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國慶70週年，不可阻擋的中國與必將變化的中美關係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大會上向世界做出了莊嚴宣告。70年前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70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持續不斷前進，不僅自己要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步走，而且要推動世界人民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這一切，作為1945年之後新出現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上 ，在人類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閲受閲部隊。這是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新華社記者謝環馳 攝

中國人民要持續前進，就不能不提和美國的關係。1955年，周恩來總理出席萬隆會議期間，就發表過僅有60餘字卻震動世界的簡短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美歷史從19世紀至今，相互交織，糾纏前進，在不同歷史時期，譜寫了波瀾壯闊的篇章。從中國的視角看，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的友好，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糾葛，中美兩國在不同歷史時期作出的各種選擇，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70年，對一個人來説，可能是漫長的人生，但對世界和國家來説，可能只是滄海一粟。白駒過隙，卻可能已經滄海桑田。整體看，1949年至今的中美關係，至少分為兩大非常典型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實力極度不對等背景下的中美關係，從1949年至2010年前後，總體看，美國對中國具有顯著的壓倒性優勢，這種優勢是綜合的，既是經濟體量，也是軍事實力，既有有形的硬實力，也有無形的軟實力；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前期，美國在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客觀上對中國如何認知與處理中美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雙方面的，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而且對美國如何認識中美關係，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影響。

第二階段是中美總體實力趨於接近，力量對比更加趨於均衡的階段。當中國的經濟體量趕上並且超過日本，穩定地處於全球第二，並持續不斷地縮小與美國的差距時；當中美力量對比變化的速率，顯著地高於中美兩國，尤其是美國戰略精英調整對華戰略認知的速率之後，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就迅速浮出了水面，以更加清晰和直接的形式，集中表現出來。

這種速率的差異，可以從一些極端言論遵循的框架上清晰地體會到：1955年萬隆會議上，大會召開的第一天，當時與美國關係親密的伊拉克，其外交大臣賈馬利就直截了當地攻擊共產主義是“新式殖民主義”，這種論調，與2017年美國國務卿蒂勒森、2019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及曾經出任白宮首席戰略官的班農等人對一帶一路是所謂“債務帝國主義”、“陷阱”以及“中國地緣政治擴張”的觀點，並不存在本質區別。時過境遷，當冷戰都已經成為歷史一部分的時候，掌握華盛頓決策圈話語權和實際政策制定權力的人，説的仍然是半個多世紀前的陳詞濫調，上述非均衡變化的顯著性，可見一斑。中美關係未來要面臨的嚴峻局面，也可見一斑。

通俗地説，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對中國來説，需要認識到的是，儘管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中國在崛起中以最大限度的誠意和善意，表達了共同發展的良好願望，中國的領導人，極為罕見地邀請其他國家共同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但中國的這種高速發展，是在歐美發達國家發展速度相對和緩乃至停滯的背景下取得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導致中國高速發展的原因是什麼？或者説，相比較中國的高速發展，西方發展速率滯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類回答，大致有兩種答案：第一種答案，向外歸因，通俗地説，就是中國主要依靠“作弊”取得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第二種答案，向內歸因，通俗的説，就是從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的問題，尤其是自身制度的問題，找發展相對滯後的原因。但這種尋找問題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或者技術問題，更是一個關鍵而微妙的政治問題。於是，人們看到的是，在中美關係中表現出來的，就是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答案，“中國作弊”而非“美國有病”，成為了唯一的正確答案；至少在當下的華盛頓，以及可見的未來，這都是唯一可被接受的答案。

這是一個明顯錯誤的答案，不僅違反常識，而且無法得到真正科學的理論支撐；但這是一個維護當前美國政治制度，也就是極端發達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唯一正確答案；換言之，中國的成功和高速發展，本質上是中國選擇的道路和制度的勝利，可是當前歐美國家主流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其前提和基礎，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架構的永遠正確，任何理論的創新，都無法逾越這條邊界。類似《21世紀資本論》這種只是嘗試説出大實話而且還沒有怎麼觸及問題本身的著作，都會在方法論和證據可信度方面遭遇近似變態的苛刻檢驗。這就是今天中美關係進入波折與動盪時期的深層根源。

當下的世界，是一個看似複雜，實則清晰明瞭的體系：遵循內生衝動的資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後，順利地在生產-流通環節實現了有效的全球佈局，這種佈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生產效率的最大化。其所要實現的分配方式，是跨越了地理位置和主權國家界限的全球分配。具備比較資源稟賦優勢的國家，基本上獲得和資源稟賦相關的分配與報償。

但是，在政治層面，這個體系的上層建築，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相關受益的分配，因為這種區隔，就有了兩個層次的存在：在全球範圍主權國家之間的第一次分配，以及在主權國家內部各行為體之間的第二次分配。非常清楚的統計數據顯示，歐美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在加大，這種加大是歐美國家自身的制度所導致的。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歐美國家自身的制度並無法產生能夠良性修復這種制度的力量。

特朗普為代表的非典型領導人的興起，反映的是歷史以一種極具嘲諷意味的方式，給出的回應：20世紀30年代，類似的解決方案，推動了某些特定類型領導人在德國的出現，並讓人類因此面臨空前的浩劫。當下，因為有了更多的客觀約束條件，以及出現了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行為體，所以歷史發展可能有所不同，但同樣面臨錯失發展機遇，以及陷入無謂衝突的風險和挑戰。

站在70年的節點上展望將來，中美關係的未來和世界一樣，既是可以確定的，也是充滿未知的：

從宏觀態勢上看，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深度細化、垂直拓展以及網狀互聯，是無法扭轉和改變的必然趨勢，無論是關税還是什麼其他限制措施，可以在短期內有限度地限制甚至是一定程度地扭曲這些演變，但最終，謀求效益最大化的市場所具有的力量是不可被阻擋的；從國際體系上來看，最能順應和適應這種變化，確保自身的總體戰略與宏觀政策與這種發展趨勢相一致，且能夠在內部治理環節有效進行二次分配的主權國家，將在這一波次的大國戰略博弈中，成為最大的贏家。

從具體的進程上看，黑天鵝與灰犀牛組成的新叢林，有着難以精準預計的風險、挑戰和不確定性；要完全精準預言每一個不確定性的風險，顯然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但所有這些風險，最終構成的是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綜合檢驗，在理論上能夠正確認識，在實踐上能夠恰當處置這些風險和挑戰的國家，將成為最終的勝出者。如果能夠及時更新知識結構，矯正認知，實施有效的國家間合作，則將使得中美兩國，乃至更多的國家，實現有效的共贏。

中美關係的走向是確定的，就是在一個更加均衡的力量對比的框架和基礎上，構建一種更加平衡和對等的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雙方相互尊重，尤其是美國更加尊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關切的基礎上。實現這種新關係的過程必然是充滿波折的，以充滿智慧的方式進行靈活的鬥爭，是實現這種新關係的唯一選擇；一如70年中國風雨歷程一再證明的那樣，光明的前途，值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戰勝路上的艱難坎坷，去努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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