，他們傾向於讓別人來為我們不願解決，或是無法解決的問題負責任。

30年前，我們專注於用諉過遊戲把能源問題推給日本，對此，當時福田首相提過一個有趣的觀點。現在我們又對中國做同樣的事情。女士們，先生們，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需要讓別人對我們本來能更有效應對的問題負責？**在這樣的討論會上，有很多話是重複的，我也打算重複一些你們聽過的東西，特別是從曾培炎那裏聽過的東西，但也許是換個角度來看。

我先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要點開始，這是我們本科生在上經濟學入門課程的第二個星期就要教給他們的。就像曾培炎説的，投資必須永遠等於儲蓄，你不儲蓄，又想有經濟增長，那就只好從國外引入剩餘儲蓄，同時保持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來吸引外國資本。這並不是什麼複雜的經濟理論。

伴隨經常賬户赤字，我們與許多許多國家有了貿易逆差。這是一個多邊的貿易問題。

我們在耶魯教這些，在美國每所主要大學都教這些。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一些負責經濟政策的高級內閣官員，耶魯大學沒能教會他們這些知識。所以我認為，這是目前聘我的大學的一個明顯不足。

這張幻燈片的重點是，這是整個國家的儲蓄率，這條藍線是用淨額表示的淨儲蓄，去年還不到3%。這是我們的企業、家庭和政府部門留下來的，為我們的資本存量增長所提供的資金。基本上等於沒有。因此，為了要吸引外國資本，從1982年以來，除了1991年，我們每年都出現經常賬户赤字。

右邊的虛線表示，在總統和國會2017年底採取的減税措施下，情況變得更糟。如果你覺得現在很糟，那好戲還在後頭。

與我們有貿易逆差國家，去年共有102個，中國是其中最大的，佔了商品貿易逆差的48%。最小的誰想猜猜是哪一家？反正是逆差。

是梵蒂岡。沒錯，我們對梵蒂岡也有精神上的貿易逆差，但那是另一回事。

這張幻燈片的重點是，如果我們不解決儲蓄問題（而且根據預算赤字預測，也就是你們看到的這些虛線部分，我們並沒有解決），而且關閉與中國的貿易，中國的逆差只會通過貿易轉移擴散給名單上的其他國家，只會轉移給成本更高的生產者，這等於向美國公眾收税。

因此，宏觀經濟顯然是重要的部分，造成總統和國會日復一日的錯誤敍事。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2018年3月發表的報告，極盡詳細，有182頁，1139個腳註，這是美國對中國採取新進攻性政策的結構性要素。

它的內容是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移，採取掠奪性海外併購政策，吞噬無辜的美國科技公司。它認為只有中國在實行國家支持的產業政策，它還談到網絡黑客，以及中國通過非法網絡手段，在工業間諜活動中扮演的醒目角色。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報告，大部分內容來自知識產權委員會收集的證據。領導這個委員會的是兩個知名美國人：就是洪博培和退役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

他們列出了一堆估計，説美國每年在知識產權上的損失有2000億到5500億美元，其中主要是因為中國。不管怎麼説，我會看這份報告裏的證據，我會看萊特希澤先生收集在這份詳細報告裏的證據：這些證據是不會被美國的法院承認的。它們根本是無力的。

就舉個例子來説，強制技術轉讓，它是這場結構性辯論中引起爭議的問題，指參與合資企業的美國公司被迫把它們的專有技術交給中國。

在301條款報告的第19頁，這位美國貿易代表承認，他完全沒有確鑿證據來證明這種指控。相反，他靠的是從美國中國商會那兒得來的所謂證據，這些證據説明，一些公司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感到了技術方面的不安。但不堪一擊的是，這些都成為口口聲聲説“我是關税人，我喜歡關税”的總統的根本性證據。

這位關税人的觀點充其量也是過時的，它完全無視關税在上世紀30年代所起的破壞性作用。因為關税的催化作用，一場棘手的經濟衰退變成了“大蕭條”。第一，在上世紀30年代，就像我説的，關税戰對“大蕭條”起了催化作用，當時貿易佔美國GNP的11%，而今天佔的比例是28%。與當年相比，我們的經濟更容易受貿易衝擊的影響。第二，你們看到的是1930年5月5日的《紐約時報》截圖，美國1000多位知名經濟學家給當時的總統赫伯特·胡佛寫了一封信，敦促他否決擺在桌子上的關税法案。胡佛總統和今天説“我比專家懂的多，我是狀態穩定的天才”的總統一樣，簽署了法案。後來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一直批評自己的國家，我不是要讓中國逃避責任。中國有很多大家知道需要解決的問題，像處理生產力和供應側的效率，國有企業改革，增長模式的債務強度，創新挑戰，有很多重要的問題。而且風險在於，在關税和貿易限制上與美國針鋒相對，你就會忘記你們那些有吸引力的國內議程。

我的建議是不要分心。美國的貿易威脅是嚴重問題，但對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來説，上述問題要嚴重得多。處在自己的這個經濟階段，美國非常擔心，它作為世界領先創新者的角色面臨巨大的挑戰。大家知道，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儲蓄不足的經濟沒有國內的資金來滿足國內投資，而國內投資對推動研發和創新至關重要。**我前面給你們看過，在這方面，我們的儲蓄不足非常讓人擔心。

而且，如果你看看這樣的圖表，它衡量的是所謂全球創新指數，中國正在趨同。美國把中國的創新挑戰當成已經存在的威脅。總統的首席貿易顧問、前教授彼得·納瓦羅就毫不含糊地説，中國正在威脅美國未來的新興產業，而如果沒有這些產業，我們就沒有經濟前途。這是非常深的、令人擔憂的恐懼，事實上這是對的。爭論的雙方都存在着恐懼。中國顯然擔心美國正企圖遏制它的發展和增長。美國希望中國改變制度，向西方的自由經濟與政治制度看齊。

正像我説的，美國存在的恐懼主要是針對創新、科技和未來的繁榮。我對我們的走勢不太樂觀。我不想坐在這裏，試着粉飾大阪（G20峯會）發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們握手是好事，但正像之前所説的，這個握手很苦澀，我不是很放心這種觀點——認為我們正回到大阪峯會之前的框架。我不認為那是好的框架。有些人覺得，如果我們長久對抗下去，就會讓人聯想到另外類型的冷戰。第一次冷戰，主要是超級大國之間的軍事對抗，而這一次主要是經濟對抗。我希望不要這樣。美國的主流觀點是，我們擅長打冷戰，我們第一次能打贏，第二次當然也會贏。

對此我只回應一個字：錯。如果你看看美國今天的經濟實力，再對比一下1947年到1991年那段時間，也就是所謂的冷戰1.0版，你會發現，在所有三個指標上，GDP增速、儲蓄，生產力，美國今天的效率都遠不如從前。

如果我夠聰明，我會怎麼做？我認為這才是討論會應有的主題，不要走回頭路，你覺得大阪峯會讓人感覺到了暖意，還是那句話，這種舊框架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新的想法，我認為這正是我們這羣人可以做的。

允許我用我的以下想法，作為結束語。

**第一，我們需要改善兩國彼此的市場準入。**最好的方式是我們交流了十年，如今卻已經中止的框架——雙邊投資協定。中國有145個雙邊投資協定，美國有42個，全世界總共有大約3000個。一份雙邊投資協定，如果做得好的話——兩年半前我們離這樣的協定僅一步之遙——它能夠消除外資佔比的上限，不必須合資，這也消除了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如果有的話，雖然我不相信存在這個問題。我會承認這一點，但現在先不作考慮。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時期，這個框架幾乎建成，但我們卻把它拋棄了。

**第二，關於儲蓄。中美兩國都應致力於重大的宏觀經濟調整。**美國需要有更多的儲蓄，正如我之前給你們看的，也是曾培炎着力強調的。通過增加儲蓄，我們可以減少對貿易逆差的天然偏見。這是我們從多邊途徑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唯一辦法。中國則應該減少儲蓄，我們知道中國的儲蓄率在下降，但還應該下降更多，從而為社會保障網提供資金，鼓勵國內的私人消費。

**第三，關於網絡安全。每個國家都有黑客行為，中國有，美國也有。網絡安全不是一個雙邊問題，而是多邊問題。**為什麼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不能展示共同的領導力，去建立一個有爭端解決和執行機制的全球多邊網絡協議呢？就像我們在其他多邊組織見到的那樣。

**最後，是大家的對話。**我們曾經有過兩年一次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後變成了一年一次，而現任政府只進行過一次對話。現在我們有晚宴或咖啡，有海湖莊園晚宴，北京晚宴，布宜諾斯艾利斯晚宴。在大阪也許是茶會，我不確定，我當時不在那兒。**但我們需要一個更永久性的組織，來匯攏雙方的專家，全職處理對雙方都有重大意義、都很重要的問題。**我認為，設置一位常務秘書，將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可靠的接觸框架。

（本文原載於微信號“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