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態勢論析

摘要：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大力推行“美國優先”政綱，國家安全戰略重心從反恐向大國競爭轉變。美國採取以“壓制性回縮”為特徵的大戰略，將競爭理念逐步轉化為“競爭性戰略”。在此背景下，美國將中國視為首要、全面、全球性的戰略競爭對手，從調整兩國經貿關係着手，以形成“全政府”對華戰略為手段，逐步顯現出針對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態勢。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認知持續深化，將其視為兩國戰略競爭的關鍵領域，認為“一帶一路”可能侵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建立的全球霸權的基礎。美方籌謀從經濟、外交、安全、輿論等方面加大對“一帶一路”的制衡，尤為重視應對“數字絲綢之路”“標準輸出”“軍民兩用基礎設施”等問題。“印太戰略”是美國壓制“一帶一路”的主要依託，東南亞則是重要地緣方向。美國對“一帶一路”強化制衡體現了其對華展開全方位競爭的動向，具有總體性、非對稱、跨域性、聯動性等特徵。中國宜從管理大國戰略競爭、引導中美關係良性轉型的大局出發加以審慎應對。

關鍵詞：大國競爭； 美國對華戰略； “一帶一路”； 印太戰略； 美中關係

一、引 言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正面對“大國競爭”的新時代，並將中國明確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者”。從政策實踐角度看，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在經貿關係、台海問題、南海爭端、意識形態等方面持續強化對華施壓，中美關係的緊張態勢有所上升，一些專家和評論人士甚而擔心兩國陷入“新冷戰”。很大程度上，“競爭”成為美國新一輪對華戰略調整的主基調，美國圍繞“掠奪性經濟”“技術領導地位”“灰色地帶”等問題針對中國展開制衡，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進入新的階段。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實現大國競爭的“可操作化”，美國方面在涉華政策領域大力構建競爭理念、競爭話語、競爭心態和競爭氛圍，加緊制定和實施“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對華戰略，旨在綜合運用經濟、安全、外交等政策手段，通過美國式的“舉國體制”在諸多領域和區域強化針對中國的競爭。

在此背景下，作為當今中國國家發展和全球外交的重要支柱，“一帶一路”倡議受到美國戰略界的更多關注。2018年以來，美國國內圍繞“一帶一路”的智庫研究和政策爭論顯著升温，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在制衡“一帶一路”方面取得較大共識。美國戰略界人士普遍認為，中國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不容輕視，它不僅具有改變歐亞大陸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平衡的潛力，也會在技術標準、軍事安全、國際發展等多領域對美國構成現實挑戰，甚而破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全球霸權的基礎。此外，特朗普政府開始通過不斷充實和細化“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下稱印太戰略)、宣揚中國製造“債務陷阱”等負面論調、改革國際發展融資機制以及其他多種方式，不斷加大對“一帶一路”的制衡。可以説，圍繞“一帶一路”的博弈集中體現了中美關係中日益上升的競爭性因素以及美國對華實施競爭性戰略的總體動向和主要特點。本文首先分析以全方位競爭為特徵的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調整趨向，進而梳理這一背景下美國政策界對“一帶一路”的主要認知，闡釋美國方面針對“一帶一路”強化制衡的政策辯論和基本態勢，尤其是不斷充實的“印太戰略”。最後以東南亞地區為例進一步辨析美國應對“一帶一路”的策略變化。

二、全方位競爭與美國對華戰略調整趨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堅持“美國優先”路線，持續調整美國的內外政策，採取以“壓制性回縮(repressive retrenchment)”為特徵的大戰略，着重提升美國的經濟競爭力和軍事實力，降低承擔國際領導責任的成本。然而，美國並非要放棄全球領導地位，而是力圖以單邊主義、雙邊施壓等為手段，對美國同盟體系、現行國際規則等進行深度重塑，從而強化對美國“對手”的壓制和規制，構建更能體現美國實力優勢、更好維護美國主導權勢的國際秩序。正如美國著名外交史學者沃爾特·米德(Walter R. Mead)所言：“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美國總統都主要尋求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秩序。然而，特朗普卻是一名修正主義者，希望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改變世界體系的規則。”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試圖大力調整對華戰略，以應對在美國國家安全議程中日益佔據核心位置的“中國挑戰”。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特朗普政府將競爭理念進一步前置，力求逐步實現以“全政府”方式對華展開全方位競爭。

美國對華戰略的新一輪調整具有深刻的國際背景和歷史背景。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陷入低潮、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勃興、跨大西洋同盟日益顯現裂痕、地緣衝突迴歸以及移民族羣矛盾惡化等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並在冷戰後向非西方世界逐步擴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日益深化的危機。另一方面，過去十餘年來，中美關係中的競爭性因素持續上升。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在美國國家實力和“華盛頓共識”受到衝擊的同時，中國經濟保持快速發展，軍事安全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有關中美之間“權勢轉移”的討論不斷升温。加之近年來南海爭端、網絡安全、技術競爭等問題的出現，美國戰略界逐步形成“對華接觸失敗論”以及新一波“中國威脅論”，開始將中國視為美國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者。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多種主張強化對華壓制的力量在美國形成合流，加快了美國對華深化戰略競爭的步伐。一是“里根主義派”，這一羣體具有較深的反共意識形態。崇尚帶領美國和西方國家贏得與蘇聯冷戰的里根總統主張大力刺激美國經濟，提升美國軍事實力，敢於對戰略對手進行遏制，甚至不惜發動軍備競賽，力圖“以實力保和平”。代表性人物包括對特朗普頗具政策影響力的福克斯新聞主持人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等。二是“民粹主義派”。以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Steven Bannon)為代表的這一羣體斷言中國已經走上謀取全球霸權的道路，而“全球主義精英”卻與中國構成共謀關係，不願對華強硬。美國面對的是“儒家重商威權主義”帶來的“文明衝突”，各國民粹主義者應當聯手對抗中國。三是“温和強硬派”。這一羣體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未能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在經濟、南海、意識形態等問題上日益強勢，美國需要對中國進行反擊，採取“推回”策略，但要避免與中國陷入戰爭，並在相關問題上對華保持有限的合作。上述各派力量在處理對華關係的具體策略上雖然存在分歧，但都贊同美國應對對華戰略做出深刻調整，採取切實舉措壓制中國崛起。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等文件，對中國的內外政策大加指責，將中國明確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且將對華競爭上升到“自由世界秩序與壓制性世界秩序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的高度。這些報告凸顯了兩國處於戰略競爭狀態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戰略界的共識，標誌着美國試圖集中力量應對“中國挑戰”。應當看到，當前美國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涉及經濟、安全、外交、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特朗普政府日益從全方位競爭的角度制定和實施對華政策。

在特朗普簽署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美國國會要求制定“全政府”對華戰略，即綜合使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信息戰等各種手段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如何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的“可操作化”，如何將競爭從理念和意願轉化為具體、有效的政策，如何建立和完善與對華戰略競爭相適應的政策機制，如何管理美中兩國的競爭等問題，成為美國戰略界籌謀的重點。在此背景下，美國主要智庫的對華戰略辯論日益呈現“大國競爭”導向。前副總統外交政策顧問、新美國安全中心副主席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等見證中國崛起的中生代中國問題專家成為當前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力量，而他們的對華態度較之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等老一代專家更為強硬，後者見證了中國轉向改革開放的巨大轉變。此外，隨着應對“中國挑戰”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首要優先議題，一些原本不以中國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美國智庫專家，也愈發積極地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並從國際秩序、經濟—安全互動關係、維護技術領導地位、美歐中三邊關係等角度切入。而其中一些智庫人士此前從事對俄經濟制裁等工作，當他們開始轉向研究對華政策時，難免將更多的對抗性思維帶入其中。上述變化致使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威脅”的認知愈加泛化，“中國挑戰”的全局性、首要性和複雜性在美方看來也變得更為突出。

除了智庫層面的變化，在推動對華全方位競爭的過程中，美國國會也在扮演着越發活躍和關鍵的角色。長期以來，府會關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特朗普執政以來，在強硬對待中國方面，“府會合流”“兩黨合流”的趨勢較為明顯。馬克·盧比奧(Marco Rubio)等國會議員在應對中國“鋭實力”、抗衡中國“債務外交”等諸多涉華政策議題上發揮了主導作用，與政府內外的對華強硬派勢力相互配合，對美國社會涉華輿論施加負面影響，力求形成“朝野合流”。2018年以來，美國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情報委員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武裝力量委員會、情報委員會以及國會下屬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 CC)等，大力介入和引導美國對華政策制定，圍繞“一帶一路”、強化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等問題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進而形成相關法案或國會議員聲明。這些舉措不僅放大了美國國內主張對華強硬的戰略界人士的聲音，也為特朗普政府加大對華施壓營造了諸多有利條件。

在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要推動針對中國的全方位競爭，美國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好準備。首先是競爭心態的調適，美國方面要擁有敢於同中國進行競爭並且不懼衝突的心態，美國在與中國進行有限對抗時應願意和準備付出一定的代價。其次是競爭氛圍的營造，要在美國國內推動形成一種需要緊迫、大力應對“中國挑戰”的新共識，防止中國利用美國社會的開放性進行“分化”。再次是競爭機制的優化，要圍繞應對“中國挑戰”採取“全政府”模式，不斷加大美國政府內部、美國政府和本國社會之間、美國和盟友夥伴之間的相互協調。最後是競爭策略的選定，要根據美中關係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特性，制定有針對性的博弈策略，重視採取“非對稱”的應對。此外，美國還要不斷更新有關中國的信息來源、研究議程和知識體系，增強美國政策界人士對中國的全方位瞭解，尤其是要更加重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

基於對2018年以來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國會議員和智庫專家相關政策性言論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對華展開全方位競爭的若干思路和趨向。第一，在經濟領域推進競爭是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基礎。美方傾向於認為中國長期利用美國經濟體系的開放性、西方國家構建的貿易制度等推進自身的戰略目標，而且日益增強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為了有效應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提升本國經濟競爭力，美國需要與中國一定程度的“脱鈎”，推動產業鏈從中國撤離，弱化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大力維護和鞏固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阻止或遲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技術向中國“流散”。通過強化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等機制，嚴格審查和削減中國企業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對技術類企業的併購。此外，美國需要進一步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性，既要減少聯邦預算赤字和其他外部債務，也要查找和修復供應鏈方面的薄弱環節，防範中國限制對美出口給美國造成巨大損害。美國還可考慮以白宮主導、跨部門參與的方式制定《國家經濟安全戰略》，更有效地運用綜合性手段應對中國帶來的經濟挑戰。

第二，在軍事安全領域，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通過調整採購政策等方式，降低在國防工業關鍵原材料和零部件方面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程度，確保在與中國發生常規戰爭的情況下美國依然具有足夠的武器裝備生產能力。美國需要加快將相關軍事資源向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方面傾斜，從中東和非洲向印太(Indo-Pacific)地區轉移，美國國會需要加大撥款力度，支持國防部落實相關戰略規劃。美國還應儘量避免與朝鮮、伊朗等爆發“自選的戰爭”，防止因此損失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的資源。另一方面要強化美國盟友和關鍵夥伴的軍事能力，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放鬆對這些國家在技術輸出、武器出售、防務貿易等方面的管制，將它們扶植為抗衡中國的“前沿國家(frontline states)”，擁有更強的對華威懾能力。此外，美國需切實提升對華海上戰略競爭能力，用好“印太海上安全倡議”等項目，增加對孟加拉灣沿岸國(如斯里蘭卡)的軍事援助，加大對南太平洋島國、東非(吉布提)等戰略樞紐地帶的關注力度。還需支持美國海岸警衞隊等準軍事力量在印太地區進一步開展活動，與相關國家擴大海上安全聯合演練，有力應對中國的“混合戰(hybrid war)”和“灰色地帶(gray zone)”策略。

第三，在外交領域，從地區層面看，美國政府和國會的相關行動要進一步聚焦亞洲地區，可考慮採取的具體舉措包括增加對亞洲國家的發展援助、擴充美國國務院和駐外使領館的人員編制規模、強化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等機構的相關部門和派駐力量等。為了應對“一帶一路”帶來的挑戰，美國需要向亞洲、歐洲、拉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駐外使領館派遣更多中國問題專家，由其負責嚴密監察中國在相關國家的行動。從國際層面看，美國要着力增強相關國家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能力，為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貸款等方面的“替代性選擇”，對中國不斷運用經濟手段為外交戰略目標服務的做法加以制衡。此外，美國還可對華採取“負擔轉移(burden shift)”策略，在中國和美國利益重合的相關地區減少美國的投入，如阿富汗和部分中東國家，設法讓中國背上“包袱”。為抗衡中國在國際發展領域的影響力，美國需要大力支持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開行)等機構增資和提效改革，給予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等機構更多資金和更廣泛的投資權力，加大改造國際多邊開發體系，通過有效調動私營部門力量等方式彰顯美國在國際發展領域優於中國的領導力。

第四，在政治領域，美國戰略界人士持續炒作中國“鋭實力”，認為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利用“統一戰線”等多種方式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展開“政治戰”或曰“影響力行動(influence operations)”。這些行動旨在利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政治、信息等方面的開放性，塑造這些國家的“中國觀”，在西方社會內部實施分化，破壞西方的價值觀，增強威權主義體制的吸引力。對此，美國需要採取“防禦性”和“進攻性”舉措。從“防禦性”角度而言，美國政府應大力增強國內的反情報、反間諜能力，逐步清除中國政府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力行動”。所謂“進攻性”手段，包括加大對州長廣播協會、“自由亞洲”電台等機構的支持，將針對俄羅斯的“信息戰”策略運用到中國身上，在國際上宣揚“中國是國際穩定的破壞者”“中國利用‘一帶一路’進行經濟掠奪”“中國內部挑戰深重、崛起不可持續”等論調。此外，還可考慮在相關國際組織框架下成立民主國家共同應對中國“政治戰”的協調機構，分享中共統戰機構和個人的活動信息以及監測防控中國“政治戰”活動的經驗。

三、美國強化對“一帶一路”制衡的主要趨向

應當看到，美國在上述不同領域對華展開的“競爭”策略實際上是彼此聯繫的，其總體性、跨域性和聯動性特徵在制衡“一帶一路”方面尤為顯著。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美國對此並沒有做出強有力回應。過去五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取得諸多進展，國際社會給予普遍支持，“一帶一路”逐步成為中國國家發展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然而，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美方對“一帶一路”的認知日趨負面。美國方面明確將“一帶一路”視為中國大戰略的組成部分，日益擔憂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挑戰和損害美方利益，認為中國欲借“一帶一路”對歐亞大陸進行控制，並進而謀求“全球霸權”。“一帶一路”成為美國戰略界人士對華認知呈現“威脅膨脹(threat inflation)”現象的重要推動因素。他們還宣揚“債務陷阱論”“滋生腐敗論”“產能污染論”“破壞安全論”“輸出模式論”“規則替代論”等一系列消極論調。與此同時，圍繞如何加大對“一帶一路”的制衡，美國戰略界人士也提出具有一定系統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言。

(一) 美國官方人士對“一帶一路”的主要看法

2017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 及其繼任者蓬佩奧、國防部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 、國家情報總監丹·科茨(Dan Coats)、國防情報局局長羅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等高級官員以及很多美國國會議員都在公開場合發表質疑和批評“一帶一路”的言論，認為“一帶一路”表明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推行“掠奪性經濟”，通過製造“債務陷阱”損害他國主權權益，破壞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2017年6月，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美國期間，特朗普與其發表聯合聲明稱，應通過透明的、負責任的債務融資舉措建設基礎設施，促進地區的互聯互通，並確保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法治和環境保護規則。這被認為是美國官方開始明確針對“一帶一路”採取反制。同年10月，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馬蒂斯稱“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有很多條‘帶’和很多條‘路’，沒有哪個國家應將自己置於掌控‘一帶一路的位置’”。他還特別提出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有損地區安全。同月，在出訪印度前夕，時任國務卿蒂勒森在美國智庫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稱，“一帶一路”使相關國家背上鉅額債務，它們不僅在未來更加難以獲得外部融資，還會面臨債轉股和債務違約的問題，這一局面難以支持這些國家的長期發展。他還表示，“我們需要與印度合作以確保印太逐步成為一個和平、穩定和不斷繁榮之地，而不是變為一個充滿失序、衝突和掠奪性經濟的地區”。蒂勒森的繼任者蓬佩奧則有過之而無及，不僅在多個場合批評“一帶一路”，還施壓巴基斯坦、巴拿馬等國警惕使用來自中國的投資，聲稱“當中國找上門來，對你們國家的民眾來説並不總是好事”。2018年8月，特朗普本人在私人場合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擾亂全球貿易並具有冒犯性”。2018年10月，副總統彭斯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專門就對華政策發表演講，稱中國利用“債務外交”擴大影響力，將斯里蘭卡等國港口據為己有，進而建立軍事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兩年中，很多美軍戰區司令以及其他軍方領導人從軍事安全的角度對“一帶一路”提出公開批評，這也從一個重要側面表明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越發具有戰略色彩。2018年2月，時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利·哈里斯(Harry Harris)稱，“一帶一路”使中國能夠影響全球航道，它是中國的一種有協調的、戰略性的努力，旨在替換美國及其盟友和地區夥伴的位置，“全球咽喉要道(global chokepoints)”都會因“一帶一路”而受到壓力。同年4月，哈里斯的繼任者(更名後的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德森(Philip Davidson) 表示，通過“一帶一路”中國想要“塑造一個與它自己的威權模式相符合的世界，並破壞國際規範，比如商業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美軍非洲司令部司令托馬斯·沃德豪森( Thomas Waldhauser)、南方司令部司令庫爾特·蒂德( Kurt Tidd) 等則公開質疑“一帶一路”向非洲和拉美地區的擴展。此外，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也就“一帶一路”發表了負面評論，並要求特朗普政府加大制衡力度。比如，民主黨籍參議員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 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確保控制陸上和海上利益，並企圖最終控制歐亞大陸和侵佔那裏的自然資源”的戰略，這與美國的政策迎頭相對。 2018年8月，16名聯邦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 和國務卿蓬佩奧稱，“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最終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必須對此加以抗衡。

（二）美國智庫專家對“一帶一路”的主要看法

與過去幾年對“一帶一路”的評析相比，2017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智庫專家對“一帶一路”的研究重點和主要看法呈現以下變化：一是更加註重研判“一帶一路”建設的軍事安全影響，認為“一帶一路”是“以經促政、以商掩軍”，關注“一帶一路”如何影響南太平洋島國、孟加拉灣沿岸、東非印度洋沿岸等重要節點地區的力量平衡以及港口設施軍民兩用、中國私營安保力量“走出去”、中國北斗導航系統“內嵌”相關國家等問題。二是更為關注“數字絲綢之路”問題，擔心中國藉此加大收集沿線國家的重要數據，並通過華為、中興等公司承接的相關項目(如在斯里蘭卡、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向沿線國家輸出中國式的信息監控系統。三是炒作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提升威權主義體制的國際影響力，運用製造“債務陷阱”等方式加大對沿線國家的控制，在沿線國家開展“有中國特色的干涉”，不斷強化針對相關國家的“經濟脅迫”。四是憂心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不合規經營和腐敗行為、中國對相關國家貸款的低標準或“有中國特色的附加條件”，導致國際發展領域的規則和標準(尤其是環保和社會標準)受到破壞，從而引發“逐底競爭( race to the bottom)”問題。五是更加深入地探究聯手日本、澳大利亞、歐洲、印度等各方共同制衡“一帶一路”的具體舉措，涉及情報分享、基礎設施聯合融資、“軟性基礎設施( soft infrastructure)”援助等方面。美國智庫專家普遍認為，“一帶一路”無論成敗與否，都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中國藉助“一帶一路”推動“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型全球化以及在整個歐亞大陸展開“攻勢”將會動搖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獲霸權地位的基礎。在美方人士看來，“一帶一路”對美國國家利益帶來的現實和潛在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影響美國企業的商業利益，“一帶一路”會使中國企業在相關國家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得以強化。第二，影響全球供應鏈以及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進而損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據的中心地位。第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逐步侵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首要地位。第四，導致中國技術標準的國際化，尤其是在5G等新經濟領域，從而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國在全球的技術領導地位。第五，使相關國家重新審視與美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關係，特別是中國在沿線國家支持修建的軍民兩用基礎設施以及獲得的相關特權，將影響美國在全球的軍事部署，損害美國的軍力投射能力。

（三）關於對“一帶一路”強化制衡的政策建言

圍繞美國如何有效應對“一帶一路”帶來的現實和潛在挑戰，美國戰略界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議可以概括為以下五點：第一，從美國自身角度看，要加強跨部門協調，強化對“一帶一路”的研究。除了增強對美國政府僱員和外交人員的培訓外，還可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向美國公眾闡明“一帶一路”的實質和戰略影響，增強美國社會對“一帶一路”挑戰的認知。

第二，儘快提出美國版的“互聯互通願景”，更加註重發揮盟友和夥伴的“比較優勢”，在制衡“一帶一路”方面產生協力。倡導所謂高質量基礎設施，從過程視角和結果視角監測中國支持的基礎設施項目，關注項目招投標、政府採購、環保和社會標準、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以基礎設施的“全生命週期成本”概念突出中國項目的“廉價低質”特徵。借鑑“採掘業透明度倡議”等制定原則標準，利用世界銀行、亞開行、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增強對美式原則標準的國際支持。推動中國加入“巴黎俱樂部”等，用多邊機制加大對中國“債務外交”的約束。大力發揮盟友和夥伴國的作用，在制衡“一帶一路”方面進行分工協作。在南亞地區，可採取“印度施壓、美日提供融資”的合作模式，削弱中國在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等國的影響力。在南太地區，可發揮澳大利亞的主導作用，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瓦努阿圖、所羅門羣島等國加大施壓，從增強島國網絡安全能力等入手，阻礙中國企業對這些國家的滲透。此外，可以考慮將此前主要由日本和印度推動的“亞非增長走廊”計劃升格為“四國機制( QUAD)”框架下的合作項目。

第三，在國際發展領域增強“美國模式”的吸引力，提升美國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發展融資的實際支持能力。美國一方面要揭露和指責中國的“掠奪性經濟”，另一方面也要拿出“真金白銀”加大對相關國家的支持，提供“一帶一路”之外的“替代性選擇”。美國政府需要重新整合對外經濟政策和發展援助的“工具箱”，國會則需增加相應撥款。大力促進私營部門對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資，引導全球的機構投資者支持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基建項目。按照《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案》(BUILD)的要求，儘快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美國國際開發署發展貸款部等機構整合為美國國際發展融資公司，將美國國務院民事援助部門、國際開發署等機構的相關資源向印太地區傾斜。考慮適時邀請韓國、歐洲國家、沙特阿拉伯等參與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相關討論和工作。此外，美國還應聯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進行全面評估，改造國際發展融資體系，以更好地符合透明度、問責制、財政可持續等標準。可考慮建立“國際法律支持機構”，為債務國提供法律等方面的專業支持，為這些國家與中國商定公平的貸款協議提供諮詢和幫助，避免其遭遇“債務陷阱”。

第四，對“一帶一路”不要採取全面對抗的應對策略，不放棄美國企業從“一帶一路”中謀利的可能性，在支持相關國家和地區“軟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注重發揮美國優勢。美國政府需要為美國機械製造類企業、法律和諮詢服務類企業、物流企業和投資機構爭取從“一帶一路”中獲利的機會，要求中方提升相關項目早期階段的透明度，為美國企業提供充分信息，同時美國企業也要注重防範腐敗、徵地、政治等方面的經營風險。此外，美國還可着重加強對相關國家和地區“軟性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重點參與發展數字經濟等能夠充分體現美國優勢的合作，可考慮倡議建立“數字發展銀行”，加強對低收入階層和初創小規模企業的融資支持，提升相關國家發展資金使用的針對性、效率和廉潔度。利用亞開行的亞太項目籌備機制(Asia-Pacific Preparation Facility)、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管理機制(Debt Management Facility)等渠道，培訓相關國家的政府官員、金融機構和企業，使它們能夠擁有專業的技能對涉及中國的項目進行評估，識別項目的“全生命週期成本”和債務風險等問題，引導其選擇替代性建設方案。此外，美國還應加大研究中國工程承包商、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軍方之間的聯繫，並將所獲信息及時通報給相關國家政府，使後者意識到中國項目的“野心”和“危害性”。

第五，在對待具體項目層面，美國需善於利用中國企業濫建“白象工程”(大而無用的工程)等弱點，注重把握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出現的涉華負面社會情緒，藉助這些國家內部反對“一帶一路”的力量，強化對相關項目軍事安全影響的監測。美國應當深入研究中國“一帶一路”框架下各類項目存在的諸多弱點並加以利用，比如通過靈活的貸款協議等手段，中國政府和企業可以促使相關項目快速啓動，但這容易掩蓋項目的長期風險；中國缺乏對項目進行全週期(涵蓋倡議、建設、完成、使用、維護等階段)管理的能力；大型基建項目難以按時保質完成、損害中國聲譽；中國工人和環境成本等問題引發東道國社會的抱怨和排斥；夥伴國的期待與項目的實際效果之間存在差距。隨着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新政府的上台，美國須及時調整政策，加大與這些國家的接觸和影響力度，靈活運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基金等政策槓桿，使之與中國的資金和項目逐漸疏遠。此外，要進一步研判相關項目的軍事安全影響，如擴展美印雙方在西印度洋地區的相關合作，邀請印度方面向美軍中央司令部、非洲司令部等機構派遣聯絡官，以加大對中國政府和企業相關經濟活動的監測。美國還可通過對中國私營安保企業施加影響力，進而掌握涉及中國的項目情況。

四、“印太戰略”與美國對華競爭的展開

2017年11月，特朗普展開其執政後的首次亞洲之行，在此前後美國政府正式提出“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將“印太”作為推進外交戰略的地緣框架，宣稱美國將與印太地區建立“新夥伴關係”。這一戰略旨在替代奧巴馬政府實施的“亞太再平衡”，並日益成為美國製衡“一帶一路”和對華展開地緣競爭的主要依託。根據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定義，“印太”是指“從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國東海岸的廣大區域，這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2010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印度已經成為印度洋以及更廣闊地區的“安全淨提供方(net security provider)”，美國需要加強與印度的安全合作。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曾表示，“要在太平洋擴展我們與印度海軍的合作，因為我們認識到印太地區對於全球貿易和商業有多麼重要”。2015年1月，美國和印度方面還共同發佈了《美印亞太和印度洋聯合戰略願景》。

美國“印太戰略”能夠在特朗普時期最終成形並得到不斷充實，確實與“一帶一路”密切相關。美方認為“一帶一路”具有使中國成為歐亞大陸霸主的潛力，“中國的主導會破壞印太地區多數國家的主權”。曾擔任美國海軍學院院長的海權理論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很早就提出，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至關重要，可以使相關國家沿着歐亞大陸邊緣投射力量，美國應與民主國家構建“跨國海上聯盟系統”，以抗衡位於歐亞大陸的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防範歐亞大陸出現霸權國家。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主任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言，對美國主權威脅最大的國家，來自歐亞大陸可能出現的霸主。而在蘇聯垮台後，美國關鍵性和長期性目標就是“阻止地區或大陸霸主的崛起”，“防止因資源過於集中於某一歐亞大國而對美國構成類似之前蘇聯那種全球性挑戰”。然而，在很多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中國正藉助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整個歐亞大陸展開地緣經濟攻勢，並基於此不斷擴張安全和政治影響力，進而威脅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霸權基礎。顯然，“印太戰略”體現了一種鮮明的“海權”思想底色，旨在從太平洋和印度洋東西兩線遏阻歐亞大陸可能出現的霸主。

在美方看來，“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印太戰略”。特朗普政府的多位高級官員都談及或是暗示中國在印太地區通過“掠奪性經濟”、南海軍事化等方式謀求霸權，損害相關國家的主權，展開“脅迫性”行動，試圖“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擴展政府驅動的經濟模式的影響力，按照有利於(中國的)方式重塑地區秩序”。針對這些挑戰，“印太戰略”的具體制定者之一、美國助理國務卿幫辦黃之瀚(Alex Wong)等官員在闡釋這一戰略的內涵時指出：所謂“自由”，是指該地區國家不受他國脅迫，而且能夠在本國國內維護自由民主體制；所謂“開放”，強調的是“印太”地區海上交通線以及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性，尤其是南海不被任何國家控制。概言之，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目標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是強調維護“基於規則的印太秩序”，鞏固自由、民主、法治等共同價值觀；二是深化印太海上安全合作，要求根據國際法和平解決海洋爭端，維護所謂“航行和飛越自由”，並增進海上執法、打擊海盜、反恐、救災等方面的合作；三是推動“負責任的互聯互通”，支持符合透明、法治、環保等原則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

“印太戰略”具有針對中國的顯著特徵，正如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 所言，“印太戰略”旨在“確保地區盟友意識到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風險”，目的是讓所有地區成員“共同對抗中國”。顯然，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版的“印太戰略”之間存在較強的聯動和共振關係，併力圖在經濟政策和安全政策之間實現更加緊密的銜接，反映出美國試圖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地緣政治影響加以管控。此外，通過宣揚和推動“印太戰略”，特朗普政府希望進一步促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在地區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並增強盟友和夥伴之間的相互協作，將原本是輻輳式的美國同盟體系打造為盟友和夥伴結成的網狀安全架構，“構建中國最為恐懼的海上圍堵”。這一架構勢必有助於強化針對中國的集體制衡，同時也符合“美國優先”政綱對於降低美國國際領導成本的內在要求。

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加緊充實“印太戰略”的具體內容，該戰略的政策手段、資源保障和實施機制等逐步清晰。美國並未展開與“一帶一路”規模和資金量對等的競爭，而是聚焦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能源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三大領域，並先期投入1．13億美元的“預付資金”以調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通過能源增進發展和增長(EDGE)”等具體行動計劃。此外，美國商務部、能源部和國際開發署等機構也推出一系列相關政策，推動美國商業界擴展與印太地區的聯繫。在安全領域，“印太戰略”聚焦“海上安全”、人道主義援助和減災、維和能力提升、打擊跨國犯罪四大議程，以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為重點，並加大對孟加拉灣沿岸國尤其是斯里蘭卡的投入。此外，美國戰略界尤其是軍方對太平洋島國的重視程度也在顯著上升，擔憂中國通過增加對島國港口等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進一步獲取安全影響力，甚至在此建立中國海外軍事基地。

雖然特朗普政府目前為“印太戰略”投入的資金仍然較少，但應看到美國並不試圖也缺乏足夠條件針對“一帶一路”展開規模對等的對抗，特朗普政府希望借“印太戰略”針對這一地區的未來發展提出美國式的“願景(vision) ”，展現美國對於加大與印太地區國家全方位交往的“承諾”，注重調動、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和力量，針對“一帶一路”的薄弱環節展開行動，對“一帶一路”採取“非對稱”制衡策略。除了將美國支持的發展合作限定在能源、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之外，“印太戰略”還尤為重視發揮私營企業的作用，通過積極改進美國國際發展融資機構，藉助OPIC等大力促進私營企業擴展與印太地區相關的業務，進而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OPIC在美國“印太戰略”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該機構總裁雷·沃伯納(Ray Washburne)曾明確表示，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只會讓相關國家的情況更趨惡化，由私營部門引領的投資方式是“針對中國方式的有力的替代性選擇”；美國需要“現代的、21世紀的機制”與中國進行競爭。OPIC是美國政府在1971年成立的發展融資機構，相當於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的橋樑。它的主要職能是與美國的私營企業合作，幫助後者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立足，並促進東道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OPIC為美國投資者提供金融、政治風險保險等服務，確保相關項目符合較高的環境保護和社會標準，其業務範圍目前涉及160多個國家。2017年12月，在美、日、印、澳四國外交部門的聯合工作組會議召開後不久，OPIC就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等機構簽署協議，共同為地區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融資等方面的支持。2018年7月，為落實“印太戰略”的經濟部分，美日澳政府宣佈建立更加緊密的三邊夥伴關係，推動具有透明性、開放競爭和債務可持續性的項目。OPIC是美方具體執行機構，並向美國駐日本使館派駐代表，專職負責相關合作的落實。目前，特朗普政府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案》，已經着手對OPIC進行升級改造，增資600億美元，將OPIC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發展貸款部進行整合，成立新的國際發展金融公司(USDFC)。新機構將具有更雄厚的金融實力和更廣泛的投資權力，預計將在2019年10月正式運作。

特朗普政府通過“印太戰略”制衡“一帶一路”的另一特徵是注重調動盟友和夥伴國的積極性，促使它們發揮“比較優勢”。比如，近年美國日益擔心中國在南太平洋擴展影響力，並將澳大利亞作為應對這一挑戰的重要力量。2018年6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羅伯特·內勒(Robert B．Neller)稱，中國就像在下圍棋，已經在南太平洋等地部署了棋子，以獲得地緣優勢。同年7月，在美澳舉行外交和國防部長“2+2”會議期間，蓬佩奧表示，儘管中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不斷增長，但他有信心南太島國將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作為自己的盟友。南太島國對於美國維護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優勢地位極為重要，該地區正在成為美澳合作落實“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比如，瓦努阿圖曾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在太平洋僅次於夏威夷的第二大軍事基地。在美國支持下，澳大利亞指責瓦努阿圖同意將該國的盧甘維爾港在未來變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該港距離澳大利亞約為2000公里。瓦努阿圖政府最終公開了2014年與中國簽署的合同副本，證實該港的建設主要是為了接待大型郵輪和開展國際貿易。為了對抗中國的影響力，限制華為公司等中國企業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業務，澳大利亞政府撥出專款，用於修建本國與所羅門羣島之間長達4000公里的海底高速光纜。

此外，美國也在持續深化與日本、印度等國的實質性合作，推動各方“印太戰略”之間的對接，從而更加有力地發揮協同效應。2017年11月，美日兩國政府建立“能源戰略伙伴關係”，美國貿易發展署(USTDA)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等機構共同為印太地區提供“高質量的”能源基礎設施。2018年5月，在美日商會和美印商會的推動下，“印太基礎設施三邊論壇”成立，着重協調三國私營企業在建設地區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

五、東南亞與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態勢

東南亞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對象，隨着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中緬經濟走廊、中老經濟走廊等合作的展開，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有望進一步增強。而在美國加大推進“印太戰略”的背景下，作為太平洋與印度洋的結合部，東南亞對美國經濟、外交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在上升。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在同中國開展合作時，對於如何應對中美戰略競爭等問題也愈加關注。由此，東南亞地區既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合作的主要區域，也在成為美國對華展開地緣競爭、加大制衡“一帶一路”的重點方向。蘭德公司學者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進行了系統研究後認為，東南亞是中美兩國能夠產生“正面衝突(at logger heads)”的地區。

在東南亞地區，泰國、菲律賓是美國的條約盟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則與美國保持密切的經濟和安全關係。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時期，東南亞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位置明顯前移，“亞太再平衡”的最突出重點即是東南亞，這一變化被稱為“再平衡中的再平衡”。2009年以來，美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首次向東盟派駐大使，創立“美國—東盟峯會”等對話協調機制，並加強了與越南、緬甸等國的交往。尤其是在強化美國—東盟經濟聯繫、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方面，奧巴馬政府提出“印太經濟走廊”“亞太全面能源夥伴計劃”等構想或機制。顯然，這些美國主導的經濟合作方案與“一帶一路”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

然而，特朗普參加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幾乎從未提及東盟和東南亞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東南亞國家普遍擔憂特朗普執政將衝擊美國和東南亞關係。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執政後，其亞太政策表現出顯著的“謀利至上”和“交易主義”等特徵以及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決策令很多東南亞國家深感不滿。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強調，要解決美國對部分東南亞國家貿易逆差過高的問題，這涉及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再者，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體現了“美國優先”原則，着力將反恐問題作為美國和東南亞關係的主軸之一，以防範該地區的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與中東、中南亞地區的相關勢力遙相呼應。特朗普政府還要求緬甸等東南亞國家降格或中斷與朝鮮關係，在遏制朝鮮方面加大與美國配合的力度。總之，與奧巴馬政府相比，執政初期的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的關注和投入有所下降，功利性色彩突出。

美國戰略界人士對此感到憂心，認為這一做法將損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在2016-2017年積極改善與越南、菲律賓等國的關係，並進一步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圍繞“一帶一路”拓展合作。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開始對東南亞國家採取“安撫”措施。2017年4月，美國副總統彭斯訪問印度尼西亞，並表示特朗普政府仍重視與東南亞的關係。美國—東盟外長會議在當年5月於華盛頓召開。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部長馬蒂斯等赴東南亞國家參加東盟系列會議、香格里拉對話會等。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L．Ross，Jr．)於2017年9月訪問越南，並與越方簽署價值超過80億美元的商業合作協議。越南總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阿都拉薩(Najib Abdu lRazak)、泰國總理巴育·詹歐差(Prayuth Chan-ocha)、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等也在2017年實現訪美。在人權和價值觀外交等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調門”較之奧巴馬政府有所降低，力圖修復美國與菲律賓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政府之間因“暴力禁毒”等問題導致的關係裂痕。

特朗普在2017年11月對東南亞國家展開就任總統後的首次訪問，美國戰略界人士紛紛建議特朗普政府多管齊下，從政治、安全、地區機制等多個領域加大對東南亞的政策投入，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一是建議美國政府保持與東南亞國家的高層級、高密度接觸，總統以及內閣成員應儘量出席東盟主辦的有關峯會。同時，可圍繞外交、安全、財政、農業、能源等問題，與東盟建立部長級和高官會議機制。二是在雙邊層面，美國需要重振與菲律賓、泰國等盟友的關係，拉住重要夥伴新加坡，支持緬甸民主進程，鼓勵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與美國及其盟國深化全方位合作。三是應加強對東南亞地區海上安全的投入，包括增加美軍在南海開展的“航行自由”行動，繼續落實奧巴馬政府時期提出的“東南亞海上安全倡議”。推動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執法合作，促使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在蘇祿海等達成“區域海上安全倡議機制”。尤其是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圍繞南海問題的爭端有所降温的情況下，美國需要加大影響有關“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程，可考慮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推出“亞太海上行為準則”，進而為“南海行為準則”框定標準。四是美國應大力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反恐行動，助其遏制“伊斯蘭國”勢力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勢頭。

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政策的回調，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制衡中國在東南亞不斷擴展的經濟、外交和安全影響力的考量。美國方面擔心，隨着“一帶一路”合作在東南亞國家的推進，中國將進一步擠壓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和空間。面對中國藉助“一帶一路”擴大經濟影響力的現實，特朗普政府需要的不僅是政策工具和策略，還有正確的思維觀念(mindset)，應敢於競爭並大力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美國應重新發現和運用自身在東南亞的優勢。尤其是在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國內金融風險上升、外商投資環境惡化等因素或使中國在與美國的競爭中陷入不利地位，而且中國近年利用經濟手段“脅迫”周邊國家的做法致使相關國家希望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這些因素有助於美國進一步提升和鞏固在亞太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發展中的主導地位。

對於如何深化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係、制衡“一帶一路”合作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展，美國戰略界人士籌謀的政策舉措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增加對東南亞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參與和支持力度。美國政府應設法推動美國企業積極尋求商業機會，尤其是要確保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面對亞投行帶來的“機制競爭”，特朗普政府可考慮有條件地加入亞投行，從而表明美國重視並願意幫助相關國家應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挑戰。同時，美國需要與日本等國合作，增強亞開行的實力，包括落實該行的增資計劃，提升亞開行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效率，更好地帶動其他機構投資者對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的長期性投資。美國可通過亞開行推動國際多邊性開發銀行共同制定“最佳實踐”，從而鞏固美國在“標準設定(standard-setting)”方面的主導地位。

第二，促使美國在東南亞的投資更為均衡，尤其是引導美國企業更多關注中南半島國家。目前，美國是東南亞地區的第三大投資來源地，投資總額約是中國的兩倍。但是，美國的投資一半以上都集中在新加坡，投資佈局的優化對於長期經營美國和東南亞國家關係具有重大意義。美國需要大力調動美國私營部門的力量，加大參與東南亞地區經濟的力度，其關鍵在於不斷豐富能夠引導美國企業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的政策手段。比如，可加強貿易政策和談判顧問委員會(ACTPN)等機構與美國私營部門、州市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協作，促使後者加大對東南亞國家的關注。通過美國出口—進口銀行(Ex-Im)、OPIC等機構，為美國企業提供更有力的出口支持和投資保障，促使東南亞國家能夠更多消費美國的高端產品和服務。

第三，美國應考慮在適當條件下重返TPP，或是儘快尋求可替代的有效方案，強化對地區經濟合作路徑和規則的影響力。相關政策考慮包括在美國-新加坡自貿協定基礎上在東南亞發展新的、高標準雙邊自貿區網絡，繼續推進“美國-東盟貿易與投資框架安排”等。此外，過去10餘年，美國曾先後提出美國-東盟企業合作、互聯互通、下湄公河合作、教育合作等方面的倡議，美國政府可對這些倡議進行梳理與整合，進一步明確和提煉相關原則、規範和經驗，擴大其對地區經濟合作的影響。此外，還需充分發揮美國在“軟性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幫助亞太地區國家提升法治和制度建設能力，通過美國財政部、國際開發署、貿易發展署、金融保險公司等機構支持東南亞國家的能力建設，以增強這些國家的制度韌性，進而鞏固美國在塑造地區經濟合作時的領導作用。

第四，美國需要進一步深化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盟國和夥伴國的協作，共同確保東南亞經濟的“自由和開放”。比如，美國與其夥伴國可共同提升東南亞國家政府在項目評估、採購和税收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培訓負責經濟發展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政府官員，幫助相關國家加強資本市場建設和實施公私合營(PPP)項目，這些舉措都將有助於制衡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此外，要注重運用好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多邊機制，加大對中國行為的規範。比如，強化APEC“政策支持小組(PSU)”的功能，使其能夠獲得高質量經濟數據，並與美日等國私營企業合作制定產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相應標準。涉及能源和通信信息技術(ICT)、公共衞生等事務的APEC工作小組也應是美國政府的關注重點，這些正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合作所涉及的領域。

六、結  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朗普政府將應對大國競爭確定為國家安全核心議程的背景下，美國對華競爭性戰略也處於加速成型的進程之中，這很可能將致使中美關係出現“範式性轉變”。雖然競爭並非對抗，也並不必然意味着中美衝突，但如何界定競爭的內涵、目標、範圍和規則，如何對競爭進行有效管理，如何把握各類競爭性策略之間的區別等，仍是國際關係學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亟須破解的難題。同時也要看到，美國對華全方位競爭的推進面臨諸多限制性因素，尤其是動員盟友參與對華戰略競爭的難度。在特朗普政府不斷強化對華施壓的情況下，一些美國戰略界人士已經意識到這種趨勢令人擔憂，兩國利益並非絕不相容。更重要的是，中美競爭的未來走勢將取決於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等諸多因素，“雖然‘權力轉移充滿了競爭且需要付出高昂代價，但還是可以和平實現的”。面對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對華全方位競爭態勢，中國如何選擇“以弱競強”的有效戰略、如何引導塑造中美互動的新模式越發重要而緊迫。

 “一帶一路”是過去數十年來中國首次提出的全球性合作倡議，體現了一種以互聯互通為導向(connectivity-oriented)的外交戰略思維，有助於中國探索和施展協進型國際領導力(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一帶一路”建設涉及經濟、安全、外交、國際發展等諸多領域，它對中美關係的戰略性、長期性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兩國圍繞“一帶一路”展開的互動關係將集中體現21世紀大國競爭的重要趨勢與特徵。2018年以來，針對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突出關切，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按照“行穩致遠、走深走實”的要求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調整，強調“一帶一路”要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包括提升合作項目的實際成效和風險管控、強化融資可持續性、增進國際合作的開放性和透明度等。實際上，通用電氣公司等一批美國企業正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並從中獲得可觀收益。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布的報告也曾提出，“一帶一路”可以為中美兩國提供“新的合作平台”。此外，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日本自2017年下半年以來持續調整針對“一帶一路”的策略，中日兩國企業將圍繞節能環保、提升產業水平和促進交通物流等領域進行合作，共建泰國“東部經濟走廊”等項目。在美國力圖加大對“一帶一路”制衡的情況下，中國需要把握上述積極因素，不斷優化“一帶一路”建設的規劃、規則和機制，儘量減少可能被美方利用的弱點，力爭使“一帶一路”為中美關係的良性重塑發揮助力。

（本文首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