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 | 美國“遏制中國”論的地緣政治學探源
【文/劉小楓】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將軍的《太平洋地緣政治》英譯本在美國出版。該書初版於1925年（1936和1938年兩次再版），差不多80年後的今天，美國的政治學家為何會突然想起這本書並譯成英文？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 《太平洋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記得，據説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曾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提供過戰略指導，並因此而曾被美國政治學家視為“偽科學”，那麼，這事就更讓人覺得蹊蹺。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坦布斯教授為英譯本撰寫的“導言”讓筆者的感覺從蹊蹺變為驚訝：他毫不掩飾地説，翻譯此書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據説，如果中國將“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陸地國家聯合起來封鎖海洋國家”，那麼，麥金德（1861 - 1947）早就預示過的“海洋國家的噩夢”就會成為現實：
美國將何去何從？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還是豪斯霍弗預測的未來的海洋——太平洋？[1]
麥金德的確是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史上的關鍵人物，但他預言過中國的“崛起”及其威脅？
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心臟地帶”漫畫
美國政治人何時把中國視為眼中釘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他的《地緣政治學：國際關係的地理學》據説在美國是權威的大學教科書（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這位研究中東地緣政治的專家在書中對美國學生説，“麥金德將歐亞大陸國家的崛起看成對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
因為，一種控制了樞紐地帶的歐亞大陸陸上力量（不管是俄國、德國或者中國，特別是前兩者的聯盟）將取得對海洋世界的優勢。[2]
所謂“或者中國”並非麥金德的説法，而是科恩因應21世紀的地緣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紀初的歐洲大戰（1914 - 1919）結束之際，為了構建世界“和平”秩序，麥金德發表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研究》（1919）。從中可以看到，儘管當時的中國政府參加了“巴黎和會”，但麥金德並沒有把中國放在眼裏，僅僅一帶而過地寫道：從歷史上看，中國這個國家很複雜，治理雖良好，卻長期處於“呆滯狀態”。[3]
1919年初，巴黎和會的準備會議在法國薩隆召開
1943年7月，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態勢已經出現逆轉，但中國戰場仍然前景黯淡，日軍即將針對華北的中共軍隊展開“秋季大掃蕩”，而針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戰略轟炸已持續了長達5年半之久。這時，麥金德在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臟地帶”概念的政治地理學含義，仍然沒有把中國視為值得重視的地緣政治單位。他同樣僅僅一帶而過地説：一旦海上強國馴服德國和日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位於內新月形地帶（Inner Crescent）的“古老東方文明”必定會走向繁榮。[4]至於中國和印度走向繁榮之後是否會對海上強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威脅——遑論“最大威脅”，麥金德未置一詞。凡此表明，麥金德終其一生都沒有看好中國。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蘭裔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頁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因應1930年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變局為美國提供戰略應對方案。該書為美國在戰後的地緣擴張和打造“美國和平”提供了政治學依據，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1948）顯得不過是其續篇。[5]
在斯皮克曼看來，美國到了應該崛起併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塑造者的時候了。通過繼承並修改麥金德的理論，斯皮克曼致力於把大英帝國的地緣政治學轉換為美利堅帝國的地緣政治學。正是在這本大著中，中國成了美國作為海上強國崛起的“最大威脅”，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書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經“控制了遠東沿海地區”。[6]看來，斯皮克曼的這部大著收筆時，“珍珠港事件”還沒有發生，德國也尚未對美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亟需普及地緣政治學教育，以動員民眾投入戰爭。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做了一次題為“和平地理學”的演講，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一書中的主要觀點。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症病逝，時年50歲。美國的政治人無不為這位政治學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當然，他們也感到慶幸，斯皮克曼畢竟實現了自己的學術抱負，即為美國在戰後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戰略性指導。
“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學含義
依據斯皮克曼的臨終演講記錄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學》（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冊子，標題中的“和平”這個語詞相當引人注目。在我們的常識意識中，“和平”讓人產生盼望甚至激發美麗的想象。因此，我們會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學》通過普及政治地理學知識主要講戰爭，以及美國在戰後應該如何憑靠軍事優勢遏制歐亞陸地上的政治體勢力，凡此與“和平秩序”有什麼相干？難道“和平秩序”的含義是憑靠軍事優勢遏制其他政治體？無論如何，斯皮克曼最終獲得了godfather of containment［遏制（戰略）教父］的美譽。
看來，除非我們熟悉世界歷史、尤其歐洲式的國際政治史，我們沒可能理解美國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實際含義。
“羅馬和平”（pax romana）這個歷史語詞非常著名，其含義指憑靠強勢權力建立起來的一種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説法，“羅馬和平”有如“一隻鐵腕加於一片疆域和民眾之上”“否則，那裏將淪為眾多靠極儘可能地劫掠無助民眾為生的小型軍事團伙領袖之間血雨腥風的鬥獸場”。這聽起來似乎是説，“羅馬和平”指單一政治體內的“國內和平”（civil peace），即剋制政治體自身內部的內亂或內戰狀態而建立的強制秩序，其實不然。羅馬帝國的成長是一個不斷擴張的過程，它憑靠不斷征服周邊的諸多政治單位而成為一個疆域日益擴大的政治體。因此，“羅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邊遠地區的廣闊空間，這是羣雄競逐的場域”。在羅馬人眼中，orbis terrarum［地球］是一個權力場域，“羣雄的政略”無不受這個廣袤地理空間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要成功剋制碎片化的地緣政治勢力，就得憑靠imperium[帝國/權力]本身，否則“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7]
由此看來，“羅馬和平”實際上是一種國際性的“帝國和平”（imperial peace）：
猶太戰爭提醒我們羅馬帝國和平的不穩定性；被征服的民族並沒有被完全解除武裝，羅馬保護下的古老制度和主權國，被帝國秩序覆蓋，然而卻未被清除。換言之，只有以前獨立的政治單元的記憶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帶內的個體感到自己不是團結在傳統的或者局部的共同體內，而是團結在征服國內，帝國和平才能變成國內和平。[8]
羅馬鬥獸場遺址
顯然，羅馬共和國的“和平”與羅馬帝國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兒。但是，羅馬共和國已經充分顯露出自己具有帝國擴張的慾望，它使得這個城邦共和國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會組織進邦聯，隨後就開始征服不屬於意大利種族單元的其他人民。羅馬帝國不得不擴大羅馬公民權，以便轉化“和平”秩序的性質。
“羅馬和平”遇到的麻煩在於：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體都會屈服於羅馬帝國的“和平”。“羅馬和平”出現之前，塞琉古帝國（公元前312 - 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種“帝國和平”，但沒有成功。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 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國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與羅馬勢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爭奪亞美尼亞控制權的戰爭，帕提亞帝國最終迫使羅馬帝國簽訂了一個劃界而治的“和平”條約（公元63年）。
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邊界地圖
這時，地球上出現了三個並存的帝國式“和平秩序”。在隨後的世界歷史中，帕提亞的“和平秩序”和羅馬的“和平秩序”先後土崩，除了東亞地帶的中華“帝國秩序”外，從地中海周邊到歐亞大陸腹地，新的“帝國秩序”此消彼長、相互廝殺。
基督教歐洲的“帝國秩序”最為奇葩，因為這個帝國的內部秩序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反倒經歷了漫長而又錯綜複雜的歷史廝殺，最後乾脆形成了一種以帝國內部的“國際”戰爭為常態的“和平秩序”。基督教共同體之間的戰爭狀態就是“和平狀態”，戰爭“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類，這種國際間的“和平”樣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與戰爭》，頁148）。
“和平”作為政治秩序離不了基於鐵血的強權，但秩序本身還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分，“和平”與“正義”（pax et justitia）往往連屬。可是，何謂“正義”的秩序以及何謂“正義”的戰爭，從古至今都讓人大傷腦筋。何況，單一政治體內部的正義與政治體之間的“國際”正義還不是一回事兒。基督教歐洲這樣的政治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很難區分“國內和平”與“帝國和平”，一旦遇到這樣的政治史現象，人們對思考“和平”秩序與“正義”的關係問題感到絕望，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主流政治學的“非道德”傳統
阿隆的鉅著《和平與戰爭：國際關係理論》長達700多頁，僅僅在附帶情形下提到過一次“正義”這個概念（《和平與戰爭》，頁16）。對阿隆以及絕大多數歐洲的政治理論家來説，討論國際政治問題不得不採取“非道德”立場，即憑靠價值中立的歷史–政治社會學來思考複雜的國際政治現象。
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這樣做的理由既簡單又明瞭：儘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學關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義”，但“17世紀撕裂歐洲的宗教衝突”迫使西歐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棄對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產生了以《利維坦》和《神學政治論》為代表的國家中性理論”（《和平與戰爭》，頁1）。這意味着，政治體中的人們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訴求，政治衝突不僅會因此而無休無止，還會變得愈益殘酷，不如在思考如何建構政治秩序這樣的問題時乾脆放棄道德上的考慮。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還經常提到另一個理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基於人口和地域面積都非常小的城邦政治單位，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過龐大而又複雜的政治體與生俱來的問題。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應該思考的問題，換到帝國秩序乃至多帝國秩序的語境中就不再成其為問題。
希臘政治理論的力量有一部分來自這樣一種局勢：現有的城邦長期致力於建立新城邦。從選址開始，經過城市規劃，再到草擬政制，創建新政治單元的可能性構成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建構理想國的背景。只有在發現美洲、西方開始殖民定居後，建立各種新政權的視野才被大規模地再次打開。[9]
沃格林依據的例子正是基督教的歐洲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帝國始於查理大帝，但它自分裂以來始終未能建立起“和平秩序”。
只要一個共同體的各個成員和羣體從根本上同意接受一種客觀秩序，那麼儘管不可避免的意見分歧或許會導致許多嚴重的衝突，正如我們在“授職權之爭”中所看到的那樣，但對於他們全都在那種秩序之下生活，與它有同樣的距離，卻不存在任何破壞性的疑慮。然而，如果這種共同紐帶之情因許多特殊共同體——比如説教會、各民族王國、教派和修道會——日益增長的情感所引發的緊張而遭到破壞，在衝突中誰可以做出最終的決斷以及為什麼的問題就變得至關重要。……一套唯名論的法學理論最感興趣的問題不是秩序的正常運轉，而是秩序瓦解的緊急狀況以及能夠做出決斷來維持秩序的緊急權力。（《中世紀晚期》，頁124）
14世紀初，意大利人馬西利烏斯（約1275 - 1342）寫過一部大書名為《和平的保衞者》（1324）。當時，長期處於碎片化狀態的神聖羅馬帝國正陷入帝國秩序內部三個地緣政治單位爭奪帝國領導權的亂世之秋：法國國王、德意志巴伐利亞國王和意大利的羅馬教宗都想問鼎帝位。為了抵制羅馬教廷宣稱擁有帝國秩序的領導權，馬西利烏斯訴諸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但他刪除了亞里士多德在看待政治體問題時具有的德性眼界。在馬西利烏斯那裏，“和平秩序”與其説因為體現了政治性的善即正義而值得追求，不如説是為了奪取帝國秩序領導權所需要的如今所謂“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宣稱。用唯名論式的表達來説，“和平秩序”不過是強權秩序的一個名稱。[10]
馬西利烏斯出生於威尼斯南面的一座小城帕多瓦（Padua），作為有學養的高級教士曾出任巴黎大學校長，但他卻為試圖奪取帝國領導權的德意志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四世效力，而非為羅馬教宗效力。[11]用今天的話來説，馬西利烏斯要保衞的“和平”究竟屬於國內秩序還是帝國秩序殊難説清。
《和平的保衞者》初版
（被炸燬於 1807-1814 年英國-丹麥戰爭早期）
史稱馬西利烏斯的政治學説是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先聲，記住這一點對今天的我們來説尤為重要。因為，我們值得充分意識到：無論阿隆還是沃格林的理由都不足以證明，放棄對“正義”的古典政治哲學式關切是對的。蘇格拉底或孔子追求德性的政治，顯然並非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很小，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宗教–道德分歧很小。“正義”秩序的標準很難找到或難以確立，不等於應該放棄尋求正義的智識努力。價值中立的歷史–政治社會學思考與古典政治哲學式的思考的根本差異在於智識的倫理品質，而非僅僅是知識類型的不同。因此，沃格林的如下説法的理由並不充分，除非它指歐洲近代歷史上的那些政治思想者的觀點：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在任何非希臘的環境中都會引起的基本問題是：完美社會的標準是什麼？（《中世紀（至阿奎那）》，頁78）
事實上，價值中立的歷史-政治社會學思考並非沒有自己的“完美社會的標準”。阿隆在説到以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為代表的“國家中性理論”時，隨後就提到從洛克到孟德斯鳩及盧梭所捍衞和發展的“公民自由學説”，以及由此產生的兩種“民主政府”理想：通過權力平衡制約的代議制政府和“訴諸人民意志卻拒絕一切受制於人民主權的所謂民主政府”（《和平與戰爭》，頁1）。[12]
《自由引導人民》，歐仁·德拉克羅瓦
20世紀以來的諸多戰爭就發生在這兩種類型的“民主國家”之間，而阿隆實際上想説，“人民民主”是實質上的專制政體。只不過，按照價值中立的歷史-政治社會學思考方式，阿隆認為可以擱置這類真假民主政體之爭，僅僅憑靠類似於自然科學式的政治知識——比如地緣政治學或政治地理學——來看待國際間的衝突或致力於建構某種“和平秩序”。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就是這樣的嘗試，即致力於憑靠政治地理學打造“美國和平”。
前現代的中國式“和平秩序”
關注現代之前的東亞國際關係的史學家告訴我們，“東亞的四個主要儒學國家彼此擁有着穩定、和平、持久的關係”，從中世紀晚期的1368年至現代初期的1894年的500年間，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之間僅發生過兩次戰爭，分別是明朝的中國軍隊進入越南平定內亂後試圖取代安南國而引發的20年戰爭（1407 - 1428），再就是日本的豐臣秀吉（1537 -1598）入侵朝鮮的6年戰爭（1592 - 1598）。
“儒家秩序帶來了高度的穩定”，即便“朝貢”制度實際上要求的也僅是“承認中國皇帝的文化優越性，而不是承認中國皇帝對自己的國家的政治權威”。的確，“東亞有很多暴力衝突，但是主要發生在中國化國家和其他通常是非國家的行為體之間，比如北方的半遊牧民族。”[13]
清朝《萬國來朝圖》（局部）
古代中國的帝國式“和平秩序”的具體細節會有很多爭議，但有兩點沒有爭議。首先，即便北方異族入主中華帝國，最終也得穿上中華“和平秩序”的制服。針對那些否認中華帝國具有歷史連續性的觀點，史學家史華慈（1916 - 1999）以充分的史學理由問道，難道“我們能説元朝沒有最終接受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嗎？我們能説清朝沒有在保留滿族獨特製度的情況下最終完全接受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嗎？” [14]
第二，中華帝國的“和平秩序”以“德”唯尚，以“禮”規範各種關係。今天的史學家感到驚詫：“重申儒家關於皇權統治學説的價值的，是統治華北的拓跋王朝的各位繼承人。”
隋朝和唐朝皇帝成功統一全國後，所有的官方史學家都被要求對數世紀的分裂做出解釋。他們要論述下列問題：漢代的思想遺產是如何經受入侵和征服的；怎樣造就偉大的帝王和出色的政府；中國應該怎樣與外國打交道。史學家們認真閲讀了《尚書》，一致認為出色的政府是通過“德”來證明的。他們繼而説明，正是“德”這種東西，使帝國內外的人民真心臣服並接受了天子的統治。這種觀點對儒生們而言並不新奇。新奇的是史學家們開始把“德”當成了帝制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15]
中華帝國式的“和平秩序”“一直很強大很持久”，這讓歐洲學人迄今感到好奇，並希望找到具有説服力的解釋。
我們首先會被一種歷史的偶然性所觸動，被一個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殘酷的偶然性所觸動。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中國沒有遭到周邊任何一個普天大國的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主張讓中國感到有必要在文化方面給予嚴肅對待。（史華慈文，頁298）
不少西方漢學家都持有這個觀點，在筆者看來，這的確符合古代中國的經歷。但史華慈還認為：
除歷史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外，中國的普天王權觀和世界秩序觀也許比其他文化中的類似觀念具有更堅實的宗教-宇宙論基礎。……在中國的周朝，出現了與自然秩序觀類似的觀念：“道”，這是一種宇宙-社會秩序，君王在其中擁有崇高、永久和極其重要的地位。
在儒家學説中，普天王權當然與道德體系有關，且受到道德體系的支持，該體系是宇宙終極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史華慈文，頁299 - 300）
19世紀末以來，大英帝國一直試圖在東亞建立一種歐洲帝國式的“和平秩序”，與模仿歐洲的方式崛起的日本帝國聯手壓制俄羅斯。從鴉片戰爭（1840 - 1842）到甲午戰爭（1894），“天朝”式的東亞“和平秩序”迅速瓦解。
1884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著名政治家福澤諭吉（1835 - 1901）甚至授意自己的侄子繪作了一幅木版畫“北京夢枕”，展示中國人如何因吸食鴉片上癮而導致外國人入侵。福澤諭吉由此推動日本製定出與西方列強結盟瓜分中國的規劃，甚至在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為文透露了這一計劃。
福澤諭吉1884年出版的《北京夢枕》木版畫
與瓜分波蘭分三次完成（1773，1793，1795）一樣，瓜分中國同樣分三步走。福澤諭吉在文中畫了一幅地圖題為“支那帝國分割之圖”：清室僅剩下自己的發祥地東三省，德國控制山東和河南，俄國佔據朝鮮、陝西和山西，英國分走江蘇、安徽、浙江、河北和江西，法國奪得安南、越南、湖南、廣西、廣東和福建西部，日本佔領台灣和福建東部，“漢族僭王”僅分得西部的甘肅、四川和貴州。福澤諭吉依據西方的國際法推論説，若一國獨吞中國必然招致多國譴責甚至干涉，而多國瓜分一國則不會引起麻煩，所有國家共同承擔責任，每個國家的道德過錯就微不足道了。[16]
按此瓜分，英國和法國所得份額最大，古老的漢民族僅分得西部腹地。福澤諭吉號稱明治時期最了不起的哲學家，但他這樣想時沒有想到，如此瓜分後可能有兩種後果：第一，歐洲式的戰爭狀態會隨之而來，第二，漢民族最終是否認輸很難説。總之，整個東亞陸地將出現災難性的戰亂——比如今敍利亞的戰亂更為可怕的戰亂，因為東亞陸地的人口密度遠大於古老的兩河流域及以西地帶。
福澤諭吉1884年出版的《支那帝國分割之圖》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他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題為“脱亞論”的社論。日本國當然不可能在地理上“脱亞”，所謂“脱亞論”的實際含義是脱離中華帝國年逾千年所造就的東亞“和平秩序”，引入歐洲式的“和平秩序”，於是就有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後，“凡爾賽和約”建立的歐洲“和平秩序”並不穩定，日本趁機蠶食中國，試圖以日本為主導重建東亞的“和平秩序”，英國和美國都沒有強力干預日本入侵中國的軍事行動。趁歐洲爆發戰爭之機，日本帝國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試圖獲得對西太平洋的控制權，同時迅速奪取英法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緊接着日本帝國就拋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和平秩序”理念。
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感覺
斯皮克曼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一書幾乎與日本軍國政治人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同時出籠，而這個觀念相當於“日本和平”秩序。在“結語”部分，斯皮克曼就東亞的未來提出瞭如下預見：
遠東是最後一個實現自治的力量地區，在政治力量方面遠不如歐洲和美國。然而過不了多久，先進的技術便能將亞洲本身的力量潛能轉化為真正的軍事實力，而且等這一日到來時，亞洲的軍事重要性比起歐美將有大幅度提高。屆時，亞洲的權力平衡將極為關鍵，不僅因為這會影響到美國的戰略原材料供應，也因為如果權力不均將會給世界帶來的嚴重後果。
……然而，戰後亞洲的主要難題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歷史上的“天朝大國”擁有的力量潛能比“櫻花之國”絕對要大得多，而且一旦這些潛能轉化為實際的軍事力量，亞洲大陸附近的這個戰敗島國的位置就會十分尷尬。當遠程轟炸機可從山東半島或海參崴發動攻擊時，日本“紙城”的火災發生率就要驟漲了。（《美國戰略》，頁444）
斯皮克曼接下來還有更為深謀遠慮的預斷，即崛起後的中國必然與美國的國際戰略地位迎面相撞：
一個擁有4.5億人口的現代的、有活力而且軍事化的中國不僅是日本的一大威脅，也挑戰着西方列強在亞洲地中海的地位。中國未來將發展成為一個國土廣袤且控制着中部海域大部分海岸線的國家。它的地理位置與美國相對於美洲地中海的位置相似。中國一旦崛起，它現在對亞洲的經濟滲透肯定會表現到政治方面。所以，我們可以設想出未來有一天控制亞洲地中海的不是英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的艦隊，而是中國的空軍力量。
這些話出自1941年的斯皮克曼之筆，聽起來像是1980年代末美國國防部首席“智囊”安德魯·馬歇爾（1921-）為白宮寫的策論報告。[17]
日本當時已經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斯皮克曼仍然認為，戰後美國面臨的威脅來自中國而非日本。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美國人不得不佩服斯皮克曼的敏鋭觀察力。一年多後發表“和平地理學”演講時，日本在南太平洋與美軍爭奪新幾內亞島（New Guinea）的戰役才剛剛開打（7月），但僅僅半年後就已顯敗績。[18]這意味着日本帝國試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部防線被撕裂，而斯皮克曼已經提前明確提出了“遏制中國”的方案。
中國是一個體積龐大的政治體，似乎對於任何一個相鄰的政治體來説，考慮“遏制中國”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不然。對今天的我們來説，要理解美國政治人的思維方式，恐怕還得從馬漢入手。因為，馬漢是美國地緣政治學的開山祖，他已經勾畫過“一幅聳人聽聞的圖景”：如果有四萬萬之眾的中國人被現代化裝備起來，西方文明“被窺視的一天”遲早會到來。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及其著作《海權論》（同心出版社2012年中譯本）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後全面崩潰”，八國聯軍有如旅遊一般劫掠北京，讓馬漢把警惕的目光轉向了日本。起初他以為，“日本的國土面積、人口和孤島的位置限制了它的‘發展遠景’，其對亞洲大陸的領土野心將受到約束，然而，這種看法很快就消失了。”[19]
東亞與美國隔着偌大一個太平洋，美國政治人的頭腦為何擔心中國或者日本被現代化裝備起來後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與我國學界的業內人士更看重馬漢的“海上強權論”不同，斯皮克曼更看重麥金德提出的“海上強國與心臟地帶”的歷史衝突論，並由此發展出他所謂的“海上強國與邊緣地帶”的歷史衝突論。
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地圖
我們必須問：斯皮克曼的道理何在？
斯皮克曼對馬漢提出的“海上強權論”的理解與我們的理解大異其趣。在他看來，馬漢的核心論點在於，“海上強權的發展使西歐各國政治力量的影響能夠到達最遠大陸的沿岸”，以至於“一個大陸上的實力狀況會從另一個大陸的實力分佈狀況中反映出來”。[20]換言之，馬漢讓斯皮克曼得到的重大啓發是：美國不能因為與自古以來戰火不斷的歐亞大陸隔着兩個大洋就可以高枕無憂。
在地緣政治分析的框架內，美國在地理上受到包圍。實力資源的分佈，為舊大陸提供了比新大陸更多的施展武力的可能性。（《和平地理學》，頁79）
美國“被包圍”的感覺是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學意識的核心，坦布斯在為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緣政治》所寫的英譯本導言中強烈表達的正是這種“被包圍”的感覺。
儘管目前新大陸的工業生產力幾乎與舊大陸匹敵，但只要美國面對的是一個聯合起來的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它就會發現自身無法擺脱被一個更勝一籌的力量所包圍。因此，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美國的主要政治目標是必須防止舊大陸的實力中心聯合起來反對其利益。（《和平地理學》，頁62）
翻看一下美國的歷史地圖就知道，美國的政治地緣位置好得不能再好。[21] 我們中國人有理由覺得不可思議：斯皮克曼一再強調“美國在地理上被歐亞大陸及非洲和澳洲包圍”（《和平地理學》，頁44），這種感覺從何説起？斯皮克曼的政治感覺與其説來自新大陸的地緣政治位置，倒不如説來自除英倫三島和北歐諸島之外的歐洲人的歷史生存感覺。“被包圍”的感覺難道不是一個荷蘭人、法蘭西人更不用説德意志人的生存感覺嗎？畢竟，斯皮克曼20歲時才移居美國。
被包圍的西半球
（載《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無論如何，斯皮克曼有理由更看重麥金德。麥金德年輕的時候，大英帝國的海上軍事力量已經獨霸全球，正是憑靠英國作為“海上強國”崛起的歷史，馬漢總結出一套甚至讓英國的政治頭腦也如夢初醒一般的所謂“海權論”。儘管如此，憑靠歐亞大陸的歷史經驗，麥金德顯得比馬漢更有遠見，即他更看重邊緣島國如何防禦來自歐亞大陸的攻擊，以及如何憑靠海上優勢對歐亞大陸實施“反包圍”。[22]
麥金德的地緣政治意識的立足點是：19世紀以來，英國的海軍力量從英倫三島經好望角延伸到日本，並沿長江深入中國內陸，圍繞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海上強權。馬漢的地緣政治意識的重點仍在美國如何追仿大英帝國的足跡，斯皮克曼則追隨麥金德警惕歐亞大陸上的政治勢力打破海上帝國的包圍圈。
好些地緣政治學的教科書類史書説，斯皮克曼修改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決定論。其實，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動，麥金德自己已經將邊緣地帶看得比心臟地帶更為重要。斯皮克曼完全贊同麥金德的觀點：如今“大陸心臟地帶變得沒有邊緣地帶那麼重要”（《和平地理學》，頁60）。
固然，斯皮克曼批評了麥金德的理論：
從來未曾真正存在單純的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的對抗。歷史上所形成的對立陣營經常是：一些邊緣地帶國家和英國一起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帶國家和俄國，或英國和俄國一起對抗一個主導性的邊緣地帶國家。（《和平地理學》，頁57 - 58）
斯皮克曼憑此修改了麥金德的名言，即控制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而非心臟地帶，才能控制歐亞大陸，進而掌控全球。但是，如果我們過分看重斯皮克曼對麥金德理論的這一著名修改，那麼，我們就會忽視斯皮克曼與麥金德之間決定性的承繼關係。畢竟，斯皮克曼並沒有改變麥金德的如下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地緣政治學論斷：自海上軍事力量出現以來，地緣政治衝突的疆場不僅已經超逾歐亞大陸，而且海上強國已經基本形成對歐亞大陸的包圍。
換言之，就擔憂邊緣島國會被歐亞大陸勢力包圍而言，斯皮克曼與麥金德一脈相承。如果説“麥金德用大陸心臟地帶的陸上勢力與英國海上勢力之間的關係來界定東半球上的勢力集羣”，並憑靠“阻止歐洲大陸上出現任何勢力的聯合”來獲得自身的安全（《和平地理學》，頁49），那麼，斯皮克曼不過讓自己的美國視角取代了麥金德的英國視角，進而提出這樣的防禦性戰略：想方設法遏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出現任何勢力的聯合。
從這個方面來看，美國和英國相對於歐洲大陸來説站在同一個位置。如果沒有大陸盟國提供可供軍隊活動的基地，美國和英國都無法充分施展其武裝力量。（《和平地理學》，頁77）
可見，斯皮克曼與麥金德一樣，腦子裏想的是如何插足並擾亂歐亞大陸的政治局勢，即關切海上強國如何維持自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對歐亞陸地的包圍態勢。斯皮克曼所謂的“邊緣地帶”（rimland，即西起波羅的海，穿過東歐、中東、印度，直達南中國海和日本海的廣大海岸地帶），實際上與麥金德所謂的內新月形地帶或所謂Marginal Crescent[邊緣新月形地帶]重疊。
麥金德“世界島”示意圖
前文已經指出，斯皮克曼的“遏制”論的基本觀點來自麥金德，即歐亞大陸不能出現一個強大的能把陸上勢力聯合起來的政治體。英國地處歐洲但不在歐洲大陸，因此可以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在遠東，能夠起到類似作用的是日本。斯皮克曼把麥金德的視角挪到了美利堅大陸，因此，他對日本另眼看待：即便戰勝日本也不能摧毀日本，以便讓它在美國操控下擔當“離岸平衡手”的角色：
我們能夠遏制日本對亞洲的再一次征戰，但這不意味着完全殲滅日本軍隊，將西太平洋讓與中國或蘇聯。（《美國戰略》，頁436）
戰後的美國不正是按這種戰略在行事嗎？
美國在二戰後如何打造“和平秩序”
日本雖然戰敗，日本的右翼政治人和史學家卻從不承認，“大東亞共榮圈”作為一種“和平秩序”構想在觀念上失敗，其理由在於，這一構想所包含的政治訴求具有正義性質，即讓東亞擺脱西方帝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這種論説顯而易見是明目張膽的欺人之談，因為它無視基本的歷史事實：自19世紀末以來的近半個世紀裏，由於日本模仿歐洲式的政治惡習，儒家文明圈的傳統東亞國家要麼已經亡國（朝鮮和越南），要麼正在亡國途中掙扎（中國）。
美國憑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絕滅性武器剋制日本的霸權之後，是否會給東亞帶來正義的“和平秩序”秩序呢？東亞人民有這樣的期待並非沒有根據，畢竟，美國的立國實際基於“獨立自主”的正義原則。否則，脱離遠隔大洋的宗主國的“獨立戰爭”算什麼呢？東亞人民有理由期待，美國會主持公道，在剋制日本模仿歐洲式的霸道之後會讓東亞實現獨立自主的“和平”秩序。
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公園的中心廣場舉行的40多萬人集會上，胡志明發表了越南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的演講。今天的我們難以設想，胡志明以美國《獨立宣言》起頭的詞句開始他的演講。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帕蒂少將當時正在河內，他受命前往越南看望剛剛獲釋的被日軍俘虜的美軍戰俘。在演講之前，胡志明曾給這位美國將軍看過演講稿。帕蒂回憶説，他對胡志明引用《獨立宣言》開頭的句子感到驚訝，因為他認為“這段話屬於美國人民，其他人都不應引用”。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發表演講
胡志明的演講開篇引用的《獨立宣言》中關於“人權”的著名宣稱其實來自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但胡志明把“人權”訴求轉換成了政治體的“獨立自主”訴求。這並非不可理解：沒有獨立自主的政治體的支撐，所謂“人權”不過是一句空話。由此可以説，“獨立自主”是一條正義原則，而且是古老的政治原則：在希羅多德的《原史》中，“自由”這個語詞共71見，主要指政治體不受別的政治體支配的“獨立自主”（autonomiē）。
接下來發生了讓人驚詫的事情。英軍率先進入日本投降後的西貢，但“在釋放被日軍關押的法國戰俘的同時，卻強行壓制越南人的獨立運動”。英軍指揮官甚至“命令尚未被遣返的日本士兵向越南人開槍”，以“恢復秩序”。在動亂中，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位年輕中校被越南獨立同盟的戰士誤當英國人開槍打死，胡志明得知消息後“明顯在顫抖”，他擔心美國政府會因此收回答應越南獲得獨立的承諾。他沒有想到，美國政府最終沒有支持越南人從法國殖民者手中獲得獨立自由的訴求，不是為了一個年輕中校的死，而是為了與法國結盟，美國政治人覺得“以犧牲越南的獨立權為代價似乎微不足道”。[23]
美國政府長期奉行所謂“門羅主義”，拒斥域外勢力插足美洲的“和平秩序”；1939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再次重申美國抵抗跨洋干涉的決心”（《美國戰略》，頁88）。胡志明以為美國幫助越南成為基於《獨立宣言》精神的國家，卻不知道斯皮克曼早在1942年就已經致力於打造美國“跨洋干涉”的決心。
1943年羅斯福和丘吉爾
無論麥金德還是斯皮克曼都沒有預見到，二戰戰爭剛剛結束，美國與俄國就走向兵戎相見的邊緣，並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新形式下的戰爭。[24] 1945年年底，美國駐蘇外交官凱南（1904 - 2005）在莫斯科遇到後來成為著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家的伯林（1909 - 1997），兩人與另一位蘇聯問題專家從吃晚飯“一直聊到夜裏一兩點鐘”。伯林讓凱南相信，“蘇聯人認為他們與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衝突”。因此，美國在制定對蘇政策時，應該以此為基礎。[25]
兩個月後（1946年2月22日），凱南寫下了那篇促使美國對蘇採取“遏制政策”的著名“長電報”，據説寫得“措辭優雅、情緒激昂”。隨後，“凱南急於想喚醒更多的［美國］民眾”，“在全國範圍內發表了一系列公開演講”，並出任新成立的美國國家戰爭學院外交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為了給美國的軍事和政治官員講解國際形勢，凱南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惡補“有關美國戰略的書籍”，其中肯定少不了斯皮克曼的大著（《凱南日記》，頁186）。
1950年元月，美國政府宣佈了自己在遠東的防禦線：日本和菲律賓成為美國的遠東基地。半年後，朝鮮半島爆發內戰。事發當天（6月25日），一切情況都還不明朗，凱南在白宮對國務卿説，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必須採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台灣不落入共產黨之手。這比朝鮮的戰爭更為迫切，如果共產黨控制了台灣，可能會給我們在遠東的地位造成威脅。（《凱南日記》，頁231）
凱南在日記中接下來寫到，總統隨即下令“第七艦隊從菲律賓北上，並授權海軍從太平洋海岸調動部隊向西推進以加強兵力”，“授權麥克阿瑟負責空中掩護”。看來，朝鮮半島爆發內戰，美國首先採取的是針對共產黨中國的軍事行動。
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進逼中朝邊界，遭到共產黨的中國軍隊的毀滅性打擊。1950年12月3日，凱南在白宮見證了美國面臨的恐慌：“軍方領導人認為，從朝鮮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選擇，這樣可以減少我們整個地面部隊的損失。他們認為，我們大概還有36個小時的時間來決定最終能否有序撤退。”當時，美國軍方高層甚至打算放棄整個朝鮮半島，但美國的政治家們則出於政治常識堅持認為，“為了聲譽和士氣，必須執着地堅持下去。”（《凱南日記》，頁251 - 253）
1950年9月，朝鮮民眾在被轟炸後的廢墟中
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斯皮克曼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結尾”時寫下的那些論斷，那麼，我們有理由説，凱南看似憑靠自己的天賦政治直覺做出決斷，其實很可能得歸功於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惡補“有關美國戰略的書籍”。凱南後來被稱為“遏制政策”之父，這指的是他制定了遏制蘇俄的政策。現在我們知道，在遏制共產黨中國的時刻，凱南也發揮過關鍵作用，而斯皮克曼則是當之無愧的“遏制中國”政策的“教父”。[26]
二戰之後，英國與德國兩敗俱傷，在凱南看來，美國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在遠東地區同樣如此。凱南在1950年代的巡迴演講後來結集為《美國大外交》，這部文集為美國人的國際政治意識教育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其中有專文講到亞洲尤其中國。[27]
1990年，蘇俄瓦解之後，歐亞大陸再也沒有一個強大的政治體足以聯合大陸勢力。美國的戰略分析家米爾斯海默在為《美國大外交》重版寫的序言中説，即便“傳統上在歐洲扮演離岸平衡手的美國”從歐洲撤軍“也不會有任何的不安全”：
然而，由於中國的崛起，亞洲就另當別論了。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以最近幾十年的方式繼續增長，那麼，中國會成為亞洲迄今為止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會謀求以美國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亞洲。如果凱南還健在，他會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國時發揮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東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亞洲的野心一樣。不幸的是，即使是與中國的亞洲鄰國聯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擔這項任務。因此，美國將不得不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國的均勢聯盟方面發揮帶頭作用，正如在冷戰時期對蘇聯那樣。[28]
因此，米爾斯海默提出瞭如下建議：
考慮到凱南的聲望與他的遏制觀念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考慮到美國會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國，更為認真地考察凱南1947年文章中關於這一戰略的所説內容是有意義的。（《美國大外交》，頁14）
我們知道，美國自1950年朝鮮半島戰爭爆發後長期對新中國實施封鎖，並把中國視為蘇俄帝國的附庸。二戰以後，蘇俄崛起為歐亞大陸最強大的政治單位，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中國成了美國與蘇俄戰略爭奪的場所，或者説置身於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的爭奪地帶。然而，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看，中國突破美蘇夾擊之後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麼呢？
“美國和平”與“中國和平”迎面相撞
在例外狀態下，美國不得不超越“遏制政策”，“尋找機會進攻”——米爾斯海默提到的例子是1950年，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儘管這次“嘗試導致了災難”（《美國大外交》，頁22）。
“仁川登陸”戰役之前（9月27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已經“直接授權麥克阿瑟把戰爭延伸到半島北部”。
儘管美國軍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杜魯門總統還是擔心，一旦聯合國軍在沒有完全打敗對方的情況下停止進攻，會在國內造成“對共產主義手軟”的政治影響。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會把任何聯合國軍在三八線停止進攻的計劃視為對共產黨的“綏靖”。[29]
直到今天，美國的政治戰略家米爾斯海默仍然説：
由於中國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我們應當希望聽到這一觀點：由於中國依然執著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而中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30]
這一觀點讓筆者想起斯皮克曼與麥金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一致性：警惕歐亞大陸上的政治勢力的包圍具有道義優勢，即麥金德所謂的捍衞“民主的理想”。斯皮克曼同樣宣稱，英國和美國抵禦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的戰爭是在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標準”，因為這兩個“霸權國家在原則和理念上的發展與整個西方文明進程背道而馳”（《和平》，頁61）。
這樣的説法我們耳熟能詳，但實際情形究竟如何，我們卻未必耳熟能詳。斯皮克曼清楚地知道，美國能夠擊敗德意志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的勢力，憑靠的是自己在“軍備上的成功”和善於運用自己的軍事力量，而非憑靠“民主的理想”，因此他説，“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我們對許多武器和戰術進行重新評估。”
何況，斯皮克曼與麥金德都很清楚，在這次戰爭中，與美英結盟的蘇俄帝國並非持有英美式的“民主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清楚表明，美國在一開始並沒有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和民主及其道德標準”而干預德意志第三帝國吞併西歐和進逼英國，也沒有干預日本帝國公然對中國全面入侵。斯皮克曼有理由説美國是反法西斯的偉大的國際武士嗎？
同樣發人深省的是，米爾斯海默在重温凱南的“遏制思想”時忘了提醒美國人，凱南認為美國的“致命弱點”是信奉“自由民主”觀念。在凱南看來，“自由民主”有如“一種史前動物，他們的身體有這間屋子這麼長，頭腦卻只有大頭針那麼小”。因此，凱南最為擔憂的事情是，美國人成了“國際法與道德觀念的奴隸”。[31]
1968年7月，一名美國第九步兵師的士兵使用M79榴彈發射器引導直升機進入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部邊緣的行動
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的中譯本出版於1965年，當時，美國干涉越南內政的戰爭已經全面升級，或者説美國正積極推行斯皮克曼制定的“遏制”戰略方案。如今的美國人自己也不認為，插手越南內戰是正義的戰爭，何況美軍還使用了種種非人道的戰術手段。[32]所謂“遏制”不過是“干涉”的代名詞，毫無正義可言。
1965年，美國投入越南的兵力已經達到20萬，中國的獨立和安全再度面臨“美國和平”的戰爭威脅。畢竟，由於美國在1950年6月重新介入中國內戰，阻止新中國建立自己的國內和平秩序，這時的中國仍然處於內戰狀態。美國人不可能告訴中國人：美國南北戰爭時，大英帝國曾試圖阻擾美國的統一，北方的政府軍如何憑靠武力排除外部勢力的干預。
不難理解，在1965年，很少有中國讀書人會在意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因為，當時的我們都清楚何謂“美國和平”。1970年秋天，筆者正上初中，學校組織學生看了一部關於越南戰場的紀錄片：片頭以靜默的畫面首先紀念為拍攝此片而犧牲的27位中國戰地攝影師。隨後，筆者看到美軍轟炸越南北方的實況記錄，其戰況之慘烈讓筆者迄今難忘。
北越小朋友在露天唱歌
50年後的今天，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突然之間有了兩個新譯本，其中一個屬於“地緣戰略經典譯叢”。[33] 在這個新譯本中，斯皮克曼的一段話被刪掉了。斯皮克曼在1943年時説，如果日本戰敗，那麼，中國毫無疑問將成為遠東地區的支配性強國，前提是它能夠達成真正的統一，並且日本的軍事力量被徹底摧毀。而能夠平衡中國大陸強國的只有北部的俄羅斯。如果西方各大強國還想在這一地區保持影響力，它們就必須為自己的海空力量尋求島嶼基地。考慮到中國所擁有的權力資源毫無疑問地是有限的，上述基地足以遏制中國完全統治遠東的圖謀。[34]
這讓筆者感到非常奇怪：難道有人要為罔顧國際正義的“美國和平”打掩護？
斯皮克曼隨後再次説道，
隨着日本在這場大戰中戰敗，中國大陸沿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權將不再掌握在日本手中，中國將成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和平地理學》，頁79）
這句話沒有被刪掉，是否因為斯皮克曼在這裏沒有提到必須“遏制中國”？
這並非沒有可能，因為，如今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腦筋有一個自己不會覺得莫名其妙的定見：美國的所有行為都出於正義。
1999年，美國毫無顧忌地空襲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表明，直到這個時候美國仍然沒有把中國視為值得正眼看待的地緣政治單位。僅僅兩三年後，坦布斯就在豪斯霍弗的《太平洋地緣政治》英譯本導言中幾乎是以驚呼的語調説，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的國際戰略是毛澤東的“延安道路”的延續，已經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安全。[35]他發出警告説，即便美國在戰略空軍和導彈技術方面佔優勢，搶先實施了極地戰略（Polar Strategy），並致力確保核均勢以及限制核擴散，仍然需要“恢復麥金德的戰略視野”（《豪斯霍弗與太平洋地緣政治》，頁160）。
遭到轟炸後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我們已經看到，在美國自19世紀末崛起以來的地緣政治意識中，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一直非常模糊，而且顯得遊移不定。二戰結束之際，幸好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政治體，即便在內戰狀態中，中國人仍然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的入侵。尤其重要的是，中國的國共內戰持續時間不長。否則，隨着域外勢力插足，中國自身也難免會成為一大破碎地帶。
餘論
二戰之後，美國幫助英國逐步收復失地，如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所説：英國國旗覆蓋的地方，現在應該覆蓋美國國旗。這也意味着，接下來該輪到美國來建立東亞的“和平秩序”了。冥府中的斯皮克曼會自豪地認為，他的觀點富有預見性。第一，由於美國千方百計阻止，中國迄今沒有“能夠達成真正的統一”。只要美國能夠永久阻止中國的統一，中國就毫無疑問地不可能成為遠東地區的強國。
第二，美國在戰後強制戰敗國日本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1951年9月），為自己的海空軍事力量找到了天然的“永久性”島嶼基地，接替了大英帝國對心臟地帶形成包圍的戰略前沿東端的防務。換言之，憑靠並不道義的絕滅性武器，美國的確徹底摧毀了日本的軍事力量。可是，美國又重新扶起倒地的日本法西斯政客，讓他們重整日本軍事和軍工力量，使整個日本島成為遏制中國的戰略前沿。
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國總統D.D.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簽訂《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通稱《新日美安全條約》)
第三，朝鮮半島停戰之後，美國隨即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8月），進一步鞏固了對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東端的軍事佔領。
斯皮克曼唯一看走眼的是，他以為東亞北部的俄羅斯可以平衡中國這個邊緣地帶大國，因此他建議美國與俄國聯手壓制中國（《和平》，頁77 - 78）。斯皮克曼沒有想到，美國在戰後獨霸日本，除了憑靠並不道義的絕滅性武器，與蘇俄化友為敵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這並不難理解。早在16世紀，歐洲人就感到俄國人的威脅，而歐洲人自己則不應該忘記，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康拉德三世曾實施“向斯拉夫人進軍”的行動。可以説，俄國人與歐洲人的地緣政治角力長達數百年之久。[36]
美國就這樣建立起了延續迄今的東亞“和平”秩序，但這是一個正義的秩序嗎？美國的政治家或政治學家會説：美國只承認Status Quo State［基於現狀的狀態］，不會承認Status Quo ante［在此之前的狀態］，即實際上主張Status Quo Power［基於強權的現狀］。為了讓這種沒有道義可言的政治原則得以成立，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必須發揚馬基雅維利式的非道德化的政治思維傳統，以此最大限度地減免在政治辯論中被論敵攻擊的機會。
基於美國式的“東亞和平”秩序，當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大談“中國威脅”論，並無正義可言，只能説有他的道理而已。如果我們沒有認清這是一種什麼道理，那麼，我們就只能被迫在“美國和平”的前提下談論地緣政治博弈，除非我們的腦子已經把“美國和平”視為正義的秩序。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與防衞政策的重要分析家，艾利森（1940 - ）教授曾任里根政府國防特別顧問，參與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美國對外決策的制定以及危機處理。他的《核恐怖主義》（2004）一書曾被《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圖書100部之一，而他提出的著名問題“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迄今人們仍在熱議。[37]
對此我們值得提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美國軍隊駐紮在日本和韓國，還不斷出售武器給中國的台灣，艾利森提出這一問題的正義理據何在？如果俄國軍隊駐紮在古巴，並在那裏部署了大量導彈和先進戰機，然後俄國政治家問美國人：“俄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難道美國政治學家不會覺得這個問題荒唐？
註釋：
[1] 坦布斯，《豪斯霍弗與太平洋地緣政治》（2002），見婁林主編，《地緣政治學的歷史片段》（“經典與解釋”輯刊第51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頁178，亦見頁174，177。比較吉原恆淑、霍姆斯，《紅星照耀太平洋：中國崛起與美國海上戰略》（2010），鍾飛騰等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
[2] 科恩，《地緣政治學：國際關係的地理學》（2009），嚴春松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2017，頁16。比較S. B. Cohen，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London：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3。
[3] 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頁20。
[4] 麥金德，《周圍世界與贏取和平》（摘譯），見麥金德，《圖解大國陸權》，何黎萍編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頁212。
[5] 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2006 / 2012。
[6] 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王姍、郭鑫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425（以下簡稱《美國戰略》，隨文注頁碼）。
[7]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一）：希臘化、羅馬和基督教》，段保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153。
[8] 阿隆，《和平與戰爭：國際關係理論》，朱孔彥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頁147（以下簡稱《和平與戰爭》，隨文注頁碼）。
[9]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三）：中世紀晚期》，段保良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237（以下簡稱《中世紀晚期》，隨文注頁碼）。
[10] 施特勞斯，《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見施特勞斯，《古今自由主義》，葉然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236 - 257。
[11] 參見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和平的保衞者［小卷］》，殷冬水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英譯本“編者導言”，頁50 - 60。
[12] 施拉特，《霍布斯與修昔底德》，婁林主編，《拉伯雷與赫耳墨斯秘學》（“經典與解釋”輯刊第41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頁140 -158 。
[13] 康燦雄，《中國影響下的文明與國家的形成》，卡贊斯坦主編，《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秦亞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137。
[14] 史華慈，《中國的世界秩序觀：過去與現在》，費正清主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杜繼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295（以下簡稱“史華慈文”，隨文注頁碼）。
[15] 王庚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分析》，費正清主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前揭，頁37。
[16] 若林正，《從身處危險到從中獲利：江户晚期到明治時代的鴉片》，見卜正民/若林正編，《鴉片政權》，弘俠譯，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81 - 83。
[17] 克雷佩尼維奇、沃茨，《最後的武士：安德魯·馬歇爾與美國現代國防戰略的形成》，張露、王迎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頁264 - 285。
[18] 喬丹、威斯特，《地圖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穆強、金存惠譯，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15，頁117 - 121。
[19] 麻田貞雄，《從馬漢到珍珠港：日本海軍與美國》，朱任東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頁16 - 17。
[20]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俞海傑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48。（以下簡稱《和平地理學》，隨文注碼。）
[21] 比較吉爾伯特，《美國曆史地圖》，王玉菡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
[22] 肯尼迪，《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沈志雄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196 - 198。
[23] 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越南戰爭》，孫寶寅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5 – 7；羅格瓦爾，《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與美國對越南的干預》，詹涓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頁129 - 157。
[24] 比較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1）》，王振西、錢俊德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
[25] 凱南，《凱南日記》，科斯蒂廖拉編，曹明玉、董昱傑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179（以下隨文注頁碼）。
[26] 加迪斯，《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時殷弘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27] 凱南，《美國與東方》，見凱南，《美國大外交》，雷建鋒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頁53 – 68。
[28] 凱南，《美國大外交》，前揭，米爾斯海默“序言”，頁13 - 14。
[29] 艾澤曼，《美國人的朝鮮戰爭》，陳昱澍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67。
[30] 凱南，《美國大外交》，前揭，米爾斯海默“序言”，頁23。
[31] 凱南，《美國大外交》，前揭，頁31。
[32] 卡普託，《最殘酷的夏天：美國人眼中的越南戰爭》，蔣小虎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
[33]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的戰略》，俞海傑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以下簡稱《和平》，隨文注碼）。
[34] 斯皮克曼，《邊緣地帶論》，林爽喆譯，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4，頁74。1965年的中譯本中也有這句話，比較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論》，劉愈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頁100。
[35] 坦布斯，《豪斯霍弗與太平洋地緣政治》，前揭，頁171。
[36] 愛倫·丘，《俄國曆史地圖解説：一千一百年俄國疆界的變動》，郭聖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齊甘科夫，《俄羅斯與西方：從亞歷山大一世到普京》，關貴海、戴惟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7] 艾利森，《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