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啓宗談香港之三：從迴歸第一天起，在港敵對勢力就瞄準了北京
【大紫荊勳賢陳啓宗先生是香港恆隆集團董事長，他活躍於中國內地、香港以及美國的政商學三界，擔任着亞洲協會榮休主席及其香港中心主席，美國外交協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國百人會成員，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香港發展論壇召集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副會長等社團職務，並於今年1月獲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首次頒發的“外交之友”稱號。他曾經出任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亦曾擔任世界經濟論壇董事會成員，為該機構董事會第一位華人成員。
幾個月來，香港圍繞修訂逃犯條例出現的風波已經完全變質。暴力活動成為常態並持續升級，影響惡劣、波及面廣，嚴重動搖法治權威。當下應如何止暴制亂，如何為香港青年廓清迷思、指點未來？帶着這樣的問題，觀察者網總編前往香港，在恆隆集團總部採訪了陳啓宗先生。採訪文稿經整理分為三部分，本次刊登的是第三部分。】
香港恆隆集團董事長陳啓宗9月4日在香港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觀察者網：8月13號的時候，你參加香港地產商在報紙上發聲，這是香港本地對激進暴力示威的重要反應。你當時是怎麼考慮的？
陳啓宗：老實説沒怎麼考慮，該做的事就做，需要什麼考慮？你可能不清楚，香港人給英國人搞到了完全沒有政治意識的地步，所以對政治的事非常不瞭解——包括最大的地產商。所以香港人一般來説政治上都極度幼稚，不同於在別的地方長大的人，比如説中國內地長大的人對政治很敏感，在美國長大也是這樣。但香港有一幫人完全沒有政治方面的認知。
觀察者網：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你認識的李世默先生在TED上做過一個演講，叫做“元敍事的終結”，就是冷戰時期有兩種元敍事，後來講西式普世價值、普選、人權的贏了。但香港很特殊，冷戰時沒有經歷過這兩個東西。所以你剛才説香港本地老百姓不政治化，那麼現在開始變得政治化，是不是有人刻意要“補課”的意思？抗議者的五大訴求與百姓民生的需要並不匹配，他們面臨的民生問題與他們在街上喊出來的口號是兩回事。對此你怎麼解讀？
陳啓宗：怎麼解釋呢？第一，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跟內地人不一樣，有新中國成立時跑下來的，有“三反五反”時跑下來的，有大饑荒時跑下來的，有文革跑下來的，有學潮時跑下來的，所以這些人自然對北京方面存有戒心甚至敵意，他們使香港人的“政治基因”變得跟內地老百姓相當不一樣。
第二，英國人也是真厲害，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在香港迴歸之前的幾十年裏，特別是60年代中期之後——因為那時發生了兩件事，一個是銀行擠兑，一個是受文革影響而發生的六七暴動——促使英國人培養出一種世界少見的人，即完全沒有國家觀念且完全沒有政治意識的人。
50年代有國家觀念的香港人跑去台灣，就成了跟台灣勾結；70年代特別80年代之後，有國家觀念的香港人就被香港當局視為勾結北京；港英政府也怕香港人在國家觀念上認同英國，所以絕對不承認你是英國人，不讓你移民去英國，可見他們對國家觀念極度敏感，所以他們就徹底抹殺香港人的國家觀念，用經濟來麻醉香港人。
這樣做也有些好處，就是讓大家都不講政治，去發展經濟，所以經濟比較容易起來。社會上大量優秀的、有頭腦的人都湧向商界，商業氣氛自然就濃厚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也就製造出來一幫全沒有政治意識，甚至可以説對政治完全無知的人。港英治下的香港不容許你講政治，更不容許你講國與國之間的大政治。
1997年迴歸之後，要港人治港，才開始有政黨，開始有地方政治，可香港人對國與國之間的大政治仍然很無知，因為他們完全沒受過這方面的培養。內地的朋友們很有國家觀念，對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很關心，他們的問題可能在於只看到一面，比較不容易客觀看待國際問題。但香港人是主觀客觀都沒有，對大政治一竅不通。自從迴歸以來，香港從來沒有對英國殖民統治進行過認真的反思和討論，沒有對英國人做的好事壞事進行客觀評價。當然，進行這樣的討論並非易事，但總之香港社會就是沒有對此進行大辯論。再加上外國某些人把香港看作棋子，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在中美大格局變化的背景下，香港更變成一個小兵小卒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跟內地“政治基因”不同的人、別有用心的人、背後得到國際勢力支持的人，毒害了香港的年輕人。迴歸至今22年了，現在上街的好多年輕人甚至不到22歲，哪怕那些30歲左右的，當初也不過8歲，他們對北京能有什麼認識？北京沒有對你不好吧？這30年來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嗎？沒有嘛！所以我説香港問題是政治問題，就這個原因。那些反北京的人控制了教育界。現在上街的這些孩子們二十多年來讀的書、受的教育，都是所謂的泛民派寫出來的東西。你説他們會有怎樣的政治意識，會形成怎樣的政治生態？學校要推行國民教育，香港人不接受，為什麼不接受？政治原因。
觀察者網：現在特區政府已經伸出了橄欖枝，願意對話，但似乎對話一直對不起來，還可能有什麼妥協的方式嗎？如何達成和解？在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民生訴求很強烈，政府做出一些妥協就可以達成一定程度的和解。香港反對派似乎不接受妥協，為何？
陳啓宗：1997年迴歸之後，香港算是有了本地的政黨政治，從第一天就開始政治鬥爭，注意斗的是政治而不是經濟。而且香港的事還牽涉到一些外國勢力，香港不過是一枚地緣政治的棋子，一個小卒而已。外國勢力為什麼利用香港啊，還不是為了攻擊中國。正如香港反對派不是衝着香港政府，而是衝着北京。從1997年7月1日開始，他們反對的就不是香港政府而是中央政府，説白了就是反共。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內地是敵對的，你説這不是政治是什麼？政治鬥爭有妥協的嗎？怎麼妥協？
以往在反對派的壓力面前，我們有的政府官員，甚至北京，是你推我就退，你再推我又退，退到最後一步你説不要推了，我自刎。那下次他們不推你才奇怪了咧。1997年的時候甚至迴歸之後的前十年，你這樣做我可以理解，畢竟中國當時的綜合國力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世界格局也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別。那時候中央政府對香港高度包容，甚至把官員撤回去，認為既然港人治港了，那麼不管就是管好。當時這也算是沒辦法的辦法，不過可能真的有人錯誤地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反正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如此。
但香港迴歸20多年了，我們還是沒有汲取教訓。為什麼這麼説？港英時期香港人從來沒有治理過香港，迴歸後要港人治港了你怎麼治？特區首席行政長官雖然職位裏有行政二字，但這不僅是一個行政位置，它需要懂政治、會搞政治的人。把公務員放到最需要講政治的位置是荒謬得不能再荒謬的一件事。香港人本來就國家觀念淡薄，其中最沒有國家觀念的就是香港的公務員，在殖民統治時期他們是最不可以有政治意識的羣體。1997年的時候有人跟我説，公務員可以被看作香港最大的政黨。我心想你這是開玩笑呢。
特首這個職位不説別的，光代表中央在港主權這一件事，本身就是高度講政治的。港英時期的港督也是個講政治的職位，從來都是這樣。不過也算英國人本領大，竟然能把香港人與政治完全隔絕開來，直到1997年之後才讓這股政治力量釋放出來。昨天晚上新加坡學者馬凱碩跟我説，英國在殖民地都是這樣，把政治鎖得死死的，臨走之前特意打開門放它出來。那是英國人有意留給你的。
1997年三四月份，董建華先生去新加坡找李光耀談，李光耀跟他説英國人留了好多地雷，你要小心。李是在政治鬥爭中長大的，跟英國人明爭暗鬥這麼久，我們香港人哪裏懂這些？所以我們當初對特區行政長官這個位置的理解本身就是錯誤的。
在這件事上，中央政府第一低估了英國人；第二，高估了自己；第三，高估了在前線的香港人，根本不知道香港人是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政治意識的。
好多年前，我曾經跟某位國家領導人説過，共產黨是統戰高手，周恩來總理是統戰高手，但他要是看到1997年之後在香港的統戰工作，簡直死不瞑目，因為完全一塌糊塗。那位國家領導人立刻轉身對負責統戰的人説，“我早就告訴過你們，統戰工作要越做越開，你們是越做越窄。”所以最高領導層是意識到問題的，但下面的人在操作層面上問題很大。我提個簡單的問題，在香港的愛國愛港陣營裏，有誰受到香港老百姓的普遍尊敬？沒有。22年了，一整代人了你做了什麼事？馬凱碩問，香港特區政府有培養政治人才嗎？我説香港人連政治意識都沒有，何來政治人才？
觀察者網：有很多香港演藝界的明星發出一些愛國愛港的聲音，更多是出於市場的需要，還是他們真的有這個政治覺悟？
陳啓宗：那些人我不懂。但不論他們怎麼表態都不重要，因為在商言商，電影明星要在內地賣片子，當然要愛國。真正重要的是香港社會所謂的精英階層，那些會思考問題、會寫文章的有幾個屬於愛國愛港陣營？難得一兩個。我們沒有培養愛國愛港的政治人才，香港為數不多的政治人才去了反對派陣營。當然我也知道，反對是容易的，正面去建設是比較難的，因為你一跟政府拉上關係，凡事都要合法的去做，反對派敢在背後做不合法的事，而且做了很多。
觀察者網：香港這次動亂是由“反修例”這件事情鬧起來的。依您看這是個偶然事件，還是一件遲早要來的事？
陳啓宗：這裏有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治理香港的問題上不能犯基本性的錯誤。要是沒犯這樣的錯誤，那麼這件事可能是偶然的；但以往20多年犯了不少基本性錯誤，那麼這場風波就遲早會發生。
觀察者網：那麼現在你覺得如果要亡羊補牢，應該從哪裏着手？
陳啓宗：哪裏着手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説怎麼做是對的，怎麼做是錯的。我可能有點阿Q精神吧，我覺得有三個可能發生的好事，最少是壞事變好事。第一現在是買房子的好機會，道理很簡單，香港不會陸沉，一國兩制也不會消失。內地有十四億同胞，有錢人多的是，中產階級三億人，要是有1%來香港買房子，那就是300萬人，香港有多少房子給別人買？這當然是半開玩笑，不是在解決問題。第二就是迴歸基本法。以往這20多年，好多做法都違背了《基本法》的原意。比如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現在應該藉着這個機會正本清源，迴歸《基本法》，一切照章辦事，把以往歪掉的東西，照着《基本法》修正回來。第三點就是叫北京對香港事務及香港人看得更清楚。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