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中國領導人的“文明交流互鑑”超越了西方的“文明衝突論”
【文/ 謝茂松】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中華文明還是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大國領袖的文明觀應該具有哪些共識、具有哪些普遍的特質？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大國及其領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明觀”這一問題興起的歷史脈絡。
亨廷頓“文明衝突”的文明觀背後
冷戰時期是以意識形態來區分美、蘇兩大陣營，同時也派生出“三個世界”。冷戰結束後，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衝突”理論，以此來取代之前的意識形態衝突的理論。他認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化認同、文明認同取代意識形態，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衝突的模式，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
具體而言，“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衝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教和中國的衝突”，還有是美國與東正教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文明衝突”的文明觀背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敵我”思維：“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我們便不可能愛我族類。”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1998年版
亨廷頓認為冷戰後的世界，人民之間的最重要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亨廷頓認為文化區別、文明認同離不開對於敵人的區別與製造，文化區別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誰”，而“我們只有在瞭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在瞭解我們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循此思路，亨廷頓更是在“9·11”事件之後寫了一本書來專門討論“我們是誰”，即“誰是美國人”，而“文明是最大的‘我們’”。
“文明衝突”一時成為冷戰後美國一些人的新戰略思維，甚至是總體戰略思維。“文明衝突論”就像亨廷頓之後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樣，本身可能會帶來一種自我實現的後果。就是説，當你這麼來設定時，原來沒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很大可能照此自我實現了，這就是危險的觀念之危險性所在。當全球化在今天出現問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實行單邊主義，在全世界發動貿易戰，尤其是對中國加徵史無前例的關税，並從打貿易戰蔓延到打科技戰、意識形態戰，甚至發展到所謂文明之戰：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2019年4月29日聲稱，美國正在“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美國“第一次遇到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
雖然“文明衝突論”在西方盛極一時，但也不乏批評該理論的西方學者。同為哈佛大學教授的尼爾·弗格森在其《文明》一書中批評“文明衝突”這一模型“作為預言，它沒有應驗，至少從目前來看如此”。就亨廷頓所聲稱的“較之同一文明內的衝突，異質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更頻繁，更持久也更猛烈”，弗格森認為事實不是這樣，冷戰結束後，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並沒有增加，持續的時間也不比其他類型的衝突更久。
過去20多年發生的戰爭多數是內戰，而只有少數的衝突和亨廷頓的模型相符，“在無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內的種族衝突更為常見”。尼爾·弗格森的結論是，各大文明之間發生國際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反而是“文明內部分類的趨勢恰恰有可能導致亨廷頓所指的文明面臨崩解”，所以弗格森認為“文明的衝突”不如稱為“文明的崩解”。今天美國、歐洲內部流行的民粹主義倒是證明了這點，同時也提供了對於亨廷頓觀點的反證。
中國領袖“文明交流互鑑”的文明觀，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
文明交流互鑑要堅持三點：“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鑑的價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鑑的動力”。
作為非西方文明國家力量上升標誌的中國的崛起，對於其他大國及其領袖文明觀的塑造有着特殊的意義。施密特説中國作為富有深厚文明傳統的大國快速實現了現代化，重新登上世界舞台。面對眾多的全球性問題，施密特提示西方“必須習慣於只有在中國參與下才能解決這些議題”。當中國再度成為世界大國，經濟總量居於世界第二位時，作為世界大國領袖的中國領導人，又會向全世界展現怎樣的文明觀呢？
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鑑”的文明觀，認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鑑要堅持三點：“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鑑的價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鑑的動力”。2018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峯會上系統闡述了“文明交流互鑑”的文明觀，提出要樹立“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從而實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是針對美國、西方盛行的“文明衝突論”以及“西方文明優越論”提出的。
3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重要演講。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具有深厚的中華文明根源，深刻地體現了中華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周易》是中華文明原典的《五經》之首，《周易·繫辭下》説：“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文明是“同歸”“一致”之理，即文明之為人類文明的共性、普遍性；而“殊途”“百慮”則是“分殊”，即每一種文明的特殊性或特色所在。
從二者關係來看，文明的普遍性是要在文明的特殊性中存在的，文明的特殊性中包含了文明的普遍性，二者不是割裂的。《周易》的核心要義是《周易·繫辭上》所説：“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的陰陽之道是説陰、陽二者的辯證關係，一方面，陰、陽分別意味着各自的差異性；另一方面，陰、陽又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一體的，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即陰、陽又有和諧、合同的一面。必須將陰、陽的“別異”與“合同”這兩面合而觀之，才是對於陰、陽的全面、完整把握。我們看待自己的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關係也是一種陰、陽的辯證關係，這是當代中國文明觀背後的中國哲學思維。
每一種文明都具有“分殊”的獨特性、差異性與多樣性。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指出：“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文明作為價值、宗教、習俗和體制的歷史總和，是各自不同的歷史長久累積的結果。正是因為每一種文明所具有的獨特性，所以文明是平等的，沒有高低、優劣之分。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強調“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
《孟子》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中華文明一開始就充分意識到世間萬物的差異性是本然的狀態，承認文明的差異性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文明衝突論者、文明優越論者則將文明的差異性視為負面，必欲以各種手段去之而後快，習近平主席則正面肯定文明差異的意義：“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一方面，因為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紮根於本國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長處、優點，每一種文明都要有對於自己文化、文明的自信；另一方面，“和羹之美，在於合異”，文明需要交流、互鑑。
“亞聖”孟子
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批評“人種優越論”“文明優越論”等論調與做法：“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習近平主席強調需要有對其他文明的包容，這也是基於每種文明的獨特性，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鑑的內在動力。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
中國領袖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鑑”的系統、完整的文明觀，是對於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優越論”以及“文明衝突論”的克服
競爭絕不是西方思維所認為的敵我式的鬥爭，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競爭中相互學習借鑑，取長補短，從而達到共同帶動、共同發展的結果。唯如此，世界各個文明之間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
重視文明的獨特性，不等於文明的自我封閉，而恰恰因為“獨特”本身在哲學意義上就是與“共通”相對才存在的，二者是辯證的統一體。所以一個文明在保持獨特性的同時，還需要與其他文明對話，在對話、學習、交流中相互借鑑，不斷擴展、豐富、充盈各自文明的主體性。
但在文明互鑑中，習近平主席特別強調“文明交流互鑑應該是對等的、平等的，應該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應該是強制的、強迫的，不應該是單一的、單向的”，這是針對有的大國一直以來熱衷於對他國強制性地輸出價值、制度與文明的霸道現象。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所以“要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交流對話，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鑑中共同發展”。
習近平主席不迴避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不可避免的競爭，但競爭絕不是亨廷頓等西方學者的西方思維所認為的敵我式的鬥爭，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比較、競爭中相互學習借鑑，取長補短，從而達到共同帶動、共同發展的結果。唯如此，世界各個文明之間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系統，而世界各個文明之間也需要有生態系統，這是過往的大國領導人尤其是西方大國領導人所忽視的。
只有具備良好的生態系統才能保證創新，所以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還強調文明的時代創新性。文明要永續發展，就要返本開新，激活文明的源頭活水，如《易傳》所説“與時偕行”。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國領袖的文明觀，都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強調不同文明的相互學習與共同存在，這就是前面所説的文明觀的“理一”，即各個大國領袖文明觀中普遍的特質。除了“理一”，作為大國領袖的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代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文明觀，這是“分殊”。
“平等”在習近平主席的文明觀中被排在了首位，而“平等”正是代表社會主義的最為核心的文化價值。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鑑”的文明觀，是對於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優越論”以及“文明衝突論”的克服，也是對於六十多年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與發展，是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賦予深厚的“文明”的底色。同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之所以在國際社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外溢效應”，就在於我們堅持了正確的社會主義文明觀。
從2014年3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講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鑑”的文明觀開始，習近平主席對於文明觀作了一整套系統、完整的論述，這是其他大國領袖中所不多見的。其他大國領袖對於文明觀的論述相對是零星的、片段的，更多的是智庫的戰略家在做。
兩相比較，顯示出中國領導人在文明意識上的自覺，也進一步驗證了中國的偉大復興是文明的復興，是要在更高的層面回到“歷史的中國”“文明的中國”。
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之外，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還有更高遠的精神品質
作為大國文明，中國文明傳統尤其強調“以大事小”，強調對於小國、對於其他文明謙遜的態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鑑的最大障礙。
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之外，還有超出於這些相對屬於底線共識的特質之上的更高遠的精神品質。中國作為文明大國，其文明傳統尤其強調“以大事小”，強調對於小國、對於其他文明謙遜的態度。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上強調各文明之間“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是出自內在的平等心。
唯有這樣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生態系統的建立，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也唯有這樣的平等心，才能有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所説的“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進而是他在大會上提出的“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羣芳競豔”。這一真誠的態度充分顯示出中國領袖文明觀中對於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這正是大國之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
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説“志如其量，量如其識”，有志於至善之志，則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則見識就有多遠大。這也是史學家錢穆所説的政治家的風度，風之所及，所過皆化，影響於國內、國際政治。
中國領袖如此之心量與風度，根本上來自於中華文明的大心量。“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載物”，對於其他文明的平等心與謙虛態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題中應有之義，平等心包含了對於其他文明的欣賞，所以是“消極中的積極”。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己獨立自主發展好了，也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己欲達而達人”，但卻不是西方式的強行改造對方，而是完全由對方獨立做主，所以“積極中有消極”。
“厚德載物”的思維與西方中世紀的暴力改變信仰的原則截然相反，也與西方近代的均勢外交理論形成鮮明對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來改變信仰的原則是在歐洲產生的”，早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就產生了。均勢論則強調通過戰爭、鬥爭而達到各國勢力的均衡，西方當代一流的戰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勢外交理論。
最後，我們再來看“文明衝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對於西方文明觀中普世主義本身的反省，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亨廷頓批評西方普世主義對於各方的危險性：“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説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爭；它對於西方來説同樣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接着強調西方文明的價值在於其獨特性：“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我們看到“文明衝突論”最後的落腳點竟然是強調文明的獨特性，這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中不為大家熟知的面向。可以説，亨廷頓是將自己的“文明衝突論”最後推向了其反面，倒是與中國強調的每一種文明的獨特性走到了一起，這或許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繫辭下》所説的“同歸而殊途”？
（本文原載“人民論壇”，觀察者網授權轉載，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