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鵬：新中國70年工業史，就像一場經濟學的自然實驗
【9月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佈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説：“我國已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增長約971倍，年均增長11%。”
建國70年來，我國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蹟。值此之際，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嚴鵬對新中國工業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作了一番回顧，觀察者網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嚴鵬）
立國規模：回應百年求索
歷史不能割裂，因為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問題，有時候還要面對前代人遺留的問題。並不是所有的世代都能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好，但歷史要前進，就總得有人解決問題。七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為重要綱領，立國規模宏大，因為新政權要回應的是中國人的百年求索，要解決的是百年間粉墨登場的各路政權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工業發展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英國使臣馬嘎爾尼覲見乾隆帝，碰了一鼻子灰，因為乾隆覺得“天朝”無所不有，拒絕擴大貿易。其實，就農業經濟的循環來説，乾隆不無道理。一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完後，中國的生絲和茶葉還是大量出口，從英國流向中國的白銀仍然越來越多，如果只秉持短期市場理性，中國沒有發展現代工業的經濟動機。
但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打下了帝都，西方的堅船利炮就真正引起了中國少數精英的重視，於是，中國的工業化就從造槍炮、造輪船起步，洋務派大臣創立了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軍工企業，直到後來才發展到用機器紡紗織布。
1867年至1871年間在建中的福州船政局（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所以，中國工業化的開端不是經濟性的，是政治與軍事性的，這為中國工業發展定下了一個宿命般的基調。從天朝上國跌入萬國之一國，在擁有優勢軍事力量的列強環伺之下，中國要想作為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文明繼續存在，中華民族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發展出足以自衞的軍事力量，而這種軍事力量的基礎是現代工業。所以，發展工業而謀富強就是近代中國的重要主題，堪與舊王朝時代的天命相比擬。
但這份使命太沉重，不是所有人都擔得起的。直到今天，地球上真正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嚴格來説仍然是不多的。工業發展已經不易，更遑論系統化的工業化。洋務派在上海、福州造輪船，朝廷財政負擔太重，有大學士上書叫停，理由是造的船不如買的船好，費錢不説，還引發列強猜疑，破壞中外和平的大好局面。這一要不要造輪船的爭議引出了李鴻章那句今人耳熟能詳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根本上説，工業革命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應變，只能發展工業以自強。然而，清廷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辛亥革命之後，海內板蕩，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寇侵凌，即使北京政府有發展實業的倡議，即使南京政府有興辦工業的計劃，也往往有心無力。
誠然，晚清以降，中國出現了張謇、榮氏兄弟、範旭東等一批優秀的企業家，範旭東創辦的化工企業甚至能與列強的跨國企業在市場上爭鋒，但是，直到1931年，中國最主要的現代工業部門仍然是紡織業、食品業，而虎視眈眈的日本已經掀起第一輪重化工業化。1933至1935年，整個中國的大學工科畢業生僅3350人，而1934年日本光機械、造船和車輛專業的大學、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就有3648人。人才的多少由產業的需求規模決定，人才的多少又決定了產業能夠擴張的程度。中日兩國工業基礎的對比，為“九一八”和“七七”的戰火埋下了伏筆。
這樣子追溯歷史似乎離題太遠，但是，如果沒有縱深的眼光，便看不清楚新中國工業的前三十年。新中國創建之初，在短暫的恢復之後，採取的工業發展模式可以用3個關鍵詞概括：重工業優先、計劃經濟、國營企業。
這個模式被很多人詬病，但如果對本國曆史存以温情與敬意，就要追問為什麼會採取這種模式？答案很簡單：重工業是軍事力量的基礎，在經歷了近百年的列強侵凌、十四年的抗日血戰之後，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是為了保障國家存續的命脈，更何況這個決策作出時，朝鮮半島又燃起了戰火。
但是，在1950年代的中國，不要説發展重工業缺乏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就算發展工業也未必是符合市場理性的選擇。在這種形勢下，通過計劃體制，把資源強行導入工業部門，並通過國家能夠有力掌控的國營企業來運用資源，就成為儘快踏上工業化道路的可行方案了。新中國工業前三十年的模式就是這麼來的，它弊病叢生，但它是為了回應此前中國人近百年的富強求索，解決前代人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在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惲代英曾經在報紙上發文批駁那些認為中國不應該發展工業的老學究。惲代英有個親戚叫惲震，是個喜歡寫寫詩的工科生，也抱着中國必須工業化的理想。後來，惲震加入了國民黨組建的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的宗旨就是發展重工業，而資源委員會的領導人認為發展重工業就得學蘇聯，用計劃手段，靠國營企業。
資源委員會創辦了一批廠礦，涉及機械、鋼鐵、電力、煤炭、石油等等，其中，惲震負責組建了中央電工器材廠，在昆明、重慶、上海、南京、湘潭等地有一批分廠。新中國成立時，惲震選擇留在了大陸，見證了另一個政黨如何用計劃手段、靠國營企業發展重工業。他創辦的中央電工器材廠湘潭分廠，後來成為湘潭電機廠，再後來成為湘電集團，生產的大型電動輪礦用自卸車，出口到了澳大利亞的礦山。
共產黨人惲代英和國民黨人惲震，都認識到工業化才是中國的前途，這是很有象徵意味的。然而，惲震1936年剛在湘潭打下中央電工器材廠總廠的廠基，一年後就不得不搬遷到昆明等地，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又搬回來。沒有一個穩定而安全的國家，惲震們的工業夢是無法實現的。
自力更生：豐富的內涵
新中國工業前三十年，有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是“自力更生”，後四十年到了21世紀後，有個重要的關鍵詞是“自主創新”。自力更生與自主創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兩者都包含着靠自己力量奮鬥的意思，也接續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但是，自力更生往往被誤解，最極端的錯誤就是把這四個字等同於“閉關鎖國”，此大謬不然。事實上，自力更生有着豐富的內涵。
新中國在工業領域從來都是兩條腿走路，自力更生與對外學習並行不悖。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罕有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國家，這其中的許多門類都是從外部引進的。第一次大的引進便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56”項工程，由蘇聯幫助援建了一批骨幹企業，奠定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基礎。如果中國領導人封閉自守，是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引進工業項目的。
蘇聯專家妮娜·波爾達芙車瓦指導大連鐵路分廠工作（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然而，中國工業受制於地緣政治環境的宿命，在20世紀60年代再一次降臨。不管起因如何，中國長期面臨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壓力是一個事實：北邊的超級大國陳兵邊境，虎視眈眈，南邊則有另一個超級大國直接在鄰國動武，意在沛公。在這種形勢下，不自力更生又怎麼生存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發展工業就刻着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在革命戰爭年代，紅色兵工廠和紅色後勤工廠就是在敵軍的圍堵與封鎖中因陋就簡地發展起來的。1943年，中共山東省濱海區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山東省莒南縣葫蘆溝創辦了華興鐵工廠，實行生產自救，廠房就是幾間農舍，十幾個人來七八件工具，業務就是修一修彈花機、紡紗機，從後勤上支援抗日前線。
1944年，工廠營業擴大，用武工隊拆下的鋼軌做牀身，自制了簡陋的手搖車牀。新中國成立後，這個廠搬到徐州，改為徐州農業機械廠。1954年，徐州農業機械廠開始生產雙鏵犁，1956年上級因為原料緊張決定停產雙鏵犁，該廠陷入困境。但這麼個沒有多少基礎的小廠，為了生存，硬是於1957年大膽承接了中央分配的塔式起重機試製任務，派人去撫順、哈爾濱請來師傅教技術，成功實現轉型。後來，徐州農業機械廠順理成章改為徐州重型機械廠。
有着這樣的歷史與傳統，中國共產黨辦的工廠怕什麼封鎖？再後來，徐州重型機械廠成為了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的組成力量之一，而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是今天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企業。
另外可以講的歷史是沈鴻的經歷。沈鴻原本是上海灘的小老闆，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的企業大批內遷，一般都遷到四川、雲南、貴州等等國統區，沈鴻卻秘密奔赴了延安，而他攜帶的機牀和技術工人，成為陝甘寧邊區工業的種子，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61年，中央命令第一機械工業部、冶金部等部門安排生產“九大設備”，包括2800毫米鋁板熱軋機、3萬噸模鍛水壓機、萬噸油壓機等，都是工業生產和國防建設所需的基礎設備，但在當時的外交形勢下，無法引進，只能自己動手造。沈鴻作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負責了“九大設備”的試製工作。
撫今追昔，同樣是在被封鎖的條件下搞生產，同樣需要在簡陋的條件下自己想辦法，只不過造的產品從小農具變成大機器了，然而，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變。這就是文化，這就是傳承。為了把大機器造出來，沒有大型的、精密的機牀，江南造船廠等企業的工人就動腦筋，用落後的小機牀“以小幹大”、“以粗幹精”，像螞蟻啃骨頭一樣，一點一點加工，最後把大機器造成了。所謂“工匠精神”，在這羣自力更生的工人身上，得到了極佳的詮釋。
但是，就算被封鎖，能引進先進技術就一定要引進。為了備戰，國家進行三線建設，在西南、西北遠離國境線的山溝溝裏建了一批企業，以防南北夾擊。第一汽車廠建在長春，第二汽車廠本來可以考慮建在武漢，但為了安全，改建在湖北西部的十堰。可以説，有了第二汽車廠，離武當山和神農架不遠的十堰才真正開始現代化、城市化建設。
汽車生產要用機牀，第一汽車廠是蘇聯援建的，交鑰匙工程，機牀等設備直接從蘇聯運到長春。第二汽車廠靠自力更生，設備幾乎都是分佈於全國的機牀企業自己造的，機牀行業至今津津樂道，稱之為“二汽戰役”。打贏了“二汽戰役”，意味着中國工業能夠自立，意味着備戰有底氣。
不過，第二汽車廠也有引進設備，儘管引進設備的數量只佔當時設備總數的百分之一，花的錢卻佔到總投資的十分之一。這些引進設備中，包括1960年代末從資本主義陣營的聯邦德國引進的KW自動造型設備。自力更生從來不意味着閉關鎖國。1972年到1973年，中國花43億美元大規模引進了成套技術設備，史稱“四三”方案，堪與“156”項工程媲美。“四三”方案引進的重點是化肥、化纖，為的是通過提升糧食產量和衣料產量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和穿衣問題，而這些技術來源於日本、法國、瑞士、意大利、聯邦德國、荷蘭和美國。
前三十年的工業發展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戰略目標和實施手段，在時間的流逝中，悄然變化着。如果説“156”項工程以重工、軍工為主，打下了一個擁有核力量的獨立國防工業的基礎，那麼，在這個國防工業體系的庇護下，“四三”方案開始着手解決民生問題了。
工業發展建立在知識擴展的基礎上，不管是自己探索出新的技術，還是從外部引進技術，其本質如此，都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上過學的人都知道，學習必然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真正掌握知識，考試就無法過關。從這個角度説，大可不必糾結於技術的具體來源，重要的是作為學習者的主體能不能把外部的信息內化為自身的能力。自力更生與閉關鎖國的區別在於此，自力更生的文化價值亦在於此。
歷史轉折：斷裂與延續的辯證法
新中國前三十年，中國工業乃至中國經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一點不能抹殺，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着很大的問題，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
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經典版本的構想，工廠只是一個生產單位，其原料由國家分配，其產品圖紙由國家提供，其產品同樣由國家分配，於是，工廠只用生產，無須經營。實際運行過程中，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缺乏計劃，但整個工業經濟大體遵循着設計好的規則運轉。
這一體制存在着很多問題，最直觀地説，就在於工業經濟完整的流程被人為割裂開來，管生產的工業部門和負責分配的商業部門經常產生矛盾，而在非計劃經濟中，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本可由企業一體進行。進一步説，在經典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的活力與驅動力集中於中央計劃者，微觀層面的工廠作為實際從事生產活動的主體，反而缺乏活力，只能消極地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
改革開放初期，不少工廠廠長毫不意外地對這一體制進行了火力全開的批判，有的廠長坦言，為了改善職工生活條件，想要修個新廁所，但要層層申報再層層審批，最後久拖不決。至於“三十年一貫制”的嘲諷或自嘲，指的則是某些骨幹企業，自從建成後，就一直沿用建廠初期的產品，只進行了修修補補，沒有製造實質性的新產品。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四川寧江機牀廠的一則廣告，廣告稱寧江機牀廠既可以供應機牀，又可以按用户需求加工零件，還可以承接短期培訓。
《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四川寧江機牀廠的廣告（圖片來自網絡）
儘管沒有豆腐塊大，但這則角落裏的廣告可謂石破天驚，因為它第一次把生產資料當成商品，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工業管理的一大禁區。這則廣告的背後，少不了當時工業主管部門和商業主管部門間的角力。然而，計劃經濟的堡壘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攻破的。
寧江機牀廠是三線建設企業，1965年由南京機牀廠一分為二，連人帶設備遷到都江堰建起來的。廣告刊出後，寧江機牀廠的自動車牀一下子接到3年的訂貨量，這充分表明在此前的體制下，供求雙方的信息是無法得到有效溝通的。今天的寧江機牀廠叫普什寧江，是五糧液集團旗下的裝備製造企業，從研發單台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升級到柔性製造系統，再到數字化車間，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着。
改革肇因於體制的僵化，開放則與人們思想受到的衝擊密切相關。翻看國門初開時的報告、記錄和事後的回憶文章，發達國家和地區工業經濟的領先，震驚了不少工業部門的領導和管理者。
一個化工系統的領導回憶，在歐洲看了垃圾堆裏扔的塑料軟管覺得可惜，可國內就是造不出來。一個電子系統的管理者回憶，1979年到美國轉了一圈，才知道了什麼是工業大生產，什麼是科學研究，兩者的聯繫與區別是什麼。
有了這種思想衝擊，開放國門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工業的發展模式，遂又一重構。當然，不得不提到的是，此時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安全壓力前所未有地減輕，這給了新的工業化路子以發展空間。
於是，歷史出現轉折，模式發生斷裂。由重工業優先，轉變為以輕工業為主導；由建設內地為重，轉變為以沿海開放為重；由建設國內經濟的自我循環，轉變為靠出口創匯參與國際大分工；最為重要的，則是國家意志與工業經濟，由緊密結合轉變為逐漸脱鈎，計劃經濟一步一步改革為市場經濟，工廠變成企業，國企之外，其它所有制企業異軍突起，工業主體多元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企的改革、改制成為工業經濟領域的主題。
這個轉折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陣痛”在20世紀最後的日子裏，成為高頻詞。1949年前，工潮不斷，一些私營企業為了穩定員工隊伍，採取“惠工”措施，由企業為工人提供住房、伙食、醫療乃至子弟教育等等福利，以此來減輕工人運動的衝擊，安定生產。新中國成立後，國營工業體系的高福利特點，延續了歷史趨勢，並發揮到極致。
但是，當計劃經濟體制變為市場經濟體制，當競爭成為工業經濟發展的基本機制，當低福利因而低成本的工業主體興起後，老國企不改革，就只能走向絕路。減員增效，這是企業能想到的最簡便的手段。到了20世紀最後幾年，“下崗”成為中國工業的關鍵詞之一，與之相伴隨的，是若干老工業基地的“塌方”，客觀地回顧歷史，不能迴避。新中國工業的七十年，是七十年數據上的凱歌高進，是七十年內涵上的日新月異，但也包含着一個個個體與家庭的悲歡，包含着一個個企業與地區的沉浮。
不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工業沒有按某些經濟學家的理論那樣寫成歷史。誠然，國家逐漸與市場脱鈎，但國家並未退場。
1983年，國務院作出關於抓緊研製重大技術裝備的決定，成立國務院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決心引進技術發展十大項目，其中包括大型火力發電成套設備、寶山鋼鐵總廠第二期工程成套設備、超高壓交流和直流輸變電成套設備、三峽水電樞紐工程成套設備等等。
2013年，“大國重器”這個詞流行起來，成為中國工業的新名片。回到三十年前，如果中國政府激進地與經濟脱鈎，這些重大技術裝備恐怕發展不起來。經常出現的情況是，裝備製造企業造出國產裝備後，用户企業在市場條件下，可以選擇買，也可以選擇不買，如果不買，裝備製造企業就算白造了，也就不可能繼續造下去。
2013年，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CCTV-2）推出大型高清紀錄片《大國重器》（圖片來自網絡)
在很多案例中，用户企業確實不想買。然而，國家不退場，至少保證可以安排某些企業試用一下國產新裝備，就給了“大國重器”以生存的機會。要遠征星辰大海，得先活下來。
成立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時，國務院提出：“要適當運用六十年代製造‘九大設備’的經驗，以及七十年代採取‘聚寶’辦法裝備第二汽車廠的經驗。”
自力更生的工業文化，在歷史的斷裂中得到延續。沒有斷裂，中國工業無法新生；有了延續，中國工業不會解體。解體的案例，看看曾經工業體系令人生畏的社會主義超級大國轉型為資源出口國，就明白這絕非難事。亞當·斯密看準了製造業發展是“反自然”的，要維持工業經濟不容易，要去工業化很簡單，要重建工業體系很困難。不管有多少出自偶然，有多少源於設計，在歷史轉折的關口，中國工業既出現斷裂，又存在延續，那數據高進的凱歌，是這樣譜成的。
何謂大國：生態多樣性
古典歷史學家，無論中外，都喜歡寫晚近的歷史，乃至親身經歷的歷史，這大概因為古典史家多為行動中人，歷史經驗是治國智慧的一部分。但歷史學職業化之後，職業歷史學家多半遠離當代史，這樣在學術上會更安全。畢竟，當代史仍在變化之中，難以準確判斷，而職業歷史學家的作品只需要面向同行即可，與現實可以無關。
不過，如果談論中國工業史，職業歷史學家的種種規範就會面臨極大的限制。坦率地説，七十年乃至一百五十餘年的中國工業史，最激動人心的變革都發生於21世紀之後，而歷史學家對於研究乃至書寫這段歷史，明顯準備不足。這或許可以成為本文草草收尾的一個藉口。
如果簡單概括今天中國工業的特點，“大而不強”可謂官方定論，“由大變強”是一個目標，也是廣大工業人正在做的事情。“大”，指的是中國工業體量大、規模大、門類齊全。這一點其實很重要，畢竟，中國是大國，大國的工業體系必須“大”，而且必須具備生態多樣性。
生態多樣性，既是中國工業自然演化形成的特點，也是中國工業真正的優勢所在。在這個國家裏，既可以看到發展5G技術的科幻般的工業企業，也可以看到依然吸納着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作坊式企業，不同世代的工業革命疊加在一起，應對着從國防安全到提高生產率到税收再到就業的一系列需求。
這些需求並不總是一致的，不同的需求應對着不同的邏輯，需要不同性質的企業承擔。浙江台州的傑克縫紉機是20世紀90年代成立的民營企業，在細分領域做到了全球份額第一，它請十堰的東風設備做了自動化生產線，車間工人從兩三百人減到9個人。十堰的第二汽車廠改名東風汽車公司後，以前為自己造裝備的分廠便成為東風設備。三線建設，民營企業，全球化，國產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先進製造業，反差強烈的詞彙穿透時空，織成一幅瑰麗的工業圖景。
1895年，狀元張謇在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開始了他的實業救國之路。2015年，大生集團建設了數字化車間，邁向無人化紡紗之路。張謇辦廠的初衷是為了應對日本人的經濟侵略，但就在南通，中日合資的中遠川崎是目前中國船舶工業智能製造的領先企業。
在江蘇無錫，近代實業大王榮氏兄弟創建的企業原址變成了文藝青年流連忘返的工業遺產，而在離老城區路途遙遠的新園區，一家名叫航亞的企業不過成立數年，已經成為GE、羅羅等國際巨頭的航空發動機葉片供應商。
在遼寧大連，一度規模排進全球前十的大連機牀集團終因規模擴張過度而轟然倒地，併成為“東北塌陷”的又一新例證。
但同樣在大連，同樣是民營企業，大連光洋製造的高檔數控機牀供應着“東風快遞”的生產商。大連光洋原本是做工控設備的企業，想從日本買高檔數控機牀，日本政府不讓賣，於是決心自己做數控系統。系統做出來後沒人買，就自己做機牀。機牀做出來後，還是沒人買，但通過國家項目安排了企業試用，效果還行，由此打開出路。
都説國企不行，但濟南二機牀把大型衝壓線賣到了美國汽車廠，卻還保留着傳統國企的高福利體系，用來激勵員工奮鬥。而在中國的浙江、福建、廣東等等沿海地區，某個不知名的鎮子或一批不知名的民營企業，就可能承包了全球某種小商品的生產。這就是工業大國，這就是中國工業生態體系的多樣性。
中國工業生態的多樣性，是國家和市場這兩種力量塑造的，或許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佳詮釋。國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國工業受制於地緣政治的宿命，在貿易戰的大背景下來看，仍然是很清晰的，只不過，對一個擁有核力量的大國來説，安全形勢與1860年和1960年已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不進入市場循環的軍事工業是需要國家支撐的。在中國工業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中，幾次大的軍工發展低潮，無論是晚清的停造輪船爭議，還是1980年代末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都與國家財力難以有效支持軍工體系有直接關係。這又表明，軍事工業與民生工業本為一體，前者為後者提供保護，但也靠國家從後者獲取的收入來維持。這是工業生態多樣性之重要性的體現。
然而，這種多樣性主要應該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就是競爭，除開那些只能靠國家扶持的產業和企業外，在市場的大舞台上，正是競爭激勵着不同的工業主體各顯其能，爭奇鬥豔，不斷創新，探索出最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從而夯實整個國家的工業根基。
也正是在市場的試錯性探索中，新的技術、新的企業、新的行業乃至新的工業形態能夠破土而出，源源不斷地為工業革命提供動力。所以，新中國工業七十年的歷史，就好像一場經濟學的自然實驗，檢驗了各種理論與學説，而實驗的結果，在抽象意義上或許便是：由國家和市場的力量共同來保持生態多樣性，讓不同形態、不同性質的工業企業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發展。漢宣帝説“漢家霸王道雜用之”，這是歷史的實踐智慧。黑貓白貓，抓住老鼠便是好貓。
行文至此，展望未來，在這樣一個喜慶的日子，希望中國工業繼續保持生態的多樣性，充分利用好國家與市場的力量，健康成長，將永不終結的工業革命進行到底。也希望，到下一個七十年時，我還能再對中國工業作一番散之又散的回顧，當然，這只是個人一個小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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