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漢堂諾獎得主：GDP低估了中國經濟，應引入數字經濟指標

烏鎮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羅漢堂召集了一屋子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經濟學家，討論了9個他們發現的正在發生的有趣變化：在4G普及的第二年，中國口香糖銷量下降了10%；2019年，中國ATM數量十年來首次下降，有的廢棄ATM還被改造成了無人便利店；杭州全城拆除了出租車駕駛室隔離欄……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指出，這9個有趣變化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它們都是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引起的，二是它們帶來的社會價值大多沒有被計入GDP指標中。

“GDP是商品和服務，但不是生活的結果，全球有很多政策過多關注GDP等主要指標，卻忽視了人的福祉和社會公平，而這些才是社會穩定、人們幸福的關鍵。”陳龍説。

經濟學諾獎得主、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認為，這個命題對發展中國家意義重大，在數字技術時代，忽略GDP之外其他維度的代價會越來越大。因為衡量方式反饋到政策層面，會給國家在基建、教育、醫療、扶貧等方面的投入產生深遠影響。

只有正確衡量價值才能引導發展，康奈爾大學約翰遜學院院長Soumitra Dutta認為，中國持續二十多年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加上有關政策支持，為後來數字技術的普及發揮了很大作用。

以城市擁堵為例，杭州在五年前全國擁堵率排名第二，在地鐵等公共交通增加有限的情況下，杭州引入阿里雲城市大腦，利用大數據實時調節紅綠燈時間，將擁堵排名下降到了今天的全國第35，但緩解擁堵帶來的社會價值顯然沒有得到重視。

會上，羅漢堂秘書長陳龍闡述了衡量數字經濟三原則：福祉性、社會性和可衡量性，以衡量及量化數字經濟帶來的價值。

福祉性指的是，數字技術創造的很多隱性價值沒被納入，比如免費數字服務，大量被釋放的閒暇等。

社會性指的是，技術對整體社會發展的貢獻。

可衡量性指的是，在數字經濟時代，過去很多不可衡量的行為、活動等得以被量化，可衡量性會受益於數字技術紅利得到提升。

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將數字經濟納入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這個問題已經很迫切了，“如果不盡快實踐很可能會導致發展前進中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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