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耘：牛人只動口，土人才動手？
【本文根據2019年9月2日在北洋電氣集團所作的“實踐出真知”講座整理補充而成，分為上下兩篇，以下刊發內容為上篇。】
（文/謝耘）
實踐是生命活力與價值的核心源泉
（精英意識形態批判之一）
一、話題的由來：精英意識形態帶來的嚴重問題
有些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當你猛然回頭時，發現已經大相徑庭了。對待“實踐”的態度便是這種變化之一。
我是60年代出生，70年代上小學和中學，80時代讀大學，90年代初開始工作走上社會。上大學前，在學毛著活動中印象很深的除了老三篇，便是主席的兩篇哲學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實踐論》。當年，主席的另外一篇文章“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也是經常被提起被引用。它相當於《實踐論》的概要。那個時代，對實踐的強調可以説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於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當時許多文藝作品裏，常常會有諷刺知識分子脱離實際空談理論的情節。“馬尾巴的功能”就是最著名的一個，它來自電影《決裂》。那時我們這些中小學生也被要求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業、工業勞動實踐，未來成為一個“普通勞動者”。那個時候毛主席有一個著名的説法：“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後來的改革開放，也是從重視實踐起步的。最著名的就是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它成為了改革開放的發令槍。後來小平同志“摸着石頭過河”的説法成為了堅持實踐第一的一種通俗形象的表述，引導了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向前。
由於從小受的教育，更由於工作伊始碰到了一個敢闖敢幹的榜樣周博士（見《我的職場十年》一書，“周博士的榜樣”一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走上社會後我很快就擺脱了多年讀書而不自覺形成的重思辨想象，輕實踐探索的不良習慣，工作中有問題有困難總是毫不猶豫地衝在第一線。最近咱們的電源產品在電磁兼容上有問題，我也是親自去參加測試，看問題出在哪裏，而不是僅僅指手畫腳給些“指導”，雖然我已經20多年沒做過於具體的硬件設計相關的工作了。
到了新世紀後，在我陰差陽錯地突然進入了大企業管理高層，我猛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極為陌生的環境中，基本的溝通都成為了問題。**經過一段認真的觀察與思索，我終於意識到經過十幾年的改革發展，中國逐步形成了新的“精英階層”及與之相應的“精英意識形態”。這個階層普遍存在於企業界，學術界以及政府中，他們對實踐的看法已經很不同於從前了。**當時我曾與在企業工作的朋友感慨道：現在一些企業高管在理直氣壯地蔑視與踐踏客觀規律。朋友聽罷回道：確實如此。
後來我發現，由於精英階層的示範效應，這種精英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了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做一線具體工作的人及尚未離校的學生。這種意識形態有兩個重要的與實踐有關的表現。
一個就是“牛人只動口，土人才動手”。“牛人”大都也是從底層做實事出來的（當然也有人靠投機一路混上來成為了“牛人”），但是當他們成為了“牛人”後，有些就覺得自己終於“成功”了而可以擺脱原來那樣親自動手地苦幹的日子了，覺得終於有資格可以走“更好”的路，開始“脱實入虛”的“華麗轉身”。這部分人開始輕視甚至蔑視實踐，以自己曾經有限的經驗以及看到的表面現象為基礎，去推論思辨，以自己的“聰明”去想象這個世界，並以此為準要求別人去落實自己的意志。**在一線做具體工作成為了“不成功”甚至是“失敗”的象徵。“成功”的標誌就是隻管指手畫腳出“思想”而無需親自動手去勞作，**連那些必須自己承擔完成的工作，常常也只是出“思路”，完整內容交由助理秘書、下屬員工或諮詢公司代勞。從事具體工作成為了一種普遍的無奈。
“精英意識形態”與輕視、蔑視實踐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的另外一個表現，也可以説是一個硬幣的另外一面，就是用權力或金錢去踐踏客觀規律，甚至在內心深處就不承認客觀規律的存在。當出現不同意見時，常常會説“各有各的看法，無所謂對錯”。需要統一意見時，則是以權力或金錢為準繩。探討不同意見背後的客觀合理性，時常被認為是一種荒唐、一種狹隘、不夠包容。當客觀合理性的探究被排斥後，真理與謬誤的差異便消亡了，留下的只是慾望，利益與權力。
我前些年在做智慧城市業務的時候，曾經發生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事情。當時我們與一個超大型城市談智慧城市項目，對方一直態度消極。後來9月中下旬公司最高負責人去見主管副市長，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個副市長在會面時突然下了限期上線的指令。我馬上就收到了一個微信：“請謝總組織好資源，務必按照XXX市長的要求保證系統在10月底上線開通。”我沒有回覆這個微信，因為我不能説做出這個要求根本是在做白日夢。後來我去見市經信委負責人，問他既然在會面現場，為什麼卻沒有向主管副市長如實彙報相關情況，他説領導對工作的具體事情沒興趣。一個黨的高級幹部可以這樣隨意下工作指令，企業最高負責人又把這樣的指令實時發給負責具體工作的人要求嚴格執行，只能説明在他們的心裏已經沒有“客觀規律”這個概念了，有的只是權力的威風。
“精英意識形態”拋棄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拋棄了按客觀規律辦事的原則，實踐成為了可以隨意驅使的僕人，用來實現個人意志，證明這種意志的正確。權力與金錢決定了誰的意志是必須被服從、及不可抗拒與改變的。因此在這種意識形態中，攀附權貴高枝，成為了“成功”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徑。
精英意識形態的這種破壞性，是我這些年工作中一個非常深的感受。所以人力資源前一段要我準備一下給大家做一個講座。我想了一段時間，決定講一下“實踐出真知”這個話題。這個話題與具體的工作崗位等都沒有關係，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當然這個話題很難講，很難講得讓大家有共鳴，我在準備的過程中幾次都想放棄。今天試着講一下看看對大家是否能有點點啓發。
二、實踐出真知，實踐長才幹
因為這個話題確實很難講的讓大家有共鳴，所以我下面拋開理論分析，講幾個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不是為了吹牛，而是為了給大家借鑑。其實理論分析主席與其它幾個革命導師已經講的很透徹了，我也不可能再講出什麼新花樣。
1. 世界比你的想象更精彩：周博士的故事
1993年底，我剛剛參加工作大半年的時間，便與同事去美國與TRW公司一起開發有線電視數字加密收費系統。這個技術是基於TRW公司多年前開發的一個軍用產品。那個產品有兩個皮箱大小。當時TRW的周博士（來自台灣）來中國廣電部遊説，希望廣電部採用這個技術做有線電視的加密收費服務。廣電部的總工説我們需要的是民用產品，不是軍用的這麼大的箱子。周博士就保證説在二月初春節前，就開發出民用產品，拿來做演示測試。廣電部就同意了説你回去做吧。廣電部有的同志後來説當時以為是碰到了國際騙子。因為沒有誰會相信在一個月出頭的時間內，能開發出這樣一個高技術的系統產品，即使你有技術儲備。
我們到了美國之後先過元旦，然後就開始進入產品開發階段。當時毫不誇張地説，所有項目成員，包括美國TRW公司參與這個項目的工程師，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們能夠在二月初開發出產品。但是周博士是負責人他説了算，我們就開始沒日沒夜、死馬當活馬醫地幹了起來。
這個產品的核心是加密與解密的專用芯片，由TRW負責先用FPGA來做。我們負責產品的其它部分設計實現。
1月底，中間的一系列測試都顯示樣機的功能沒有問題，周博士便預訂了2月4日去北京的機票，準備兑現其對廣電部的承諾。當時我們的項目計劃在時間安排上沒有一點餘地。
在他將要啓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後的核心圖像處理芯片才完成，我們高興地把價格昂貴的FPGA裝在了機器上。接通信號後，大家全都呆住了。圖像加密後看上去沒有問題，然而解密後的圖像，儘管上下部分質量不錯，在中間卻莫名其妙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應該出現的圖像卻不見了。儘管大家忙了個滿頭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執地覆蓋在屏幕上。
晚飯後，周博士到了工作現場，召集所有的相關人員開會討論，大家都有點傻了。因為我的英語要好一些，所以我代表我們中方詳細解釋了黑影產生的機理。最後，除了一位TRW年輕的工程師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我們的解釋。到凌晨三點大家疲憊不堪，周博士準備收場：“我也聽不太懂你們每個人説的道理，搞不清楚誰對誰錯。不過既然現在只有一個人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按大多數人的建議，明天一早馬上修改設計。如果確實還是不行，我一個人去北京，給客户下跪，告訴他們我們沒有能夠實現承諾，請他們原諒，再寬限我們幾天。我來承擔這個責任，但是希望大家竭盡全力。”
第二天下午，新的芯片編程完畢，送到了我們的實驗室。大家非常緊張。當信號接通後，解密後的圖像清晰穩定地出現在了電視屏幕上。頓時實驗室裏一片歡騰。馬上有人出去買酒，大家在實驗室舉杯相慶。當週博士到北京把樣機展示給廣電部的時候，對方几乎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這段經歷對我的衝擊非常非常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決定了我後來的人生走向。
在此之前，我在清華從本科讀到博士，加上留學一共接近12年。書讀多了，在加上你如果自己覺得自己還挺聰明，就會不自覺地養成一種習慣，凡事先做理論思辨、邏輯推演，如果一件事情在邏輯上不能完全推論清楚，就會給一個負面的評判。結果就是想的多，做的少，甚至懼怕做事，尤其懼怕承擔後果。我當時也是這個狀態。
跟着周博士幹了一個多月我就大開眼界。原來事情是這麼做出來的，可以邊想邊做，邊摸索邊前行。關鍵是這樣做竟然創造出了超出所有人預料的奇蹟。
這段極為寶貴的經歷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是成就事業的基本規律；催生了一個新的價值觀：能把一個平凡的想法變成現實，遠比僅僅產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如果你認為自己有能力，就去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自此，我便成為了一個堅定的實踐派，工作中做的基本都是別人認為做不成的事情，而且每一次都做好了承擔失敗後果的準備。
所以，牛人應該是親自動手做別人做不了的事，而不是指手畫腳吹別人吹不了的牛。把一個普通的想法變成實在的現實，遠比你有100個奇思妙想要了不起。
2. “路”是否已絕，試到最後才知道：芯片漏電
這個產品在美國研發期間我們就與TVB北美衞星頻道簽了合同。要在95年2月給他們供貨。我們很快就進入產品的設計生產過程。芯片由FPGA改為可以大批量低成本供貨的ASIC專用芯片，繼續由TRW負責設計，三星負責生產。
94年11月芯片樣片送到了中國我們在惠州的研發生產基地。經過幾天的測試所有功能都正常，大家非常高興。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們總負責的工程師來悄悄地告訴我芯片有一個致命的問題。當時集成電路技術還不像現在，要想在芯片上保留可更改的信息，只能用極低漏電的靜態RAM內存，然後用紐扣電池來維持信息不丟失。這部分內存的設計要求漏電電流在微安量級，工程師開始沒有測這個指標，後來發現漏電多了三個零高達毫安量級，完全無法正常使用。而按照合同我們已經沒時間更改設計再次流片了。第一個合同眼看要飛了，大家沮喪到了極點。
在產品中，這個存儲器是用來存用户付費的頻道信息的。我隨後想到，我們有100個正常按時間週期付費的頻道，還有4個按每次播放的節目付費的頻道。我問工程師，測沒測這四個頻道，大家都認為再測也沒意義了，那100個是逐個測了，都不能用。我堅持再測一下這四個頻道。結果奇蹟發生了，這四個頻道漏電滿足要求在微安級。而TVB開始只上一個頻道，在技術上我們能夠用這四個按照每次播放的節目收費的頻道通過軟件來實現兩個按時間週期付費的頻道。這樣我們就可以按時先供貨，支撐TVB先開通的一個頻道。以後對方上多個頻道的話，到時我們改好的芯片也早就出來了，我們可以把這批機器換回來。這樣做雖然會有經濟損失，但是非常寶貴的第一個合同就能保住了。
我們總説天無絕人之路，但是那條出路在哪裏？是等來的嗎？是算命算出來的？這個經歷告訴我，出路是你不斷地實踐探索出來的。不去實踐，你就不會知道命運給了你什麼樣的可能。
3. 沒有實踐的支撐，再“圓”的“故事”在現實面前也不堪一擊
小平同志領導的引入市場經濟的改革，是從深圳開始的。深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倍遭非議。因為在很長的時間裏，深圳主要是做着倒買倒賣的事情，生產性企業很少。大家就説，中央給了你個好政策，少交税不交税，然後把全國的錢都吸引過去了做倒買倒賣的生意，你當然富了。可是你為社會創造了什麼價值？你生產了什麼像樣的產品？我那時也非常認同這種看法，覺得深圳比較扯淡，對國家的發展沒啥正面貢獻。這種看法—直保持到我做神州數碼軟件技術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2002年神州數碼軟件技術有限公司出事幾乎崩盤，我“臨危受命”（神州數碼最高負責人的原話）出任總經理。在此之前，我只管理過最大50人規模的研發團隊，沒有做過業務，更沒管過這樣400人規模的企業。
做在總經理的位置上，你大權在握，你號令千軍。但是很快我就發現其實很多事你做不了，也做不成。不是大家陽奉陰違，不是大家努力不夠，而是一個組織，是有它的慣性的，有它的習慣，每個人對同樣的話的理解也都不同。這個道理好像每個人都懂，但是在做具體的工作中，你知道如何面對嗎？你知道如何在這種情況下做有效的變革嗎？至少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搞砸了。這種體驗讓我很快就理解了小平同志為什麼要在一個小漁村去做市場經濟的樣板試點了。
改變一個大國的體制，是一個難度極大，風險也極大的事情。在一個小漁村做先行實驗，風險好控制，做法也可以更靈活大膽，因為它的歷史負擔與慣性很小。這就是小平同志的智慧。如果我沒有管理一個上規模的企業的經驗，我可能至死也不理解深圳對於中國改革的貢獻。深圳的價值在於它在中國的土地上，做出了市場經濟的樣板，讓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獲取市場經濟的經驗。“倒買倒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技能之一，而我們曾經與此隔絕。假使深圳沒有完成後來的轉型成為今天這樣充滿生機的創新城市，它的歷史貢獻也不可否定。
03年的時候，我去美國開會，同行的有上海市黨校的同志。那位同志那時還在耿耿於懷地對我説：“如果當初中央選擇上海而不是深圳做改革試點，給我們那樣的政策，我們一定會做的比深圳好的多”。就我的經驗來看，這話很難講。大概率上，上海會被傳統的做法與自身的體量束縛而起不到深圳那樣的作用。當然歷史無法假設，假設歷史也沒有意義。我們只能回顧歷史去認識客觀規律。從客觀規律的角度看，小平同志選擇深圳的做法充滿智慧。
所以，沒有充分的實踐基礎，你自己在腦袋裏編的故事再圓，再天衣無縫，哪怕你都把自己感動的痛哭流涕，一旦放到現實中去，都極有可能一觸即潰。當年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引來了全世界的讚譽，許多中國人也對他崇拜的五體投地，而對小平同志嗤之以鼻，甚至攻擊謾罵。但現實很快就給出了答案。今天再看，就更無需爭論了。蘇聯解體後，李肇星外長碰到他問了他一個問題：您怎麼看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思索了一下回答説：在當代的政治家中，我最欽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見《説不盡的外交》，李肇星著，中信出版社）。
4. 真本事是實戰打出來
前些年帶團隊，我經常對員工，特別是年輕的員工講，一個人的本事不是培訓出來的，不是思辨出來的，而是在實際的工作中打出來的，百鍊才能成鋼。你不去做有挑戰的事情，遇到困難就退縮，怎麼可能有真本事？滿足於指手畫腳你最後就只能是一個混混。
7、8年前我在神州數碼開始進入智慧城市這個領域，隨後提出了一個與當時業界非常不同的思路與做法——以主體虛擬映像為基礎的面向主體的融合服務。就是靠着這個原創的智慧城市架構，神州數碼在兩年內就成為了當時業界公認的智慧城市領軍企業。當時在一次會議上我碰到一個深圳著名大公司智慧城市業務的負責人，他説他認真學習過我做演講的PPT，很認可我的思路。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我比別人更聰明嗎？不是的。是因為我有親身一線的實踐。因為這種親身的實踐，讓我對信息技術產業的本質及其發展有了完全不同於業界流行的主流看法。
這個實踐始於2008年，我45歲。當時我做企業高管多年，覺得這樣下去混到退休沒有意義。所以決定做一個自己認為有價值有前途的產品。就是慧影個人智能信息管理系統（Cydow系統，見微信“慧影Cydow”訂閲號裏相關信息）。我是從重新讀數據結構的教科書開始的。當時有同事看到我在看數學書，就好奇地問我是不是拿數學書做消遣。我説我準備親自設計一個產品，同事乾脆的説：不可能，你別開玩笑了。沒有人會相信一個已經挺有名氣的45歲的企業高管會回頭再去從事具體工作，做一個產品的具體設計。
隨後我又學習了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前理事長鍾義信老師的信息科學專著，花了近三年的時間做個人信息管理的數學結構與信息結構的模型，然後做產品設計，把界面一個個都畫出來，把操作過程寫清楚。後來又做了核心的系統架構設計。可以説除了編碼之外最難的工作都是我親自做的。因為這是一個在國際上的原創產品，無處模仿，這些設計別人做不了。為慧影這個產品我自己前後寫了30萬字左右的文檔。
做慧影這個產品讓我深入地思考了如何理解看待信息/數據。因為信息/數據是信息技術應用的基礎，所以我由此對整個產業的本質及其未來發展有了完全不同於業界的看法。鍾義信老師後來看了我的相關文章後，説我對信息技術產業本質的看法“非常深刻”。神州數碼的智慧城市的架構與理念就是這樣產生的。我後來寫的《智能化未來—暴力計算開創的奇蹟》就是這些實踐與思考的結果。
這些年經常有朋友邀請我在不同場合講我的這些見解，北京郵電大學還請我做兼職教授，我也入選首都科技人才培養工程。他們邀請我不是因為我工作的公司多有名，而是因為我的見解對大家有啓發。而這些見解是源於我自己的親身實踐，不是靠看網上流行的觀點加上自己的想象而編織出來的故事。
所以我非常慶幸自己在2008年，在45歲做了8年大企業的高管之後，做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決定，重新回到具體的技術工作實踐中來。它決定了我的後半生走向，能夠為社會不斷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5. 文字永遠無法表達現實的豐富
為什麼必須自己去實踐而只看文字不夠？因為文字的表達是非常有限的。包括我今天講的也是掛一漏萬，沒辦法把真實的精彩用文字讓大家感受完整。而且，現實中很多東西也根本就不是文字能夠表達出來的，而這些東西可能很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在中文裏有一個説法叫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大家知道佛教經典非常多，長篇大論，連篇累牘。但是那些文字能把佛教的本意説清楚嗎？如果能，大家把經書看完就都修成佛了。事實上不能，所以禪宗乾脆“不立文字”，要你自己在現實生活的摸爬滾打中去感悟佛教想傳達的本質。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依賴文字，文字無法完整描述這個世界，更何況很多文字還暗藏了各種其它的目的，在有意扭曲真實。沒有自己親身的實踐，別人的文字你也很難真正理解，很難鑑別文字內容的真假。
6. 克服組織中的“氣球”現象
剛才主要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講實踐的問題。放到組織中來看，有一個“氣球”現象，就是能幹的人，有成績的人會不斷地向上升。而且大家也常常把向上升當成了成功的唯一標誌。
人升上去後，便離一線實踐越來越遠。結果就是有能力的人，越來越脱離一線實踐，做事的人都是能力不強的。因為能力強就升上去了。這對一個組織的發展是有很大負面作用的。
記得好像是去年中央四台“國家記憶”的節目裏，講了50年代後期解放軍高級將領下連隊當兵的事情，我看了很有感觸。毛澤東覺得解放後高級將領高高在上，脱離一線實際，所以要求將軍下連隊當兵，連續幾個月作為普通一兵與普通士兵一樣出操訓練，不是走幾天過場做做樣子。當時許世友這些人都下去了。他們下去不是僅僅為了體現官兵一致，聯絡感情。將軍們在這個過程中，對於軍隊的訓練等有了很多新的認識，把基層的許多好的經驗完善提煉後加以推廣。將軍們畢竟見識與能力要高一籌，在一線實踐中能夠對問題、規律看的更清楚，做更出色的總結。
許世友（右）下連當兵時出崗
所以我對管理有兩個設想，來面對“氣球”現象。一個就是有多個下屬部門的管理者，自己必須親自兼任一個下屬部門的主管。不能授權給別人自己只做做樣子，而是要實在地管。這樣避免只聽彙報沒有自己的實踐體驗；另外一個就是一個組織的高層主管，定期要直接負責一個一線的實際項目，帶領一線員工去做一件完整的事情。讓高管能夠不脱離底層一線，底層員工也有直接與高層共事學習的機會。我覺得這兩個措施對於避免“氣球”現象對組織的傷害會有比較實質性的幫助。當然對精英意識有強烈認同的人可能會找各種理由反對我的這種做法。當年毛澤東的許多做法也是遭到了精英階層的強烈反對。
7. 實踐——思考——再實踐如此循環
前面一直在講實踐的重要性，但是這還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沒有思考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是低水平重複的實踐。實踐之所以能夠出“真知”，在於在實踐中的思考。在這個問題上，當年聯想創世人柳傳志給我做了很好的表率。當年柳總大學同學曹之江老師曾經問柳總：當時在大學沒覺得與你有那麼大的差距，怎麼現在越來越跟不上你了？柳總説：可能因為我總是在不斷總結。
柳總對總結已經到了有點極端的程度。90年代的時候，他帶高管出國訪問，每天回到酒店，都要開會總結一天下來的收穫。聯想拆分前，有一次他主持會議我也在場。會議結束後他覺得會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便把大家都留下來總結這次會為什麼沒有開好。現在網絡上對柳總有很多議論，但是對我而言在個人作風上他確實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幫助。除了總結，還有他曾嚴厲地批評我：説到就要做到。後來我就特別注意，答應了的事情，有困難也一定要做到。
那麼應該怎麼做總結？
總**結有三個層次：就是論事，舉一反三與觸類旁通。**就是哲學上講的要從具體到一般，從現象到本質，不斷地深入去認識客觀規律與事物的本質。“就是論事”的總結只是能夠做到以後不犯同樣的錯誤，但是這遠遠不夠。情況變了，問題也會變化，你能不犯類似的錯誤嗎？這就要“舉一反三”，從一個具體的問題展開去分析與之相關的類似的問題。比如，研發的文檔沒有做好而導致研發出現問題，那麼我們不僅需要改進研發，而且要看看生產等其它環節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問題，是不是也需要改進。然後還要“觸類旁通”上升到更高的層面：文檔做不好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原因是否還導致了其它的問題？是不是在整個管理系統上出現了漏洞，如何在制度上作風上考核激勵上系統地、更加徹底地解決這些問題？這樣在實踐中總結，才能不斷從實踐中汲取養分，不斷提升自己與組織。
在做總結的時候，要從三個方面來思考問題。做的好的原因是什麼，做的不好的原因是什麼，以後怎麼才能做的更好。要拋開面子、自尊心直面問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實事求是。講好也罷不好也罷，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獎懲。獎懲是手段，不要不知不覺中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總結是為了以後能做的更好，這才是真正的目的。把握住這個終極目的，總結的時候大家就容易拋開個人眼前的得失來看問題。
再具體地講，分析思考的時候，需要從六個維度來找原因：能力/知識/經驗/心態/方法/習慣，看哪個方面在起主要作用，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看着很全面，實際上流於表面沒有抓住關鍵，面面俱到最後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這六個維度我就不具體展開了。
就“總結”而言，我想強調一個問題，就是總結要持之以恆，特別是對一些重要的問題，要時常回頭再看看。因為你的經歷變了，情況變了，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可能也會變，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去回顧反思，可能會看到更本質的東西。就像前面講的我對小平同志用深圳做改革試點的問題，就是隨着自己閲歷的豐富，再去看判斷就非常不同了。做總結開始會不知所措，但是持續堅持，就會入門，腦袋就會有開竅的感覺。這個過程與感受我在《成長—從校園到職場》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
我們做總結也不僅僅是總結自己的經驗，也要去從別人的經驗中去學習總結。遵循的原則與上面講的一樣。不同的地方是，別人做的好的，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能做的同樣好或更好嗎？如何才能這樣？別上來就牛哄哄地説：我肯定做的比他好。別人做的不好的，我們要問自己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不犯同樣的錯誤？看別人，最難的就是隔岸觀火的自以為是。要有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能力，才能從別人的經歷中學到有價值的東西。
講到這裏，問大家一個問題：上面講的能力等六個維度，哪一個對人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起最直接的作用？
**我的經驗是：習慣。**大家可能很奇怪，怎麼不是能力、知識等呢？大家可以用心體會一下，我們平時做事，絕大多數時間，是不是按照習慣在做？運動員長年累月地訓練那些動作是為什麼？是要把它變成自己的習慣，變成自己下意識的本能。這樣在比賽中才能有好的成績。我們做事也是一樣，習慣是直接決定我們的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的第一因素。有良好的習慣，你的知識與能力等才能發揮出它們應用的價值。
所以大家要把總結思考變成自己的本能，一種下意識，自然而然地不斷反思思考，不用別人提醒，不用自己強迫。
把前面這部分講的總結成為一句話，那就是：親身實踐是生命活力與價值的核心源泉。
（上篇完結，敬請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