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80年代是我們朝外看，現在是世界對我們充滿好奇
這兩天，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主題的mv在一些人的朋友圈裏刷頻了。“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流出一首讚歌……”雖然創作於80年代，但直至今日，依然能引發人們的共鳴。某種程度上，今年國慶檔幾部備受矚目的獻禮片也從各自的角度出發講述了“我和我的祖國”的故事，其中有決勝時刻的偉人故事，有為國爭光、征服珠峯的故事，也有中國機長創造世界民航史奇蹟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國》為何至今依然廣為傳唱？《攀登者》背後藴含着怎樣的文化精神？商業化與主旋律如何在獻禮片中實現交融？隨着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我們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取得了哪些進展？圍繞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張慧瑜老師。
【採訪/吳立羣】
觀察者網：《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首創作於80年代的歌曲，這兩天以這首歌曲為背景的主題mv又在各平台上火起來了。您覺得這首歌曲的敍事有何特點？為何至今依然會在國慶時節廣為傳唱？
**張慧瑜：**這首歌創作於1985年，自然也就攜帶着80年代的文化底色。在當時的語境下，一個作為個體的和抽象的“我”開始出現了，與此同時，國際主義式的敍述也開始轉變為民族國家式的表述。80年代很多作品表達了海外遊子對於祖國的愛，這個祖國就是“大山大河”這樣一種高度自然化的象徵。比如電影《廬山戀》中兩個青年對着廬山高喊“I love my motherland”。
這首歌曲從個體出發，呈現了個體與祖國的關係，同時也帶有改革開放起始階段的一種理想主義和對未來的樂觀想象，這也是它流行的原因。
《廬山戀》劇照
觀察者網：您提到了80年代藝術風格的轉變。現在很多的文藝作品，也會嘗試把前三十年的歷史和後四十年的歷史進行銜接敍述，並且也會試着言説、展現革命年代的符號和記憶。例如《攀登者》就涉及到60年代攀登珠峯的故事。對於這樣一種創作經驗，您怎麼看？
**張慧瑜：**這是90年代以來歷史寫作的一種趨勢。在這種趨勢下，一些紅色元素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元素被成功地嫁接起來。在一些敍述中，5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一部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歷史。80年代以後的歷史也是以現代化和工業化為主線展開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兩個時段的歷史沒有特別本質的不同，都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完成相似的歷史任務，也就是實現民族的獨立、完成國家的現代化。這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展開敍述，就強調了歷史的連續性。《攀登者》中人類對於自然的征服，在50到70年代是人定勝天，是人民的、集體的力量，在當下則變成一種浮士德式的現代精神，是一種不言敗、不服輸的競技精神，也就是説60年代的故事也可以轉化為符合當下主流價值的故事。
《攀登者》宣傳海報
觀察者網：今年是建國70週年，今年國慶檔的獻禮片更是萬眾矚目。而在2010年之前，一些獻禮片的關注度並不是很高。您怎麼看待市場的這種轉變？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不同時期的獻禮片呈現的特點？
**張慧瑜：**中國的電影體制大概從2001年開始已經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非常徹底的，它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變成了市場體制。這也就意味着現在電影基本是產業化的電影，是民營公司投資拍的電影，哪怕是獻禮片也是如此。當然中影集團也會投資拍攝電影，但市場上更多的電影是博納、阿里和其他民營電影公司拍攝的。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確實擁有了一種和好萊塢相似的電影生產製度，也就是以民營公司為主導的電影生產製度。就像好萊塢大片會宣傳美國價值觀，中國的民營公司拍攝主旋律電影也是完全正常的。
我們之所以會看到獻禮片不受待見的現象，是因為中國依然處於急速的社會轉型中，我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有時候不太同步和匹配，不像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就代表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想象、社會想象和文化想象。所以處於轉型過程中的中國電影不僅製片制度在調整，敍事策略和故事也在不斷地自我調試。當然我們也擁有了一些和好萊塢大片類似的，既有票房，又有口碑，還能講好中國故事的大片，如《戰狼2》、《流浪地球》等，這和八九十年代是很不一樣的，也是中國崛起之後出現的新現象。
中國的獻禮片是1959年國慶十週年出現的。到了1989年，獻禮片出現了一個新趨勢就是要講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如《開國大典》。因為1959年的獻禮片並不是意味着一定要講1949年及此前的革命歷史，還有一些是講述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當代故事，如《五朵金花》、《我們村的年輕人》等。但是在1989年之後，獻禮片更多以紅色歷史為主題，反映建國、建黨、建軍等重要的歷史時刻。2009年是《建國大業》，今年的《決勝時刻》也是類似同樣歷史時期的故事。
《攀登者》就不太一樣，它基本上是屬於我們這幾年出現的所謂的“商業式的主旋律大片”，和《戰狼》系列、《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流浪地球》等作品比較相似。它不迴避好萊塢式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這種個人英雄主義背後是中國國家力量的象徵。包括《中國機長》也屬於這一類型，在危機時刻呈現個人英雄主義，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也拯救了集體的命運。
《決勝時刻》宣傳海報
觀察者網：從獻禮片本身來説，您覺得應該怎樣兼顧到政治性、藝術性和市場性，在三者中實現平衡？
**張慧瑜：**應該説獻禮片的考量標準和商業片是不同的。獻禮片最大的特點是它會講述偉人的故事、講述中國共產黨的大歷史。比如《決勝時刻》在講述相關歷史的時候，採取的敍事策略是展現偉人平凡、人性的一面，毛澤東就是一個好父親、好領導，由此來拉近觀眾與故事的距離。這種日常生活化的偉人形象從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當然獻禮片有時候也會採用商業片的營銷模式，比如邀請流量明星來出演。這樣票房可能就挺好。再如《智取威虎山》3D版其實是挺成功的例子，它就化用了較多的商業化元素，還把一些當下青年人的情感嵌入到歷史之中。
從市場反映的角度來看，可能還是《攀登者》、《中國機長》這類帶有商業性的主旋律電影更能受到市場的歡迎。
觀察者網：從好萊塢的經驗來看，隨着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文化產品也會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這個趨勢在我國的影視藝術行業中也是存在的。您覺得我們的電影作品目前在走出去的過程當中表現如何？
**張慧瑜：**中國電影文化和電影產業崛起是一個基本的事實。至於“走出去”，目前還是有一定的困難。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佔據世界電影市場的主要是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國際電影市場，除了印度電影區域之外。像《建國大業》、《流浪地球》這類很明顯讓人能感受到中國國家力量、價值觀念的電影很難輸出，也很難進入到國際主流商業院線。可能只有一些中國的藝術電影在歐洲國家的藝術院線有一定的吸引力。電影走出去的背後，還是需要國家力量走出去，與此相匹配，我們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因此，我們就能看到在非洲、在東南亞，中國的電影、電視劇反而更有市場。
觀察者網：相較而言倒是一些反應中國鄉村生活、日常趣事短視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表現得更亮眼。最近李子柒的視頻就是如此。在國內，她的視頻引發了一波爭議，而在“油管”等平台上也異常火熱。您怎麼看這種“牆裏開花牆外香”的現象？
**張慧瑜：**應該説電影和互聯網平台上的文化產品不是一個量級的，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可能也是多方面的。有一點尤其不能忽視，就是隨着中國崛起和隨着中國對全球事務的介入，改變了80年代的一個基本邏輯。
李子柒
80年代是中國非常渴望知道美國怎麼樣，世界怎麼樣，中國一直在往外看。現在隨着中國崛起之後，世界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種狀況？那麼我覺得除了歐美世界的政治精英之外，一般的中產階級也會慢慢地使中國進入到他們的視野裏面。而農家的生活更能滿足他們獵奇的心理。
具體到中國傳統農家生活，這裏面還存在一個比較定型的中國形象。他們想象的可能是一個相對特異性的、和現代不一樣的中國，這其實也是一種比較片面地呈現中國故事。
另外還有一點原因是移動互聯網平台的發展改變了很多東西，它改變了壟斷性的傳媒集團生產娛樂產品的結構，變成用户生產內容，當然，這些播放平台依然是壟斷性的。像在我們的快手、抖音上，也經常會看到很多荒郊野高度獵奇化的場景。這些創作，可能是抽離出他們本身鄉村生活的一種生活模式，有時候拍得越超越現實生活，關注度相應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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