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鴻生|從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談重新認識中國

【文/鄭鴻生】

七十年代初發生在台灣各大學校園的保釣運動，參與者基本上都懷抱着中國身份。就年齡而言，如果包括研究生的話，他們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屬於所謂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或就稱作戰後新生代。就台灣人而言，這個戰後新生代有着特別的意義，他們是接受現代中國身份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是台灣在迴歸祖國之後，第一次正面重新認識中國的一代人。

為什麼這麼説呢？這必須從他們的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長輩説起。

一、沒有國家觀念的乙未世代

台灣戰後新生代的長一輩，也就是我的父母親那一代，都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出生，權且稱之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只是他們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而不是現代中國教育。

乙未世代與他們的再上一代，即前清遺老的我的祖父母輩相比，他們是現代人。現代人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特徵是具有國家觀念，以中國大陸為例，它在甲午戰爭之後列強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變法、辛亥、五四、北伐、抗戰與解放，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自主地走出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就在如此奮鬥了數十年之後，到了抗戰時期才達到高峯。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灣人，相較而言卻很遺憾地沒能參加到這個歷史過程，以至於沒能養成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他們會有很強的現代文明觀念，但不會有日本殖民教育裏的國家觀念，因為作為次等國民是不可能有的。後來日本在一九三○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時，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以日本皇民的資格來誘使台民為帝國而戰，然而已經太遲，卻也留下了禍根。

所以説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留下有着現代文明觀念，卻沒有現代國家觀念的一整代台灣社會菁英。接着又發生“二二八”事變，更無助於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國國家觀念了。因此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成長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我們並沒能夠在家裏從上一代學習到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

1971年4月10日，保釣隊伍在美國國務院前抗議示威

二、台灣戰後新生代重新認識中國的三次轉折

台灣戰後出生的幾代人的現代中國國家觀念，主要是從學校學習來的，這是他們重新認識中國的開始。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們在這方面歷經了三次轉折，學習到認識中國的三種思想框架，簡單説就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三套西方傳來的現代思想；在時序上也分別開始於五十、六十與七十年代，直到現在也基本被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就來簡單敍述這三種思想及其相應的歷史時期：

台灣戰後新生代首先是從五十年代起國民黨的反共民族主義來認識中國。雖然國民黨的這一套中華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五十年之久的台灣，是很不接地氣的，但是對於當年生活在庸俗、自利、謹小慎微的庶民社會中的台灣青少年而言，卻是生命成長中的第一個啓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戀，是一個很給力的教育。這個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決運動與1971年的保釣運動的基礎動力。然而後來在七十年代國民黨失去了中國代表性之後，這套思想卻弔詭地經過改頭換面，也成為分離運動的內在驅力。

接着而來的是六十年代起美國思潮開始向台灣社會傳佈而形成的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可以概括為從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視野來認識中國。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而言，這是在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之後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啓蒙，追求的不再是國族這種大集體，而是個人的發展，就是所謂的個體解放、自由民主、反國家、反威權、全盤西化等等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柏楊批判中國傳統的“醬缸文化”説、李敖的個性解放與青年崇拜，以及美國新聞處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圖書，用來宣傳美式民主自由、現代化理論與前衞藝術。這些話語是與國民黨的民族精神與國家觀念對着幹的，特別投合當時進入青春叛逆期，在苦悶的聯考教育體制下尋求解脱的第一批台灣戰後新生代。這套可以籠統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隨着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構成了如何認識中國的強大指引，一直延續至今。

當時隨着台灣對美國的開放，歐美六十年代青年運動的各種思潮，也透過各種管道滲入台灣。雖然這些東西在少數的進步知識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發對中國認識的反思，但是提供給六十年代戰後新生代的整個思想氛圍，基本上還是親美反共的。

台灣戰後新生代一直要到七十年代，才在保釣運動與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這兩個重大事件的衝擊下，開啓了從社會主義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視野。保釣運動所開啓的重新認識的中國，卻是“文革”高潮時的中國，有很多遮蔽與扭曲，但即便如此，卻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權的眼光，所謂的帝國之眼，來看待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先祖了。

雖説這是戰後台灣青年的第三次啓蒙，但是這視野在當時戒嚴的環境下卻必須以十分隱諱與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表現，不像美式自由主義那樣可以公然宣揚。由於社會主義觀點只能侷限在少數圈子內，因此就一直沒能在台灣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運動。然而作為廣義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蘇聯垮台後歐美流行的各色各樣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嚴之後的台灣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界流行開來，並且影響到如何看待當代中國。

保釣愛國人士致尼克松的信

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西方現代啓蒙運動幾百年來的三大思想支柱，在戰後藉由各種政治或社會載體，影響着台灣戰後幾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認識。今天台灣對中國認識的紛紛擾擾，不管“統獨藍綠”，也無論政治或社會運動，基本上脱離不了這三種西方啓蒙思想的主導、糾結與侷限。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不是從自身社會產生的思想（甚至已僵化成意識形態），不論互相如何爭論，都在共同製造對當代的以及歷史的中國的刻板印象，並進而在生活與感覺層次上形成對中國的各種偏見與成見。

當然在1949年跟着國民黨撤退來台的，還有從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出來的一些人物與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貫道與“人間佛教”的各種教團等。他們與國府的關係，除了早期的一貫道外，大致相安無事。同時台灣的鄉間鄰里也還保存着日據五十年劫後餘生的地方傳統文化與習俗，雖然這一部分一直受到國民黨的忽略與壓抑。然而這些屬於傳統的東西在當年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中卻比較缺乏吸引力，也沒能形成具有改變社會的政治動能，因而在社會上一直有着保守的形象，被進步知青視為落後中國的苟延殘喘。

三、五十年後的再一次重新認識中國

可以説，今天台灣人認識中國不脱以上這些學自西方的思想框架，及其各色各樣的變種。這些互相糾結、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話語霸權時顯得捉襟見肘，何況這些思想框架面對當下的西方本身的困局，也已經力不從心。説到底這幾種思想框架本來就是西方世界因應其自身問題而產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話語霸權下被誇張成普世價值。這些東西被拿到中國來，確實在特定時空下提供中國解決了不少與西方現代世界碰撞的問題。且讓我們用“體用”關係做比喻，這些思想畢竟只是在“用”的層面發揮作用，要拿這些東西來當成可以讓人安身立命的“體”，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頓。

如今保釣運動四、五十年過去了，我們也開始認識到，當這些屬於用的層次的思想框架佔據了體的位置，就會變成僵化的意識形態。時代要求我們要再一次的“重新認識中國”，這即意味着必須超克這些僵化的意識形態，而從中國自身這個“體”來認識自我。多年來兩岸都有不少人開始反思百年來中國歷史的道路，我們顯然迎來了再一次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而是能真正地尋回自我。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期待一次橫跨海峽兩岸、具有真正自由與創造精神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