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中國扶貧成就這麼大，為什麼諾獎看不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當我們早已習慣了與諾貝爾獎絕緣的體質之後，2019年的經濟學獎不禁讓很多國人感到疑惑。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減貧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了70%，反貧困成就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作為減貧成就最突出的國家，竟然也無緣這次因減貧研究而獲榮譽的經濟學獎，豈不謬乎？此種疑慮使得今年的諾貝經濟學獎獲得了極大的話題性和關注度。

儘管諾貝爾獎在各種獲獎榮譽中備受推崇，但是其含金量卻存在較大差異。關於諾貝爾獎，一直存在着這種看法，如果將其分為兩類：作為獎勵給對人類自然科學進步作出突出貢獻的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獎引起的爭議很小，被認為含金量最高。相比之下，和平獎、文學獎以及後來設置的經濟學獎卻富有話題性和爭議性，尤其是意識形態等因素總是縈繞其中，以至於和平獎獲得者時不時能夠讓人大跌眼鏡，文學獎讓人尷尬，經濟學獎被調侃為諾貝爾政治經濟學獎。

這也難怪，就像自然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之間的鴻溝一樣，前者因為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性或可被驗證性，很容易超越國界而獲得同行認可。而社會科學研究則總是飽受代表性、價值傾向性的質疑，儘管社會科學的開創者倡導價值無涉，但是受研究對象、研究者經驗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用一把客觀的標尺丈量複雜社會，無異於天方夜譚。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三名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照片顯示在屏幕上。新華社記者 鄭煥松/攝

迴歸到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們為減貧事業的努力還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客觀地講，如果以中國的減貧研究和經驗為參照的話，幾位獲獎者的觀點或者方法有何新穎或者獨到之處，確實乏善可陳。中國的反貧困研究遠比其中兩位獲獎者《貧窮的本質》一書呈現的更為豐富和有啓發意義。

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貧困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從温飽意義上的絕對貧困轉向了發展意義上的相對貧困。而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國的貧困問題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樣態。所以在新時期，隨着貧困治理任務的變化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政府為了完成在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在吸納以往反貧困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反貧困政策進行了深度整合。以精準扶貧為代表的新時代反貧困戰略更加註重對貧困人口的精確瞄準，其核心目的在於“找到‘貧根’，對症下藥，靶向治療。”

在貧困治理對策方面，本輪貧困治理將教育脱貧、醫療保險和救助、住房保障、產業發展、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舉措納入反貧困戰略，形成了大扶貧體系，進一步彌合以往社會救助與扶貧開發兩套相對獨立運行的政策系統之間的裂隙，從更深層次提升貧困治理績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精準扶貧不僅是綜合性的反貧困政策，也是解決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的重要社會政策。

中國的政治體制便於通過動員各界力量來集中精力辦大事，精準扶貧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其一，國家通過分解貧困治理任務、簽署責任狀確保將各項任務均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其二，通過政治動員，讓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結成對口幫扶單位，強化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輸入力度；其三，通過行政動員等手段，讓體制內幹部下沉到基層，參與一線反貧困工作，強化基層治理能力；其四，通過廣泛社會動員，企業、社會組織等發揮自身優勢，參與農村反貧困……

這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的重要經驗，國家通過一系列動員手段及政策組合迅速強化了農村地區的治理能力，讓精準扶貧政策落地有了一定基礎。在政策實踐中，由於精準扶貧是中西部地區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不僅能夠集中較多的人力資源和政策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事特辦、優先解決問題的權利，這些都保障了政策貫徹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能夠得到及時回應，同時也便於政策靈活調整以適應複雜的基層實踐。讓最先進的治理理念在貧困地區落地，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政治體制的充分動員而變得可能，充分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這些反貧困政策舉措在減貧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是一些社會科學實驗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我們並不是否定幾位獲獎者的貢獻和努力，我們承認並認可他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因為沒有拿獎就妄自菲薄，抑或失去自信。受制於評獎規則，比如有資格進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來自歐美國家，以及語言、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研究並未得到充分的認識和認可，因此在評獎中往往面臨各種傲慢和偏見，處於劣勢地位，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研究就不值一提，尤其是社會科學領域。

從研究的視角來看，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並且作為減貧成就最突出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座超級理論富礦。而幾位獲獎者所從事的是中國以外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減貧研究，研究對象、國情等和我們差異很大，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互補意義。所以，面對這些，我們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服務於民族和國家發展的，很難找到所謂的普世標準。而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就存在着話語霸權的問題，而話語霸權本身又是世界霸權的一種映射。由於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我們處於落後的地位，在世界體系中的話語權相對較弱，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信有些不足。

事實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也正是因此，二戰後發展經濟學才有瞭如此廣闊的應用空間。比如最早嘗試對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進行解釋的是訥克斯，他提出了經典命題——一個國家因為窮所以窮，無論是需求還是供給，資本都形成了惡性循環，兩個方面的惡性循環又相互作用，形成了發展中國家難以突破的貧困陷阱，即“貧困的惡性循環”。納爾遜揭示了貧困自我維繫的另一種循環機制，根據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為人均收入處於維持生命或者接近於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萊賓斯坦認為資本稀缺是阻礙欠發達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臨界最小值”，認為欠發達國家落後的原因在於形成了低收入的穩定均衡，要打破這種均衡、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由刺激帶來的提高收入的動力要比降低人均收入的阻力要大，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初始階段大規模投資是必要的，是衝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前提。

這些理論在研究上似乎成為了後來者不可逾越的大山，獲得了非常高的引用和認可。這些理論更多聚焦欠發達國家發展困境中的資本要素。資本當然非常重要，發達國家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殖民掠奪、對外擴張以及對內壓榨剝削實現了工業發展的資本積累，完成了現代化轉型。但是對於欠發達國家來講，這條道路不僅走不通，而且在發達國家塑造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於劣勢地位，只能被迫採用資源換資本，抑或是主權依附換投資等發展路徑，最終還是受制於人。

從實際效用來看的話，儘管發展經濟學一些研究者獲得了極高的認可和榮譽，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但是他們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諸多藥方卻鮮有成功。也正是因此，國內一些經濟研究者時常感慨，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看起來邏輯完美，但是在指導發展中國家時屢屢失敗。社會科學更應該堅持紮根於本土經驗，而這才是最有生命力和價值的研究。

2016年8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五十鎮班彥村村民呂有金家察看《扶貧手冊》，瞭解扶貧措施落實情況。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依靠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條成功的反貧困道路。國家土地制度的憲法秩序保障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解決了温飽問題；在税收制度上廢除了農業税費，強化了對“三農”的反哺力度；不斷完善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障制度以及義務教育體系，為農民的生存和發展構築了一道又一道保障線和安全閥。在外部市場機會方面，國家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為勞動力也提供了更多樣化就業崗位供給，農民可以自由地在全國勞動力市場擇業，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收入增加提供了機會和空間。在獨特的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農民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和通過代際接力方式進城的方式也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漸進城鎮化道路，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出現的“貧民窟”和政治社會動盪等問題。

隨着我們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以及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會科學發展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期。社會科學研究者更應該關注本土經驗發展、推動理論創新，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服務於國家發展。而非盲目的膜拜西方，被諾貝爾經濟學獎之類的榮譽牽着鼻子走。

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擁有國際視野的比較與借鑑當然是好事，但是不假思索的奉行拿來主義則未免輕率，治大國如烹小鮮。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多元的聲音，需要堅持中國特色的道路，豈能跪倒在拿來主義面前？！中國的產業轉型升級能否成功，能否順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充滿挑戰。中國十三億人口、擁有七億農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很難直接借鑑發達國家的減貧和福利理念來建設國家。

中國的反貧困研究還是要警惕拿來主義，實事求是，紮根於本土經驗，服務於民族和國家的發展大計！迴歸到諾貝爾獎的話題，面對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獎項，還是要正視差距，不斷努力。而至於諾貝爾經濟學獎之類的榮譽，即便拿到了也並不代表着什麼，即便沒有拿也應以一顆平常心對待，踏踏實實做好研究，佛繫心態以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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