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農户養豬的合理性在哪？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夏日】

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户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2016年4月，農業農村部發布的《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指明，豬糧安天下，生豬生產是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豬肉是城鄉居民重要的食品。可見，實現小農户與現代養豬業的有機銜接是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

《規劃》進一步提出生產目標：生產保持穩定略增，豬肉保持基本自給；規模化比重穩步提高；規模場户成為生豬養殖主體；規模企業屠宰量佔比不斷提升。效率目標：生豬出欄率，母豬生產效率、勞動生產效率持續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由於受到非洲豬瘟的直接影響，生產目標與效率目標都受到影響，全國存欄生豬數量快速下降，存欄生豬產能不足，生豬出欄率下降，豬肉市場供給出現缺口，進而引發全國生豬價格一路飆升。根據相關數據，從2月的18元/公斤漲到9月的約34元/公斤，同期價格為20元/公斤。其中前四個月，相對穩定，僅上漲3.44元；後三個月上漲13.24元。

2016年，農業部關於印發《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

根據中國養豬網，截止9月14日，全國生豬批發價格均價達到27.87元/公斤，廣東均價32.34元/公斤，惠州市最高達到33.42元/公斤。目前生豬批發價格略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生豬價格早已突破了歷史最高紀錄21元/公斤。由此可知，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養豬業的市場化改革並不是靈丹妙藥。市場化改革更多是依靠大型養豬企業，在推動養豬規模化的同時，也面臨市場失靈的重大風險，極易引起市場恐慌。因此，筆者根據調研的經驗，從一個村莊的養豬業的歷史變遷角度，認識與“三農”相結合的不完全市場化的中小型養豬户與散養户的優勢，從而理解養豬業市場化改革的困境。

一、C村的養豬歷史變遷

C村位於鄂東南A鎮的最西部，與千年古鎮B接壤，南依靠J山，北鄰E湖，一條公路自西向東貫穿C村全境。目前C村約有340户，2300人，長期留守人口1100人，耕地1000多畝。作為A鎮的養豬大村，C村有着悠久的養豬歷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後，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相伴的是養豬業的改變。便於理解，根據養豬類型、養豬主體和養豬規模三個要素把C村的養豬業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以普通農户為主的散養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後，1982年C村分田到户，村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被極大的調動起來，與此同時，以村集體為主的集約養豬模式逐漸淡出村莊的歷史舞台，形成以普通農户為主的散養模式。從養豬主體看，涉及家家户户，幾乎找不到不養豬的現象；從養豬的規模看，並不多，一般養2—3頭。

第二個階段，**以留守農户為主的小型規模養殖模式。**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2000年以來，青壯年農民紛紛外出務工，形成了以“半耕半工”的家計模式。養豬業已發生改變，從養豬模式看，不再是單一的散養模式，而是產生了小型規模養殖模式，當時有2—3家；從養殖主體看，主要是以45—70歲的中老年的留守羣體，家家户户養豬的歷史億不存在；從養殖的規模看，一方面，散養户的養殖規模依舊保持2—3頭，另一方面小型規模養殖規模達到5—8頭，而且其中包括1—2頭母豬，用於豬仔繁殖。

第三個階段，**以中農為主的中型規模養殖模式。**2007年以來，“半耕半工”的家計模式更加凸顯，養豬業也變化，從養豬主體看，存在三種類型：一是散養户。數量進一步減少，只有100户左右；二是小型規模户。數量繼續增多，達到4—5家；三是中型規模户。最開始中型規模户只有2户，一户養殖20多頭，一户養殖40頭。由於豬價低迷以及豬瘟風險等因素，2—3年就退出養殖市場。

2012年，中型規模户達到5家，養殖規模是從最初母豬養殖開始，逐步擴大規模，截止2019年2月份，C村養殖户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中型規模養殖户，總計6户，規模在50—100頭之間的有4户，年齡處於60—70歲；在100—150頭之間的有2户，年齡處於50—60歲之間；二是散養户，總計不超過10户，年齡處於60—70歲，養殖規模在1—2頭。同樣受到非洲豬瘟的影響，C村的養殖户的生豬存欄量迅速下降。

散養户的生豬幾乎全部死亡；中型規模養殖户的存欄生豬為了降低損失，一部分趁非洲豬瘟還未完全蔓延時，在上半年以7.5元/斤的低價通過市場銷售處理；另外的一部分，由於鄉鎮府的要求而活埋。目前中型規模養殖户目前只剩下一家，存欄生豬50頭左右，主要是中號豬；還有一家養殖10幾頭小號豬。雖然存欄生豬基本全部處理，但是養殖户的種豬並沒有賣掉。

綜上所述，本節立足於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大背景下，從養豬類型、養豬主體和養豬規模三個要素描述了C村的養豬業的歷史變遷的三個階段。這種歷史變遷並不是農户被動選擇的過程，而是農户理性選擇的過程，是逐步適應農村實際、農民需要和農業發展的過程。

二、與“三農”相結合的理性養豬模式

農民並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有多少粉做多大的包子；小打鼓，小划船”。C村養豬業的歷史變遷過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理性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降低投入成本，最大化經濟收益；二是降低市場風險，最穩定擴大規模。具體為四個層面：一是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利用；二是實現與農業種植結構與規模有機結合；三是實現與農村住宅格局相互匹配；四是實現與農村豬肉市場有效對接。

從勞動力利用看，其主要是以夫妻為主。種養結合的模式，實現勞動力與養豬業有機結合，勞動力得以充分利用。受到水稻種植技術成熟程度與機械化使用程度兩個因素的影響，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兩者結合的比例是存在差異的。在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更多的侷限於農業生產，以家庭為單位的種養模式更多的是呈現夫妻分工的模式，農業生產更多的是以男勞動力為主；而養豬業更多的是以女勞動力為主。

出生在大巴山貧困農家的胡娟，辭掉高薪工作，離開大城市返鄉創業，她投資200萬元，建起養豬場開始養豬，養豬規模不斷擴大，現在年出欄生豬5000多頭。（@東方IC）

後期由於水稻種植技術成熟化和機械化的普遍使用，農業生產簡單化，一年從事水稻生產時間與管理大大縮短，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農業勞動力去過密化，從數量看，主要通過進城務工被吸納；從質量看，主要轉移到種植與養殖業，如養豬業等。

對於養豬業羣體而言，一部分既保持原有的養殖模式不變，屬於老人養豬；另一方面規模化養殖出現，屬於中農養豬。規模化養豬業成了吸納勞動力的重要的渠道。這時的勞動力呈現的夫妻合作的模式，農業生產與養豬都是夫妻合作的模式。

從具體投入時間看，原來養豬規模小時，婦女主要是負責一日三餐的餵食，一次10分鐘左右；而在規模擴大之後，養豬從副業逐漸成為主業，夫妻合作更明顯，單個人很難完成各項工作，投入時間明顯增多，一個100頭規模的養豬户，一是一日三餐餵食，一餐餵食1個小時左右；二是豬欄衞生打掃沖洗，每次1個小時左右，通常週期是2—4天；三是打疫苗等，一次需要兩個小時，全部打完需要幾天，正常2次/年。

從農業種植結構與規模看，為豬食提供來源。豬食來源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日常生活剩下的殘羹剩飯；二是各類農產品，如玉米、小麥、紅薯、米糠以及豬草等；三是市場飼料，如豆粕、魚粉等。從種類與數量看，在第一階段，主要是以豬草、紅薯和米糠為主，殘羹剩飯為輔。分田到户後，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均一分三分地，户均不超過十畝。從種類看，農業種植主要是種植水稻為主，旱地主要種植玉米、紅薯、小麥、油菜、花生等。

從數量看，其主要是滿足家庭人口的生活需要，而不是用於豬食，因此還需要路邊、湖邊打豬草，用於滿足豬的需要；第二階段，種類上的變化主要是豬草退出豬食行列，從數量上看，隨着養豬規模增大，豬食需要增多，相對應農户土地的自發流轉出現，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用於生產玉米、紅薯、小麥等豬食類農產品，從而實現種植結構和規模的改變；第三階段，養豬的規模更大，由於夫妻兩的勞動力有限，土地種植農產品的種類與數量發生明顯變化。

從種類看，一方面既依靠傳統的豬食類農產品，另一方面增加生豬飼料，如魚飼料、豆粕等，飼料具有市場化的趨勢；從數量看，由於養豬規模進一步擴大，需要耕種更多的豬食類農產品，農户流轉的耕地規模達到15—25畝，如目前有一家中型養豬户，種植12畝玉米， 年均產量650斤/畝，成本投入包括玉米種20元/斤， 60元/畝、肥料140元/畝、耕地120/畝，總計320元/畝。按照市場價玉米1.2元/斤，可節省460元/畝，總計共5520元。

10畝小麥， 年均產量400斤/畝。成本投入涉及麥種13元/斤，40元/畝和肥料100元/畝，收割機120元/畝，總計投入260元/畝。按照市場價，玉米1.2元/斤，可節省220元/畝，總計共2200元。2畝紅薯，4000斤/畝。成本投入主要是肥料80元/畝。按照市場價，紅薯1元/斤，可節省3200元/畝，總計6400元。另外：一是，對於該農户而言，“農業不能算人工投入”；二是由於土地自發流轉，幾乎不存在土地租金等，“我流轉了10畝耕地，完全免費，不然我不要。”

從農村住宅格局看，為養豬提供豬舍。豬舍是養豬的最基本的設施，豬舍的建設主要考慮三個要素：一是豬舍的大小與數量；二是豬舍與住宅的距離；三是豬舍的功能。在不同的階段也是存在差異的，在第一階段，從大小與數量看，豬舍面積一般是10—12個平方米，一家一般只有一個豬舍，正好與養豬的規模相匹配；從與住宅的距離看，豬舍一般建在離住宅20米範圍內，方便於餵食；從豬舍的功能看，其最開始還兼有廁所與雜物間的功能，是多重功能的混合體。

山東省日照市，一家規模化養豬場採用發酵牀養殖技術進行生豬飼養，豬場的技術人員，正在檢測發酵牀温度，觀察生豬生長情況。（@東方IC）

在第二個階段，由於養殖規模的擴大，傳統的豬舍已不能滿足需要，大小上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是數量和功能已需要發生改變，因此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小型規模户就利用80年代建的舊房子與舊廁所，通過簡單的改造與修繕，轉型為豬舍，“我當時只是簡單硬化了一下，花費1萬多元，按照標準化建設，起碼要4萬元”。

在第三個階段，由於在環保的嚴格要求與農户擴大規模的想法的雙重作用下，養豬户在原有設施的基礎上，重新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豬欄的硬化與粉刷、排糞設施完善兩部分，減少重新佔用耕地的浪費，一般100頭左右規模的養豬户，需要投入6—10萬元，如其中一家中型養殖户，於2017年投資8萬元，進行標準化建設，新建了3個大豬欄共12個小豬欄。

從村莊豬肉市場看，以村莊為基礎向外拓展銷售渠道。村莊豬肉市場來源兩個：一是由文化習慣決定的消費；二是日常性消費。在第一個階段，村民有買豬仔的概念，但並沒有賣豬肉的概念。由於生活水平不高，農户養豬主要用於自我消費，這是小農式的自給自足型。這種自我消費更多的是由文化習慣所決定的，如過年過節或紅白喜事等，而日常性消費是很有限的，因此豬肉市場是極其有限。

第二階段，一方面，由文化因素決定的消費繼續擴大；另一方面，日常性生活消費凸顯，豬肉市場得以呈現。與此相對應的是小型規模養殖户出現，對於他們而言，多餘的生豬銷售主要是兩條渠道，一是通過村莊熟人關係進行私下買賣，通常是在屠宰前，無豬或少豬的親戚朋友都會提前預定豬肉，從而使得豬肉能夠很快銷售完；二是通過賣給食品所或屠宰所指定的村莊銷售點，其銷售市場以村莊為基礎，以村民為對象；第三個階段，日常性生活消費進一步擴大，養豬户僅僅依靠私下買賣極其有限，更多的是通過村莊銷售點消費。

按照C村的消費水平，“正常的話，每天都要賣掉100斤，過節過年，一天都要賣掉200—400斤”，另一方面，養豬户會進一步擴大市場，多餘的生豬通過直接賣到鄉鎮食品所或屠宰所，銷售到其他鄉鎮。

綜上所述，**從勞動力、農業種植結構與規模、農村住宅格局和村莊豬肉市場四個方面闡述了中小型規模養殖户存在的合理性與現實性，**即C村的養豬業的生產與銷售過程充分運用和結合農村農業生產生活條件：從橫向靜態視角看，能夠降低養豬的投入成本，主要涉及三個方面：閒散勞動力的充分利用與吸納，從夫妻分工到夫妻合作；豬食的半農業化半市場化，農業規模擴大與市場化進入；基礎設施的半鄉土化與半標準化，土地空間的因地制宜和合理有效使用。因此在勞動力成本上升、飼料市場價格增加和各種基礎設施材料價格提高的趨勢下，農民積極性依舊很高。

從縱向的歷史變遷角度看，能夠降低市場化風險，主要涉及農户養殖規模是逐步擴大的過程，養豬主體由散養户向中型規模户轉變，是根據村民的生活水平程度以及村莊生豬市場的需求量而逐步適應與選擇市場的過程，具有很強的彈性空間，一旦市場飽和，養豬户就會通過限制養豬規模或延長出欄週期。即使在面對非洲豬瘟的影響，農户依然能夠保持積極性“ 等這波瘟疫過去，兩三年內還會繼續養豬”。可見，C村養豬業並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產業，也不是一個完全脱離“三農”的產業。而是一個趨向於市場化過程，同時有機結合“三農”的理性產業。

四、養豬產業市場化改革困境與舉措

八月份以來，生豬和豬肉價格快速上漲，這與全國各地生豬存欄量非常低直接相關，從而出現供小於求，供求矛盾凸顯。而生豬存欄量低是由三個原因引起：一非洲豬瘟是造成存欄量突降的直接原因；二農村生豬禁養是造成存欄量減少的主要原因；三在上述兩個條件的前提下，生豬的生產週期是存欄不足的客觀原因。

總之，這次由非洲豬瘟直接引起的豬肉市場的大幅度波動現象，與養豬產業的市場化改革緊密相關，尤其是採取激進的農村生豬禁養政策，破壞了以C村為代表的農村養豬業作為穩定器的作用。面對生豬與豬肉市場失靈現狀，圍繞着穩定豬價和生豬生產，從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各種措施。

8月2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五項具體措施，其中兩條就是要求各地取消超出法律發的生豬禁養、限養規定；發展規模養殖、支持農户養豬；9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出台《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指出要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增強豬肉供應保障能力，其中提出加快構建現代化養殖體系，要積極帶動中小養豬場（户）發展。

緊接着交通運輸部、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等相關部門緊急出台一系列極具針對性的政策與文件，助力生豬生產與豬價穩定。可見政府意識到市場存在的問題，一方面完善市場，加強各個環節的監管；另一方面賦予農村養豬户生存空間，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發展。作為激進的市場化改革的產物，農村禁養政策是存在問題的：

一是忽視中國的基本實際。根據2018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3953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30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個百分點。由此可知，農村常住人口占6億左右，這些人口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以老年人為主的小農羣體，二是是以中青年為主的中農羣體。

這兩類人羣是農村養豬業的主體，形成了以散養與中小型規模並存的家庭農場養豬模式。根據中投顧問發佈的《2016-2020年中國養豬業深度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預計未來我國養豬產業，大型和超大型養豬企業佔30%，中小型的家庭農場和養豬大户佔70%。實際上，從80年代企業進入養豬業開始，養豬的規模化得以開啓。從人力勞動到機械化養殖，從散養到專業化養殖，生產效率提高，規模化養豬佔比越來越高，其中大型企業生豬出欄逐漸提升。

然而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與實際，與“三農”有機結合的農村養豬業具有相當的合理性與現實性，從而實現小農户與現代養豬業的有機銜接。

河北的一家大型養豬場（@視覺中國）

種養結合的生豬生產模式，既有助於農業去過密化，同時吸納中農羣體。一方面能夠滿足鄉村豬肉市場的需求，使得農村作為豬肉市場穩定器的作用與功能能夠繼續保持，避免出現社會性恐慌；另一方面有助於穩定基層秩序。作為養豬業的中農羣體，通過養殖獲得不低於打工的收入，成為鄉村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從而有助實現鄉村治理的現代化。

二是政策制定過程採取排斥散養與中小型規模養殖。政策更多的作用在於規範與引導，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而不是限制與禁止，從而破壞農户養殖的積極性。

其排斥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惠農政策中更偏向於企業與大型養豬場。惠農政策更多是通過補貼的形式體現。根據《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其補貼政策主要分為五個：良種補貼政策，範圍限定在天津、河北等省以及黑龍江農墾，廣東農墾；調出大縣獎勵政策，範圍更是限定符合中央標準的調出大縣；標準化養殖項目，範圍限定生豬主產區；生豬育種補貼，範圍是國家核心育種場；生豬養殖保險政策，沒有具體限定。

即使在具體補貼上，逐步從能繁母豬300頭以上或生豬存欄500頭以上的規模場、散養户等傾斜，但數量有限，主要是疫苗補貼，養豬良種補貼、生豬撲殺補償，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等底線補貼，而相關的貸款、獎勵、保險等方面幾乎處於空白，即使政策有，也沒有相關的動力基礎。可見中小型養豬場和養豬大户的劣勢地位，其發展更多的依賴自身的資金與資源、依賴自身創造市場，“我們規模小，補貼少，貸款也比較難，銀行不願意貸”。

二是農村禁養政策強制推行。通過環保、強制升級等政策形式，甚至部分地區限制養豬業的情況，如某省某市共劃定148個禁養區，總面積2211．8平方公里。畜禽養殖禁養區內共計劃關閉搬遷規模養殖場區126家、養殖專業户969家，已關閉搬遷養殖場120家、專業户938家，完成任務進度的96.6％。這種以行政主導的方式，是激進的，不合理的。

一方面極大的增加養豬户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無形中的擴大市場風險。農民的理性受到抑制，主體性未得到尊重，嚴重打擊養豬的積極性。從目前看，農村養豬業雖然存在專業化不足，環境污染、病害傳播等問題，然而政策並不在禁止，而是引導轉型升級，從而能夠符合中國目前發展的生豬與豬肉需求和食品安全。

綜上所述，生豬與豬肉市場的劇烈波動給予我們的啓示：只有結合中國基本實際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合理的政策，才能真正的推動養豬業的轉型升級，否則不僅會造成養豬市場的動盪，且會影響社會穩定。忽視中國基本實際，是違背中國發展基本前提的，違背中國“穩中有進”的發展基調。

對於養豬業而言，脱離“三農”實際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危害中國長遠發展目標；另一方面採取激進的措施，揠苗助長，極易消解了中國農村養豬業作為中國養豬業現代化的穩定器的作用，不利於中國發展的現實需要和食品安全需求。

總之中國養豬業的發展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專業化、規模化與機械化的現代化道路，既需要政府的長期規劃與有效引導，也需要市場客觀需要，同時也要尊重農户的理性選擇和主動適應。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