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失蹤29年，弟弟堅持追查：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澎湃新聞10月24日消息，“姐姐，油棉廠後面發現了一具屍體，快去看看。”1993年3月的一天，一個50來歲的婦女跑進蔡朋娥家喊道。
蔡朋娥大女兒郭桂芳三年前在單位值夜班時失蹤，家人四處尋找，發尋人啓事，杳無音信。當時，河北邯鄲肥鄉縣很多人知道這事。
蔡朋娥和小女兒慌忙騎自行車，一路飛奔到2公里外油棉廠後的枯井。井邊已經拉起了警戒線，幾十個附近的村民正圍着看。
蔡朋娥湊過去，只見遺體蜷縮在井裏，裙子、皮帶、捲髮、身形都和失蹤的女兒相似，牙少了一顆——郭桂芳那兒剛好有顆虎牙。她一下子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了半個來小時，她們回家叫人，想把遺骨收回去。等再折回現場時，已經沒了。圍觀的人説：“公安局收走了。”
郭家人再沒見過這具遺骨。他們心裏覺得：這就是失蹤的郭桂芳。2015年，蔡朋娥和老伴郭建民相繼去世。至死，他們都沒搞清：失蹤的女兒，到底經歷了什麼？
這成了盤桓在郭家三代人心口的結。26年了，枯井早已被填平，恐懼、怨懟、隔閡，在這個家庭潛滋暗長。希望看上去越來越渺茫了——直到，2019年4月，12塊骨頭從這個井中被挖出來。
郭桂芳舊照。本文圖片除特殊標註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圖
遺骨
發現第一塊骨頭的時候，郭會增已經挖一整晚了。
4月24日晚上8點多，他叫來挖掘機師傅，來到1993年發現疑似姐姐郭桂芳遺骨的地方，打算挖井。
26年前，這裏還是個沙坑，十幾米深、數百平米大。一側臨着河道，另外三邊是田地，種着玉米、小麥。一道斜坡由河道伸進沙坑。枯井，就在斜坡半腰，青磚砌成，一米來寬，至少三四米深。
如今，城市的垃圾已經將整個沙坑填平。在灰黃的建築廢料和垃圾碎片中間，躥出了雜亂無章的野草。
這幾年，郭會增經常來這兒轉，期盼找到點線索。他自小由姐姐帶大，感情很深，姐姐失蹤時，他不在家，知道後大受打擊。
一個多月前，3月5日早上，他又轉到了這兒。回家路上偶遇散步的黃飛（化名），聊起來，發現他竟然是當年發現遺骨的人之一。
黃飛記不太清具體日期了，只隱約記得，那會兒不是很熱，穿着長袖。清晨，他和三四個朋友到沙坑玩，摔跤、練拳。一個朋友拿根樹枝到處戳着玩，無意間挑開了枯井裏的一塊小青磚，發現有頭髮，嚇得大叫。其他人聞聲圍過來，一看都傻了，紛紛往家裏跑。
第二天早上，黃飛和朋友一塊到離枯井幾百米遠的肥鄉看守所報案。一位民警跟着他們去了現場。
他們壯着膽用樹枝將沙土撣開，遺骨露了出來——頭朝東、面朝南，蜷着腿，臉還沒完全腐爛，頭髮帶卷，一個五十多斤重的大青石壓在胸口，身上還殘留牛仔褲衩、小皮帶頭、肉色絲襪。
幾個人在井邊分析了半天，腿骨一邊粗一邊細，“不是瘸子就是枴子。”
聽了黃飛的話，郭會增很吃驚——姐姐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症，平時看不出來，跑的時候有點拐。
另一位當年去現場看過的村民回憶，他去的時候，遺骨已經不在了，井邊還留着一隻帶跟的女鞋以及絲襪。圍觀的人在議論説，“看鞋子像一個女屍”。
26年前，當蔡朋娥和小女兒郭紅芳看到遺骨後，她們相信這就是郭桂芳。
郭紅芳記得，姐姐失蹤那天，穿了件碎花連衣裙，裙上有腰帶，腳上穿着絲襪——與屍骨特徵一致。
郭家人多次到肥鄉公安局瞭解情況，想確認這具遺骨是不是郭桂芳，一直沒有回覆。2016年10月，郭會增向肥鄉公安局申請公開遺骨的司法鑑定信息。
次年9月，肥鄉公安局回覆：1993年受理了兩起無名屍體案，一是屍長為148釐米、年齡70歲左右的女屍，二是5月9日在一坑內井裏發現屍長為168釐米的男屍，特徵都不符合郭桂芳，與她無關。因此，沒有義務向郭會增公開。
警方的回覆沒有消除郭會增的疑惑。有傳言説，遺骨又埋井裏了。他想挖出來看看，興許能找到點證據。
他找了媒體全程拍攝作證。挖掘機挖了一整晚，他和兒子、兒子的朋友則戴着頭燈，用鐵鍬清開石塊，還是沒找到井。第二天，在三個目擊者幫忙定位後，井終於找到了。12塊小骨頭，從距井口1米左右的地方相繼被挖出。
彷彿有一束光亮穿透迷霧，照了進來。郭會增把骨頭小心翼翼收好，放在卧室。那晚，姐姐來到夢裏——郭會增很想讓姐姐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但姐姐什麼也沒説。
失蹤
失蹤看起來毫無徵兆。
1990年6月16日，大弟弟郭桂增從老家來縣城趕集，郭桂芳留他吃飯。飯後，她送弟弟到路口，説要到單位值夜班。
那年，她32歲，在肥鄉縣農業局（現為肥鄉區農牧局）當團委書記。她高中學歷，做過打字員，聰明能幹，“年年是先進（員工），要啥啥中”。離婚後帶着3歲兒子和妹妹住單位附近。
17日早上，郭紅芳睡醒後發現姐姐沒回家，急忙和父母到農業局找人。他們找到當晚值班的局長，局長説不在一個屋，不瞭解情況。遇到了食堂職工，説晚上11點多還看到她值班。
四處不見人，蔡朋娥嚇得癱坐在地上哭，埋怨丈夫，“你把孩子害了”。
年輕時，郭建民是省勞模，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放棄銀行工作到村任職，不要工資，事蹟多次登報；妻子蔡朋娥曾是全國婦女代表、省人大代表，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在子女的記憶中：郭建民清正、耿直，愛談家國大事，一説就停不下來；他關注國家形勢和反腐新聞，看到電視中包青天審案，會激動得站起來鼓掌。
他“愛管閒事”，看到“不合理”的都要管，為此，有人説他是“精神病”、“不正常”；也有人稱他“肥鄉包公”，找他反映冤屈。家人勸他，他反駁，“我是黨員，我不管誰管？”
有人到家裏送禮，被他罵了回去；送來的蘋果爛了幾個，他買好的補上再退回去。他嚴厲，脾氣暴，家裏孩子都怕他；但看到乞討的人，郭建民自己餓肚子也要分點吃的給他們。
據郭家人回憶，郭建民擔任公社書記時，發起了幾次反腐行動：1981年舉報磚廠貪污羣眾22萬元；1982年揭露當地黨代會選舉中的反常現象，驚動了中央，三四十名領導幹部被處理，落選的縣委書記恢復職務；1983年又舉報肥鄉縣工作組在整黨工作中弄虛作假、編造政績……他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大女兒郭桂芳，1984年被單位辭退，憤而喝下30粒安眠藥、割腕自殺，被搶救了回來，幾個月後才恢復工作。之後郭建民自己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停發工資，上訪兩三年，才調換工作、恢復黨籍。妻子蔡朋娥1986年黨員登記沒通過，被開除黨籍、停發工資，還被拘留13天。大兒子郭桂增1986年被抓入獄20多天，捱了打，留下後遺症，經常頭疼……
一家人過得戰戰兢兢。郭桂芳發現有人半夜敲門，心裏發慌。郭會增提着棍子去追，發現是因父親反腐受牽連的人指使的。
但郭建民不怕這些，他一心想為家人遭遇的不公討説法。
郭桂芳性格和父親相似，是他的“左膀右臂”，常幫他寫舉報材料。一次，郭建民在北京上訪，身上沒錢了，郭桂芳立馬把攢了一年多錢買的新自行車賣掉，錢寄給父親。
尋女
郭家人尋遍肥鄉，在電視、報紙上登尋人啓事，也搭車去過張家口、北京，到北戴河認屍，甚至燒香拜佛，都一無所獲。
女兒的意外失蹤擊垮了郭建民夫婦。蔡朋娥突發心臟病，住了10個月院，整日唸叨着“（女兒）被人害了被人害了”。郭建民三次腦出血，後來患上老年痴呆。
他們不願相信女兒被害了。聽説有人和郭桂芳像，哪怕沒了雙腿的，他們也要跑過去看。他們也找過算命先生，問，桂芳什麼時候回來？
女兒的好，女兒的聰明，是最常掛在嘴邊的話，“要是桂芳在，多好啊。”説着説着就哭了。
弟弟妹妹們也覺得，“如果姐姐在，生活肯定會不一樣。”過去，姐姐經常給他們買衣服、好吃的，家裏的傢俱、日用品，很多都是她買的。
這個家像缺了一角，快樂被抽空了。家人默契地不提失蹤的事，一提就難受。
蔡朋娥常埋怨丈夫，“要不是你反腐得罪這麼多人，女兒怎麼會出事？”
郭建民要麼低頭沉默，要麼反駁，“必須和壞人鬥爭到底”，他大聲朗誦自己寫的詩：“風雨交加四十年，為國為民無怨言”“生死規律何辭懼，邪惡面前不低頭”……因為女兒失蹤的事，兩人沒少吵架。
郭紅芳也接受不了父親的想法。她高中畢業後，到供銷合作社當生活員，後來進入肥鄉勞動局工作。領導不讓她做重要崗位，她急忙解釋，“我不像我父親愛管事，別人的事情我不管，逼我説我都不説。我不惹事，害怕了。”
“我們心裏都埋怨父親，但是不想傷害他。”郭會增説。四鄰沒人敢來家裏，不敢跟他們走得太近，怕受牽連；周圍人一聽是郭建民家的人，眼光馬上不一樣了；找工作時，有些地方不敢收他們，怕得罪人；子女不好找對象，擔心女兒嫁過來有危險……“一家三代人都受影響。”
恐懼，像風灌進了這個家。
大女兒失蹤後，郭建民屋裏常年放根棍子，夜晚12點前沒睡過，怕出什麼事。他反覆囑咐孩子們：晚上別出門，遇到壞人怎麼自衞，在外要注意安全，“看前看後，看左看右”，有時乾脆跟着他們出門。
孫子郭偉記得，小學時，晚回家5分鐘，爺爺就會緊張地盤問他幹什麼去了。出去買個饅頭也不忘叮囑，“生怕你突然沒了。”
前幾年，有一天晚上，郭會增騎着自行車，就被兩個騎摩托車的人用鐵棍打了。
郭會增聽母親説，父親偷偷哭過。他能感受到父親的內疚，痛苦：他整日沉着臉，不再像以前那樣拄着枴棍到街裏鄰坊，大着嗓門跟人嘮嗑，一聊大半天。他整日戴着眼鏡在屋裏寫日記和材料，“像變了個人似的。”
尋找女兒失蹤真相，成了兩個老人餘生的信念。
最早，主要跑縣公安局等政府部門，向領導反映情況。後來開始向市、省、國家各部門逐級上訪，陸續寄了幾千封信。
郭桂芳兒子郭超記得，家裏以前有個黃色包，裝着姥姥姥爺十幾年上訪的汽車票、火車票、郵票，厚厚地摞着。
兩個老人生活節儉，沒下過一次飯店，最多吃個面，錢全攢着上訪。有時還跟親戚朋友借錢去，直到前幾年才還完賬。
郭會增跟着父母去過幾次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口排隊的人多，有時大冬天，從晚上開始排到第二天早上，下雨也得去。他自己排隊，讓老人在賓館待着。
蔡朋娥有關節炎，身子站不直，得被人架着走。她有時堅持要去，站一會兒、地上坐一會兒。郭會增知道，母親是想亮亮自己全國婦女代表的身份，讓領導重視一下。
遺孤
32歲的郭超，已經不太能記起母親的模樣了。對母親的記憶，依賴於3歲前模糊的印象、家裏遺留的照片，以及老人們的唸叨。
他隱約記得，母親那時好幾天沒回家，他到處找，嘴角都哭裂了。家裏人哄他，你媽上班去了。
那段時間，家裏來了很多人，氣氛緊張。一商量事，就讓他出去玩或者去睡覺。他經常哭，問有沒媽媽消息。再後來，家裏人討論起骨頭和牙齒的事，他漸漸知道，母親失蹤了。
學生時代，他敏感、內向、自卑，不愛説話，也沒什麼朋友；有人問起他家裏的事，他一聲不吭地走開。所有母親會出場的場合——放學後、家長會、運動會……都會讓他想到自己的母親，想起來就難過。
“他在學校經常被欺負，有的同學打他罵他，説他是沒媽的孩子，他就哭。”堂哥郭偉和他在一個小學，曾看到有人指着郭超説“他是孤兒，打他沒事”。
“現在不知道小時候怎麼過來的。不想回憶。一提這事，心裏還是會自卑難過。”7月9日，坐在從小生活的屋裏，郭超聲音很輕，被10歲兒子和2歲女兒的嬉鬧聲蓋過。
打小他跟着姥姥姥爺相依為命。兩個老人忙着上訪，顧不上管他學習，他也學不進去。讀了兩年技校後，他去當兵，回來後結婚、生子，到城管局工作，一個月工資兩千來塊，養家壓力大。最近，他請了長假，開翻斗車拉材料，曬得黝黑。
工作後，姥姥常叮囑他，“在單位幹什麼事別太出頭了，免得招來麻煩。”他心領神會：老人吃過虧，害怕。單位有什麼事，他都回避，不參與。單位領導也不敢將重要的事交給他做，“升職都受影響”。
姥姥怕影響他工作，不再讓他參與這事。
他不是沒埋怨過姥爺，但長大後，好像可以理解了。記憶中，兩個老人除了他參軍和結婚的時候，幾乎沒笑過。
他做過不少關於母親的夢，都是好的——她回來了，一家人一起吃飯。成年後，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結婚時，醉酒後一直喊“媽媽媽媽”。他駕駛證裏，藏着母親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櫃裏，掛着母親生前愛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經常拿出來晾，後來衣服留給了他。
他有時會想，如果母親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現在不一樣。”
更多的時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親只是失蹤了，他還能找到她。
弟弟
郭會增也有一雙兒女，但他已經八年沒工作了。家裏生計全靠妻子王俊蘭做倉庫保管、在門診店上班維持。
初中畢業後，他到縣糧棉廠做臨時工。父親因為反腐“惹事”後，他連帶受影響，沒了固定工作，整日和朋友喝酒、打架。1996年結婚後，他從糧棉廠下崗，開小吃店，賣油，拉煤，做建築……什麼都做過。
姐姐失蹤後，他在日記本上寫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
這些年，只要有線索，他都會逐一核實。前年，一個江蘇的電話打來，説看到一個人和郭桂芳長得像，他也趕過去看。
2012年，父母身體不行、“跑”不動了，給姐姐討公道的任務交給了他。母親説：“家裏只有你有能力跑這事，只要你堅持，我相信你。”
這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基本每個月要到北京上訪，有時一去上十天。到現在，寄出的上訪信已經有幾千封了。
沒出去的時候，就在家寫信、研究材料。厚厚幾摞材料，已經刻在腦子裏，可以一口氣講出來。
妻子起初不支持他跑這事，郭會增説：“家人被殺，你要是不管，還有沒有人性？這樣活着沒有尊嚴，我受不了。他們不管，我要管。”
因為這個，兩人沒少置氣。
郭會增覺得沒人理解他。有時跟妻子絮叨，她上班累，不想聽。於是他經常自言自語，就跟父親生前一樣。
現在，王俊蘭已經妥協了：“他願意跑就跑吧，説他也不聽。我不支持，就沒人支持他了。”
為跑這事，家裏花出去十幾萬。在北京，為了省錢，他吃最便宜的盒飯，夏天不住賓館，就到公園長椅上躺到天明，或者包裏帶個墊子，累了鋪開歇歇。
有時沒錢了，他打電話問妻子要。王俊蘭就找姐妹借，找孃家救濟。
和父親、姐姐一樣，郭會增較真。很多人勸他注意安危，妻子、妹妹直截了當跟他説：“你要是出事，家裏沒人敢替你討公道。”他頭一橫：“我不怕。”
但王俊蘭怕，她經常告誡孩子要注意安全，“這個家庭和別的家庭不一樣”。
郭會增蒼老了許多，他的身體越來越差，眼睛也有些花了，胸口老是疼，整日憂心思慮，睡不踏實。有時凌晨一兩點爬起來，邊散步邊想事。他變得感性，看到悲劇電影，會聯想到家人遭遇，刀子扎心般難受。去年在北京上訪受阻，妻子打電話囑咐他在外面要吃好，他在賓館大哭了一場。
他感覺再跑幾年，自己要垮了，“我後半生都毀這裏面了”。客廳牆上父親的照片，他不太敢看，一想起父母是睜着眼走的，想起母親的臨終囑咐“不管我們遭過多少磨難，我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姐姐，要為她討個公道”，他痛恨又無力。“誰不願意少一事，平平安安過生活？ ”
迷霧
過世前兩年，蔡朋娥走路一拐一拐的，還在為女兒的事奔走。
2013年開始，她向肥鄉縣農牧局申請認定女兒值班失蹤為工傷。一年後法院宣告郭桂芳死亡。2014年5月，她向邯鄲市人社局申請認定郭桂芳之死為工傷，被否決後，起訴邯鄲市人社局。
2015年5月16日，蔡朋娥突發心梗住院。彌留之際，郭紅芳對母親説：“知道你最放心不下郭超。”老人的淚一下就冒出來了。
同年11月27日，郭建民82歲生日那天，郭家人收到了工傷認定的勝訴判決書。那時，郭建民患老年痴呆症，説不了話。郭會增將判決書念給他聽，老人半眯的眼睛忽的睜得溜圓，好似聽懂了一樣。第二天下午，他去世了。
但收到勝訴判決不久，肥鄉農牧局提出上訴，否認郭桂芳在農業局值夜班失蹤，稱之前出具的2份證明材料，為辦公室主任私自蓋章。此前在一審審判中，這2份證明材料以及3位證人證言，農牧局沒有提出異議，獲得了法院認可。
2016年8月，二審法院以依據不足為由，駁回工傷認定訴請。
這個轉折讓郭家人覺得，“太難了，看不到希望”。大哥郭桂增在老家種地，沒參與姐姐的事。郭紅芳也不想再參與了，她提醒郭會增“別讓人家把你害了”。郭超覺得有心無力，“本來應該我出面去跑，現在讓舅舅跑，覺得自己有點自私。如果他不跑了，我也能夠理解。”
郭會增有些心灰意冷，“壓力全在我身上。”父母過世後，這個家更散了。因為工傷鑑定的事，家人間還起過沖突，這讓他感覺親情淡薄。
他在放棄與堅持間掙扎，看不到希望時，想算了；但一想到姐姐的遭遇、父母的託付，覺得就這樣放棄，良心不安。“我不能走出去，讓別人説我，姐姐被殺了，他麻木不管。”
至今，郭桂芳失蹤尚未立案。2015年4月，肥鄉公安局政治處主任袁曉雷回覆《法制晚報》記者，稱該案沒立案，是因為已經過了20年追訴期。他沒有發現該案報案記錄，“該失蹤案發生的20多年間，郭桂芳的家人就沒有找過公安局。”
2017年9月肥鄉公安局回覆郭會增時，也稱當年沒接到郭桂芳失蹤的報案，無報案材料及記錄。
郭會增堅稱，父母當年第一時間就去報案了。此外，2014年10月，肥鄉公安局還採集了郭超的DNA，將郭桂芳錄入全國失蹤人員信息庫。
郭會增稱，2018年8月，一位警方人士告訴他，“你姐姐是被黑車拉走的，腿還有點殘疾”，這些“是從卷宗裏看到的”。郭會增認為，有卷宗，説明當年家裏報過案，公安局也調查過。
2019年7月11日，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肥鄉公安已對此事成立調查組，加派警力參與調查工作，其他情況不便透露。
挖出骨頭兩個月後，6月28日，郭會增在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將骨頭送到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檢驗。10天后，鑑定中心打來電話，詢問是否對骨頭做破壞性鑑定。
郭會增先是同意了，又心中忐忑，不停打電話問朋友、記者、妻子，擔心骨頭一旦破壞，再也沒用了。於是急忙取消，只做普通鑑定。
7月16日，鑑定結果顯示，“送檢檢材中未檢見人骨”，骨骼大小、形態等與人體骨骼特徵不符。
案件再次陷入停滯。
骨頭是肥鄉公安局工作人員遞交的，郭會增想聯繫其他鑑定機構再做檢驗。但找了兩個月，沒有機構做，“媒體不關注，我可能就放棄了，因為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但他終究放不下，再次向肥鄉公安局遞交了郭桂芳失蹤重新報案以及公開1993年枯井屍骨的申請書，再借錢請律師。他的微博微信上，隔三差五轉發姐姐失蹤的信息，向當年的目擊者打聽情況。
7月7日，他來到父母墓前。那是桃林間一處長滿荒草的墳包。郭會增一直想，在完成父母託付後，為他們和姐姐立碑。然後，安頓好兒女，去外地生活。
但眼下，50歲的他，被困在這場籠罩了29年的迷霧裏，看不到出口。
郭會增站在父母墓前。姐姐失蹤之事一日未解，他便覺得愧對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