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正：為什麼我的學生竟然會這樣？如何理解香港亂局的表象與本質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國正】
一、港府情態
香港亂局，可以這樣理解：特首林鄭月娥最初堅持通過《逃犯引渡條例》，但後來忽然在6月15日轉為擱置（近三個月後更完全撤回），在我看來可能是要避免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燒起另一火頭。
其實林鄭月娥對香港的泛民主派有認識，本來知道不應退讓，否則只會被理解為示弱，令對方坐大；與泛民打過交道多年的人，不難具備這種認識：
香港泛民是很特異的政治人物，一般搞政治的，都知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尤其是在彼此強弱懸殊的情況下，稍有政治智慧，都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否則就會如《韓非·亡徵》所言：“國小而不處卑，力小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1997年香港迴歸初期，連司徒華、李柱銘等重量級泛民都因中央對港政策的寬鬆而大感意外，到2003年撤回第23條立法，2012年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中央和港府都是息事寧人，一再滿足對方要求，但泛民卻毫不領情，只是得寸進尺。早期中英聯絡辦事處主任姜恩柱的名言“香港是本難懂的書”，也當是就此而發的慨嘆。
今天更非比從前，除了傳統泛民之外更有一大批大中學生，他們一般鄙棄傳統泛民，視為只尚空言，多年來一事無成的dead wood（朽木、廢物），兩者之所以站在同一陣線，只基於一個共同點———都是反政府、反中而已。
這些青少年大部分固然只是參與和平示威的“和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也有不少已經變成暴亂分子；他們非常善於“獨立+思考”，獨立者——完全不參考學者智者的意見，完全不顧慮行動可能引致的後果，完全不肯易位思考以瞭解對方立場，甚至完全不理會如何與同儕協作方可成事；思考者——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充分體現了2014年佔中事件時出現的名言——你不代表我。
他們名副其實是烏合之眾，衣如烏鴉，以隱蔽的電子通訊方式聚眾鬧事，事後即作鳥獸散，他們既無組織，又無頭領，無一人能代表全體，商談、退讓？不知與誰商討、向誰退讓？與虎謀皮還可以見到老虎，與魅謀皮就完全白費氣力了！
今日亂局如斯，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尚幸警隊仍能不避艱難險阻，不畏惡言咒罵，仍然緊守崗位，堅定執法。
二、暴亂內因
這次香港動亂，一般認為肇因於《逃犯引渡條例》。不錯，技術上而言正確，但這只是表像，不是本質，只是觸媒，並非本體。就如一次大火，點起火頭的可以是支火柴，但造成一片火海，本身必須另有大量的易燃物；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繼續燒下去，就算這次連大火也撲滅了，以後另一支火柴、另一個煙蒂、另一次泄電，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煮食燒水，也總會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災。
這正是今日香港的情況，《條例》先是6月擱置，繼而9月撤回，但仍然野火燒不盡，此熄彼又生；因為瞬間已經擴大為“五大訴求”，特別是其中的“雙普選”，涉及所謂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了；不過，這“深層次”有多深？
香港人向來是政治冷漠的經濟動物，這點舉世聞名；我整個教學生涯都是與青年打交道，其中對歷史、政治、國際事務，不要説認知，連稍有興趣的也如鳳毛麟角，和我們六、七十年代那種熱切探求、思考、討論大不相同，這也是我多年來的感慨。
大學裏的圖書館，除了試前幾周，平日總是空無一人，看到的幾乎都是館員；每次請外來學者講演，主辦者都頗傷腦筋，場面冷落，聽眾三兩，對主講者如何交待？有幸終於有聽者提問了，一開口多是普通話，因為那是內地來的，香港本地的學生哪裏去了？這種情況絕非始自今日，十多年來已經如此，也不限於敝校，一談起來，各校同行都相視苦笑。
我們那時代，看武俠小説是要深夜躲在被窩裏用手電筒偷着看的，因為會被視為無心向學的疏懶行為；現在中學老師知道學生看武俠小説，卻不知有多高興，終於碰到一個肯看書的學生了！其他的一看到文字，尤其是大篇幅的，就頭疼；要跟他們做閲讀理解練習，篇章一定要短，內容一定要簡單，否則就會怨聲載道。大、中學是社會的縮影，“沃土之民不材”，香港近幾十年來的富裕，令社會早已瀰漫着一種膚淺反智、講求享受的風氣。
所以，怎麼一剎那之間，會忽然冒出那麼多具有高昂政治意識，願意為“民主自由”而戰鬥的青少年？
港中大學生10日在座談會上圍堵段崇智 圖自：《文匯報》
他們之所以忽然熱衷於政治，特別是雙普選，是由於接受了一套非常簡單，也因而完全不用思考就可以深信的説辭——今日的一切困境，都是由於現時政府施政向地產利益及內地利益傾斜，港人成了犧牲品，只要實現雙普選，就可以選出代表港人利益的特首，問題即會迎刃而解。
好！就算這套説辭起了“醍醐灌頂”之效，令他們一下子“驚醒”過來，卻也完全無法解釋為什麼其中的暴亂者會對另一方產生那麼強烈的仇恨，極端到要發人家庭隱私，務求可以罪及妻孥！
為什麼有些示威活動參與者眾多，而且其中的暴亂者行為如此狂暴？我們必須瞭解真正的“深層次”原因：
示威者忿懣、暴亂者狂暴，其實與政治訴求、政治取向無關，只是一種情緒反應，通過種種常人做不出來，甚至無法理解的行為，把內心的焦慮、不安、挫折、忿怒發泄出來。
我的學生之中不少也是如此，念大學時好好的很“正常”，現在卻大大變了樣子，雖然還未至於狂暴，但忿懣的卻絕不少見；他們由二十多到四十多歲都有，房子沒有，也很難有，有的只是孩子；工資可以維持目前生活，每年也去度度假的，看似很middle class（中產階級），但實際上沒什麼積蓄，更千萬不能失業，因為一失業就一無所有，不知如何是好。
可惜的是，他們又不能不擔心失業，因為職業穩定性正是現代社會所缺乏的，這是長期困擾他們的夢魘。
他們的世界，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所認識的很不相同。那個年代，找到工作，通過試用期之後，只要勤勤懇懇就可以安穩地升職、加薪、做到退休，還有頗為不錯的退休金。但今天終身僱用制已經近乎不存在了，一般只是兩三年合約，到期還要按種種指標進行評核，最壞的情況是：即使你沒出問題，但只要不夠好，也要另謀高就。
當然，他們也可能沒察覺，一般現時的大學生和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相較，不同的不僅是他們的世界，而且也包括了他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態度，不過懂得如此自省的人很少，他們只會為此而忿忿不平，你們這一代所享有的，為什麼我們竟然沒有？
沒房子、沒積蓄、沒職業保障，不時還要顧慮如何通過那些評核，父母輩那種生活無從企及，退休之後那幾十年更是想也不敢想，hanging by a thread（命懸一線），日積月累之下哪一個“正常人”不變得焦慮、不安、挫折、忿怒？
怒氣怎樣發泄？你固然可以對空大喊，但總不及弄個實實在在的bogeyman（儺鬼）出來讓自己揮拳痛毆來得痛快。現成的bogeyman有二(一般合而為一)：港府+內地；這兩個bogeymen，在不少香港及西方傳媒筆下一片黑暗，不僅是罪惡化身，而且是一切罪惡以及自己種種困苦之源，罵起來時候最容易站在道德高地，既感到自己理直氣壯，又絕少受到挑戰。
在make believe（自欺欺人）之下，內地和港府便成為示威者責難謾罵，暴亂者衝撞攻擊時仍然可以“心安理得”的nobel pretext（崇高藉口），這樣的easy target（現成目標）到哪裏找？自然成為最佳選擇。
已經有人指出過：內地這十多二十年來發展越來越好，但港人對內地的接受程度卻越來越差，令人費解；其實道理很簡單，差的不是內地，而是港人自己，他們的生活境況越來越差，不滿越來越大，投射出來，對bogeymen也越來越討厭，罵得越來越激忿。
近年來社會上的暴戾風氣、旺角暴動、視內地人為“蝗蟲”、謀求香港獨立等等我們覺得瘋狂荒誕的現象，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釋。
看不到前景，絕望感造成憤世嫉俗的心態，最極端甚至要和bogeymen“攬住一齊死”(《尚書》“予及汝皆亡”的粵語版)。那些人所做的，不是經過冷靜思考，有計劃按既定邏輯進行的理性行為，而是心理鬱結非理性的激烈宣泄，所以擺事實、講道理當然不會奏效；有人提出要建立溝通平台，展開誠懇的對話云云，更只能純粹侷限於對“話”而已。
三、外緣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相應條件的配合：
1. 喬治·奧威爾説過：“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stroy people is to deny and oblitera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history”，（要摧毀一個民族，最有效的做法是，否定消泯他們自身對歷史的認知）一個羣體之能否凝聚為一個民族，決定於成員之間能否具有一共同歷史，在其中產生彼此一體的共同歸屬意識，這是民族的根，消泯其歷史，最有利於剷除其根本。
台灣民進黨起步最早，除根務盡，從教育做起，修改教科書，讓學生自幼即把台灣與中國割離；台灣自為台灣，中國則與日本、韓國、越南一樣，僅為亞洲諸國之一，以示中國非我族類，此所謂去中國化。
香港的這一代中也看到類似情況，他們滿口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但卻極少提及民族感情、文化傳統等等；上一代還會投身於保護釣魚台運動，但如果和這一代談保釣，他們只會瞪目結舌，不知所對；那麼，他們是什麼人？不少會説“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有心人早已看到這個危機，2012年要求在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希望藉此培養彼此同為中華民族的一體意識；但提出後立刻遭到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等團體大力反對，並且向家長大事宣稱國民教育是洗腦教育。
其實，反對者要進行的是另一種洗腦，洗掉內地與香港是一個共同體的意識，洗掉內地人、香港人彼此相連，憂戚與共的感覺；而那些自稱要保護子女，免於洗腦之害的家長，卻已經接受了這種洗腦，同時也很可能是要借反對bogeyman來宣泄生活壓力造成的苦悶，於是人云亦云，你反我也反。港府為紓緩矛盾，不敢堅持，一退再退，最後只得以撤回告終。
這是香港版的去中國化，今天出現“香港民族黨”、“香港獨立”這種種反智、反常識的怪胎，可説是除根“初見成效”；從電視新聞中可見，不少示威者只有十五六歲，一臉稚氣，遠未至於要感受生活的壓力，他們強烈的反中、反政府情緒只能由父母教師而來。
這一點中央已經有所意識了，港澳辦第二次記者招待會發言人楊光指出，那些示威者、暴亂者很多是青少年學生，而教導他們這樣做的是老師。這些老師，其實不少就是前面説過的充滿焦慮、不安、挫折、忿怒的人，只不過年事稍長，且往往帶有家累，而且其職業習慣也比較理性，不會如青少年的肆意妄為，但看到學生替自己“伸張正義”，內心自然容易傾向同情。在這樣的社會大氛圍下，示威者、暴亂者的供應自然源源不絕。
2. 得西方傳媒大力支持。西方傳媒一向對中國抱有偏見甚至敵意，這次碰上反中示威，當然如獲至寶，他們遵循一個簡單邏輯——凡反對中國者必屬正義，凡與中國有關者必不可信。
就以示威人數來説，以往都是列出雙方公佈的數字，讓讀者聽眾自行判斷，但這次卻一反常態，即使所謂一流傳媒機構，不少也只是列出主辦者一方“民間人權陣線”的説法，不僅完全漠視警方的公佈，甚至對《紐約時報》以AI作出的統計也視若無睹。
以七一遊行為例，民陣謂55萬，警方謂低於20萬，AI則計算為26.5萬，民陣數字誇大一倍，遠不及警方的近實；至於那次所謂香港空前的近二百萬人(190萬)，有人以當時的道路空間作過計算，近二百萬人根本連站都站不下；但這些所謂一流的傳媒機構卻仍然一百萬、二百萬説個不停(警方數字分別為20多萬、30多萬)。
而且，民陣數字之不可信，早有明訓。在2014年的佔中事件中，當時也有不少學術機構作過獨立統計，結果顯出民陣習慣誇大兩三倍，而警方多半七、八成符合；西方傳媒一向要求訊息來自reliable source（可靠信源），但在這次動亂中卻連傳媒基本守則都放棄了，完全置民陣這個source一貫的unreliability於不顧！
BBC中文記者李翰文6月26日在《香港遊行人數統計與輿論“制高點”之爭》文中對西方傳媒這種取態作了很好的概括：
“香港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留意到，許多傳媒在報道6月16日的遊行時都偏向採用‘民陣’公佈的近‘200萬人遊行’的數字……這個數字會被用來‘達到某些目的’……去説他們想説的事情。……翻查報導，大部分報導6月16日香港遊行的國際媒體都援引‘民陣’所説的近‘200萬人遊行’的數字，包括英國《衞報》、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
至於對示威、暴亂事件的報導更不用説，只是重複示威者口中“保衞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等口號，而對其中暴亂分子的狂野攻擊、瘋狂破壞輕輕帶過。
英國工黨前國會議員George Galloway在“Hong Kong phooey ! Would you like any hypocrisy with that?”（《香港謬論！你受得了這樣的偽善嗎？》）一文中指斥，在報導法國暴亂與香港暴亂時英國媒體所表現的完全是偽善與雙重標準；在法國去年的“黃背心”運動中，死者三人，失眼折肢以致種種致傷者數以百計，英法相隔不過29英里，咫尺之隔的英國傳媒未見怎麼對暴亂者大表同情而譴責法國的警察暴力；香港遠在5992英里之外，英國傳媒反而立刻站在反政府分子那一邊，對那僅屬小兒科的警棍、催淚彈“義正辭嚴”，大施撻伐！這種取態其實絕不限於英國傳媒，也可以見諸大部分西方媒體。
George Galloway在俄媒RT上批評英媒
香港不少媒體也不遑多讓，到了近期，集中於報導所謂警察暴力、警權過大等等；不錯，視頻中看來有些警察很粗暴，但也要先了解被粗暴對待的那些人之前做了什麼，也要了解何以警察只對這些人粗暴，而不是對其他人粗暴。
過去多年都有七一遊行，警察都只是負責開路和維持秩序，從沒動用警棍、催淚彈之類的，為什麼這些月來卻大不相同？是示威隊伍和平行進之時警察忽然衝上去見人就打？抑或是有人用雨傘戮，用磚頭扔，用鐵柵撞，用燃燒彈攻擊，警察才被逼採取行動？
香港不少記者即使不認同暴亂者的行為，也可能帶有同情的態度，原因很簡單，他們不少也和那些家長、教師一樣，自己也充滿焦慮、不安、挫折、忿怒，看看那些家長、教師對示威、暴亂的取態，就可以瞭解這些記者何以如此，也可以瞭解為什麼不少公務員、醫護人員、那些平日只對如何在日本吃喝購物有興趣的各色人等，忽然一下子都變得如此熱衷於投身社會活動了。
在西媒、港媒及社會各界多方援應下，暴亂者自然聲勢大壯，自以為真理在我，得道多助，the end can justify the means（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當然更肆無忌憚了。
3. 有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眾所周知，今日的世界大局是中美爭鋒，美國為保君臨天下的地位，明裏暗裏打壓中國，明的是在軍事上圍堵，在科技上箝制，在經濟上設限。暗的是讓中國後院起火，自顧不暇，在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等問題上煽風點火，東南西北四進合擊，以此在國際輿論上對中國造成壓力；以香港彈丸之地，美國領事館竟然派駐了幾百人，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現在香港遍地烽煙，美方當然正中下懷。
不過，我們也千萬要區分輕重主次，香港今日的亂局，主因仍然是之前所説的社會本身的矛盾，因為無論他人如何煽風點火，也只能燃起火頭，香港本身必須有大量的易燃物，才可以造成眼前的一片火海。
4.香港鬧事，除了花點時間之外，幾乎是沒有"成本"的；混在千百人之中，除非你是帶頭最狂暴的那幾十個，否則只要衝時在後，退則先走，被打、被抓、被控，特別是被法庭重判的機會不高。既可以發泄生活中的不滿，又可以和朋輩同聲同氣，敵愾同仇之下互相認同，甚至可以作為刻板生活中的難得經驗，實在“何樂而不為”！
四、何去何從
示威者、暴亂者口口聲聲要保衞香港，但卻完全不瞭解什麼才是最能防護香港的長城，按《韓非·亡徵》實力政治(realpolitik)的思路論，在另一方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最好的防護是令自己成為對方眼中的明珠拱璧，多方保護，唯恐有失；用以自處者有上、中、下三策：
1.令香港在中國國家安全及全面發展上具有難以取代的作用
2.令香港在中國國家安全及全面發展上無關宏旨但互不干擾
3.令香港在中國國家安全及全面發展上變為致病隱患與瘤腫
常識告訴我們，只有在配合全國最大利益的前提下，香港才有可能爭取到自己的最大利益，部份的利益不可能與整體的利益相反相悖，必須相輔相承；一定要把雙方利益置於矛盾對立狀態的話，結果肯定是小利益被壓碎。縱觀70年來香港的走向，三策卻顯然是由上而中，再由中而下。
建國前期三十年，香港是內地賺取外匯的重要渠道，是與西方聯繫的唯一窗口，當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資金、技術、人才、經驗，一如長江之源，內地受益良多，香港也大有收穫，這時香港所呈現的自然是上策。
及後內地基礎漸立，腳步站穩，香港的重要性自然相對降低，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敎授雷鼎鳴有一個得人廣為引用的説法：1997年，香港的GDP是內地的20%，到2017年，按購買力調整，已經下降到不過2%；時移世易，可以説，香港無論怎樣努力取法乎上，也只能得乎其中，雖然已非不可或缺，但只要“相看兩不厭”，總可以中策維持下去。
反觀今日，則有些香港人不僅日日反中，而且呼英喚美，連結台灣，唯恐自己成不了反共基地，內地怎可能再視而不見？
中港之間的憲制關係和政治能量的對比，決定了一個反中者刻意忽視，但又無法改變的事實——要成功爭取特首普選，必須先得到內地首肯，而要內地首肯，又必須先令內地相信港人的選擇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不構成威脅”，是進行特首普選的先決條件、必要條件；這個條件，在制定基本法之時是具備的，當時香港人一般對內地沒有反對抗拒的情緒，這也是基本法制定時規定可以循序漸進，最後達致特首普選的原因；今天特首普選之所以遲遲未能實現，原因就在於這個條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既然無“序”可循，當然再也無法循“序”漸進了。
一個明白不過的邏輯是：港人的反中情緒越強，譟動的聲音越大，內地對港人的信心就越低，特首普選的出現也就越遲。就如要把皮球放在牆角，最聰明的辦法是自己走近牆邊，用手把球輕輕放下，這樣波瀾不驚，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事情辦好了；反之，如果自己一定要站得遠遠的，又衝又跑地用力把球踢向牆壁，球只會彈離目標越來越遠。
現在那些人的行動言論，會令香港越來越接近，還是越來越遠離特首普選？這正應了孟子所説的最壞情況——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有人整天在説，這些年來內地對香港的政策一年比一收緊；説得沒錯，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內地的香港政策，本來是金吾不禁，城門大開的；但你自行下策，不僅大吵大鬧，而且開門揖盜，就等於逼使別人對你嚴加防範，設限盤查！
《論語》中孔子對子路説：“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嚴辭規戒不能單憑血氣之勇，冒死魯莽行事，必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心翼翼，慎思利害，講究策略以期成功，非如此孔子絕不予以認可。
韋伯（Max Weber）指出，從政者有兩種取態，一是根據ethics of conviction（信念倫理），另一是根據ethics of responsibility（責任倫理），前者按自己認為正確的去做，後者則考慮對社會的利弊，關注對別人的影響，以此盡為政者之責；不問後果，自以為是，一意孤行的取態，韋伯切切以為不可。可悲的是，仲尼所戒，韋伯所非，正見之於今日！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到世界各地所有人的視野，他們在考慮本身長遠發展路向的時候，一定也同時考慮能否與中國的長遠發展路向相適應。只有香港人，在他們視野中，香港就是整個世界，中國可以完全不出現，開口就是“七百萬香港人要什麼什麼”、“我們要什麼什麼”，還以為現在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幾乎不去想想內地比香港多近200倍的十四億人要的又是什麼？他們還沒養成一個習慣，用“咱們”代替“我們”。
亂局之初，有“反中”學生對我説，香港現在面臨嚴峻威脅，不得不起而反抗；我説，不錯，是面臨嚴峻威脅，不過這威脅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香港人自己的偏蔽與無知；十多年前香港大談加強國際化的時候，有識者已經説過，香港最需要的並不是國際化，而是知識化。知識就是德行，無知就是罪惡；示威中，那些中學生神情激憤，面容神聖，innocence（天真）與ignorance（無知）混在一起，他們正在主演香港自己的悲劇！
最希望暴火燒下去的是誰？一是死硬泛民，二是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三是西方傳媒。所羅門王兩母爭兒的故事很有啓發性，西方何嘗沒有羣眾示威暴亂，美國的黑白問題，法國的“黃背心”，昭昭在目，美英政府和西方傳媒從來都只會勸喻疏導，以求雙方調協，從來不會説正義在哪一方而提倡鬥爭到底的，為什麼？因為那是自己的兒子。
“殺君馬者道旁兒”，別人的兒子就不用管了，什麼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只要不在本國，就完全不考慮可能出現的反效果，只在旁大聲吶喊助威，鼓吹力鬥下去，管你兩敗俱傷，民生凋弊，完全沒關係！反正不是自己的兒子，反正沒有不流血而革命成功者，為正義而犧牲，何等光榮！（你們）死就死吧！
要暴亂就暴亂，要去哪裏就去哪裏，情況近乎失控。這殘局如何收拾？真不知道。惟有束手坐觀其變（不是“靜觀”），一希望暴亂者搞來搞去最後自己也煩悶疲累起來，二希望市民忍無可忍，出現更強大的反制力量。現時一般人以黃絲（黃絲帶）、藍絲（藍絲帶）分別代表對立雙方，其實並不全面，因為這樣的劃分只適用於在街上對立示威的兩方，但其實香港還有很多人沒有走上街頭，但仍然對暴亂者的行為相當反感，他們固然也有很多人親中，但其中最突出的卻不在於親中，而是反反中；現在對立雙方的主體，不是反中和親中，而是反中和反反中才對。
香港現在勉強可以做的是，下大決心，排除利益集團及環保分子的阻撓——尤其是那些環保分子，眼中只有幾條中華白海豚的生態環境，而置幾十萬人的居住環境於不顧，簡直就是孟子所説的“率獸而食人”——立刻進行大規模填海造陸，解決最為要害的房屋問題，但這只是遠水；要救近火，要用近水，催淚水、水炮車之類，先行制暴止亂，對暴亂者堅定執法，令他們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遊行示威當然可以，但必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攻擊、破壞、堵路則絕對不予容忍。至於加強了解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也不能不大力重推；不過，最艱鉅的並不是推行課程，而是如何令課程得到適切施教。
吉本（Gibbon）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説：“(History) is, indeed, little more than the register of the crimes, follies, and misfortunes of mankind.”（歷史，實在只不過是人類罪行、愚昧與不幸的紀錄。）
香港真的在重演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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