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 商業模式政治化，Uber們再次捲入2020美國大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5月10日是Uber上市的好日子。但平台上的駕駛員們鐵了心要與Uber過不去，要讓平台好看。5月8日，這些平台上的駕駛員發起了一次全球罷駛，抗議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核心訴求就是收入過低、無話語權，對平台過高的收費、過低的服務價格和肆意確定和更改規則表示強烈不滿。
Uber終於上市了，但投資人顯然高興不起來了。考慮到一個月前競爭對手Lyft公司上市後糟糕的表現，儘管上市前已經按相對保守的安全價格定價，但首日仍破發，兩天大幅下跌18%，迄今為止，已經跌去了30%以上， 2015年以後的投資人（包括軟銀）幾乎都是虧損的，僅有不到20%的上市交易前投資還有浮盈。
Uber的CEO——科斯羅薩西（Khosrowshahi）卻將其甩鍋給中美貿易戰。6月11日，他在華盛頓稱，5月10日，上市當天恰好是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商品從10%加徵到25%的關税的日子，Uber陷入到了市場動盪之中，企業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覆巢之下難有完卵，中美貿易戰不可否認有一定的影響。但Uber早在2016年就將中國的生意賣掉了，對於Uber而言,市場更加憂慮的是其商業模式前景的不確定性，商業模式面臨的挑戰在其創立10年後仍然沒有消除。弔詭的是，其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競爭對手，而是平台上的數百萬的駕駛員，僅僅在美國本土，網約車駕駛員就有約183萬，再加上其網約車和外賣平台競爭對手以及跑腿家政等平台的網約工，規模超過千萬。規模是如此之大，需要選票的政治家們自然也摻乎了進來，Uber們的商業模式政治化不可避免，將再次捲入2020年大選。
2019年8月27日舊金山，一名優步/ Lyft 司機在優步總部盤旋時舉着一個牌子。
司機們正在尋求建立一個工會和更基本的工人保護。(美聯社照片/埃裏克·里斯伯格) 圖自IC photo
請君入甕
在2018年國際勞動節的前一天（4月30日），加州最高法院對14年前的一個勞動關係案子正式作出驚動全美的裁決，7名法官一致同意快遞公司DYNAMEX OPERATIONS WEST平台上涉案的Charles Lee及Pedro Chevez等駕駛員（快遞員）屬於平台的員工，而不是獨立承包商。加州最高法院選擇宣判的日子難免令人浮想聯翩，無論如何，對這些駕駛員來説，這絕對是一個國際勞動節的最大禮物。
Dynamex經營的快遞業務與網約平台商業模式類似，涉案的駕駛員在2004年前本都是公司的正式員工，或許是受到了Uber們的啓發，2004年這些駕駛員被公司改稱為獨立承包商，於是就有了長達14年的訴訟。最高法院在裁判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加州的工資管理規章有關最低工資等條款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使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有最低的尊嚴和自尊，使那些願意遵守工資管理規章的企業獲得平等的競爭環境而不被違反工資管理規章的企業所傷害。
比判決結果本身更重要的是，加州最高法院在裁判分析中使用了所謂的ABC測試來決定是否屬於勞動關係，從而顛覆了加州最高法院1989年在Borello一案中確立的Borello測試。表面上看，ABC測試是3因素測試法（A、B、C分別代表3項條件），Borello測試是多因素測試，只是條件多寡的差異，但兩者的核心區別則是分析的起點不同，ABC測試預先假設爭議的勞資雙方是勞動關係，而此前的Borello測試則是預先假設雙方不是勞動關係。
不同的分析起點實際是反映了不同的價值取向。ABC測試隱含的邏輯是勞資雙方並非平等主體，企業具有不對等的權力，個人需要特別的保護，而Borello測試則假定勞資雙方具有相同的選擇能力，屬於平等主體，雙方需要平等的保護。在不同的分析起點下，判斷的方法也就不同了，ABC測試需要企業一方排除員工具有的所有特徵才能將其確定為獨立承包商，換句話説，只要涉案個人具有企業員工的任何特徵之一，就可以判定為勞動關係。而Borello則反之，需要證實爭議的個人具備企業員工具有的主要特徵，但員工具有的特徵測試條件較多，究竟哪一個或幾個是最重要的條件並不清楚，此外，究竟滿足了幾個才算，也沒有定見，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在實踐中使得企業更多傾向於將個人確定為獨立承包商，不同法官裁判標準也不統一。也就是説，即使涉案個人具有很多員工具有的特徵，即使只要有一個特徵不符，都有可能被認為是獨立承包商。顯然，ABC測試更加簡單實用，更有利於保護工人。
關於有一定獨立性的工人身份問題，Uber們的觀點並不新鮮，150多年前，馬克思與約翰•瓦茨就有過爭論。在《工會和罷工。機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徹斯特版）中，與恩格斯交往甚密的英國社會改革家約翰•瓦茨寫道：“計件勞動制度標誌着工人史上的一個時代；它是介於受資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將來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業者和資本家的合作手工業者之間的階段。計件工人雖然靠企業主的資本從事勞動，實際上是自己的僱主。”馬克思辛辣地將約翰•瓦茨的辯護稱為“它是一切早已陳腐的辯護濫調的真正臭水坑”。
Uber們對於加州最高法院裁判確立的新規則如鯁在喉。2018年7月23日，以Uber為首的9家平台企業向州政府寫信，聲稱加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將抑制創新，威脅加州數百萬人的生計。信中要求政治干預，如若不然，這個判決將摧毀（平台）經濟。最後，他們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包括髮布州長行政令禁止州的勞動監管部門執行新的ABC測試，啓動立法在勞動關係裁決中擱置ABC測試。為了促進儘快啓動立法進程，這些平台企業還請彼時的副州長紐森斡旋，專門與州參眾兩院的民主黨領袖召開了閉門會議研討如何立法應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議員們確實啓動了立法，但並非是Uber們信中提議的立法內容，恰恰相反，法案是要將ABC測試法寫進法律固定下來。12月3日，以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岡薩雷斯（Lorena Gonzalez Fletcher）為首的13名民主黨議員提出了AB5議案——工人身份：員工和獨立承包商。更令Uber這些平台企業憤懣的是，Dynamex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只是在有關最低工資等工資管理方面適用，而AB5法案卻再擴大到員工帶薪假、失業保險等更多的員工福利。
9月11日，眾議院對前一天（9月10日）參議院修改的版本進行了最後表決，至此，有驚無險，參眾兩院搶在2019年立法會期結束前2天完成了所有程序，只等州長紐森簽署，2020年1月1日將正式生效。
9月18日，毫無懸念，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正式宣佈其已經簽署了AB5（眾議院第5號法案）法案，9個月來，圍繞AB5的各種角力終於塵埃落定。事實上，在9月2日美國勞動節（九月第一個週一）當天，紐森州長在《薩克拉門託蜂報》（Sacramento Bee）發表專文——《讓我們承諾保護勞工並尋求途徑為他們建立工會》，一擺過去對AB5法案刻意曖昧的態度，旗幟鮮明提出支持AB5法案的通過。
雖然，紐森州長在9月18日簽署後發佈的聲明中也留有餘地，承諾將繼續斡旋議會、工會和平台企業尋找共識，在支持創新和更包容的經濟間達成平衡。他此前甚至還説過，10年後，自動駕駛的應用將使得Uber們不再關心勞資關係。不過，這更象是安慰。
Uber，法案影響最大的平台企業代表，已經在台前台後努力了一年多了，毫無疑問是失望的，更難受的是，公開呼籲政治干預司法判決卻得到了適得其反的結果，這是一次請君入甕式的失利。
雙重標準
一些報道稱，AB5法將網約車駕駛員的身份明確為平台的員工。事實上，AB5法案沒有一處提到網約車平台，甚至任何類別的網約平台都沒有出現在法律文本里面。AB5只是將ABC測試作為判斷勞資關係糾紛的測試方法作為法律固定下來，並沒有對任何行業明確是否屬於勞動僱傭關係。
但需要指出的是，AB5不只是通過法律固定ABC測試，而是建立了一個雙重標準。法律明確了部分行業仍然使用此前的Borello測試，經過各行各業的遊説，剔除出ABC測試的例外行業在立法進程中不斷增加，在正式法律文本中，超過50個行業被確定為仍然適用Borello測試，而網約車、外賣平台等使用網約零工的行業則全部沒有進入這個名單。
其實，在立法過程中，Uber一直在努力希望將網約平台也納入這個例外名單裏面。工會，是Uber溝通的重要對象，為此Uber還專門聘請了政治顧問公司——SCRB Strategies。巴特勒（Laphonza Butler）作為顧問公司的合夥人曾經是一名工會領導人。她同時也是民主黨總統大選競逐者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競選顧問，哈里斯參議員作為加州的前總檢察長在加州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民主黨州長紐森是舊金山市的前市長，工會和硅谷的科技巨頭都是其重要的競選支持者。他也一直在幕後居間協調，希望找出一個兩全之策。為此，他一直不表態，聲稱如果他一旦明確了態度，雙方的對話將停止。
除了幕後的遊説，駕駛員也是Uber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每日向駕駛員提供100多美元組織駕駛員到議會進行抗議，發信息稱AB5法案將迫使企業取消駕駛員工作的靈活性，煽動駕駛員打電話給議員表達反對意見等。對於平台如此曲解立法，代表駕駛員長期與平台鬥爭的律師麗絲萊爾登(Shannon Liss-Riordan)甚至請求法庭頒發禁令不準平台公司發送這種強制性、誤導性的信息。
顯然，AB5並非是要重建勞動關係判定的全新規則，而是建立了一個雙重標準體系，對一部分行業相對“友好”，對另外一些行業則有些“敵意”，針對性十分明顯。法案的發起人岡薩雷斯也毫不隱晦，明確立法將就是針對Uber之類的網約平台。按照岡薩雷斯的解釋，進入例外名單行業的主要標準是作為個體的專業人員具有較強的談判和議價能力，或者實際所得是州最低工資標準的2倍以上。
零工經濟
1200億美元，這是高盛為首的投行對Uber上市前的推薦估值，這比每年生產2100萬輛汽車的美國3大汽車公司的市值總和還要多100億美元。每天完成1500萬單的網約車平台如何估值，投行的精英們肯定有複雜的計算模型，有過精心計算。網約車平台商業模式，如果只是利用互聯網降低了信息成本，利用大數據算法提高了車輛的使用效率，對於運輸這種生產即服務的短鏈條產業來説，那與傳統企業的規模經濟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並不會獲得遠高於傳統企業的估值。
網約車估值的理論基礎是分享經濟。分享經濟的競爭力源於其閒置資源的利用，網約車平台在理論上所利用的資源包括車輛和駕駛員，車輛不是需要折舊的專用生產性資產，而是閒置的生活資料，駕駛員不是按時間計價的職業，而是閒餘時間的副業，甚至就是消遣，也就是所謂的零工（gig worker，按照美國勞動法，其身份的法定稱謂是獨立承包商)。如此，這些資源所有者的（機會）成本近乎零，沒有成本，平台可以比競爭對手所付出的市價低得多的價格獲取資源，服務定價也可以吊打競爭對手，利潤豐厚自不待言，壟斷市場也是可以期待的結果。
對於運輸服務而言，人（駕駛員）的成本遠高於車輛，就資產成本而言，閒置車輛只是減少了折舊成本，車輛使用成本並沒有太大不同。而有閒餘時間的駕駛員，則使全部人力資源成本的大幅度減少，其重要性要高得多。沒有社保、醫保等福利就如同無需折舊的閒置車輛，沒有最低工資等工資監管的約束，其人力資源使用成本也就有了最大的節省的可能，這就更甚於車輛資源的閒置價值了。如果考慮到更長期的成本結構變化，即人力成本將不斷增加，車輛成本將隨着技術發展而不斷降低，甚至變得無關緊要，有關人力資源的使用模式就更具有戰略性了。這確實是一個讓人激動的商業模式。
不過，這樣的設想只能是理想狀況下的紙上談兵。事實上，平台一半以上的訂單是由完全專職的駕駛員完成的，如果算上那些駕駛時間尚沒有達到標準但並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專職駕駛員，80%以上的訂單都是事實上的專職駕駛員完成的。家庭酒店業（民宿）巨頭，分享經濟的另一個代表——Airbnb同樣如此，據紐約州總檢查長披露的數據，平台上70%的訂單不能算合法的房屋分享，紐約市6%的專業家庭酒店經營者就獲得了37%的訂單量。可以説，完全理想的分享經濟就是一個烏托邦。
儘管真正零工性質的駕駛員並不能撐起網約車平台的服務，也不是主流，但對於平台仍然至關重要，零工駕駛員與專業駕駛員並不在一個戰壕裏，勞動時間價值完全不一樣，專業駕駛員在勞動力市場要面對低成本的零工駕駛員的競爭，數量龐大的零工駕駛員是平台的戰略後備軍，確保每一個駕駛員在平台上都可以輕易剔除而不會對服務造成任何影響，換句話説，平台正是利用零工駕駛員的低成本壓低專業駕駛員的勞動力價格，從而使得平台的利益最大化，平台的高估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此。也正是因為如此，在美國，分享經濟並非網約車平台的常用稱謂，零工經濟才是。
然而，如果駕駛員與平台之間屬於勞動關係，是平台的員工，勞動力定價將與競爭對手遵循相同的約束條件，那麼平台所獲得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就將所剩無幾。顯然，保證駕駛員所謂的零工性質對平台的商業模型至關緊要，對於平台的高估值更是生死攸關。
第三條道路——中庸之道
交通服務是人力資源密集的行業，在一定程度上，管理駕駛員的能力就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平台模式下，駕駛員與平台的矛盾是平台成長必須要過的坎，Uber也心知肚明。為了緩和與駕駛員羣體的關係，在上市前，Uber宣佈了近3億美元的老司機獎勵，據報道，全球有約110萬駕駛員能夠獲得這一額外的獎勵。對於4月7日前，累計完成2500單的駕駛員都可以獲獎，最低獎金額度為100美元，對於完成40000單以上的（幾乎就是公司成立以來一直全職從事的老司機），最高可以得到40000美元。Uber還將３％的股份留給了駕駛員，美國本土的駕駛員還有機會按IPO價格優先購買最高價值10000美元的普通股，先期上市的Lyft也有類似的安排，平台公司希望以此形成利益共同體。
就在加州最高法院正式對Dynamex一案作出裁判之時，東海岸的紐約市議會也開始緊張討論最低工資立法，2018年8月8日，紐約市議會通過了紐約網約車駕駛員最低工資立法，2019年2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駕駛員在扣除車輛有關成本後，小時最低淨收入不得低於17.22美元，工作時間包括在路上等候訂單的時間。
在紐約最低工資剛剛實施兩個月，4月1日，Uber就在其官網上宣佈暫停駕駛員註冊（競爭對手Lyft並沒有乘機擴張，反而在4月19日也跟進了），儘管是在愚人節當天宣佈，但這個決策卻是最低工資立法希望達成的效果，促使平台減緩供給的增加，平台的駕駛員才有機會獲得更多的訂單增加收入。
耐人尋味的是，在公開聲明中，Uber和其最大的競爭對手Lyft公司都對此項明顯傾向駕駛員的政策表示支持。從種種跡象推論，Uber公司或許是説的真心話，平台確實願意通過向駕駛員提供更多的福利來改變目前的狀況。早在2018年6月，Uber公司就宣佈在歐洲向達到條件的駕駛員提供病假、產假、婚假、工傷等津貼，使得駕駛員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了員工才有的福利。
2019年6月12日，在AB5法案進入參議院表決前，Uber聯合老對手Lyft公司在加州的媒體上發表“Uber、Lyft公司準備為駕駛員盡我們應盡的責任”宣言，聲稱理解駕駛員遇到的困難和生存壓力，願意向駕駛員提供帶薪假期、退休計劃等，增加駕駛員在平台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支持駕駛員成立自己的組織（不是工會，根據美國聯邦法律，獨立承包商不能成立工會），但條件是駕駛員仍然需要保留獨立承包商的身份。8月28日，Uber更是具體提出了加州網約車駕駛員每小時21美元的最低時薪建議，考慮到沒有剔除駕駛員的成本，且工作時間沒有包括等待接單的時間，如果按照紐約的計算標準，21美元的最低時薪甚至低於加州法定的最低時薪（12美元，舊金山等城市則為15美元），這個提議凸顯了Uber矛盾心理，也成為了支持AB5法案人士反擊的最新材料。
無論如何，Uber們確實正在尋求一條中間道路，在傳統的勞動僱傭關係與獨立承包商的二分法之間創造一種新的勞資關係，通過保留駕駛員的獨立承包商身份從而可以增加平台的主動權，有效控制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平台仍然具有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但給予駕駛員一定的福利和話語權，改善平台與駕駛員的關係，平台的商業模式也不至於遭到根本性的顛覆。
捲入大選
令人遺憾的是，AB5法案在州參眾兩院一共經歷了7次投票，投贊成票的全部是民主黨，沒有一張共和黨的支持票（只有個別共和黨人投了棄權票，如眾議院最後一次表決有2名共和黨人棄權），簽署法案的州長也是民主黨人，投票完全按照黨派進行，也就是説，AB5立法並沒有得到兩黨共識。
儘管AB5只是一個地方立法，但考慮到加州在科技行業和平台經濟業的影響力，如加州佔Uber網約車市場的17%，Lyft的24%，Uber全世界最大的5個城市市場，加州就佔有兩席，可以説加州的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全美，乃至世界。紐約、新澤西、華盛頓、伊利諾斯、俄勒岡等藍州首先可能跟進。不止是地方層面，聯邦政治人物也紛紛介入了，甚至AB5已經開始成為2020總統選舉的議題。
美國主要零工經濟平台在加州的業務比例
事實上，共和黨特朗普政府已經通過行動明確表明了態度。2019年4月29日，也就是Uber上市交易前10天，特朗普政府的內閣部門——勞工部公開了一份答覆意見書，以向一名匿名企業答覆的形式認為網約零工屬於獨立承包商，而非企業的員工。儘管這個答覆並沒有法律約束力，但表明了特朗普政府的態度。這家企業之所以諮詢勞動部，也是因為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公佈了一份指引，暗示網約零工屬於企業員工，但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廢除了這一政策指引，政策的不穩定使得企業很困惑。在Uber上市兩天後，大幅下跌近20%的時候，共和黨控制的獨立監管機構——美國勞動關係委員會（NLRB）總法律顧問及時發佈了一份一個月前的意見書，這份意見書同樣直接稱網約零工屬於獨立承包商。顯然，共和黨的聯邦政府與民主黨控制的加州政府見解完全相反，衝突在所難免。不止如此，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也都在紛紛介入表明態度，以顯示自己支持勞動人民。
截止目前為止，民主黨主要的10名參選人中，有6人已經明確表態支持加州的AB5法案，最有希望的4人中，聯邦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哈里斯、桑德斯都表態支持，只有前副總統拜登始終三緘其口，一直不對外表態。
沃倫參議員支持的態度最為積極，8月14日，她在媒體上發表專文呼籲“所有的民主黨人不要騎牆，需要站出來説，我們支持AB5法案，支持網約零工獲得完全的員工身份”。桑德斯參議員則早在去年加州最高法院Dynamex判決後就在聯邦參議院提出過類似的法案，儘管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而哈里斯參議員則是在飽受質疑後，也在8月23日發表聲明支持AB5。
韋斯特（Tony West）是Uber的法務部門負責人，也是這次反擊AB5法案的前線總指揮，同時還是哈里斯參議員的妹夫，而韋斯特的夫人(Maya Harris)，也就是哈里斯參議員的妹妹卻是她的總統競選經理，如此複雜的關係，她當然會被媒體緊追不放。
弔詭的是，韋斯特不是孤例，Uber與民主黨關係密切。如奧巴馬總統的前競選經理和政治顧問，民主黨人普勞夫（David Plouffe）曾任Uber的董事和戰略顧問。共和黨也不一定是Uber的福星，Uber靠近特朗普政府曾吃過大虧。2017年一月，因為Uber對特朗普政府限制穆斯林移民入境的總統令表態含糊，被動捲入了政治，遭到全國性的刪除UberAPP的抵制運動，時任CEO克拉尼克被迫公開宣佈離開特朗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止損，與特朗普政府保持距離，並對公司的穆斯林移民提供支持，但仍被老對手Lyft乘機搶去了不少市場，更糟糕的是，Uber的品牌形象是雪上加霜。對於Uber這樣一個大眾消費品牌，任何政治化操作都可能適得其反。
加州參議院表決前夕，8月29日，Uber聯合Lyft和DoorDash(外賣平台)宣佈，如果AB5法案不能將網約平台納入例外名單，3家企業將各自投入3000萬美元，總共高達9000萬美元巨資，尋求通過全州公投的形式推翻AB5,不過公投不是為了維持現狀，而是要創設第三條道路。2020年的公投，恰好是與總統大選同時舉行。9000萬美元，當然是為了宣傳其主張，為了吸引選票，與總統大選同時舉行，自然會成為大選的議題，商業模式的政治化不可避免，Uber們也將再次捲入大選。
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加州是零工經濟誕生的地方，Uber們也曾經成功迫使加州監管部門創設了網約車TNC（交通網絡公司）模式，加州最新的AB5法會將零工經濟引向何方呢？無論如何，平台要學會與利益攸關者分享權利和傾聽意見，駕駛員是現實中的人，而不只是存在數學模型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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