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路德里克：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會為全世界帶來麻煩

【文/丹尼·路德里克】每年秋季開學的時候，我都會拿這樣一個問題來問我的學生們：富國的窮人和窮國的富人，大家覺得哪一個生活得更好呢？這個問題通常會引發大量沒有結果的討論。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設計得結構更為明晰、考慮範圍更有限度，因此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有明確的答案。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丹尼·路德里克2019年9月12日在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網站刊發評論文章：《為何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會為全世界帶來麻煩》

讓我們把關注點限定在收入上。我們假設人們只關心他們自己的消費水平（不考慮不平等和其他社會條件）。佔收入分配前5%和後5%的被定義為“富人”和“窮人”。在一個典型的富裕國家，最貧窮的5%的人口收入約佔國民總收入的1%（對於貧窮的國家來説，這個比例要小得多），而最富裕的5%人口能夠獲得國民總收入的25%，這聽起來並不是太離譜。

類似地，我們把“富國”和“窮國”定義為所有國家中按人均收入排名前5%和後5%的國家。在典型的貧窮國家（如利比里亞或尼日爾），人均年收入大約是1000美元；而在典型的富裕國家（如瑞士或挪威），人均年收入則高達6.5萬美元（這些收入數字是根據生活成本和購買力差異進行過調整的，因此可以直接進行比較）。

現在，我們可以計算出貧窮國家的富人收入為5000美元（1000美元×0.25 x 20），而富裕國家的窮人收入為13000美元（65000美元×0.01 x 20）。以物質生活水平來衡量的話，一個富裕國家的窮人的收入是一個貧窮國家的富人的兩倍多。

這個結果讓我的學生們感到驚訝，因為這與他們中大多數人想象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當他們想象貧窮國家的富人時，他們想到的是那些擁有大量僕人、收藏多輛高級汽車、住在大宅裏的富豪們。儘管這樣的人確實存在，但在非常貧窮的國家的最富有的那5%人裏面，最有代表性的很可能只是一名政府中層官員。

我們做這種比較更大的意義在於，相對於各國內部的不平等，它強調了各國之間收入差異的重要性。在現代經濟增長之初，在工業革命之前，全球不平等幾乎完全源於各國內部的不平等。歐洲和世界較貧窮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

但是，隨着19世紀西方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在工業化的核心國家和生產初級產品的邊緣國家之間出現了“大分化”。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構成了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有兩種趨勢開始改變這一狀況：首先，在中國的帶動下，許多落後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明顯超過富裕國家。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比歐洲和北美的居民致富的速度更快；其次，許多發達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開始加劇，尤其是那些勞動力市場監管較少、社會保障體系薄弱的經濟體。比如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至於人們如今已經不再能確定美國“窮人”的生活水平是否還高於最貧窮國家“富人”的生活水平了（此處“富人”和“窮人”的定義與前述一致）。

從全球總體不平等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趨勢是朝着相互抵消的方向發展的：前者減少了不平等，而後者增加了不平等。但兩者都增加了各國國內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的份額，這改變了自19世紀以來一直存在的趨勢。

由於缺乏完整的數據，我們還無法確定當今世界經濟中，國家內部不平等和國家之間不平等各自所佔的份額。但巴黎經濟學院的盧卡斯·尚塞爾（Lucas Chancel）在一篇基於世界不平等數據庫寫作的未發表的論文中估計，目前多達四分之三的全球不平等可能是由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造成的。另外兩位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從歷史角度進行的分析也表明：自19世紀末以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從未像今天這般嚴重。

如果上述分析正確的話，這表明世界經濟已經越過了一條紅線，這要求我們重新排定政策的優先順序。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一直在告訴全世界，減少全球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快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

富裕國家的全球化精英們（通常是有錢人和有專業技能的人）往往會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那些抱怨國內不平等的人所表達的憂慮不以為然。然而富裕國家的社會公平目標與貧窮國家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整個西方的興起。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之間貿易活動的增加也加劇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以外的地方，提高收入的最好辦法很可能就是讓大量工人從貧窮國家湧入富裕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然而這對那些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也較低的富裕國家的工人們來説並不是個好消息。

因此，發達經濟體強調國內公平的政策不一定會對全球貧困人口造成傷害，即便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也是如此。旨在提高底層勞動力收入、減少經濟不安全因素的經濟政策，既有利於國內公平，也有利於維護健康的世界經濟，進而也可以為貧窮經濟體提供發展的機會。

（觀察者網李翠萍譯自2019年9月12日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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