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沃爾夫：為何受到操控的資本主義正在破壞自由民主
【文/馬丁·沃爾夫】
“雖然我們每家公司都服務於自己的企業目標，但我們對公司的所有利益攸關方都有一個基本的承諾”（while each of our individual companies serves its own corporate purpose, we share a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all of our stakeholders）——匯聚全球181家最大公司首席執行官的“美國商業圓桌會議”通過這句話宣示他們將放棄“公司存在的價值在於為股東利益服務”（corporations exist principally to serve their shareholders）的傳統觀念。這絕對是一個重大時刻。這個重大時刻到底意味着什麼呢？這個重大時刻應該意味着什麼呢？要想尋得答案，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一定是哪裏出了嚴重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於2019年9月18日刊發評論文章：《為何受到操控的資本主義正在破壞自由民主》
在過去40年裏，尤其是在美國這個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危險三角”狀況的出現：生產率增長放緩、貧富不均加劇以及嚴重金融震盪不斷爆發。正如哈佛大學的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的彼得·奧斯扎格（Peter Orszag）在去年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中所指出的：“從1948年到1973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年均增長3%。在這個增長背景下，96%的美國孩子獲得了比其父母更高的收入。然而從1973年開始，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年均增長率僅為0.4%，這造成了28%的美國孩子的收入比其父母要低”。
**美國經濟的表現為何如此令人失望？答案很大程度上在於“收租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的興起。**在這裏，“租”（rent）的意思是扣除必要的商品、服務、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後所獲得的回報。而“收租資本主義”的存在意味着市場和政治力量允許經濟體系中具備特權的公司或個人能夠從其他人那裏榨取大量的“租”。
然而，這並不能為所有令人失望的狀況提供解釋。正如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言：基礎性創新活動在20世紀中葉之後出現了放緩。科技還造成了社會對大學畢業生的更深依賴，從而推高了他們的相對工資，這能夠為貧富不均加劇提供部分解釋。税前收入位居前1%的美國人的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11%上升到了2014年的20%，然而這並非技術變革所導致。
如果你去一些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聽一聽那裏的政治辯論，你會得出“中國進口商品和低收入移民應該為此負責”的結論。外國人的確是理想的替罪羊。然而貧富不均加劇和生產率增長放緩又該如何解釋呢？把這兩個問題的責任推給外國人顯然是不合適的。
如今每一個西方高收入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都遠非40年前可比。然而西方各國貧富不均的加劇程度卻存在着顯著差異，其結果取決於各國市場經濟制度的表現如何以及各國在國內政策上做出怎樣的選擇。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埃爾哈南·海爾普曼（Elhanan Helpman）曾就這一課題的大量學術論文寫過一篇綜述，他在結尾做出結論：“以對外貿易和外包生產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並不是貧富不均日益加劇的主要原因，對全球許多案例的研究都得出了這一結論”。大量製造業轉移到國外（主要是中國）也許會略微降低高收入經濟體的投資水平，然而這一效應不足以造成生產率增速的顯著下降。與之相反，全球勞動分工的變化會使高收入經濟體更加專注於技術密集型產業，在這類產業裏生產率的增長潛力應該更大。
天真的重商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認為雙邊貿易失衡是美國就業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這位總統堅持認為，是糟糕的貿易協定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確，美國總體上存在貿易逆差而歐盟存在貿易順差，然而兩者的貿易政策卻是非常相似的。因此貿易政策是無法為雙邊貿易的平衡情況給出解釋的；更進一步來説，美國對某一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平衡情況也與美國整體的貿易平衡情況無關，美國整體的貿易平衡情況屬於宏觀經濟範疇。貿易理論和貿易實踐都為上面的論述提供了支持。
無論外國移民帶來的政治和文化衝擊有多麼強烈，其經濟影響其實卻小得多。研究結論告訴我們，外國移民對移民接收國民眾的實際收入和該國財政狀況所產生的影響並不顯著，而且其影響一般都是正面的。
關注貿易和移民問題所帶來的損害雖然可以獲得政治上的回報，然而這樣做卻是錯誤的。與之相比，更加有益的做法其實是對當代“收租資本主義”本身加以審視。金融業在諸多領域扮演着關鍵角色，而自由化的金融業就像癌細胞一樣四處擴散。金融業創造信貸和資金的能力為其自身的活動、收入和虛幻的利潤提供了資金來源。
史蒂芬·切凱蒂（Stephen Cecchetti）和艾尼賽·哈魯比（Enisse Kharroubi）在2015年為國際清算銀行（BIS）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金融行業在發展到某一水平之前對生產率增長是有利的，超出那個水平之後便會成為生產率增長的拖累，快速發展的金融業對總生產率增長是有害的”。當金融行業快速增長的時候，有才華的聰明人湧入了這個行業，他們向外發放貸款，因為貸款都是有抵押的。有才華的人卻進入不事生產的行業，這是一種對優質人力資源的錯配。
正如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他們合寫的《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書中所指出的，信貸的過度增長几乎總是會導致危機的爆發。這就是沒有任何一個現代政府敢於讓由市場驅動的金融產業在毫無監管的情況下運轉的原因。在那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情形下，會出現巨大的獲利空間，金融業者是註定的贏家，而危機也將進一步深化。
此外，金融業還助推了貧富不均的加劇。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托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巴黎經濟學院的阿里爾·雷謝夫（Ariell Reshef）在文章中指出，金融行業專業人士的相對收入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而正是那個時期金融業被解除了管制。據二人推測，“租”（即超出金融業吸引人們進入該行業工作的基本收入水平之外的超額收入）在金融行業專業人士和其他私營部門從業者的收入差距中佔30%-50%的比例。
**自1980年以來金融活動的爆炸式增長並沒有提高生產率的增速。要説有什麼影響，金融活動的這種爆炸式增長反而降低了生產率的增速，在危機爆發之後尤其如此。與此同時，公司管理層的工資水平也出現了爆炸式增長，這可以看成是“抽租”（rent extraction）的一種形式。**研究機構“高收入中心”的創始人德博拉·哈格里弗斯（Deborah Hargreaves）指出：在英國，CEO的平均收入與普通員工的平均收入之比已經從1998年的48:1擴大至2016年的129:1。在美國，這個比值則從1980年的42:1擴大至2017年的347:1。
美國作家亨利·門肯（HL Mencken）曾寫道：“每一個複雜的問題都有一個清晰、簡明然而卻錯誤的答案”。由於公司股價與公司高管個人收入掛鈎，他們在提高公司股價方面有着強烈的動機，他們會通過操縱公司收入或借貸回購股票來達到這個目的。然而這兩種做法對公司價值的提升毫無益處，只有管理層的錢包獲得了好處。此外，還有一個與監管有關的問題會涉及利益衝突——審計部門的獨立性。
總之，管理層個人的利益算計已經對公司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獨立經濟學家安德魯·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在其《生產率與獎金文化》（Productivity and the Bonus Culture）一書中指出，這一切“是以公司投資和長遠的生產率增長為代價的”。
**也許，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在於競爭程度的弱化。**哈佛大學的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的彼得·奧斯扎格（Peter Orszag）指出，有證據顯示，與30或40年前相比，美國的市場集中度出現了上升，進入市場的新公司數量減少，而且新公司在經濟體系中的比例也出現了下降。經合組織和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研究也指出，領先型公司與其他公司在生產率和利潤率方面的差距一直在擴大，這意味着競爭程度的弱化以及壟斷性“租”的增加。此外，受到不同公司僱傭的具有相似技能的員工獲得的待遇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貧富不均的狀況，而且這也可以看成是“抽租”的一種形式。
競爭程度弱化的一個原因在於“贏者通吃”市場的存在——那些明星企業家和他們的公司可以獲得壟斷性的“租”，因為他們能夠以很低的成本向全球市場提供產品和服務。網絡外部性（新經濟中的重要概念，是指連接到一個網絡的價值取決於已經連接到該網絡的其他人的數量。通俗地説，就是每個用户從使用某產品中得到的效用與用户的總數量呈正相關關係——觀察者網注）以及壟斷平台（臉書、谷歌等大公司提供的網絡平台）的零邊際成本就是這方面的鮮明例證。
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在《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強調稱，城市羣的網絡外部性（the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agglomerations）是另一股自然生成的力量。倫敦、紐約和加州灣區等發展成功的都會區都能夠生成強大的閉環反饋機制，從而吸引人才的加入。這讓落後地區的產業和人口陷入不利境地。城市羣也能夠創造“租”，這“租”不僅包括不動產的升值，還包括收入的增長。
壟斷性的“租”不僅是自然生成的、令人憂慮的經濟力量的產物，它還是政策的結果。在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上世紀70年代就提出：“消費者利益”應該被確立為制定反壟斷政策的唯一目的。正如股東利益最大化問題一樣，這種觀點也把高度複雜的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按照伯克教授的説法，只要商品價格維持在低位，壟斷性的大公司便不會再覺得有何不妥，然而大樹還是會擋住小樹苗生長所需要的陽光，那些大公司也會對剛成立的小企業產生同樣的影響。
一些人也許會頗為得意地認為，我們在發達經濟體所看到的壟斷性的“租”不過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讚頌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一種表現而已。然而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創造、破壞或生產率增長等現象並不足以為上述觀點提供令人信服的論據。
尋租（rent-seeking）的一個令人所不齒的地方在於嚴重的避税行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安全、法制、基礎設施、技能良好的勞動力和穩定的社會環境等公共產品使得大公司及其股東們深受其益。然而那些公司還是很容易對税收漏洞加以利用，尤其是那些生產和研發地點難以確定的公司。
公司税收制度的最大挑戰在於税收競爭（指各地區通過競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實施有關税收優惠等途徑吸引其他地區財源流入本地區的政府自利行為——觀察者網注）、税基侵蝕以及利潤的轉移。我們已經在不斷降低的税率中看到了税收競爭；此外，我們還在避税天堂的知識產權申請、為應對在高税率地區的利潤飈升而欠下可減税的債務以及在公司內部操縱轉移價格等現象中看到了税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201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税基侵蝕和利潤轉移使經合組織國家的長期測算年收入損失了4500億美元（佔其GDP的1%），使非經合組織國家的長期測算年收入損失了2000億美元（佔其GDP的1.3%）。在2016年經合組織國家GDP增長率2.9%和美國GDP增長率2%的大背景下，上面的數字可以説是頗為顯著的。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指出，根據美國公司的報告，這些公司在7個避税天堂（百慕大羣島、英屬加勒比地區、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新加坡和瑞士）的利潤是他們在6個大型經濟體（中國、法國、德國、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的利潤的7倍。這是非常荒唐的。特朗普總統進行的税務改革對這一狀況的改善幾乎沒有產生任何作用。當然，從這一漏洞中獲利的可不僅是美國公司。
在上述情況下，**人們不僅在榨取“租”，他們還通過遊説活動製造扭曲和不公平的税收漏洞、反對針對合並、反壟斷、金融不端行為以及對環境和勞動力市場的必要監管在創造“租”。**公司的遊説活動擊敗了普通公民的利益。一些研究報告指出：普通民眾的意願對政策制定者毫無影響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隨着一些西方經濟體在收入分配方面拉美化傾向日益明顯，他們的政治也在變得拉美化。一些新的民粹主義者正在將競爭、監管和税收政策領域的激進而必要的變革納入考慮。與此同時，其他民粹主義者帶着排外的心理繼續推動有利於一小部分精英階層的受到操縱的資本主義。此類行為可能導致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終結。
“美國商業圓桌會議”的成員及其夥伴們需要向自己提出一些嚴峻的問題。他們是對的，最大化股東利益的行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確是值得懷疑的。然而他們在這方面意識的覺醒還只是邁向問題解決的開始，而非終結。他們需要問自己，當他們為自己的工資制定標準時，當他們利用乃至積極主動地創造税收和監管漏洞時，上述意識的覺醒到底意味着什麼呢？
他們尤其需要考慮自己的行為在公共輿論中的影響。為了讓公司治理有一個更完善的法律框架、為了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的建立、為了讓那些受到失控的經濟力量影響的人們能夠擁有一張安全網、為了享有一個良好的局部和全球環境、為了建立能夠回應大多數民眾需求的民主制度，他們到底都做了什麼呢？
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有活力的、每個人都能夠在其中獲得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然而我們所看到的似乎是失穩的“收租資本主義”、弱化的競爭局面、乏力的生產率增長、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以及退化的民主制度。解決上述問題對我們來説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對那些運營着全球最重要大公司的高管們來説更是如此。我們必須改革當下的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行方式，否則這個體系將走向終結。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9年9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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