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重温毛澤東戰略思想——真理誕生於血泊之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文木）
歷史事件離我們愈是遙遠，其中的性質便愈能清楚地展現。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跨越了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勝利完成了戰略大轉移，這使當時處在危機中的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但後來的歷史證明，長征的意義已遠超出長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響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並引導着它的方向。
困難是政黨前進最穩固和最靠得住的階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找到的，困難是尋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難越大，人們離真理就越近。艱苦卓絕的長征使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檢驗和接受真理。
毛澤東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並不產生於書齋，而是產生於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生死實踐。在生死麪前，人最容易擺脱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辨。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的論斷。他説：“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温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為什麼説這麼多“那樣”？因為革命的道理不是陳獨秀們説的和做的那個樣子。會議作出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決定，而促成大家接受這個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決定的直接因素就是從1927年的血泊中學到和找到的經驗。
秋收起義木刻畫（圖片來源：網絡）
秋收起義，毛澤東把隊伍拉上了山，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的路上告訴身邊的同志：“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説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説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3]和平時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為沒有殘酷的環境，檢驗真理比較慢，相反戰爭時期就比較容易找到真理。殘酷的鬥爭環境猶如高速離心機，迅速將錯誤認識和觀念不經過渡就被拋棄而將正確的東西保留下來。
真理往往最終是用鮮血洗出來而不僅僅是從書齋中讀出來的。
共產黨從城市轉到農村，建立了根據地。環境稍微好一點，唯心主義又來了。這一次不是北大的陳獨秀而是從莫斯科來的年輕人王明。王明直接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的思想，又是外來思想。理論説起來一套一套的，還帶來個軍事“權威”奧托·布勞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規化[4]，説毛澤東太土氣，不正規。説起來也是，即使按照現在的幹部標準，毛澤東也難達標：不是博導，沒有課題費，沒有名牌大學學位，也沒出國留洋經歷，哪一條都不夠。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學的，又受斯大林賞識，不説在當時，即使在今天的幹部評價標準中也是很唬人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在莫斯科，前排右一為王明
歐洲地形圖
李德把歐洲平原作戰的戰法搬到中國西南大山裏。歐洲作戰方式基於他們的平原地形。大家看這個圖。這是歐洲大平原，俄羅斯就是在這個地方，基本也是平原作戰。人家王明、李德兩位老兄從蘇聯來中國蘇區，也把歐洲平原的戰術搬到西南山地。從歐洲來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高山峻嶺中找平地拉開決戰架勢。山體本是自然掩體，他不用，要紅軍人為建堡壘，築掩體，跟蔣介石對壘戰[5]。蔣介石才不怕他這一套，他手下的將軍多學的歐洲的打法，他們與李德那真是師出同門，半斤八兩。在平原上決戰是歐洲的打法，誰人多就能打贏，打的就是陣地戰。但在山地，羣山就是很好的掩體和碉堡，你還人為修什麼碉堡？你説傻不傻。大部隊進了山，羣山就像簇簇刀鋒把進入其中的整體戰鬥力削成碎片，這使山地成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6]的游擊戰的天堂，山地戰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護。李德不要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後決戰，這不敗才怪。你説他，他還不聽，為什麼？人家是“博導”，還是“教授”，王明受到斯大林單獨召見[7]。後來的張國燾更厲害，他見過列寧[8]，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9]。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長征路上打得贏就是硬道理；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第三、第四反“圍剿”失敗後，又來了一個湘江之戰，我們中央紅軍出門的時候是八萬多人，回來剩下三萬多人，也就是説近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掉腦袋。這個時候你信誰？你還能讓王明幹嗎？當然不能，再幹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麪前，人最容易擺脱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辯。在一次次，特別獲得湘江之戰的失敗的慘痛教訓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脱了對共產國際洋教條的迷信，從中國本土尋找力量，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説：“這是血的著作。”[10]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並找到真理。
我們黨正是通過長征，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但確切地説，當時遵義會議上黨只是找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與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定的區別。前者是帶有個人特點併為部分同志認同的思想，後者則是全黨公認並作為指導全黨的具有綱領意義的思想。
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即使是在遵義會議上選擇了毛澤東同志，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方針還需要通過新的實踐再檢驗——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穩妥做法。最終，正是長征的勝利幫助中國共產黨在最殘酷的環境中從各種思想——比如王明、張國燾等——中篩選並確定出可以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
湘江失敗後，為了糾正“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事實上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但是，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與全黨一致公認的毛澤東思想還是有距離的。而迅速拉近並消除這個認識距離的最有力的實踐就是長征。
長征初期有各種各樣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儘管失去了領導地位，但他們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還在觀望新的領導集體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實踐結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強行渡過大渡河、佔領瀘定橋，這使紅軍擺脱了蔣介石的包圍，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國石達開全軍覆沒的危境——這反證了王明、李德路線的錯誤和毛澤東路線的正確。
反映湘江戰役的油畫作品（圖片來源：網絡）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時中共中央內部關於長征路線出現分歧。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説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北，這是張國燾提出的方案，當時張國燾在黨內還有較高的地位和較強的實力，其認識觀念還有很大的影響。其二是北上陝甘，這是毛澤東提出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而提出的北進新疆的方案。長征是應該往川康走，往陝北走，還是往西北走？“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向黨爭權，還企圖挾黨中央南下。為了中國革命勝利發展、黨中央毅然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11]北上陝甘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張國燾的路線給中國革命再次帶來了慘痛損失。歷史最終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正確的。
紅軍到達陝北後，特別是“雙十二”事變形成國共合作後，中國共產黨迅速成長壯大併成為全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風期間，全黨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於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此基礎上，中共七大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長征及其路途上經歷的生死考驗，這些共識的形成是很難想像的。
長征對於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説：“遵義會議前後，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澤東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後，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後，方才佩服毛澤東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後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問題上，對毛澤東有了更多的瞭解，認識到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12]1942年6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紀念“七一”幹部大會上講：“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鍊的堅強幹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3]同年7月1日，張聞天在陝北、晉西北農村調查團紀念黨的生日集會時説：“中國革命21年來一個最大的收穫和成就，就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了久經考驗的、英明正確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14]1943年，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説得更明白：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5]
鄧小平同志説：“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16]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17]。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還有八萬多人，到達陝北時只剩八千多人。殘酷的鬥爭環境不僅是對整個黨、整個紅軍的一次生死考驗，也是對各種思想正確與否的迅速檢驗。人少了，但思想統一了，大家都統一到正確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下。自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選擇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開始比較順利地闖過一道道急流險灘，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實事求是、羣眾路線與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這也是貫穿中國共產黨黨性修養的基本原則。長征也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黨性的檢驗。
毛澤東同志説：“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都做不成了。”[18]毛澤東同志以身作則，不管是被黨內同志認可或被誤解，也不管黨的路線正確還是暫時錯誤、革命形勢是高潮還是低潮的時候，作為黨員的毛澤東,始終堅守黨性原則，始終與黨在一起，不離不棄，將個人榮辱與整個黨的事業融為一體，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從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大局出發，在大家沒有認識到真理時，毛澤東同志耐心等待黨內多數同志隨着實踐的推進逐步認識到真理。1964年4月21日，毛澤東告訴身邊的同志説：“切記不要相信領導者壞了黨就垮了。黨總是一分為二的。”[19]毛澤東相信，只要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困難和低潮乃至錯誤的認識只是一時的，正確的思想和實踐，終將會得到歷史的認可。
從某種意義上講，獨立自主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體現，依靠人民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體現。脱離歷史唯物主義，僅靠辯證法就會異變為機會主義和風頭主義——它們本質上還是個人主義。機會主義和風頭主義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大敵。今天，對於我們個人而言，也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黨性修養，樹立大局意識，時刻和黨的組織、黨的事業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羣眾，相信黨，善於團結黨內黨外更多的人一齊排除萬難、奮勇前進。
張文木老師在毛主席舊居前的留影（作者供圖）
長征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也正是長征使中國共產黨迅速拋棄照抄照搬洋教條，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立足本國實際地制定路線、方針、政策，最終將中國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長征對今天的啓示有兩條特別重要：一是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二是走羣眾路線，依靠人民。
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就是走中國自己的路。《國際歌》中有一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長征的歷史告訴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獨立自主，這樣才能取得勝利。
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會見外國友人時説：“一個國家總有它的特點，不適合這個特點的東西就行不通。”[20]當年李德不瞭解中國國情，照搬外國經驗，否定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他要求紅軍“正規化”，打陣地戰，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丟失了根據地，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遵義會議前夕，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已無法取得聯繫[21]，既不能向共產國際請示，同樣也無法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援。而恰恰正是這種“斷奶”式中斷，迫使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學會了實事求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並在這種實踐中形成一條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發展意義重大並貫穿黨的工作全過程的實事求是、羣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原則。正是這些原則使中國共產黨從長征勝利，到抗日戰爭勝利、解放戰爭勝利，直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今天為中國改革開放帶來巨大成就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其底色也是實事求是、羣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這些思想原則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廣泛認同的實踐，其原點就是長征。後來毛澤東回憶説：“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22]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必須獨立自主；而要做到獨立自主，就必須依靠本國人民。這是三個不能分割的邏輯體系，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毛澤東説：“羣眾是真正的英雄。”[23]政黨的命運，取決於人心的相背；軍隊的勝敗，取決於為誰而戰。蔣介石剝奪了人民的生產資料，使人民變為流民，並以此獲得買辦利潤和少數買辦階層的支持；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使農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廠，讓人民擁有生產資料，這又使流民變為人民，並由此獲得最廣大的人民的支持。流民沖垮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而人民卻成了堅定地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就有了不竭的動力，這一點在解放戰爭中體現得最明顯。蔣介石靠“發紅包”拉壯丁，而我們共產黨面對的則是人民羣眾積極參軍參戰，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終是人民用手推車推倒了擁有美式裝備的蔣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發展也不能僅是請客吃飯和做文章。在今天社會主義公有制——失去公有制，人民就將變為可以動搖政權基礎的流民——的基礎上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依然是歷久彌新的永恆課題。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遠紮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我們黨就能堅如磐石，這是長征勝利留給我們的重要經驗。
如果説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那麼正是紅軍的長征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送來了毛澤東思想。從此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帶領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法寶——這也是我們今天改革開放須臾不能離開的法寶。從這個意義上説，長征的意義是深遠的，對於今天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人民而言，是要永遠要銘記的。
註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頁。
[2]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3] 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頁。
[4] 1933年底，李德（奧托·布勞恩）來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問題”，李德在回憶錄中説：“劉伯承擬訂了三種類型正規軍建設方案，我作了鑑定後，方案就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與蘇聯紅軍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員方面，也就是説在人員的數目、尤其是在武器裝備方面當然比蘇聯紅軍落後多了。”［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頁。
[5] 1934年4月，李德發表《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系統地提出他將在蘇區推行的軍事思想和作戰原則，認為：“在敵人主攻方向應建立防禦體系，以此來直接保衞蘇區。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彈藥）牽制住敵人最大的兵力。應在重要的戰略地點建立分散的堡壘或牢固的陣地（堡壘羣），來抵抗敵機的轟炸和炮兵的射擊。在山區只應進行靈活的防禦戰。無論情況如何，我們必須經常記住我軍的特點，尤其是紅軍善於英勇作戰的能力。每次防禦時，應組織積極防禦，堡壘地帶應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頁。
[6]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頁。
[7]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從莫斯科動身回國，同行的有康生。此前三天即11月11日斯大林召見王明。斯大林辦公室當天來客登記簿記錄有：1.德米特羅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點10分進入，18點05分離開；2.王明同志，16點10分進入，16點50分離開；3.王明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4.康生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5.沙平（王稼祥）同志，17點15分進入，18點00分離開。我們看到，1937年11月11日16點10分至16點50分，季米特洛夫將王明帶進斯大林辦公室後並接受斯大林近40分鐘的特別召見，斯大林對王明回中國後的工作的作了專門指示。17點15分至18點，王明同康生、王稼祥進再次入斯大林辦公室，受斯大林召見。這説明，儘管知道他有不成熟的問題，比如對“西安事變”中王明“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的方法極不滿意，但總的説來，斯大林還是將王明當作未來中國共產黨高級幹部來培養的。詳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4卷，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455頁；［保］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8] 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張國燾代表中國共產黨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列寧接見的中共代表。關於這段接見的詳細描述，可參閲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頁。
[9] “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惟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徵，是一位純正的教主。”張國]燾：《我的回憶》（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頁。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頁。
[11] 高東璐：《紅軍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見《求是》2016年第15期。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頁。
[1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頁。
[16]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頁。
[17]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18]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頁；參閲同書第332頁。
[21]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台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繫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影響之深一直持續到1936年，即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準備和召開的時期。”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2] 毛澤東：“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頁。
[23] 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者190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