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國首次登頂珠穆朗瑪峯始末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ID：Beijing_Daily）

1923年，英國探險家喬治·馬洛裏被《紐約時報》問到為什麼要攀登珠穆朗瑪峯時，他回答説：“因為山在那裏。”留下這句傳世名言的馬洛裏，最終沒能征服世界第一峯，1924年，他在珠峯的冰天雪地中徹底失聯。

先遣組在觀察北坳。

在5120米大本營舉行升旗儀式。

上世紀50年代，英國和瑞士登山隊先後從尼泊爾境內的南坡成功登頂珠峯。但在中國境內的北坡，始終無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巔，包括馬洛裏在內的英國人數次在北坡折戟，以至於他們得出結論，想從北坡攀登這座“連飛鳥也無法飛過”的山峯，“幾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晨4點20分，成立時間不足5年、隊員平均年齡24歲的中國登山隊，艱難地將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峯，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北坡登頂的壯舉。

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珠峯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話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打破。驚歎於今人登頂速度越來越快的人們很少知道，藉助當年登山隊員們在巖壁上艱難打下的鋼錐而架起的金屬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者們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人知道，年輕的中國登山隊經歷了怎樣的波折命運和極限挑戰……

蘇聯登山界的建議

1957年11月，一封來自蘇聯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蘇聯部長會議體育運動委員會登山協會主席團，簽名是蘇聯的12名知名登山運動員。他們在信中寫道：

“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向你們提出要求，要求允許組織蘇中聯合爬山隊，以求在1959年3月-6月登上埃佛勒斯峯，並以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週年紀念的獻禮。”

埃佛勒斯峯，是英國人自19世紀中葉起對珠穆朗瑪峯的稱呼，但在更早的1721年出版的《皇輿全覽圖》中，中國人已將這座山峯命名為“珠穆朗瑪峯”。因此，我方後來回信時用了“珠穆朗瑪峯”，之後蘇方也用了珠峯的稱謂。

邀請中國共同攀登高山，蘇聯人並非一時興起。

曾是我國第一支登山隊運動員兼醫生的翁慶章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蘇聯的登山運動已很普及，只是，蘇聯本國的高山並不多，且都被運動員們登頂過，由此，他們想到了擁有眾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鄰邦——中國。

因蘇聯羣眾性登山活動都由工會系統管理，大型登山活動才歸體委負責，1955年3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訪問蘇聯時，對方就提出希望到中國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山和公格爾山。那時，剛剛成立六年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羣眾體育運動還算蓬勃發展，但現代登山運動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於是，1955年5月，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邀請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派出了4名學員赴蘇學習現代高山登山技術。第二年春天，蘇方又派2名登山教練來華，在北京西郊八大處培訓了新中國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運動員，翁慶章、1960年正式攀登珠峯時的登山隊隊長史佔春、副隊長許競以及骨幹隊員劉連滿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參加培訓的很多運動員一樣，翁慶章原來的工作與登山幾乎毫無干係。他本是鞍鋼總醫院的醫生，偶然得知全國總工會在各行各業招募登山學員，大學時就愛好籃球、田徑的他還以為只是一次“遊山玩水”，興高采烈報了名。26歲的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報名，竟讓他在幾年後成了中國首徵珠峯的親歷者。

培訓結束後，以這批學員為主要隊員的中國第一支登山隊——中華全國總工會登山隊，先登上了陝西秦嶺主峯太白山（3767米），後又與蘇聯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峯。正是在這樣良好合作的基礎上，才有了1957年的蘇聯來信。

來信經過層層批轉，到了時任體委常務副主任蔡樹藩桌上。蔡樹藩與同事們討論後認為，我方在運動員、資金、裝備等方面的條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來總理曾指示我國西藏邊境目前不能開放，因此初步意見是婉拒。

許多年後，翁慶章在體委檔案館發現，“當年主管外事的陳毅、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都已經批示同意了體委‘婉辭謝絕’的意見，就差正式回覆蘇聯了。”

沒想到，到了1958年初，事情又有了轉機。原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體委主任的賀龍，一直對此事很積極。賀龍與體育早有不解之緣，抗戰時期他麾下的120師就以“仗打得好、生產搞得好、體育搞得好”而聞名，他親手組建的120師“戰鬥籃球隊”更是赫赫有名。他的積極態度，加上蘇駐華使館對此催問的推動，最終，周恩來總理於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見：“可以考慮來。”

1958年，中蘇聯合登珠峯偵察組一行初次進入珠峯地區，進山公路已初見雛形。

偵察組進山

總理拍了板，接下來就是緊鑼密鼓的籌備了。1958年夏天，中蘇雙方在北京新僑飯店會談，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峯的三年行動計劃：1958年偵察，1959年試登，1960年登頂，並達成共識，高山裝備、高山食品由蘇方負責，中方負責全部人員、物資從北京至珠峯山下的運輸，以及較低海拔的物資裝備。

今天看來，不管是運輸人員，還是登山物資，都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在當年，僅準備物資就是千頭萬緒：請國家計委、經委特撥足以防寒的優質鴨絨、尼龍絲，通過解放軍後勤部幫忙調撥專供高寒地帶執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門求助能在高山低壓環境下燃燒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飯、燒水……

千頭萬緒的準備工作中，耗資最大、工作最繁雜的一項要數修建從日喀則至珠峯腳下的進山公路。上世紀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設尚不發達，從拉薩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則，而要去珠峯山下，還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千米。這300多千米説是山路，其實幾乎看不到成形的道路，最險峻的高山峽谷地段，僅容一人貼着峭壁小心翼翼通過。1958年之前，就連本地區的藏族人也很少到這裏來。若要運物資，只能靠牲畜馱運。

按照計劃，中蘇合登珠峯時需要運約40噸物資進山，如果不修路，單從日喀則到珠峯腳下，就得500匹牲口運上半個月左右。再加上登山隊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一路顛簸，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這樣的地方修一條進山公路，又談何容易？西藏地區經濟尚不發達，國家建設也正是處處用錢的時候，但為了支援中蘇登山隊，同時考慮到西藏今後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央還是特批了幾百萬元經費。為更好地爭取地方支持，賀龍還特意寫了條子給他的老部下、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請其盡力支援。

就這樣，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多名軍工在日喀則以西的荒野中，熱火朝天地開工了。

西藏這邊忙着修路，在北京，中蘇聯合登珠峯偵察組也準備動身了。偵察組一行20餘人，除了運動員，還有氣象、電台、醫務等工作人員，此外，還包括3名蘇方成員。考慮當時東西方“冷戰”的國際環境，中蘇合登珠峯一事對外還是保密的，神秘的偵察組對外一律稱“國家體委參觀團”。

1958年10月底，偵察組一行先乘軍航到拉薩，又轉汽車抵達日喀則。11月2日，日喀則以西初見雛形、尚未完工的簡易公路上，出現了一支將近200人的浩浩蕩蕩的隊伍。隊伍中間是偵察組人員，前後則是150名全副武裝的警衞部隊戰士，再加上照看牲口的藏族民工，以及馬匹、毛驢，整個隊伍行進起來足有四五百米。

登山偵察這樣的體育活動，為什麼還要動用軍隊護送？翁慶章解釋説，當時西藏還有匪情，為保證安全，西藏軍區派了一個連外加一個火炮排。不僅如此，在北京時，體委還向總參謀部借用了一批槍支彈藥。進山前，不管是運動員還是科考、醫務人員，都要進行射擊訓練，進山時，每人都配備一支手槍、一支步槍。這並非小題大做，實際上，就在偵察組進山前一個月，就有叛匪在公路上伏擊了一輛從日喀則返回拉薩的軍車，導致16名解放軍醫務工作者全部遇難犧牲。很多人只知攀登珠峯要面臨高寒、缺氧、雪崩的危險，殊不知，這些最早進山的開路者，竟還要提防流竄叛匪的威脅。

從日喀則到珠峯山下的絨布寺，一行人浩浩蕩蕩走了15天。所幸，途中雖聽到過意外槍聲，但最終有驚無險。偵察組成員很快忙碌起來，安營紮寨，分組上山偵察路線，建立大本營，架設無線電台，建立氣象觀測站，開動汽油發電機……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11月底，珠峯極寒的冬季來臨，偵察組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隊員離開珠峯，只留下氣象組、水文組、電台組的十幾名工作人員繼續在山區工作。那時，偵察組隊員們還不知道，向他們熱情告別的蘇方人員，很快就要從自己主動提議的中蘇合登珠峯活動中退出了。

1958年，氣象人員在大本營設立氣象觀測箱。

叛亂與變卦

按照中蘇聯合攀登珠峯的計劃，1959年雙方應共同到西藏試登。這年年初，中方全體人員率先抵達拉薩，開始了新一輪的集中訓練。

此前，登山隊已經由全國總工會劃歸國家體委。這次進藏前，體委任命了史佔春擔任中蘇聯合登山隊隊長、中國隊隊長，許競任登山隊中國隊副隊長。兩人從中國第一支登山隊成立時起，就都是骨幹人員。

1959年2月4日，當翁慶章隨兩人及最後一批登山裝備、食品抵達拉薩當雄機場時，二次進藏的他立刻感覺到當地的局勢比起1958年底緊張了許多：上一次護送偵察組時，西藏軍區只派了一個班十來個戰士，這一次卻是兩輛裝甲車一前一後護着他們的小車隊。詢問之後才知道，原來拉薩附近的匪情加劇了，以貢布扎西為首的武裝叛匪，經常毀壞橋樑，伏擊汽車，對拉薩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嚴重障礙。

翁慶章告訴記者，原本，登山隊每天在拉薩進行越野長跑等體能訓練，還到附近山區訓練運動員對高山惡劣自然條件的適應能力和冰雪作業技能。由於時局趨緊，體能訓練改在拉薩市內的軍區大院內進行，運動員在唸青唐古拉山區的野外訓練也匆匆結束。

不久，為應對緊張的局勢，西藏工委指示，拉薩市內的幹部職工共同成立民兵團。100多人的登山隊紀律嚴明，且早就經過射擊訓練，連武器配備都是現成的，特殊的局勢下，登山隊伍很快變成了頗具戰鬥力的民兵連，每天同時進行體能訓練和軍事訓練。

翁慶章回憶説，當時登山隊住在布達拉宮附近的交際處，後門距離軍區大門大約八九十米，進入3月初，山雨欲來風滿樓，他們還用了好幾天時間，挖了一條通往軍區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隊員們日夜輪流站崗巡邏，完全是戰備狀態。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隨登山隊進藏的攝影師沈傑那時也在拉薩，後來他在《我的足跡》一書中這樣寫道：

“拉薩各機關幹部白天夜裏都在修築防禦工事準備自衞，拉薩街頭和公路上已經看不到我們的車輛，拉薩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公開發動叛亂，叛匪們明目張膽地包圍西藏工委和軍區機關。3月20日凌晨，拉薩武裝叛亂的槍聲響起，上午10時，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擊。激烈的槍炮聲中，一顆炮彈落在了登山隊所在的交際處大門口，炸傷了一名解放軍機槍手，翁慶章和其他幾個登山隊員趕緊抬着擔架去救傷員。“抬着擔架穿過大約兩個籃球場長度的院子，只聽得子彈在頭頂呼嘯而過，別的什麼也管不了……”今年已經88歲的翁慶章，至今仍覺得難以置信，致力於攀登珠穆朗瑪高峯的國家登山隊，竟然親歷了一場平叛鬥爭。

3月22日，佔據布達拉宮的叛亂分子投降，解放軍進入布達拉宮。由於解放軍駐拉薩的人數有限，登山隊民兵連還承擔起了搜索布達拉宮和押運俘虜的任務。直到4月初，考慮到合登珠峯的任務還要繼續，史佔春隊長宣佈，登山隊大部分人員離開拉薩轉到新疆訓練。

與此同時，中央不得不通知蘇聯方面，為了運動員的安全，建議中蘇聯合攀登珠峯活動暫緩，一旦問題得到解決，立即恢復登山。按照預定計劃，蘇方隊員將於3月下旬在拉薩與中方會合。蘇聯運動健將、蘇方隊員之一菲裏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憶：“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專機，蘇聯登山隊一行及物資由莫斯科飛北京。就在動身的前一天，蘇體委緊急通知……任務取消，原因未説……”已經整裝待發、躊躇滿志的蘇聯運動員們頓時一片驚愕，失望不已。幾天後，他們看到中國西藏的新聞，才明白箇中緣由。

直到這時，菲裏莫洛夫和他的隊友們還以為任務只是暫時推遲了，孰料，由於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政府層面，他們征服世界第一高峯的願望，竟就此徹底破滅了。

1959年秋天，隨着西藏局勢趨於穩定，中方從10月開始多次邀請蘇方來北京繼續商談合登珠峯一事。但此時，蘇方卻一反過去的積極態度，幾番推脱，閃爍其詞。直到1959年11月24日，蘇方的兩名代表才姍姍來遲，抵達北京。

雙方會談時，兩名代表藉口技術上準備不夠，稱1960年繼續執行攀登珠峯的任務有些勉強，建議把正式攀登珠峯任務推遲到1961年或1961年以後。考慮到我方已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尤其是修築日喀則至珠峯山下的公路耗資甚多，此前，還特意與西藏聯繫過請地方維修保養公路，以確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間公路暢通。我方便讓步提議，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讓雙方隊員在珠峯地區活動適應，可惜，蘇方的態度仍是一味推脱。

事實上，當時中蘇關係已經走向決裂，只是還沒有公開化。早在這一年6月，蘇聯就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推脱登山一事，其實也是蘇聯高層顧忌政治因素而已。當年參加中蘇雙方會談的翻譯周正就曾告訴翁慶章，蘇方代表、也是原擬擔任蘇方登山隊長的庫茲明私下聊天時透露，“此次合登珠峯機會難得，運動員都願來”，只要上層同意，隊員一週便可集中，兩個月可以訓練完畢。

既然蘇方態度如此，最初由蘇方提議、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峯活動，註定無法繼續了。

“我們自己幹！”

1959年10月20日，賀龍把體委副主任黃中、登山隊隊長史佔春等人請到辦公室，問大家：“如果蘇聯不參加，我們自己攀登珠穆朗瑪峯有成功的把握嗎？”史佔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難，我們可以盡力去克服。有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裝備。”

按照中蘇原先的協議，高山裝備、高山食品由蘇方負責，眼下要自己單獨攀登，蘇聯顯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國內目前還不能生產這種裝備，怎麼辦？賀龍提議：“我們可以到國外去買！你們搞一個預算，我們給劉少奇主席寫報告，請他批外匯。”接着，他又給大家鼓勁兒：“他們不幹，我們自己幹！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爭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爭光。”

1959年的中國正處於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但國家體委致函國家計委、外貿部申請70萬美元外匯後，還是很快得到了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批准。1960年元旦剛過，史佔春和翻譯周正就趕赴瑞士採購了高山帳篷、鴨絨夾層登山服、鴨絨睡袋、高強拉力的尼龍繩、氧氣裝備及便攜式報話機等裝備。採購完成，如按常規商貿往來，還得走海運回國，但時間不等人，珠峯每年上半年適合攀登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個月。為了趕時間，體委請民航協助，包租了一架專機從北京直飛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點才在3月20日運回了6噸重的高山裝備。

值得一提的是，史佔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裝備商店採購時，竟無意中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瑞士店員指着不遠處的另兩名亞洲顧客説，他們是印度陸軍登山隊的採購人員，印度也正準備1960年從南坡攀登珠峯。

史佔春一聽，頓感責任更大，任務更加艱鉅。事後，他告訴翁慶章，當時就下定了決心，這次非上去不可！

獲此消息後，史佔春很快通過使館報告國內，不久，中國駐印使館也確認了這一消息。那時的國際關係狀況是，中蘇走向決裂，蘇印頗為友好，如今，中國、印度一北一南同時攀登珠峯，無疑是一場特殊的競賽。

抱着爭一口氣的決心，1960年3月19日，中國珠穆朗瑪峯登山隊順利抵達了一年半前偵察組選定的大本營營址。從日喀則到珠峯山下，當年的偵察組20餘人艱難跋涉走了15天，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數數十倍的登山隊乘車只花了3天。

這支平均年齡僅24歲的214人登山隊中，運動員約八九十人，其他隊員全是氣象、電台、醫務、新聞媒體、後勤等幕後保障工作人員。其中的十幾名氣象、水文和電台工作人員，並沒有和大部隊一起，而是已經在山裏堅持工作了一年多。幾百天的時間裏，他們在含氧量大約只有平原地區一半的地帶，風雨無阻，每天定時放飛探空氣球收集高空氣象數據，每隔幾個小時採集室外百葉箱內的記錄，通過無線電台收錄來自北京、拉薩等地與珠峯大氣環流相關的信息，再由繪圖員作圖，預報員預報、記錄……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都只為了給正式攀登時提供最可靠的天氣預報。

翁慶章此次擔任醫務組組長，攀登珠峯期間，大本營設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則常駐在海拔6400米的醫務站，有時為了給隊員看病，還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訴記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區，白天也是零下20攝氏度左右，太陽一偏西，氣温很快降到零下30攝氏度左右，即使在帳篷裏，呼出一口氣也會立刻結冰。喝水得鑿冰燒水，氣壓低，燒開一鍋水至少需要兩個小時。吃飯，常常沒胃口，這是正常的高原反應，每天早晚兩小碗稀飯或麪條就像完成任務。

不管是氣象組，還是醫務組，他們的工作都是幕後的，但在翁慶章看來，奔波在前線、同屬於運動員的運輸隊員，更是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他説，國外探險家登山時，常常僱傭當地民工幫忙運輸帳篷、鍋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資，而中國此次登山隊，承擔運輸任務的是登山運動員。運動員分成突擊隊員和運輸隊員，後者每人常常負重二三十公斤，將物資運到一定高度後就返回大本營，以便讓突擊隊員儘量輕裝上陣，成功登頂。“沒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沒人覺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簡單，一切只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峯的任務。”

三次適應性行軍

3月24日，珠峯大本營，史佔春隊長和登山隊員們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瑪峯的計劃。根據國內外高峯探險的經驗，他們決定在正式突擊峯頂前，先進行三次適應性行軍，一方面讓隊員們逐漸適應高山環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營地，同時將必要的物資和裝備運上去，以備正式攀登時使用。

第一次行軍，從大本營出發，到達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後返回大本營休整。

第二次行軍，從大本營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時打通攀登珠峯的第一道難關——北坳路線，然後返回大本營。

第三次行軍，從大本營攀登到海拔8300米，偵察突擊頂峯的路線，並建立最後一個營地——突擊主峯營地，如果條件成熟可爭取登頂。

第二天，如同氣象組的預報一樣，連綿的風雪停息了，珠峯迎來了第一個適合攀登的好天氣。中午12點，燦爛的晴空下，五星紅旗在珠峯大本營冉冉升起，全體登山隊員們揹着揹包，拿着冰鎬，開始向珠穆朗瑪峯挺進。踏着東絨布冰川的冰積石，穿過佈滿冰雪裂縫、不時發生“冰崩”的冰塔區，27日傍晚，隊員們安全抵達海拔6400米。先遣隊員們已經在這裏建好了高山營地，營地不僅儲備了不少高山物資，還設有電台、氣象服務枱和醫務站，可謂溝通突擊隊伍和大本營的中轉站。

在6400米營地休息一夜，登山隊大部分隊員開始返回大本營，除了副隊長許競帶領的偵察小組。他們要繼續攀高，提前為隊友們打通珠峯的第一道難關——北坳路線。

北坳頂部海拔高達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達70度，個別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聳的城牆屹立在珠穆朗瑪峯腰部。因坐落在珠峯及珠峯北側海拔7538米的北峯之間，看上去像個坳谷，故稱“北坳”。這裏坡壁陡峻，積雪深不可測，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發生，千百噸冰岩和雪塊就如同火山噴發一樣勢不可擋，英國探險隊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襲擊。如此危險的地段，卻是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峯的必經之地。

3月28日，許競帶着偵察小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為防止跌下冰坡，他們用尼龍繩將幾個人串在一起，一個緊跟一個，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時，眼前出現了一道近乎垂直、高達20多米的冰崖。據1958年偵察組探路得知，攀上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條縱直的冰裂縫。許競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條深陷而狹窄的冰裂縫，裂縫寬約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還是容易攀登的。他們開玩笑地把這條路命名為“冰衚衕”，休息片刻，便向冰衚衕衝刺。

光滑的冰衚衕沒有支撐點，幾個人就背靠“冰衚衕”的一邊，雙腳蹬在另一邊，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動。隨行採訪的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郭超人在報道《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峯》中寫道：

“運動健將劉大義這天剛好感冒，體力比較虛弱，在攀登這個‘冰衚衕’時連續三次從中途跌落下來，跌得他頭昏眼花，滿身疼痛。但他毫不氣餒，繼續進行第四次攀登，終於攀到‘冰衚衕’的上端。”

天快黑時，偵察小組終於到達北坳頂端，完成了開路先鋒的任務。為了讓大部隊更順利地通過這條路，第二次適應性行軍前，許競又帶了一支修路隊率先出發，刨台階、拉繩索、掛金屬梯……被他們平整過的北坳路線順暢多了，第二次適應性行軍很快勝利完成。參加此次行軍的77名運動員中，有40人都到達了7007米的北坳頂端，這在當時已是空前的世界紀錄。

4月25日，身體狀況良好的55名登山隊員開始了第三次行軍。短短几天，登山隊就攀上了北坳頂部。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當隊員們沿着珠穆朗瑪峯山脊繼續向前時，晴空萬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風暴，狂風呼嘯，隊員們匍匐在地才能不被颳走。有人試圖搭帳篷避風，結果剛拉開帳篷四角，連人帶帳篷幾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嚇得隊員趕緊撒手讓帳篷隨風飛走。這時還是白晝，可不到兩個小時，隊員們就相繼被凍傷，與大本營聯繫的報話機也因氣温太低發生了故障。隊員劉連滿等人在冰坡上發現了一條冰裂縫可以站人，大家進去躲了幾個小時，才熬過了風暴最猛烈的時段。

當晚，登山隊好不容易走到一處稍微平整的地方，設法修好了報話機，聯繫大本營得知“天氣突變，後天轉好”。於是，史佔春決定全隊休息一天，5月1日繼續前進。5月1日果然天氣晴朗，登山隊從海拔7400米處出發，下午6點多終於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幾天的大風凍傷，加上連續攀登中的高山反應，此時此刻，能夠繼續向上攀登的運動員已經不多了。最終，5月3日，許競、貢布、石競、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並在那裏建立了最後的突擊營地，史佔春和王鳳桐兩人則將路線開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軍超額完成了預定計劃，然而，這次行動損失也不小。第二次行軍時，來自蘭州大學從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隊員汪磯發生嚴重缺氧反應，最終搶救無效犧牲在6400米營地；這一次，來自北京大學的氣象專業隊員邵子慶也犧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並且，隊員們返回大本營後，翁慶章和醫務組同事檢查後發現，全隊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凍傷，且大部分都是登頂希望最大的主力隊員和骨幹運輸隊員。醫務組八個工作人員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地給傷員打針、換藥、抽水皰，竟然還忙不過來，沒辦法只好向拉薩請求支援，最後日喀則第八陸軍醫院派來一個六人醫療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經過一週治療，一些輕傷隊員可以歸隊了，但凍傷比較嚴重的就只能隨第八醫院醫療組轉到日喀則治療，隊長史佔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則。嚴重減員的殘酷現實，引起了登山隊的不安，進山以來一直處於亢奮狀態的大本營，一時陷入了沮喪的低潮。恰在這時，珠峯的天氣也變了，山巒間升起濃霧，天氣漸漸轉暖，這意味着，珠峯適宜攀登的好天氣快要結束了，一旦連綿的雨季來臨，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來年再戰了。

備戰一年多的攀登計劃，難道真的要就此中斷嗎？

翁慶章在6400米營地為隊員檢查身體，背後為海拔7000米的北坳。

“不惜一切代價”

在沮喪、焦急的情緒中，傳來了北京的命令。據説，訪問緬甸後剛回到昆明的周恩來總理很關心登山隊的情況，一下飛機就問：“我們的登山隊登到哪裏了？”得知登山隊三次行軍後損失慘重，周恩來指示：“要重新組織力量攀登頂峯。”接着，賀龍副總理向大本營傳達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重新組織攀登。剩下幾個人算幾個人，哪怕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登上去！”

總理對登山的關注，不僅是因與印度的登山競賽，還與我國正與尼泊爾談判的中尼邊境劃界問題有關。當時，雙方關於珠峯的歸屬問題存在爭議。1953年，尼泊爾籍的丹增·諾爾蓋作為英國登山隊的高山向導，從南坡成功登頂珠峯，尼泊爾對此大肆宣揚，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們中國人都沒上去過，怎麼能説是你們的？

正是這樣的背景，使得攀登珠蜂的登山隊員們，陡然間肩負了一項莊嚴的國家使命。

珠峯大本營的氣象工作人員前所未有地忙碌起來，探空氣球不斷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種儀表不停運轉。終於，工作人員等來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幾天珠峯山區將出現當年最後一次持續幾天的好天氣。錯過這一次，就是大雪紛飛、能見度極低的漫長雨季。

5月13日，大本營召開會議部署正式突擊主峯。原本具備登頂實力和技術的主力隊員、骨幹運輸隊員不少都凍傷了，只能重新選拔突擊隊員和運輸隊員。副隊長許競被任命為突擊組組長，組員包括在前幾次行動中擔任運輸任務的王富洲、經驗豐富的劉連滿和“輕傷不下火線”的藏族隊員貢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銀華等10人承擔最後的關鍵運輸任務——將物資運到海拔8500米高度。

5月17日北京時間9點半，隆重的誓師大會後，4名突擊隊員帶着一面五星紅旗和一座高20釐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輕裝出發。翁慶章至今記得，出發前王富洲到醫務室向他告別，只説了一句話：“我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來了。”

抱着這樣的決心，經過幾天艱苦而快速的行軍，5月23日下午2點，許競一行四人順利到達了海拔8500米的突擊營地。幾個人支起帳篷略作休整，當晚，屈銀華等10名運輸隊員揹着氧氣、攝影機等設備也趕到了。那時，因為無線設備在途中意外摔掉，突擊小組與大本營幾乎失聯，只能看到6400米營地上發出的氣象預報信號彈顯示：“24日為好天氣。”

儘管如此，所有人都是義無反顧地向前。根據事先安排，屈銀華留下來拍攝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餘9名運輸隊員則返回8100米營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剛走出帳篷大約10米，組長許競就倒下了。從登山隊進山至今，他一直負責開路，體力消耗實在太多了。無奈，組員們只好把許競扶進帳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擊組長，運輸隊員屈銀華臨危受命，成為新的突擊隊員。

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氣實在太稀薄，四個人從17日連續攀登至今，幾乎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只能一步一挪地緩慢前行。大約2個小時後，四人才來到了通往珠峯的最後一道難關——“第二台階”處。

“第二台階”總高20多米，相當於一棟七八層高的樓房，其下部較陡，但還能找到攀附點或支撐點，最困難的要數最上部的4米多，幾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巖壁。第三次行軍時，史佔春和王鳳桐曾到達這裏，但他們只是觀察了山勢和路線，並沒有繼續攀登最艱難的最後4米多。

王富洲一行終於來到了“第二台階”的中上部。面對4米多高的巖壁，劉連滿用盡全身的力量嘗試攀登了4次都沒能成功。貢布和屈銀華也分別試了2次，結果同樣是跌回原地。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四個人着急得不行，終於，消防員出身的劉連滿想到了搭人梯的辦法。他主動蹲下當“人梯”，讓隊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銀華先上，他實在不忍心穿着滿是釘子的高山靴踩在戰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沒想到鴨絨襪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銀華又脱下鴨絨襪子，只穿一雙薄毛襪打鋼錐、攀爬……這個過程不過短短一個多小時，屈銀華的兩足腳趾和雙足跟就被徹底凍壞只能切除……蹲下當“人梯”的劉連滿同樣不容易，這樣的高度，任何一個輕微的動作，都會給身體帶來沉重的負擔，劉連滿卻要用身體託着100多斤的隊友慢慢站直，足足堅持一個多小時，可想而知，需要多麼堅強的意志力！

藉助劉連滿的高度，抓着打下的鋼錐，屈銀華終於第一個爬上了“第二台階”頂部。緊接着，劉連滿又把貢布、王富洲先後頂了上去。最後，上面的三個人放下繩子，合力把劉連滿拉了上去。此時，時間已是下午5時，平原地區或許不起眼的4米多巖壁，竟然耗費了他們三個多小時。

來不及歇息，片刻後四個人繼續結組前進。這時，長時間在前面開路的劉連滿體力越來越虛弱了，一連摔倒了好幾回。在海拔8700米處又一次摔倒後，他掙扎再三還是沒爬起來，其餘三人只能將他安置在一處避風又不會發生墜巖危險的地方休息，並把所剩無幾的氧氣留下一瓶，準備回程時再來接他。

安頓好劉連滿，已經是北京時間19點左右，由於時差的存在，珠峯上還有光亮，但這裏距離頂峯還有100多米，如果繼續前進，就意味着要摸黑行軍了，此前，中國登山隊還沒有過這樣的先例。前進？後退？還是原地休息？與大本營失聯的三個人沒有考慮太久，想到之前的天氣預報説25日天氣將變壞，很快取得共同意見：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錯過最後的時機！

1960年5月23日，突擊組行進在8400米地段。

凌晨登頂

1960年5月24日夜裏，點點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峯高處，貢布打頭，屈銀華第二個，王富洲最後，三個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進……

沒有人留下這一幕的任何影像資料，今天的我們也無法想象，缺氧、寒冷、飢餓、乾渴、無光的情況下，處於極限負荷的三位運動員到底是怎麼抵達頂峯的，我們能夠直接看到的，只有親歷者若干年後的回憶片段。

2010年，貢布接受媒體採訪時的回憶相當平靜，他説：“岩石是黑的，雖然有一些雪，但還是看不清楚，這麼着走了兩三個小時，眼睛也適應了，這時候已經接近最頂峯的雪坡了。我們就順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問我，到了沒有，我説還沒有。我們就一直這麼走，估計這時候已經半夜兩三點了。王富洲問我，到了沒有，我説，到了，再沒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貢布所説的“半夜兩三點”，確切時間是北京時間1960年5月25日凌晨4點20分，距離他們前一天早上從8500米營地出發，已經過去了將近19個小時。

將近一晝夜的連續攀爬中，三個人不曾補充一點食物。或許是體力消耗到了極限，登上頂峯的三個人竟然都沒有過於激動，貢布回憶“當時我們也説不出話來，嗓子都是啞的，沒哭，只是覺得高興”，屈銀華只感覺“我們完成任務了，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説“想不了這麼多，沒有力氣想了”，緊接着就是得“趕緊安全往下走”，因為劉連滿還不知狀況如何。

沒有可以拍攝的光線，三個人按照預定程序平靜地忙起來。屈銀華用冰鎬插進冰面作固定保護，貢布從揹包裏拿出國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將寫好的紀念條摺好，一起放進空罐頭盒子裏，然後放到頂峯下方約七八米處避風的碎石堆裏。做完這些大概花了15分鐘，最後，王富洲採集了9塊岩石標本和雪樣標本，三個人開始下山。

離開頂峯時，三個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氣。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個人將最後一點氧氣分着吸完，扔掉空瓶。這時，天漸漸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時，屈銀華取出隨身攜帶的攝影機，回頭將珠峯峯頂拍了下來，這成了中國首次征服珠峯最珍貴的畫面。

再往下走，三個人看見了向他們招手示意的劉連滿，在頂峯都不曾落淚的三個漢子，此刻都激動地哭了。更讓他們感動的是，劉連滿竟強忍着疲憊不適，把上山時隊友留下的氧氣保存了下來。

24日晚上，劉連滿不知自己是否還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鉛筆在日記本上寫了一封簡短的訣別信：“王富洲同志，這次我未能完成黨和祖國交給我的任務，由你們去完成吧，氧氣瓶裏還有些氧氣，對你們下山會有幫助，告別了，你們的同志劉連滿。”寫完信，劉連滿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誰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過了這一夜。

四個人興奮得相擁而泣，分享了劉連滿冒着生命危險留下的氧氣和18塊水果糖，繼續下山。山下大本營事後得知，就在他們下山途中，珠峯北坡開始飄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峯天氣突變，降水量急增，那時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隊，遭遇大風雪後不得不鎩羽而歸。

5月30日，王富洲、貢布、屈銀華、劉連滿等所有參與第四次行軍的隊員，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營。其中體力相對較好的貢布和劉連滿在26日趕到了7000米北坳營地，通過那裏的通訊設備將勝利的消息傳到了大本營並轉北京。5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將中國成功登頂珠峯的喜訊傳遍了全國。不久，拉薩、北京等地紛紛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營受到熱烈歡迎。

遺憾的是，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沒能親眼見證這些慶祝活動，下山後，他們靜靜地躺進了醫院。翁慶章告訴記者，通常，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丟失10斤體重是常有的事，但王富洲此次上山前的體重是160斤，下山後只剩下101斤，屈銀華從154斤掉到了102斤，凍傷的十趾和腳後跟被全部切除。

中國登山隊創造的奇蹟傳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邊界條約》正式簽署，兩國歷史上遺留的邊界問題得到解決。

15年後的1975年，中國登山隊女隊員潘多和8名男隊員再次從北坡登上珠峯，創下男女混合集體登上世界最高峯人數最多的世界新紀錄。這次登山時，隊員們藉助屈銀華當年打下的鋼錐，在“第二台階”最難攀登的巖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屬梯。截至2008年奧運聖火登頂珠峯時，約有1300名國內外的登山者通過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巔，他們將梯子稱為“中國梯”。

如今，以1960年的鋼錐為支撐點、1975年豎立的“中國梯”已被收藏進位於拉薩的珠峯登山博物館，“第二台階”處又換上了一架新的“中國梯”。當年的許多登山前輩們也已故去，但一新一舊兩架“中國梯”，承載着中國人探險珠峯的壯烈歷史，更飽含着中國第一代登山隊員首徵珠峯的艱辛與無畏。

（感謝翁慶章先生為本文采寫提供的幫助，本文圖片由翁慶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