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關於改善中美海上戰略互動的思考

1月28日至2月1日，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邀請，筆者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進行學術交流。圍繞海權理論、海洋戰略、南海局勢和印太戰略等重大問題，筆者先後與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聯合軍事行動系（Joint Military Operations  Dept）、未來海戰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 Warfare Studies）、海戰研究中心（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國家安全決策系（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Dept）、海上行動與戰爭學院（College of Maritime Operational  Warfare）、戰略與行動研究系（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Dept）等機構的30餘名知名專家進行了兩場座談。座談之後，筆者還以新著《後馬漢時代的中國海權》第5章為基礎，在海軍戰爭學院做了“中國海權的中期評估”的專題講座。

在交流互動中，美方專家主要就海外基地、南海局勢和中國的海洋戰略三大議題談了他們的看法和疑問。關於中國海外基地，美方專家普遍認為中方在吉布提的行為符合海洋大國成長的一般邏輯，主要的疑問是中國未來會有多少個基地，以及什麼樣的形式？部分專家認為中方在海外投資的港口都是有軍事目的。關於南海局勢，筆者介紹了中國近些年來在南海的剋制政策，美方大部分專家對此表示認可，但懷疑這種剋制政策的持續性。他們認為，即便中國能夠持續剋制政策，美方在南海針對中國的行動和壓力也不會有大的減弱，因為權力政治的邏輯在起作用。中國海事研究所所長彼得達頓指出，中美南海競爭存在兩大邏輯，一是權力政治，這一點討論得較多；二是法律與規範，即南海相關各國的行為要符合國際法，美方關注“南海行為準則”(COC)的磋商進程，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法律的邏輯。關於中國的海洋戰略，基於地緣、時代背景和政治文化傳統等不同的視角，美方專家基本上能接受中國海上崛起道路的特殊性，認為中國無法複製美國曾經的道路，中國也不可能在全球層面挑戰美國，其疑問在於中國能否開創一個新的海上興起的範式。對此，筆者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針對性地作了回應和解釋，並就“印太”戰略、美國南海政策“軍事化”等向美方同行提出了自己的關切和疑問。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特別是其中國海事研究所是長期專注於研究涉華海洋議題的全球重要機構，無論是在研究議題設置、基礎理論供給，還是數據信息蒐集等方面，在國際學界均有着很強的發言權。該院也是中國“海上威脅論”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手，部分專家一貫傾向於誇大中國的能力和意圖。與華盛頓DC的一些研究機構過於政治化不同，該院位於羅德島紐波特市，遠離政治中心，尚能在政策立場和學術研究方面保持着較好的平衡。一些專家的觀點雖然極端，但還是可以與之擺事實和講道理，溝通空間和價值依然存在。該院既屬於美軍高等軍事院校，承擔着美國海洋戰略與政策研究、國家安全戰略決策訓練和聯合作戰課程，同時也是美國舉足輕重的涉海研究智庫，有着強大的政策影響力。與美國大部分智庫相比，該院與中國的接觸和交流仍顯不足，這裏的很多專家在論及中國事務時，依據的方法主要是公開文獻分析和邏輯推理，缺乏對中國國情的基本瞭解和情況的切身認知。未來，中美雙方都有必要創造更多條件，讓這些專家能有更多的機會來華進行學術交流與考察。

此訪發生在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加劇的背景下，拋開力量對比變化導致的剛性張力不論，中美在戰略溝通層面是否錯過或正在錯過一些機會？就海上領域而言，中美間的競爭是否會一定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甚至未來會走向更壞的境地？帶着這些問題，筆者在訪問和交流中也有些許思考。

首先，中美需要重視雙方思維和邏輯的差異，在未來的對話交流過程中，彼此都需要認真學習對方，甚至要學會換位思考。例如，雙方對於西太平洋地區力量對比的變化都缺乏足夠的準備，當變化發生後，雙方特別是美國採取了各自認為合理的措施，這些措施直接刺激了彼此的戰略對抗。中國近些年來海上力量的快速發展，加劇了美國的焦慮感，而美國根據自身的經驗，以能力界定意圖，有意或無意誇大了中國的戰略意圖。而中方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定的戰略意識和戰略自覺，雖然實力增強了，但依然奉行的是弱國的邏輯，對自身力量發展對於地區乃至世界的戰略影響估計不足，從而不能很好地認知和反饋美國的過度反應。雙方都需要時間進行戰略調適，中方需要學習成為一個強國特別是海上強國，而美國需要意識到中美海上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權力轉移的不可避免性，需要認識到中國地緣環境的複雜性和中國海上行為的特殊性。當前，中美仍在不停地爭論或指責對方，誰更有挑釁性，誰是反應式的。其實，如果換位思考，雙方都能看到彼此行為中的合理性。

其次，中美海上戰略競爭只能管控不能迴避。海權和海上地緣競爭在中國政策圈都不是太好的詞，問題是競爭事實上已經存在，且在不斷惡化。中方若一味迴避，反而給人以不誠實感，妨礙戰略對話的深入。即便中方主觀上沒有挑戰美國的意圖，只要中方的力量在不斷增長，在美國看來，就是對其西太海上主導地位的巨大侵蝕。況且中國的維權行動還會波及美國的盟國與夥伴，涉及到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承諾，這些行動也會被美視為對其地區領導地位的挑戰。因此，擺在中美面前的最緊迫任務，是管控而非超越競爭。在中方看來，自己已經相當剋制，而在美方看來，中方的行為已日益激進。不經過長期的戰略試探和戰略博弈，雙方很難找到新的政策平衡點，超越競爭的前提是雙方能夠管控競爭，並在長期的海上互動中，摸索出一種新的互動模式。

另外，雙方需要進行真正的海上戰略與政策對話。從大趨勢而言，中美終將不得不面臨新的力量對比的現實，相互做出包容和妥協；從意願來看，中美間通過戰爭解決海上矛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不大。我們仍有理由保持樂觀，問題是，中美如何平穩地度過黎明前的漫長黑夜？雙方將可能長期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時間可能是10年，甚至20年。在儘可能去政治化和去民族主義的情況下，應儘快就西太平洋甚或印太地區的重要事務進行溝通，就彼此的戰略設想進行實質的磋商，就海上軍備的發展進行軍控對話或相互限制，就該地區的權力分配和力量對比形成必要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上達成一個包容性的、共存的安全架構。我們必須承認，中美海上競爭的核心是權力分配問題，而非是主權和航行自由問題。如果中美雙方遲遲不能觸及實質問題，不對對方的合理訴求進行有效回應，而滿足於對自身原則和立場的宣示，中美間激烈的海上衝突和對抗將僅是時間的問題。在海上博弈局勢持續升級的背景下，中美如果缺乏戰略自覺和權力分享的意識，任何意外事件都可能導致各自的如意算盤落空，甚至進入激烈的熱戰。

最後，中美需要開放共存的地區海上秩序。現代海權的競爭相當大程度上即是秩序和規則之爭，中美海上關係要想保持穩定，還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或規則去進行約束和協調。鑑於未來中美在該地區均難以建立或維繫主導性權力地位，因而，這種規則或秩序必須是中美雙方都認可的，它只能建立在協商性的權力結構之上，這需要中美在長期的海上互動中有意識地進行塑造。前提是，雙方都必須放棄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區建立針對另一方海上安全機制的願望和計劃。

無論中美關係未來如何發展，此類二軌的溝通交流都非常必要；關係越困難越有交流的必要和價值。在這一點上，此訪接觸的美方專家也有着強烈的共識。

（本文首發於《環球時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