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越南會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嗎？越南專家卻説……
【2019年9月8日，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主辦“安泰問政特別活動——2019經濟·快來秀”活動，本文為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活動上的主旨發言，講述暑期東南亞考察的感受和啓發，探討中國製造業在貿易戰背景下的現狀和未來。】
活動現場圖
1.
考察越南的動因：驗證或否證《樞紐》的理論框架
今天的題目是“如何理解當前的國際政治局勢？”，之所以大家現在對國際政治局勢如此之感興趣，首先的動因是最近一年多來的貿易戰；而要理解貿易戰，又很難迴避國際經濟問題。
有關未來的國際經濟走勢，我在去年出版的《樞紐》裏提到過一個假説：在技術條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遷的情況下，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終局性的，因此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可能是終局性的。
《樞紐》這本書是2018年元旦發佈的，發佈不久便發生了“貿易戰”。隨着貿易戰愈演愈烈，國內媒體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消息説中國的製造業正在向越南轉移且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
高速發展的越南 @視覺中國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我們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消息，越南即將替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的地位即將不保。這一系列説法出來之後，似乎在預示《樞紐》裏給出的假設，基本快破產了。
我肯定不會這麼甘心，為了更好地驗證或否證我的假説，我想真正實地看一下，究竟中國的製造業往越南轉移是怎樣的一個邏輯。
於是，今年暑假，我往越南跑了兩趟，在將近20天的時間裏 ，我在越南做了仔細的考察。
2.
對越南的初步印象：勢不可擋的經濟發展速度
先説第一個問題，越南會是下一個世界工廠嗎？
今年7月份我第一次到越南的時候，感覺和九十年代的中國非常像。
比如在河內，市面非常喧鬧，晚上街道的人特別的多，整個城市非常之有活力，我住在市中心還劍湖的位置，深夜了街頭還是人來人往，馬路邊上擺了好多塑料小板凳，無數人坐在小板凳上吃水果、聊天、喝酒，以及還有人在那賣藝，走到跟前看，是一位白人姑娘在越南街頭用漢語彈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賣藝收錢。
河內夜景 @視覺中國
如此混搭的節奏，意味着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已經高度國際化了。如果它想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位置，這樣高度的國際化肯定是非常必要的前提。
對越南有了這樣的初步印象，接下來又去越南的工業園區考察了一下，先是去了VSIP的工業園，這是一座新加坡在越南修建的工業園，離河內大概四五十公里的車程，途中的路況還是像中國的鄉道，和中國差太遠，但是進了工業園馬上感覺完全不一樣。
越南考察
直觀的感受就是，這跟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太像了，裏面的道路非常平直，建築非常之整齊，接待我的越南人説着一口流利的漢語，跟我介紹越南的招商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招商狀況、發展的效率等等，又開着車帶着我們在園區裏轉了一大圈。
考察完新加坡工業園之後，我又去了另外一座工業園，那座工業園令我更加吃驚。這個工業園投資建設的時間不長，建設方剛剛投資建設的時候，對它並沒有特別大的期待，也不會覺得越南會發展特別快，所以是作為長線投資，期待二十年能夠收回投資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沒想到工業園初步建設的有了點樣子之後，突然之間，貿易戰來了，這座工業園一年就收回二十年的投資。
看到這個之後，更讓我感到越南的發展速度不可阻擋，真的是給中國造成了實實在在的挑戰，我不禁問自己，難道《樞紐》的壽命就只有這一年了？
3.
越南專家給我的反饋：越南的規模不夠大，要產業政策也沒用
我進一步拜訪了越南的專家，越南國家大學的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所長以及其他幾位學者，跟他們進行現場調研討論。
我先恭維了一下説，到越南考察的這幾天，感覺越南非常之有活力，越南發展的非常棒，確實有很大的機會等等。
之後，我問他，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年發展這麼快，一方面有中國民間力量的不懈努力，一方面也有中國官方的一些產業政策的推動。即便這些產業政策的結果和政策出台的初衷之間有可能不一致，但是產業政策毫無疑問是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時非常重要的變量。
所以，我很好奇，也很有興趣，想聽您跟我講一下越南產業政策是什麼樣，對未來有什麼樣的產業規劃？
越南考察
這位所長個子不高，面容清癯，留着山羊鬍，我看到他的第一反應是胡志明來了，他説你就叫我Felix好了。
我問Felix，你們的產業政策是什麼？Felix説：“要什麼產業政策？有廣州呢。”“什麼意思？”“我們缺少什麼東西去廣州買，要產業政策幹嘛？”
這讓我大吃一驚，突然之間我明白了，越南跟中國的規模事實上還相差的太遠，人口上差了一個數量級，但就整個經濟發展的規模、完善程度等方面，差得不止是一個數量級。
那麼，所謂的“我們缺什麼去廣州買，自己不需要產業政策”，這個話反過來一聽就是，“我們的規模差太遠了，我們有產業政策也沒用。”
當然了，這所説的“廣州”不是指具體的廣州，而是一個象徵，指的是整個中國東南沿海。
越南跟中國的經濟關聯太深，本身體量又太小，一旦“廣州”的政策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這邊一打噴嚏越南肯定會感冒，即便越南自己做了產業政策也沒用。
我也進一步想明白了，大量的中國的製造業在往越南轉移，看上去似乎是要取代中國，但我們不能光看表面，更得看究竟轉移的是什麼。
我又進一步問Felix，你認為越南未來會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你們對標的是誰，越南會是下一個中國台灣嗎？還是下一個韓國呢？
Felix回答我説，怎麼可能呢，我們發展最好不過的結果也就是介於中國台灣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水準。所以我們所要追求的就是在中國的高速列車上，找到一個我們應該有的位置，然後藉着中國的勢頭發展起來。
4.
中國經濟成長的大背景：美國的創新經濟
為什麼Felix會説“我們有廣州”？實際上這個就是緊跟着回應的話題，中國的經濟崛起究竟是怎樣的邏輯？把這個邏輯搞清楚了，也許Felix的説法就相對好解釋了。
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夠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速度崛起，這方面的解釋很多，我在我的《樞紐》裏給過一個解釋，有的朋友應該讀到過。中國經濟成長是全球大的經濟結構轉型的延伸，大的經濟轉型的起點是美國的創新經濟所拉動的。
美國的創新經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經歷過一次結構性的變化。
在此之前，美國創新的新技術等等，主要是掌握在大公司手裏，因為大公司有能力做大規模的研發投入，更有能力維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大公司以這個技術作為基本的競爭壁壘。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美國通過《拜杜法案》，對於發明創造等等的知識產權做了一系列新的權利界定，結果是創新的新技術逐漸轉移到小公司甚至個人手裏。
對這些掌握特別牛的技術的小公司或個人來説，最優策略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技術賣給儘可能多的別的公司。
美國蘋果公司
類似於蘋果這樣的大公司，它的產品裏沒有太多自己的新技術，都是從別人那裏買來的技術，它的能力在於能夠把買來的所有技術整合為一個事先誰都想不到的特別酷、特別炫的新產品出來。
這種創新不再有過去意義上的技術壁壘，因為技術本來也不是它的，掌握技術的小公司願意把這個技術賣給更多的人。
類似於蘋果這樣的公司的壁壘我稱之為“速度壁壘”，就是它要做到創新永遠比別人快，你永遠追不上我，我就能夠拿出創新裏面最頂層的那部分利潤。
5.
承接西方大規模外包的前提：具備兼容彈性與效率的供應鏈網絡
所謂速度壁壘，就要確保創新效率，那就必須把生產流程大規模地甩出去才能做到，於是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就出現了。
供應鏈網絡簡圖（示意）
緊接着的問題是，誰能夠承接這個外包？
外包的承接者有兩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
首先，幹活必須足夠有效率，沒有效率，訂單拿不着。有效率就要求，你必須足夠的專業化，可是一旦你特別專業化了之後，會有一個麻煩，你會被鎖死在上游特定的產品創意上，上游一變你馬上就死了。
為了不至於承受這麼大的風險，你必須得讓自己的生產特別有彈性，而彈性的前提是什麼？不能專業化，一旦專業化一定喪失彈性。
你要想能夠作為大規模外包承接商，就必須效率和彈性同時滿足，問題是這兩個條件是彼此矛盾的，一個要求你專業化，一個要求你不能專業化，你沒法同時滿足。
中國找到一個辦法，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彼此矛盾的條件，説的準確點，不是説中國找到了這個辦法，而是中國因為一些特殊的歷史機緣，在市場過程中自生演化出了新的變化，這個東西靠任何人設計不出來。
演化出什麼呢？首先，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可以看到大量的、極度專業化的中小民營企業，專業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我在那邊考察最極端的案例，見到生產拉桿天線的企業，一個廠只生產其中一節，另一個廠生產另一節，還有一個廠專門負責拼起來。
這種專業化到極致意味着什麼？你的產品被拆解為最終產品的極為基礎構成性的要素，極為基礎的元器件，被拆解到這個層次後，你產品的通配性反倒會變得特別好。
就好像樂高積木，一個企業只生產其中特定形狀的樂高積木，你的產品生產出來之後，單個東西沒有什麼用處，放在龐大的網絡裏和各種各樣形狀的樂高積木可以組合起各種形狀。
無數家中小企業構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其中每家企業都極度的專業化，就確保了效率的極大化，它們加在一起構成的龐大網絡，這個網絡內部，可以不斷的動態重組相互之間的配套關係。
**以網絡為單位確保了彈性，因為裏面的配套關係可以不斷的動態重組，同時以網絡裏極度專業化的單個企業為單位確保效率。**這樣就可以把彈性和效率兩個不可兼容的東西放在同一個產品上就同時實現了。
以“供應鏈網絡”為前提，中國才獲得了承接大規模外包的機會。
6.
中國在全球經貿雙循環結構中的地位：樞紐
在供應鏈網絡裏有一個很重要的變量——規模，你的規模越大，意味着供應鏈網絡裏面的單個小企業越多，分工的深度可以達到更深，效率越高；以及規模越大，小企業越多，相互配套組合的可能性越多，網絡彈性就越好。
規模越大，效率彈性兼得的能力越強。我在書裏進一步提出假説，這個規模一旦過了某個門檻，就會形成某種成本黑洞，勞動、土地這些要素在你成本當中的佔比大幅下降，對於供應鏈網絡的管理能力，這個東西很難量化，但是在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當中佔比會大幅上升。
所以，一旦規模超過某個門檻，對於供應鏈有需求的製造業都會大規模的往這邊轉移，而轉移的結果是什麼？就是我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假説“雙循環結構”。我對於貿易戰的理解也是在這個假説裏。
先説雙循環結構是啥樣的。
雙循環結構
之所以製造業都會往中國轉移，是西方國家確保自己的比較優勢的自然後果。
西方的比較優勢是在創新產業上，我非常之不精確地把這稱為廣義的“高端第三產業”，為了聚焦在“高端第三產業”上，西方必須把它的生產能力外包，第二產業的中低端製造業大量轉移到中國，過程中，西方逐漸去工業化，中國和西方之間形成二三產業的循環。
非洲作為代表的不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仍然是在原材料上，原材料沒有辦法直接和第三產業相對接，只能跟第二產業中低端產業相對接，中國和非洲為代表的不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一二產業循環，而全球的經貿循環必須以中國作為中介，才能完整的運轉起來，形成阿拉伯數字“8”字型結構，中國正好處在那個節點上，這是我稱之為“樞紐”。
7.
中國的崛起與世界秩序的失衡，存在密切的相關性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會引發一系列的全球失衡問題。
一方面，比如現在所看到的全球經濟的治理秩序，WTO、IMF、世界銀行，最晚成立的WTO是在1995年成立的，IMF是1945年成立的，這都是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前設計出來的，而今天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使得全球經貿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遷，這就意味着全球經濟的治理秩序和它所要治理的對象之間已經嚴重不匹配了。
這種不匹配就會引發一系列的摩擦、衝突、矛盾等等，也就會引發世界對中國要求做出一些改革，要求你做一系列的改變。但是如果這些要求不能被我們有效理解，有可能解讀成“亡我之心不死”，於是我們很強硬的回應他，反過來西方世界有可能對你形成某種包圍的態勢。
這樣一種對抗相互升級的過程，你很難説誰對誰錯，這是雙向的東西，但毫無疑問，中國在其中不是沒有責任的。
從另一個角度説，西方在這個過程中，大規模進入到去工業化的節奏。我們看歷史上出現新的工業中心崛起的時候，老的工業中心也會出現傳統產業瓦解掉了，那些人失業了，會出現社會問題。
但是在過去歷史上，時間節奏不像今天這麼快，新老工業中心的交替可能四五十年完成，來得及把失業的人消化掉。
而中國的崛起十年時間完成了，半代人的時間，美國傳統產業大規模衰敗掉了，失業的人根本來不及被消化掉，這就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抗議通用關閉在俄亥俄州的一處工廠
這些問題，確實不是中國有意為之，但它們也確實和中國經濟成長是有關聯的。
這種情況下，人家提出談判邀約，這相當於對方認為我們也許可以通過貿易過程把這個問題消化掉，那麼中國就必須理會也必須接招，否則的話，人家只好以別的手段來回應這個問題。
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近年來西方世界一系列的民粹化轉型。在一種相互不信任的關係中，其互動過程大概率會走到這樣的結果。
8.
貿易戰背景下，中國製造業會何去何從？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再來討論貿易戰，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第一個，特朗普説讓製造業迴流美國，試圖通過一系列的貿易戰關税的手段，讓製造業再回流美國，是否做得到？
實際上在技術條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躍遷之前，基本上做不到。
因為帶來中國崛起的底層供應鏈網絡等等一系列邏輯仍然成立，特朗普想要製造業迴流的事情基本做不到。
《美國工廠》的紀錄片海報
並且最近網上大熱的紀錄片《美國工廠》，片中可以看到，玻璃這種產品對應供應鏈沒有什麼需求，我的理論假説裏認為這類產品能夠遷走的，但是曹德旺遷過去也是如此的困難，更何況其他對於供應鏈有需求的產品。
特朗普希望製造業迴流，大概很難做到，但是中國的製造業在貿易戰的背景之下會往越南遷移，往東南亞遷移。
而遷移究竟是怎樣的遷移過程，遷移邏輯，是否是我們在網上所看到的，越南即將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我一開始所説的Felix給我的回應，“我們有廣州呢”。這個已經給出答案了，遷不過去。
我們所看到的遷到越南的製造業究竟是什麼呢？
我這次在越南考察了很多製造業的工廠，最終看到的結果是，那些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佔比比較高的，以及對於技術條件需求比較低的，這些生產環節是可以遷到越南的，但除此之外，往越南遷非常之困難。
比如我問在當地生產電動車的企業，你在本地都能完成什麼樣的採購？
對方回答，如果零部件是現成的，只要往上擰螺絲，這個東西可以完成本地採購，但是如果還要對零部件做一些處理的話，這個東西本地採購不了，必須到中國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採購。
再比如我訪談的傢俱廠，我們通常會認為傢俱產業沒有什麼技術含量，我問傢俱廠負責人，你們是否都可以完成本地採購了？
他説你得分具體環節，什麼板可以本地採購，對什麼板的加工本地做不了。他説包裝箱紙箱是可以完成本地採購的，越南本地可以生產紙板箱，但是生產紙板箱所需要的紙漿得到中國買。
既然是這樣，那麼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實際上就是中國供應鏈的一種溢出，而根本就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意義上的轉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溢出實際上就是可以面對的了。
此時如果我們還是光抽象的説什麼企業轉走了，就是遠遠不夠的了。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加複雜多維度的結構下來看待這些問題。
9.
中國製造業向東南亞外溢的過程，是民間經濟自發的結果
目前國內網絡輿論中對於越南問題的探討，很多是沒有足夠好的研究與思考，僅僅是基於一些抽象的數據便得出結論，這實在是不夠嚴肅、有着較強誤導性的。
這樣一種外溢的過程，不是政府設計的結果，而是民間經濟自發的結果。
政治的走向和社會民間經濟的自發的走向不一定是同一個走向，有可能是兩種走法。而這樣一種民間的走法，反倒是對於中國的海外經濟影響，是真正深刻、長遠的底層基礎。
那麼，政府政策和民間的自發動作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如何能夠讓這個底層的基礎獲得它應有的位置，這些都是我們在未來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本文原刊於微信號“施展世界”，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