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國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多遠？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平】
自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名單公佈以來，很多中國網友，包括中國的經濟學家，都在爭論一個問題：“中國扶貧工作在世界上最有成效，連世界銀行都承認了，諾獎委員會是不是應該給中國授獎？”
扶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不是應該獎給中國政府官員？世界歷史上，被譽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西德經濟奇蹟之父”的路德維希·艾哈德曾一夜之間廢除價格管制，也沒有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我認為這想法沒有可能。
路德維希·艾哈德（資料圖）
而按現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規則，委員會也是不可能給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的貢獻——雙軌制也好，扶貧也好，基建也好——發獎的，因為這些會動搖西方經濟學的根本。中國的經驗證明了基礎建設的重要性，但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裏沒有討論基礎建設。
明確地講，在中國超過美國之前，在西方對等地承認中國的發展道路有其獨特的優越性，而且形成中國經驗超越“看不見的手”的英美模式的社會共識之前，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不大可能掉到中國經濟學家的頭上的。
我所知道的對扶貧有貢獻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是我的同事、北大的林毅夫。他在金融危機的最關鍵時刻給温家寶總理提建議，把經濟刺激政策投到農業上。所以當時中國在農業方面採取了非常大的力度，不但廢除了農業税，還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
這投資力度，不是任何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能做到的，這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實現；大規模改善農村基礎設施，這也絕不是一些富人捐點小錢就能完成的。所以在這點上，如果林毅夫只侷限在芝加哥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之內，就三個要素提出新結構經濟學，而沒有明確地提出政府在改善基礎設施方面的作用，要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是很難的。他們寧願獎給維持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現狀的修正主義或折衷主義的小小改革。
其實，微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學的波動是微觀基礎造成的——這觀點根本是錯誤的。經濟學的框架應該是微觀-中觀-宏觀的三層次結構，而非新古典的微觀-宏觀的二層次。微觀層次的個人，農民也好，企業家也好，都不是在真空裏產生和壯大的，而是在中觀的影響下長大的。
這中觀對他們的影響，最重要的就兩件事：一是金融，二是基礎設施建設，這才是產業結構的核心。中國恰恰是在金融和基建方面採取了和西方反其道而行之的方針，才會激發出鄉鎮企業家的積極性，也才會激起國企改革的積極性。所以中國的國企改革及鄉鎮企業的發展遠超東歐，也勝過拉美，現在看來也超過美國自己——你説美國人會接受嗎？
我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點改變可喜可賀，但咱依舊沒必要對它抱過高期望》一文中也已指出，噪聲驅動理論是“永動機”模型，根本不可能驅動經濟發展。其實，關於金融市場的一些理論，如布朗運動，也都是錯誤的，我們要代之以小波模型和生命週期模型。
遺憾的是，我和我學生的研究成就在複雜經濟學小圈子裏是被承認的，但在北大不被認可，學生連畢業都很困難。後來我把學生帶到復旦，雖能畢業了，但評職稱也不容易，因為評選職稱，尤其是評突破主流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還是跟這次評獎辦法一樣，評委隨機抽樣，而且認為樣本越大越好。
當年愛因斯坦寫的相對論要是需經隨機抽樣的評選人匿名審查，相對論有可能發表在德國主流物理學雜誌上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當時主編普朗克慧眼識人才，專門派他的學生勞爾到瑞士去查愛因斯坦何許人也，再把自己的名譽壓上去，發表愛因斯坦的文章。如果中國現在學美國那套，評委隨機抽樣，樣本還越大越好，那極可能導致的結果是找來二三十個根本不懂複雜經濟學也不懂非線性的經濟學家來評判，一看，“你敢挑戰主流理論？！”，馬上就斃了，理由都不講。
這也是網友們關心的問題——“為什麼我只回中國‘一半’”——的原因。即使我那關於複雜經濟學的研究在國外被承認，在國內也難以獲得認可，我和我學生的文章甚至都無法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自己辦的雜誌上發表，就因為挑戰了主流。
所以中國不是沒有人才，而在於文化。北大文化標榜是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幷包”，實際上只兼容西方主流理論，不兼容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在北大都被邊緣化，到今天為止，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或者要挑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在北大也很難生存。當然，大家有言論自由，可以發表觀點，但是掌握不了評審、教職或主導博士生評審的主導權。其他學校可能稍微好一點，但也是追風。
現實來看，我見過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越是有革命性貢獻的，越難以在主流學校裏生存。這裏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1989年，奧斯汀普里戈金研究中心曾辦過一個複雜系統的國際研討會，參會的人既有主流的自然科學的科學家，也有不少挑戰主流社會科學的學者。其中有一個人，名為弗農·史密斯（Vernon L.Smith），哈佛畢業，但入不了主流大學。
當時我問弗農·史密斯：“你在研究什麼？”他説他在研究實驗經濟學，即用實驗來檢驗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能否使市場自動均衡。我一聽就樂了，回道：“你雄心大，研究的領域將來是可以得諾貝爾獎的。”那時他在主流大學裏無法生存，長期呆在三流學校。
1996年我到北大工作。當時有幾個好學生願意留在國內，也有學生總想到國外見世面。去國外見見世面也是好事，我就給他們推薦了弗農·史密斯，我堅信這人將來是要得諾貝爾獎的。然而，學生們不願去。後來，2002年，弗農·史密斯果然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中國學生要想再到他那去就沒什麼機會了——想去的人太多了。
弗農·史密斯在發表獲獎感言（圖/諾貝爾獎官網）
所以，要想做前沿研究，就要先識別，在別人還沒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你就敢去做。我有位朋友的女兒在MIT唸書，她就很有前瞻性，MIT那兒那麼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她都不跟，就跟了位當時還年輕的學者——也就是今年諾獎得主迪弗洛。如果談以北大為首的部分中國高校跟MIT有什麼差別，那就是MIT的學生會瞄準前沿，選擇跟將來有可能得諾獎的導師工作；而北大的學生基本只會跟已經得了諾獎的老師做點模仿和應用。
在這點上，對中國年輕一代及中國各高校主管有幾句勸誡：不要只花重金去買已獲獎的諾貝爾獎得主來給自己學校打廣告、充面子，這做法是培養不出諾獎級科學家的，相反，只是給已得獎的名家“抬轎子”；應該和研究前沿的科學家們對話，讓他們分析未來十多年世界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發展方向在哪裏、有哪些學派在競爭衝刺，再在這基礎上判斷哪個學派最有希望，隨後扶持年輕人衝擊未來前沿。
在這點上，我認為中國科技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包括經濟學領域的人大、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都比現在的北大、清華有希望，因為人大等經濟學家敢引進“異端經濟學”，而北大清華的經濟學院太追隨主流了。即使中國出了很多可以得諾獎的工作，在國內主流經濟學刊物也得不到承認，只能成為出口轉內銷，在國外比國內先得到認可，屠呦呦就是這樣。得説明一下，我沒有否定北大清華的科學家，比如研製出氫彈的于敏就是北大畢業的，也沒有出過國，而清華工程學院也培養出許多屆國家領導人。
希望這屆諾獎過後，北大清華經濟院系的舊有風氣能有所改變。林毅夫教授若想拿下諾獎，也許可以考慮改改他的標題，新結構經濟學還不夠革命，應該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把中國扶貧的經驗、農村發展的經驗上升成一個新的理論。而認為經濟學沒有“犯錯”，只要再加一個公共財政分支就夠了的李稻葵教授，既然已經看到基建、教育的重要性，那可以再加把勁兒，突破計量經濟學什麼都要講隨機控制的束縛。
前陣子中美兩位女主播對話，福克斯的翠西·里根（Trish Regan）問“中國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央視的劉欣就解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什麼。我認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説法只能證明中國經濟學家暫時沒有能力用經濟學的語言把“中國特色”説清楚，沒有能力説得讓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心服口服。
希望能和林毅夫、李稻葵等經濟學家合作，學習中醫“辨證施治”的思維，突破新古典經濟學微觀基礎論的侷限，創造出新的經濟學規範和社會科學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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