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貧困家庭：面臨“工作與孩子二選一”困境

（觀察者網訊）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是一個深耕台灣基層社區的社工團體，他們為了讓台灣貧困者的聲音可以被更多聽見、讓社會更全民的看見貧窮者所面臨的處境，發起“2019貧窮人的台北”活動。用一系列展覽、影片、訪談紀錄、體驗活動來告訴人們台北裏貧困家庭的現狀。

台媒“風傳媒”10月12日刊發部分相關文章。文章稱，所謂“社會安全網”必然是有洞的、永遠都會有被漏接的人們，只是該如何將網織得密一些、讓多一點墜落的人們被接住？經濟困境、求職困難、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識、沒有陪伴孩子的時間、沒有親友分擔壓力、不知該怎麼找社會福利資源，種種問題一步步將台灣貧困家庭推入絕境、甚至造成貧窮“世襲”。

貧困家庭“工作與孩子二選一”困境

“台灣小區實踐協會”坐落於所謂“整建住宅”密集的萬華新安裏，李柏祥説這裏的房子最初系因都市規劃而產生，面積很小，可能還會再隔間租出去，這樣的家雖然不夠舒適，卻也成了預算不足的貧窮者棲身之所，他便看過其中一個居民的家僅3­–4坪（1坪約合3.3平方米）、大約5張書桌的大小，這樣的空間要住進一家人。

台灣社區 圖自台媒“風傳媒”

10多年前剛選上的新安裏裏長看見此地青少年遊蕩問題，一度開放裏辦公室讓孩子使用，只是日子一久發現陪伴少年並不是那麼容易，可能還會被指責“里長沒管好小孩”，社會福利專業人士就此進場──當時輔大社工系教授羅秀華帶領學生進去做“小區課”，一羣學生們陪伴孩子們陪着陪着，也開始想打造一個“據點”讓孩子有一個可以待的地方，“台灣小區實踐協會”據點就此產生。

據點表面上看來是要照顧孩子，但在陪孩子的情況下也能看見家長的問題──如果一個孩子在據點待了一整天卻沒有家長來問“他跑去哪”、一個人隻身遊蕩在小區，社工或許就能猜測家長沒有心力去注意孩子狀況，進而慢慢去理解這家庭的狀況，銜接上社會福利資源。

從孩子的狀況便可窺見一個家庭的縮影，李柏祥説協會開案的家庭高達3分之2都是單親。常見狀況之一是當這些家長選擇工作，便可能演變成工時過長、難以陪伴孩子。在家長所受教育有限的情況下，求職市場往往也只有最低薪資可供選擇，於是有新住民媽媽兼3份工賺得2萬多元新台幣（1元約合0.23元人民幣），也有人可以賺到4萬多新台幣，然而代價就是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可能晚上有些家長還在工作，孩子就會有一餐、沒一餐。”

也有單親家長是為了照顧孩子不得不犧牲工作，協會協助的單親媽媽秀秀便是其中一位。秀秀獨立撫養4個孩子，一直想找工作，但即便是撐到最後一個孩子才去找托育，費用都逼近2萬元，“這可能就等於她的薪資了，就算她去工作也可能只賺到這薪資。”

無奈下秀秀只能選擇靠補助撐起4個孩子，親友以為低收入户可以月領3萬元新台幣，實際上她是靠每月1萬出頭的費用苦撐──像秀秀這樣的單親媽媽在協會並不是個案，她們已經夠努力了，卻仍會被身邊的人數落：“很多人批評她不去工作、好吃懶做、能不能擠一點時間去工作啊？要為了家庭跟孩子而努力！”

“我不會教小孩”工人爸爸拜託社工背後無助：他只會用打罵，是因為從小沒有被理解的經驗

要時間就沒有錢，要錢就沒有時間──這是小區貧困家長們的共通困境，而背後原因之一也是缺乏家庭後援。李柏祥説，有些狀況是長輩走了、有些是長輩自己生活也有困難，陳甄則説也有一些是關係撕裂，家長從小就沒有好好被對待、好好教育甚至遭遇家暴，長大後逃離那個家，當有孩子時想再回去求援，就算這些家長敢開口，家人也是不接受的。

上一輩的家庭失能，造成這一輩的家長不知道該怎麼好好對待孩子，也可能沒有足夠的教育資本去學會找資源、甚至不信任資源，在遇見社工前也很少人能陪伴他們去理解問題。社工陳甄回憶，她碰過的一個單親媽媽獨力撫養髮展遲緩的孩子，想找工作卻必須帶孩子去看醫生做早療，學校一有狀況也必須隨傳隨到，造成這媽媽沒辦法工作，拖着拖着便拖了5–8年。

社工陪伴青少年 圖自“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網站

儘管學校有特殊教育班可以給孩子更好的照顧、也可以減輕家長負擔，但當老師告訴媽媽説孩子可以進特教班，媽媽恐慌了：“她那年代特教班就是‘被放棄的孩子’，她覺得特教資源不是那麼充足，可能被打、被貼標籤──媽媽一直存在那個觀念，沒辦法，會抗拒……”於是社工陪着媽媽去學校與老師溝通，回來再與她討論，否則媽媽一聽到“特教”一詞便難以冷靜。最後這孩子進了特教班，狀況穩定下來，媽媽也終於能找到一份正職工作。

此外，也有些家長從小就沒有被家人好好對待、動輒打罵，對待孩子自然也是動輒打罵，嚴重的話可能就造成下一代也想早早離開家，在所受教育不足情況下獨立就容易產生悲劇──這些大人不是不愛孩子，李柏祥記得，有個管教孩子總是用“罵”的工地爸爸就曾因為擔憂孩子的性教育而跑去拜託社工：“我不會教小孩，拜託你們去講，你們比較有愛心、比較會跟孩子相處！或你覺得沒問題也沒關係，你覺得有問題的時候再去講也沒關係！”

“我就會覺得，他這麼由衷覺得自己不會教小孩……他只會用那個方式（打罵），他不會用引導理解，因為他沒有被理解的經驗。”李柏祥忘不了那爸爸的眼神。

也有些家長可能因為過往生活圈沒有“儲蓄”的想法，造成經濟不穩定。李柏祥説，有些家長是有了一筆額外的收入就想對孩子好一點，可能平常媽媽跟孩子3個人吃便當，打零工稍微賺點錢就想跟孩子吃一頓好的──社會大眾對於這樣的家庭往往會貼上“不努力”的標籤、看不懂他們在做什麼，也確實這樣的行為會造成家裏永遠沒有錢去面臨生活中各種突發狀況，只是，家長想彌補孩子是人之常情，誰又能説那毫無意義呢？

貧困媽媽最單純心願：為了不讓小孩流落街頭，要努力工作

錢不夠、時間不夠、過去所知所學也不夠，種種困境讓貧困家庭步步下墜，而在迫在眉睫的還是錢。有家長因為沒有交通工具必須拜託同事載去工地上班，時間沒喬好遲到幾次就被辭退，也有阿嬤過去想申請低收入户，卻因為公所人員一句“比你們慘的還更多”耿耿於懷、即便年滿65也覺得申請低收很羞恥，也有青少年離開家想獨立生活，卻因為沒有手機而無法順利找到工作──在貧窮的世界裏隨時都可能踩到地雷，而社工所做的，或許就是“除雷”。

説起協會的工作有哪些，李柏祥説是各種系統性的援助，各方面都要幫忙──協會據點讓家長因為工作無暇顧及的孩子們有地方去，需要教功課就教、也會邀請孩子參與活動，缺物資就提供、需要工作就陪伴去找工作、找房子就找房子，給人們魚吃也教人釣魚，還有各種自立策略。

例如一位殘疾媽媽隨着孩子成年低收補助被降低，協會發現這媽媽其實有手作技能，便陪着媽媽去進行街賣；例如一個單親媽媽沒辦法配合工時長的工作但有料理技能，協會便陪她去爭取創業補助開小吃店，成了在地名店“越窩越好”；又例如協會也發現地方媽媽對於托育工作較有興趣，就與社會局合作開了補助班，讓媽媽們可以在自家附近接受培訓，當萬華在地辦活動有托育需求，便可能有2–3小時500元新台幣左右的費用，不無小補，而在這樣的過程裏媽媽也可以提升教養知識，工作與家庭兼顧。

婦女互助團體

對於孩子，小區有許多青年是早早離開學校、只能屈就於沒有勞健保或低薪的工作，協會可能會開手作班讓孩子去市集一起擺攤賺錢；又或是有些年輕人去台灣南部唸書，家裏不明白孩子入學要準備什麼東西，社工便陪着年輕人一起研究上課地點與打工地點間的距離、房租多少、有沒有可能得到交通工具，一步步陪伴，也減少到異地求生的恐慌。

最重要的支持，是通過據點提供陪伴，也能實時發現孩子與大人的問題：“讓他們在小區能互相支持、一起工作，出什麼事情也不會沒有人知道。”

“很多兒少跟家庭貧窮狀況是可以先被預防的。”李柏祥説。儘管政策上不是沒有所謂“社會安全網”，但凡是網子必有漏洞，而選擇於在地小區經營社福機構的用意，便是在既有的網子穿上幾根線，看這些漏洞能否小一些、多網住一些向下墜的人；困境中的人們難以主動接觸有關資源，協會的作法就是引導與連接資源，“就不會落到什麼希望都沒有要自殺，或可以避免孩子更惡化。”

“預防勝於治療，如果我們把資源都投入治療了，這樣身體根本就不會好啊，我們生病了才去處理！”李柏祥點破問題。

“不管怎樣，日子還是要過啊！”這是陳甄與李柏祥、或許也是許多社工會時常從貧困者聽到的一句話。貧困家庭並不是沒有動力重振生活，社工陳甄説她遇過的媽媽甚至會説要“為了不讓小孩流落街頭而努力工作”，他們都希望孩子過得好一點、也願意為了孩子撐下去，只是需要一點助力，若困境中的人不是被檢討“不努力”而是被拉一把，或許，一切尚有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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