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傳統醫學面對5000年大變局，要感謝新中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數千年來，中國傳統醫學作為傳統醫學裏的佼佼者，不斷演變革新，為億萬中國人提供了基本的醫療保障。然而自現代醫學崛起，它也和各地的傳統醫學一樣，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可謂是“五千年大變局”。

1879年，清代還陶醉在“同光中興”裏，學者俞樾就寫出了《廢醫論》，後來又寫了《醫藥説》，主要觀點即是“醫可廢，藥不可盡廢”。

俞樾像，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當時接近60歲的俞樾，痛失配偶，而之後幾年長子、次女相繼病逝，令其進一步反思傳統醫學的侷限性。

不要以為他只是個老憤青，作為大學者，他對《黃帝內經》“探賾索隱”、“辨訛正誤”，據稱自己也能“處方治病”。

同時，他的命運也是許多國人的一個縮影：眾多親友病故，令人對傳統醫學產生懷疑，“西醫”不僅提供了新的希望，也提供了眾多立竿見影的藥物與療法。

雖然當時的現代醫學也不是盡善盡美，甚至距大名鼎鼎的青黴素發現還有正好50年，但科學家早已提取出了嗎啡、奎寧，1859年水楊酸鹽類鎮痛藥也合成成功。

在生理方面，哈維1628年就發表了《心臟運動論》，到1846年已經有了第一例乙醚麻醉手術。1865年，巴斯德用了石碳酸（苯酚）消毒法成功進行骨折手術。

另外在細胞學、細菌學等方面，現代醫學也已經遠遠走在前面。任何中國人只要看得懂相關介紹，不可能不留下顛覆性的印象。

更何況還有大量實例，圖為清末佛山醫院的白內障手術

之後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都有忽視“中醫”，或廢止“中醫”的政策，但同時也遭到了強烈的反彈。

傳統醫學還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廢除傳統醫學，以民國的教育水平，一時間也不可能培訓出多少靠譜的“西醫”來填補空白；以民國的經濟水平，即使培訓了這些“西醫”，普通老百姓也根本沒有多少錢去看病。

當然，換個角度看，民國的基層治理能力極為低下，即使真想做，也根本無力真正“禁絕”傳統醫學。

1929年，抗議廢止中醫的代表合影留念

因此，如果中國保持在民國那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狀態，傳統醫學也不會完全消亡。

既然不會消亡，為何又説“要感謝新中國”呢？

不消亡只是底線，各地的傳統醫學也沒有真正消亡，在落後地區原樣保留的並不少，在發達地區則轉型成“替代療法”。中國傳統醫學能夠擺脱這兩條“歧路”，還是要感謝新中國的。

首先，是指導思想的確立。“廢醫”的思路在建國初的短短几年內，就完全被廢止。1950年，在衞生工作的三大方針中列入“團結中西醫”。1952年，又加入了“衞生工作與羣眾運動相結合”，成為四大方針，完全符合中國國情與民眾的實際需要。

任何“中醫粉”“中醫黑”都應該好好看看“團結中西醫”這五個字，它也是後來中西醫結合的先聲。大量中醫在新中國的進修中受益匪淺，補上了很多生理學、流行病學的基礎知識。部分“西醫”也開始學習瞭解傳統醫學。

1958年，毛澤東主席對衞生部《關於西醫學習中醫離職班情況成績和經驗給中央的報告》作出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

與指導思想的變革相應，一建國便成立的衞生部裏面就設有中醫科，1953年5月升為中醫處，11月更是升為中醫司。

其次，是傳統醫學的正規化。

我之前曾經寫過：

過去的醫學教育是學徒式的，非常粗放，學的時間有長有短，“帶教”或者説讓其幫工的內容也各有側重，比如有的人帶徒弟可能多給點臨牀實踐機會，有的可能是抄、看病歷更多，有的可能草藥認得多些、炮製學的多些。

……

甚至有些地方的行醫者沒有什麼傳承，就是“民間愛好者”，比如自己看醫書琢磨的，或者從各路遊醫那裏零零散散學的。像自己泡藥酒的，自己嘗試配藥的，也大有人在。

但他們也可能“出道”，在鄉間積攢起名聲，開過的方子也可能在當地流傳開來，甚至被收錄到某本書籍中。

有些積極實踐的“愛好者”自己有其他營生，未必會正式開業，但在非正式的傳授後，“徒弟”也有可能跑到什麼地方去開業，成為新的醫術起點。

另一方面，即使老師傅帶出來的徒弟，也可能有傳承不好，成為醫術終點的。

總體上講，不管是師父，還是培養出的徒弟，水平都參差不齊。現在流傳下來的知名流派、名字號，只是鳳毛麟角，全中國的大部分醫生，要是放到現在某些“中醫粉”的嚴苛標準和美好想象之下，最好的評價大概都只能是庸醫。

新中國要發展傳統醫學，無疑要改變這種“生態”。從上層來講，1950年設立了中國藥典委員會，1955年設立了中醫研究院，1956年建立了“老四校”：北京、上海、廣州、成都中醫藥大學。

上海中醫藥大學新校內還有上海中醫藥博物館（圖片來源：博物館官網）

後來各地陸續有一些中醫院校建立，院校下面也設立附屬醫院。到1960年，大大小小的中醫醫院至少超過300所，雖然不可能都達到“老四校”附屬醫院的水準，但對眾多城市居民來説，提供了適當的醫療服務。

但此時，中國農村醫療在人力、物力方面有更多不足之處，搞合作醫療，培訓“赤腳醫生”就是解決此問題的一種探索。

“赤腳醫生”一般從當地的醫學世家中，或從有一定文化、略懂醫術的人，或者就從一些文化青年中挑選，集中到縣衞生學校培訓，各地時間長短不一，“中西醫”比重也沒有定數，但一般都有涉及，因為要提供基礎服務。

現在有些人提起“赤腳醫生”就充滿鄙夷，甚至連有些“中醫粉”也認為中醫內容是瞎學，但結合舊中國原有的糟糕的傳統醫學生態來看，其實是一種在客觀條件限制下的正規化努力。

赤腳醫生郵票，圖片來源：中國郵票目錄

再者是醫療醫藥機構的公私合營、國有化與改革。

1954年，同仁堂的樂松生帶頭公私合營，1966年完全成為國企。50年代，全國各地的中醫藥機構大多都進行了公私合營的改造。

我的曾祖父過去在上海盧灣區開了“濟生堂”，堂曾祖父名字裏有個“良”字，開了“岑良心堂”。兩家都在現在的新天地附近。

朋友找到網上曾有人售賣岑良心堂的標誌，不過未及時買到

在公私合營的浪潮裏，兩家也不能例外，雖然家族無疑受到極大的影響，但放在全國來看，公私合營與國有化，對整個傳統醫學的發展，還是有利的。

自古以來，所謂“醫藥不分家”，這也是全球各地傳統醫學固有的特色。醫生只要有足夠的資金，有可靠的幫工，就能建立醫藥兼顧的機構。

但隨着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與成熟，醫藥在管理、應用、研究上，不可避免地需要大合小分。

“大合”是要在財力、物力、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才能有效推動傳統醫學的發展。一堆私營醫藥機構，是難以與較大規模的教學、研究有效結合的；而最終國有化後，就可以統籌管理。

還有一點很關鍵：相比過去而言，不同流派、不同山頭也可以在一個相對公正中立的平台上，在一定程度上合作起來，共同總結經驗，闡釋現象，推動傳統醫學的進步。

“小分”是要在分領域專職學習實踐，才能提高專業性。大量的中醫藥機構在公私合營過程中，也強化了這方面的改革。醫學人才可以進入醫學院，藥學人才則可以幫助培養藥劑師。

據我父親説，他那會兒碰到醫生或中藥店店員，對方看見岑姓，有時還會問是不是“濟生堂”或“岑良心堂”的人，甚至還有曾祖父直接帶過的人，會説些他的故事。這也算是公私合營與進一步國有化後，家族繼續對國家做出貢獻的體現吧。

另外，私營機構抗風險能力不能和國有機構比，除了市場因素，還會因為人事、家事的變化而受到衝擊，未必就能堅持下去，甚至試圖偷藥方這種事，據長輩説家裏也發生過。國有化後，這些干擾也會大為減少。

有了這些縱貫上下，涵蓋城鄉的根本性改革後，整個傳統醫學的“生態”才有了鉅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舉措，也就得以推行了。

很多“中醫黑”津津樂道於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各種古籍來，有大量不靠譜、甚至令人噁心的方子。比如《本草綱目》的“金陵本”裏有大段人屎入藥的內容，但在目前很多通行的版本里，只剩人中黃一例。

類似的大量修訂“潔版”古籍的工作，絕大多數都是在新中國，組織專家團隊完成的。

畢竟只有國家強大起來，才有餘力做這事；也只有政府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不簡單地一味褒貶，才能做好這個工作。

在傳統醫學現代化的過程中，黨和國家的力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學術期刊的創立，學術研究的開展，教學資源的編訂等無不如此。屠呦呦獲獎，歸根結底還是黨和國家組織大團隊攻堅的結果。

而且，傳統醫學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間也會有波折反覆，需要黨和國家的領導，才能穩步推行，遇到像“中藥注射劑”這樣的新問題，也能及時糾偏調整。

到了新時代，《中醫藥法》的制定與施行，更是在調和傳統與現代、穩步發展方面，達到了新的高峯，比如既“支持應用傳統工藝炮製中藥飲片”，又“鼓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開展中藥飲片炮製技術研究”等等。

放眼海外，世衞組織在全球醫學綱要中納入“傳統醫學”，新中國的實踐經驗無疑有重大影響，如果仍舊停留在傳統醫學過去的生態，面對5000年大變局走上“歧路”，會有現在的結果嗎？

近幾年來，隨着網絡的興起，“中醫粉”“中醫黑”經常在網上大戰。有些“中醫粉”反對傳統醫學現代化的道路，認為新中國的傳統醫學教育體系、科研體系都是錯誤的；而有些“中醫黑”也反對新中國的傳統醫學政策，認為應該儘快“廢醫”。

好在傳統醫學界的主流始終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前行，不大可能受到這些網絡口水的影響。雖然現代化的道路依然漫長，但傳統醫學的未來依然是光明的，如果在去蕪存菁、解讀機理的過程中，形成重大突破，甚至有可能產生全新的“中國現代醫學”，這將是真正的為人類做出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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