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新中國是如何“另起爐灶”搞外交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洪君】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70年來，新中國外交如同其他各項事業一樣，創造出大量感人肺譜的光輝業績，譜寫出無數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而所有這一切，撫今追昔，都源於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源於他所制定的 “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一邊倒”三大原則，源於周恩來為代表的新中國外交家們披肝瀝膽、開拓創新、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豐富實踐。

（一）毛澤東為新中國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即已面臨內政外交何去何從的歷史性選擇。回首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百餘年弱國無外交的屈辱歷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傑出代表，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原則和立場，即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

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建立新中國的宏圖偉業已經提上中國共產黨人的議事日程。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週年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他在文中明確指出，歷史經驗表明，未來的中國將外交方面只能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方針，新中國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支持，只能面向社會主義國家，其他道路是沒有的。在謀劃建立新中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又進一步表示：“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未來的中國政府，願意同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問題”“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揭開了新中國新外交的華美篇章。當天下午3時，新中國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開國大典之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立即簽發了第一份外交公函，送達各國原駐華機構外交代表，其中包括蘇聯原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此公函要求他們將毛澤東主席的建國公告轉告本國政府。次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致函周恩來，告知蘇聯政府承認新中國並決定與中國建交。斯大林領導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新中國並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10月3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函告蘇方，中方同意兩國建交。蘇聯則通知中方，任命原駐華大使羅申為駐新中國大使。4日，已在莫斯科的戈寶權為任命為中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5日，中蘇雙方宣佈駐對方大使人選。蘇方再次確認羅申為駐新中國大使，中方確認王稼祥為新中國駐蘇大使。

中方之所以“確認”王稼祥為新中國駐蘇大使，是因為早在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時，中蘇兩黨已經就此形成共識。10月20日，新中國成立後僅20天，王稼祥乘火車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履新。周恩來等人親自到車站送行。

當時，新中國還來不及為自己的外交官制作護照，王稼祥是帶着剛剛組建的新中國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閻寶航聯署的“證明信”上路的。“證明信”請蘇聯沿途關卡對王稼祥大使一行給予必要的外交禮遇。此外，王稼祥還隨身攜帶了毛澤東致斯大林的介紹信，説明他同時也是中共中央駐蘇聯共產黨的全權代表。因此，王家祥到任後，除了按國際慣例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遞交毛澤東、周恩來聯署的新中國第一號國書外，還向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呈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王稼祥不僅是新中國駐蘇大使，同時也是新中國外交部主管東歐事務的副部長，並且還是中國共產黨駐蘇聯共產黨全權代表。中國駐東歐各國家大使，也都是以雙重身份開展工作的。新中國外交這一特殊情況，過去鮮為人知，如同新中國成立之前劉少奇秘密訪蘇，就如何建立新政權等事與蘇聯領導人交換意見而鮮為人知一樣。

1949年，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在駐蘇使館辦公

（二）遴選老革命家與軍隊將領出任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

由於蘇聯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當時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擁有很大影響。蘇中建交後，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東德）、阿爾巴尼亞以及亞洲的朝鮮、蒙古等國迅速跟進。印度緬甸等周邊國家、北歐的瑞典瑞士等非社會主義國家，也很快承認新中國並與新中國建交。就連英國與荷蘭，也很快與新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也很快承認了新中國，但考慮蘇聯與南斯拉夫當時嚴重對立，中南兩國未能立即建交。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因雙方均有外交官不足之感，直到1954年才正式互派大使。

毛澤東所制定的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初戰告捷。新中國迅速突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外交孤立和封鎖，成功地邁出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步。這時，一項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務，即緊急遴選新中國駐外大使的工作，刻不容緩地擺在了中央人民政府面前。考慮到當時國際關係的複雜性，特別是舊政權駐外大使不可能服務於新政權這一實際情況，中央根據毛澤東關於新中國外交“另起爐灶”的指示精神，從部隊中迅速調集一批高級將領，出任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他們是：

彭明治，時任第四野戰軍第13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同時兼南寧警備司令員，出任駐波蘭大使；

曹仁祥，時任第四野戰軍副參謀長，出任駐保加利亞大使；

黃鎮，時任軍區政委、軍委總政治部第一室主任，出任駐匈牙利大使；

王幼平，曾任軍區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第15軍副政委、第五兵團政治部主任，出任駐羅馬尼亞大使；

姬鵬飛，曾任蘇中軍區政委、華東野戰軍蘇北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出任駐東德外交代表，後改任駐東德大使；

譚希林，曾任32軍軍長、山東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青島警備司令，出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倪志亮，曾任東北軍政大學、中南軍政大學副校長、武漢警備區司令員，出任駐朝鮮大使；

羅貴波，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出任中共中央駐越南共產黨聯絡代表兼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顧問，後為新中國駐越南大使；

袁仲賢，曾任第三野戰軍八兵團政委、三野參謀長兼華東軍區代參謀長、南京警備區司令兼政委，出任中國駐印度大使，後兼任駐尼泊爾大使；

韓念龍，時任第三野戰軍33軍政委、上海警備區副政委，出任駐巴基斯坦大使；

馮鉉，中央軍委聯絡部天津局局長，出任駐瑞士大使。

時任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耿飈，最初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後因無法赴任，改任駐瑞典王國公使兼任駐丹麥王國大使，而後又兼任駐芬蘭大使；曾在蘇聯學習多年，人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布爾什維克”，同樣具有軍旅生涯的年輕的“老革命家”徐以新，先後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和司長，後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親點，出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曾任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參謀長等職的伍修權，先是出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和外交部副部長，後由周恩來親定，出任駐南斯拉夫大使。

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新中國外交事業和外交官隊伍建設。“將軍大使”們到京後，毛澤東曾親自趕到賓館親切看望，與他們促膝談心。他説：“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另起爐灶’，需要新的外交幹部。解放軍歷來是培養幹部到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幹部”“將軍當大使，好！”他勉勵“將軍大使”，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要重視調研，重視學習，要把學到的好東西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

1955年，毛澤東與張聞天合影

當然，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並非全部來自於部隊。早年畢業於蘇聯東方大學，擁有豐富革命鬥爭經歷的蒙古族幹部吉雅泰，在內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參議會副議長任上，直接調任駐蒙古大使。曾經在黨的歷史上擔任重要領導職務、被譽為“紅色教授”的政治家、理論家張聞天，新中國成立後先是出任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4月接替王稼祥，成為新中國第二任駐蘇聯大使。1956年張聞天卸任回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三任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和劉曉同樣也是中共中央駐蘇聯黨的代表。

（三）周恩來王稼祥分別領銜組建外交部和中聯部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另起爐灶”搞外交，不僅表現為確立並全面執行完全不同既往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表現為快速組建和科學配置黨性強素質高的高級外交官隊伍，同時還表現為建立並完善一系列符合中國特點與實際需要的外交外事機構。其中最主要的是建交新中國外交部。

1949年10月1日，即開國大典當天，毛澤東即在勤政殿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此時，外交部工作班子和組織機構尚未搭建，迫在眉睫的外交事務只能由原中央外事組來完成。原中央外事組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中國外交部的前身。

中央外事組成立於1939年4月，最初稱中共中央南方局對外宣傳小組，書記為周恩來，1940年12月改稱外事組，仍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其主要工作是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立場和主張、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援。1947年5月，在國內戰爭已經打響的新形勢下，周恩來在山西省臨縣召開會議，宣佈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王炳南為副組長的中共中央外事組，下設研究、翻譯、新聞三個處。

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舉行之前，周恩來宣佈中央外事組任務完成，指示王炳南等負責籌建外交部。10月5日，周恩來召開建部工作會議，李克農、王炳南、伍修權、宦鄉、龔澎、喬冠華等人出席，會議確定了部內各單位排列次序為辦公廳、蘇聯東歐司、亞洲司、西歐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國際司、情報司、條約委員會和政策委員會等。  

會後，經周恩來現場查看，外交部辦公地址定為東單外交部街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址，即所謂老外交部。關於組織機構和幹部調配，按中央要求和周恩來指示，以軍隊和地方選調的文化水平較高、具有外事經驗的幹部為主，同時從高校畢業生選拔優秀分子作為補充。另外還有57位國民黨舊政府人員，諸如曾經擔任遠東軍事法庭中國首席法官的梅汝璈等人，被吸收到新中國外交隊伍中來。。

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正式舉行。此時，新中國僅僅同蘇聯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完成建交工作。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面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新中國的外交任務，他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軍閥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

針對新中國外交當時的實行“一邊倒”政策，周恩來指出，新中國外交任務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鬥爭營壘上屬於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鬥。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敵視我們的，我們同樣也要敵視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他還就此解釋説，外交工作“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我們同兄弟之邦並不是沒有差別。換言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要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 這番講話，極為精闢詮釋了新中國外交獨立自主的思想精髓。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

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強調，同帝國主義鬥爭，要留意、要仔細，不要怕。“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另一方面，搞外交還要謹慎行事，不能有“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情緒”“不能亂搞，不能衝動”“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外交官是“文職解放軍”理念就是這時提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與聯繫，歷來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對外交往自然也就成為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適應這一新情況，1950年3月，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提出：“我們在革命勝利以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範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據這一指示，負責統一戰線工作的李維漢等人建議將統戰工作與黨的對外聯絡工作分開，單獨成立黨的對外聯絡機構。毛澤東和黨中央接受這一建議，同時借鑑蘇聯成立蘇共中央國際部的相關經驗，決定由王稼祥領銜，以原統戰部二處為基礎，組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951年1月16日，劉少奇致信王稼祥，向他傳達中央決定。當年4月，以王稼祥為部長，廖承志、李初梨、連貫、許立為副部長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北京西城區京畿道18號院正式成立。

新中國外交，一開始就是多領域多部門共同參與、多種形式相互配合與補充的複合型外交。建國前夕蘇聯專家幫助成立的外文局、在傳播新中國聲音、塑造新中國良好形象方面，發揮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建國後在聲勢浩大的羣眾集會上成立的中蘇友好協會，選舉劉少奇宋慶齡等諸多領導人為會長副會長，體現了新中國對民間友好組織的重視和支持。周恩來大力倡導和親自推動的民間外交，在新中國外交佈局中也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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