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一談中國問題，德國人就暴露了自己思維的簡單和雙標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岡特·舒赫】
自2019年3月香港出現抗議活動以來，香港局勢經常登上德國主流媒體的頭條位置，9月初默克爾總理訪問北京期間尤其如此。
·德國人過度簡化的世界觀
在啓程赴中國訪問之前，默克爾已受到德國社會上一些聲音的敦促：一定要跟中國人談人權問題，可以談新疆問題、西藏問題，當然，也可以談香港問題。德國輿論希望默克爾在北京談人權問題，這説明德國社會里有很多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過度簡化的：中國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中國有許多人正在為自己的自由權利而鬥爭。
今年9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應李克強總理邀請，訪問中國（圖/中國政府網）
今天的大多數德國人都對威權主義國家有一種厭惡心理，因為德國在歷史上曾有過類似的經歷——第三帝國時期、東德共產主義時期，甚至遠在這些之前德國還曾擁有過君主政體。因此，德國人表現出今天這樣的態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這種過度簡化的世界觀裏，所有事物非黑即白，人們認為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種世界觀也許令他們感到十分舒適，不過它卻經常是錯誤的。事實上，歷史很少以那麼簡單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純粹的好人或純粹的壞人都是不存在的。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着很多複雜的理想，初衷良好，卻經常無法收穫好的結果；有時候那些理想能成功變為現實，有時候甚至會產生完全相反的作用，在這其中還摻雜着人類的許多難以言説的動機和慾望。
如果當初的冷戰變為熱戰的話，德國便是戰場，西德人明確地選擇了自己的陣營。前蘇聯的解體以及與經濟落後的東德的統一讓大多數西德人深信自己選擇的正確性。
然而，這並非事情的全部。
最近由德國Otto-Brenner基金會對1989年兩德統一後出生的18-29歲德國人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26%的東部人和23%的西部人認為德國需要“一位不必太過在意議會和大選的強勢領導人”。此外，有不到一半的人“強烈不贊同這一觀點”。19%的東部人和12%的西部人不認為“民主是最佳的國家運行方式”。最近兩個州的選舉結果以及對普京的普遍同情也支持了上述觀點，極端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因此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德國選擇黨（Af’D）標誌
·德國人並不真正關心香港人的訴求
為了探究事物的真相併得出客觀的結論，德國人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然而極少有德國人研究過亞洲的歷史，在我們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教育體系裏，東方的歷史文化幾乎沒有位置。有太多德國人堅持一種非常簡單的看法：因為中國不實行我們的民主制度，所以中國是一個邪惡的國家；任何與中國對抗的人都是正義的，都應該獲得我們的支持。那些處於弱勢的香港學生（比如黃之鋒）能夠以“大衞對抗歌利亞”的形象輕易獲得德國輿論的同情，無論其具體目的是什麼。
德國人在香港問題上的公開討論並不是圍繞問題的根源或香港抗議示威者的真正訴求來展開的，他們也不關心哪一方是對的哪一方是錯的、不關心警方更加暴力還是示威者更加暴力或者到底是誰先挑起了暴力衝突。
德國輿論所討論的內容是“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領袖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願意站出來對中國政府施壓”。如果德國政經領袖們不願站出來，那麼輿論就會譴責他們是懦夫，譴責他們眼裏只有經濟利益，譴責他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如果他們果真勇於站出來，那麼又會有人指責他們如此不切實際的行為會危及德國的就業機會。當然，德國的輿論目前大多屬於前者。
德國政客不得不在各種選項之間做出抉擇，他們很清楚公共輿論在香港問題上的情緒將對他們未來的選舉造成影響。此外，他們還知道德國國內的經濟形勢比任何單一事件對選舉的影響都要大，房價問題、環境問題、移民問題、公共安全問題等都要比在國外推動民主進程重要得多。
那些典型的反對派政客在批評默克爾時顯得更加無所顧忌，比如自由民主黨領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此人在赴北京前曾到訪香港與示威者對話，他還與黃之鋒見過面。克里斯蒂安·林德納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他肩上還沒有責任，他還不需要在諸多問題上做出平衡。這樣的人目前關心的只是他們在公眾眼中的形象。
在北京期間，默克爾女士用外交語言表示，當前的重點是必須停止暴力、恢復和平局面，這樣的表態是四平八穩的，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德國國內，沒有人會提出異議。不過她並沒有主動提出會見黃之鋒，這也在德國國內引發了一些批評。而黃之鋒則表示，自己可以去柏林與德國政界人士見面。就在這時，在德國最具人氣的小報《圖片報》邀請黃之鋒訪問柏林。
《圖片報》的這個動作意義重大，因為它是德國輿論最重要的風向標。雖然很多人都看不起《圖片報》的編輯質量，可是大多數德國政客都是該報的讀者，原因是德國政客們都希望通過這家媒體瞭解普通德國人對時事的看法。《圖片報》在理解和表達德國人的內心世界時具有超凡的能力，無論這家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是好是壞，它在普通德國人中間的確深受歡迎。
《圖片報》的邀請給了黃之鋒極大的媒體曝光度，《圖片報》甚至還在德國國會大廈的屋頂陽台上舉行了一場慶祝會。黃之鋒在那裏與德國外長和其他幾位國會成員進行了簡短的會面。
黃之鋒與德國外長馬斯（圖/港媒）
這次非官方的會面是公開進行的，這也招致了中國駐德大使的批評。他指出，那些德國政客會見香港暴亂煽動者不過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而德國外長海科·馬斯則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德國政界人士有權利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會見任何人。的確，德國曾款待過達賴喇嘛，還曾給予一些人政治庇護。不過中國駐德大使的話也不無道理。
德國政治家們小心謹慎地在媒體上露面以圖獲得支持者選票的同時，不應做出損害與中國領導人之間互信關係的事情，哪怕造成極微小的負面影響也是不應該的。這就是外交，這是電視屏幕上不會出現的內容，也是不會向德國公眾展示的內容。
黃之鋒甚至還受邀在德國政府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記者講話，這是一個官方的正式場合，德國國有電視媒體在黃金時間播放了對黃之鋒的專訪。不過，在德國，那些媒體所播放的內容以及其中的立場基本上都是獨立的，與政府沒有關係。在上述場合，黃之鋒要求歐盟在歐中貿易談判期間對中國施加政治和經濟壓力，並希望歐洲停止向香港出口警用裝備。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在德國享有高度聲譽的《明鏡週刊》採訪時，黃之鋒坦言：
“我並不認為示威者們做得太過分。即便我不是100%贊同他們的每一個行為，不過我理解他們內心的不滿和憤怒。已經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了街頭，如果這發生在德國，德國總理恐怕已經下台三次了。這説明，僅僅靠和平示威是不夠的”。
黃之鋒這是在公開表示：暴力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明鏡週刊》把這一點放在了訪談的標題裏，不過整個報道的基調對黃之鋒還是非常友好的。
德國媒體在報道香港局勢時的確對兩方面進行了兼顧：警方用水炮車、警棍、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來對付示威者，而示威者用鐵棍、石塊和汽油彈來對付警方，他們還破壞了公共建築等基礎設施並點燃了路障。不過德國媒體的報道給人留下的印象是，香港警方使用了過度的暴力來對付和平示威者，而一小部分示威者也做得有些過頭。
德國媒體將黃之鋒等領導人稱為“活動家”，這是一個帶有褒義色彩的詞：“活動家”們的行為也許會引發一些不滿，但他們所堅持的價值觀卻是正義的。綠色和平組織成員或瑞典環保少女鬥士桑伯格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不過他們都是帶着正義的目的去做的。
德國媒體對香港示威者的行為動機是帶有“敬意”的，他們把香港問題簡化成了《逃犯條例》修訂和“雙普選”。這已經超出了大多數德國讀者關心的範圍。對於大多數德國人來説，知道香港年輕人是在“為民主權利而鬥爭”，這就足夠了。至於香港年輕人的其他想法，德國人大多是不太關心的。
德國人不瞭解香港年輕人嚴峻的就業形勢，也不瞭解他們在面對難以承受的房價時內心的絕望（在德國我們也有此類問題，不過就德國人的購買力來説，德國普通人的收入與房租或房價之比還沒有香港那麼誇張。我記得法國的“黃馬甲”運動也把“購買力”問題確立為他們的核心訴求）。德國人從未聽過香港人沮喪地訴説，由於中國內地的不斷崛起，香港在中國曾經高高在上的地位這些年一路下滑。其實，考慮到（相對於中國經濟迅猛增長）西方停滯的經濟局面，我們也應該理解這一點。
·自稱開放民主，其實並不尊重其他國家做出不同選擇的權利
中國政府希望盡一切可能避免對香港局勢進行干預，可是我們德國社會對此並沒有表達出任何敬意。德國輿論從未關注香港的歷史。在德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香港是如何落入英國人之手的？英國是在鴉片戰爭中通過軍事佔領獲得香港島的，此後又逼迫中國的清政府簽訂了新界地區的租約。中國遵守了那份被迫簽訂的99年租約，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又為何願意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並承諾50年不變？
西德“拿回”了東德，兩者並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合併在一起的，東德不過是以東部一些州的身份加入了西德。德國並未起草新的憲法，而制定新憲法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是德國人的願望。我們也從未討論過兩德統一之後50年過渡期是什麼樣子（如果過渡期有50年的話，我們已經走過一半了）。當初東德一夜之間併入西德真的是一個完美的方案嗎？
如果説一個德國人希望生活在一個西方式的開放民主社會的話，那麼我們也應該尊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生活在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之下的願望。我們這些自稱開放民主的西方國家，其實並不尊重其他國家做出不同選擇的權利。
比如説，我們為“阿拉伯之春”進行慶祝，因為那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那樣的埃及暴君。可是在隨後進行的選舉中，令我們感到恐懼的是，埃及人通過民主方式選出了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穆爾西做總統。德國《圖片報》為自己的報道取了這樣一個標題：埃及人是否已足夠成熟到接受民主制度呢？
我們是支持埃及人民獲得自由的，可是看起來這種自由僅限於我們所希望他們獲得的那種自由。這很虛偽，而且這種虛偽不僅限於《圖片報》及其讀者——當通過民主方式成立的埃及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時，西方卻對這一政變持歡迎的態度。
“阿拉伯之春”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從未討論過的問題：對於香港來説，除了“一國兩制”，還有其他解決方案嗎？若是在其他國家的問題上，我們馬上便會脱口而出“一個國家的領土完整不容破壞”。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或巴斯克地區、法國的科西嘉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區的獨立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此外我們也不支持克里米亞人的獨立公投。我們把科西嘉或巴克斯地區的獨立派人士打上“恐怖分子”的標籤。
如果環保主義活動分子試圖癱瘓倫敦希思羅機場，他們還沒到達機場在半路就應該已經被逮捕了。可是在香港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所討論不是是否應該支持黃之鋒，而是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以及怎樣支持他。原因何在？我想唯一的解釋就在於中國所施行的社會制度是我們所不接納的。
沒有人認為中國會改變自己的政治制度去迎合700萬香港人，中國也不可能放棄香港這片領土。如果我們德國人希望全世界尊重我們做出自由選擇的權利，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接受中國人有選擇自己社會制度的權利呢？
出於某種原因，西方人一直以來都堅信自己有義務去“幫助”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西方人認為自己的觀念是優越的，無論其他國家的人民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正如同北美印第安人不願意接受基督信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西方的民主制度。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想在德國宣傳自己的理想，德國社會不會提供任何平台。相反，我們會把與德國體制相沖突的任何政治宣傳視為非法。
即便大多數德國人強烈相信民主制度是所有的壞制度裏面相對來説最不壞的，他們也應該永遠保持警惕。鐵托的離去給前南斯拉夫帶來了可怕的內戰甚至是種族清洗；薩達姆政權的倒台並沒有如美國人想象的那樣為伊拉克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利比亞和敍利亞是兩個正在發生的例子，政權更迭也並沒有讓兩個國家變得更好。
德國人大多對中國的歷史不甚瞭解，他們並不明白穩定對當代中國來説意味着什麼。太平天國運動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位居一戰和二戰之間，德國人對此一無所知，更不必説中國歷史上發生的其他政治、經濟或宗教叛亂和內戰了，那些事件都給中國造成了難以想象的人間苦難。社會穩定遭到破壞將給中國帶來嚴重風險，這是不應被低估或遺忘的。
如今，德國人和他們的代表大都呼籲香港能停止暴力，這一呼籲是指向雙方的：他們希望香港抗議者停止暴力，他們也敦促中國能尊重1997年香港迴歸時與英國簽訂的協議。任何一個嚴肅的德國時事評論家都不會認為除了做出和平呼籲，德國人還能做任何其他能產生正面意義的事情。
高舉美國國旗也好，向特朗普總統發出呼籲也好，發動革命謀求獨立也好，這些在德國都是不會獲得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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