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我們與西方敵對勢力的鬥爭，很大程度上是君子與小人的鬥爭
“中國古代哲學的出發點就是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或者説沒有他者就沒有你自己。所以儒家學説一直是提倡致中和，提倡和為貴，主張社會的協調和統一。孔子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我經常講，我們今天與西方敵對勢力的鬥爭，很大程度上是君子與小人的鬥爭。”
10月21日，在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38期節目中，節目主講嘉賓、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繼續向觀眾介紹了另外三個中國理念：兼收幷蓄、和而不同、政府是必要的善。觀察者網整理演講部分，以饗讀者。
張維為：
我在這個節目中多次跟大家談過，就是我説中國的文化是“三人行必有我師”，那麼西方文化好像更多是“三人行我必為師”。我記得每次我講這個觀點，總是有不少聽眾發出笑聲。我想這笑聲中可能包含了一種困惑，就是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中國智慧你們要排斥呢？所以某種意義上講，特別是從人類大歷史來看，我想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背後的許多理念，對長期被西方話語洗腦的人會是一種啓蒙。所以我是特別主張要更多地與整個世界分享中國理念、中國智慧。那麼我記得上兩次已經和大家分享過六個中國理念，實事求是、民本主義、整體思維、民心向背、良政善治、選賢任能。
那麼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三個中國理念。
**首先就是兼收幷蓄。**那麼從歷史傳承來看，中華民族是一個酷愛學習，兼收幷蓄，博取眾長的民族。我們有剛才説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傳統、有“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種歷史文化傳承，我們有“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樣的紅色文化傳承。
今天我們都在談“一帶一路”，實際上古代中國通過絲綢之路吸收了大量西域傳來的文明。比方説我們今天的民族樂器，琵琶來自中亞；中國古代的衣服從寬袍，寬大袖變成波斯風格的窄的袖子；絲綢之路還從中亞和西亞為我們帶來了汗血馬、玻璃、瑪瑙等很多珍貴的商品。我想中國今天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一種崇高的敬意。當然很多中國的產品、發明文化也隨着絲綢之路傳到了外部世界，造福了整個世界。
在中國過去數十年的迅速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兼收幷蓄，獲益良多，可以説我們在幾乎所有的領域內都學習和借鑑別人的成功經驗。從經濟特區到市場經濟，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等等，從發展互聯網經濟到發展各種各樣的高新產業。但總體上看，在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和取捨。比方説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它變成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整個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全新的台階。再比如中國非常熱情地擁抱了互聯網革命，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所以中國今天已經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
我就想這不就是我們當年魯迅先生提倡的叫“拿來主義”嗎？大家知道魯迅的“拿來主義”的核心就是説是我們要運用自己的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還要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我們國門剛剛打開的時候，外部的世界如此之精彩，一下子很多人眼花繚亂，有好學傳統的許多中國人立刻看到了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這也是相當一部分的人失去了自信心，甚至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了，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就是了。好在總體上我們回顧這過去數十年，我們還是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是讓別人牽着鼻子走。外國的東西我們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有些可以借鑑一部分；有些可以完全拒絕；有些需要結合中國的實際的情況和條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更重要的是在吸收基礎上，我們還要爭取超越。
有人曾經問過我説，你們講“拿來主義”也好，講兼收幷蓄也好，好像就是當年張之洞提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説不一樣的，我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它建立在這麼一個傳統的一個基礎上，就是説中國為天下中心，就是儒家傳統已經窮盡了人類的真理，它是這樣一種理念下，所以當時中國的朝廷主流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結果後來我們的改革開放完全不一樣，我們非常明確，鄧小平説的非常非常清楚，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但鄧小平當時也明確地提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和借鑑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但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國情。所以這種“拿來主義”的這種兼收幷蓄，後來帶來了中國全方位的崛起。
我想這個理念兼收幷蓄也具有國際意義。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送來主義”，效果幾乎都不好。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歷很能説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幾乎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比較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的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蘇聯或者西方給予的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你自己失去了這種決定取捨的權力的話，讓別人牽着鼻子走的話，往往就導致災難。**後來蘇聯（俄羅斯）自己改革也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大學教授設計的所謂休克療法，想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結果都是災難性的。那麼西方它喜歡搞“送來主義”，但又不瞭解其他國家的國情，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往往是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更何況很多這些方案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這個失敗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的。
那麼與中國人兼收幷蓄的理念形成鮮明對照是今天的西方，顯然它固步自封了，它自以為自己的一切代表歷史的終點。結果西方國家自己一個接一個陷入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歐洲國家率先支持阿拉伯之春，結果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之後帶給歐洲的百萬難民潮，到今天還是在，還是沒有結束。恐怕從人類大歷史角度來看的話，這可能是歐洲全面走衰的一個轉折點。那麼很多歐洲人私下都後悔，但政治的特點就是沒有後悔藥的。
今年七國集團在法國開峯會，法國總統馬克龍終於當着眾多記者的面承認，我們正在經歷西方領導權的終結。他説這部分的原因是由於西方在過去幾個世紀犯下的失誤。我可能再替他補充一句，另外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西方缺少從善如流，兼蓄並收，這些普普通通的中國智慧。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就是和而不同。**那麼中國人的哲學觀認為宇宙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聯繫的。中國人相信和而不同，和是一種大智慧，它與同這個字，“同”不一樣的。它承認矛盾的存在，差異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但這一切可以和諧共存，相得益彰。我們從許多中國人的古籍中可以看到，我們古人他對大自然的觀察，他發現大自然包羅萬象、爭奇鬥豔，但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和諧的統一體。我們古人也發現，音樂的美妙就在於它有不同的音符，不同的音調，不同的音質，但這些不同可以和而為美，變成美麗的樂章。所以中國文化崇尚人與自然、人與人、文化與文化都建立一種和諧共生的關係。
而且中國古代哲學的出發點就是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或者説沒有他者就沒有你自己。所以儒家學説一直是提倡致中和，提倡和為貴，主張社會的協調和統一。**孔子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我經常講，我們今天與西方敵對勢力的鬥爭，很大程度上是君子與小人的鬥爭。**那麼我們古代《尚書》中還提出了“協和萬邦”的政治理念，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和平共處的世界，是中國人久遠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説和而不同是中國政治文化傳承的核心之一。
在和而不同的理念影響下，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總體上比較包容開放。我們剛才提到兼收幷蓄，它前提也是和而不同這個哲學觀。以儒釋道的融合為例，中國自己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和道家影響力一直比較大。我們的儒家尊聖人，我們的道家講真人，但坦率地説，我們回頭看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需要讀很多書，需要相當的知識積累。所以在很長的時間裏邊，儒家和道家的學説難以進入尋常百姓家。而外來的佛教不一樣，佛教是直指人心，它關心芸芸眾生，關心他們的身心安頓，它的傳播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有雕塑，有音樂，有壁畫等等。所以佛教這種差異性，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中國傳統宗教的某些不足。雖然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也經歷過一些碰撞，但外來的佛教最終適應了中國的國情，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即大乘佛教，然後再從中國走向東亞，走向世界，這無疑是中國文化我想和而不同、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一個典範。
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中西方文化，特別政治文化在這方面的差別。和中國儒釋道互補的傳統不一樣，歐洲歷史上不同宗教之間不同教派之間的戰爭持續了上千年，有的人説現在還沒有打完，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在歷史上。**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宗教幾乎都是一神教的傳統，認為自己的信仰代表世界唯一的真理，唯一正確的東西。你不相信我的上帝，你就是異教徒，你就要受到迫害。**那麼在西方神學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信仰得到普世，人類才能得到拯救。所以西方世界產生了一大批認為，只要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樣，你就不文明。那麼這也延伸到關於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等。其實從“文明衝突論”的提出，到今天西方國家內部種族主義興起，排外主義再次興起等等，背後都有一神教唯我獨尊的傳統。同樣我想這些年西方向全世界推銷的所謂普世價值，背後也是一種一神教唯我獨尊的這種傳統的延續。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活字印刷術表演，向世界傳達了中國的理念
和而不同的理念大大推動了中國的和平崛起，我們明確地拒絕西方的對抗性的政治邏輯。
我們強調社會不同的團體和利益，有共同之處，大家可以求同存異。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主張和而不同。西方強調對抗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在西方內部也導致了社會嚴重分裂。英國、美國今天都面臨着社會分裂而帶來的嚴重挑戰，而中國人口比整個西方世界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卻可以實現和而不同。通過我們講的羣眾路線、統一戰線、民主集中制等等制度安排，我們可以形成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然後眾志成城，14億人勁往一處使，擼起袖子一起幹，所以我們確實創造了震撼世界的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在對外關係中，我們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現在已成為國際上多數國家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則。我們在推動“一帶一路”過程中，又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我們又提出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我想這一切的背後都有和而不同這種哲學觀所體現的理性和包容。這與西方這種唯我獨尊的狹隘與偏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4月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峯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 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這裏我還要簡單談一談香港和“一國兩制”的構想。實際上它幾乎，我覺得“一國兩制”幾乎完美地體現了中國人和而不同的理念，就不一樣的制度可以在同一個國家裏邊和諧共存。但它前提是一個國家，是兩種制度在特定的時間段內保持互相的尊重。現在看來，澳門“一國兩制”做得非常之好，而香港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從和而不同的理念來看的話，就是香港的一些勢力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拒絕我們講的君子和而不同，而擁抱小人的同而不和，而且妄想用那種危機重重的自顧不暇的日益走下坡的西方模式，來“同化”甚至“吃掉”蒸蒸日上的中國社會主義模式。我想這是愚蠢到了極點，也超過了一國兩制的底線，超過了和而不同的底線。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我們要通過必要的手段糾正這種倒行逆施。這就好像演奏協奏曲的時候，一個樂手突然亂拉琴，破壞和而不同的樂章，那麼我們只能制止他。
**最後我還想談一個理念，叫做政府是善，更確切説政府是必要的善。**我之所以提這個觀點，是因為我有感於就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經常使用一個觀點，叫做政府是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那麼在西方歷史上我也理解，由於專制政府帶來很多問題，包括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神權戰爭等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特別是英美政治文化中，把政府看作是要做壞事情的，也就是説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現在現實中又做不到，所以要對它多多限制，防止它做壞事。所以西方主流經濟學談政府的作用就是“守夜人”。新自由主義的口號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那麼西方主流政治學也類似，一談政府就聯繫到威權主義，英國思想家霍布斯稱之為叫做“利維坦”，一種讓人害怕的怪獸，人們為了避免自然狀態下必然產生的互相殘殺，不得已請出這個怪獸，建立有威權的國家。
回想中國歷史，我們的傳承是不一樣的。歷史上中國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它的人口和地域的規模百倍於歐洲小國，這也意味着國家治理的複雜性和艱鉅性是非常大的。
我們古代黃河也好，長江也好，這些都是跨流域跨省份的治理，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發，大國戍邊征戰的需求等等，所以都需要比較強勢的，比較有為的也是比較中性的政府來發揮作用，否則人民的生活就要遭殃，朝廷就要失去天命。所以這種政治傳統延續至今。
從歷史比較來看，中國歷史上輝煌的時候，大都和比較強勢有為的朝廷聯繫在一起。所以中國人傳統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與此相適應的還有就是中國源遠流長我叫選賢任能的傳統，即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而不是像歐洲，它上千年是一種世襲貴族的統治。
所以從傳統來看，中國政府的作用比較中性，也就是説它不是代表某個特定利益階層的，在多數情況下，應該説中國這種文官制度領先歐洲上千年，也是當時最先進的政治制度。歐洲是到了19世紀才從中國借鑑了文官考試製度。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於強勢政府的態度是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發揮中國黨政體制在推動現代化中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注重經濟規律，也尊重經濟規律，弱化甚至終結不必要的政府幹預。這個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盲目崇拜西方模式，自廢武功，放棄黨的領導，形成鮮明的對照。
其實西方自己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強調政府幹預以來，政府的作用除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之外，已經很少再有人否定了。從保證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到提供各種各樣社會服務，到防止恐怖主義，到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畢竟現代國家的功能已經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國家裏，像法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以強政府著稱的，法國總統的權力明顯大於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德國為代表所謂“萊茵模式”，它的政府作用也比較大。美國今天是“特朗普模式”，在許多美國人的眼中，已經成為政府濫用職權的代名詞了。比方説他此前對於無法贏得中美貿易戰惱羞成怒，甚至發推特“命令”美國企業離開中國，引來美國工商界、經濟界人士普遍的吐槽。
西方國家在自己歷史上，也是政府開路、炮艦政策、持劍經商，英國商人擴張到哪裏，英國的軍艦就跟到哪裏。英國對整個印度的控制，很長時間內都是通過英國的國企叫東印度公司來進行的。
發展中國家凡是採用了西方的政治模式，面臨最大的挑戰，也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所講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非常之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的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達不成。結果是國家現代化舉步維艱，人民生活水平遲遲得不到改善，得不到提高。所以我想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把目光投向中國模式，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勢。
當然，我們要承認，政府作用過大也會產生副作用，政治權力過大導致“尋租”和腐敗，導致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嚴重的問題，這些都只有通過不斷改革來解決。
我記得有位哲人講過這樣的話，政府有兩個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們現在正在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體制，建設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政府，應該説取得相當成績，但是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我們還要努力。
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我們仔細看一下中國模式，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弱化或者轉化，實際上也是需要靠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來推動。那麼這次中央關於把深圳建設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決定，非常令人鼓舞，其中不少內容都反映了過去數十年中國政府改革的一些寶貴的經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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