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中國搭美國便車？不，我們是付鉅額車費的乘客
【10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前景高度不確定，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而2019年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全年貢獻率達到40%。當下，如何從世界經濟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10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翟東昇做客“人大重陽名家講壇之新中國70年” 系列講座第四講，就“新中國和世界經濟70年”為主題暢談。以下為講座實錄。】
三個“三十年”的對比及其內在關係
為什麼要提出三個“三十”年？具體來講，第一個30年是1949-1979年，其特點是社會革命和繼續革命；第二個30年是1979年至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從中國內部來看，應該到2012年，這是中國融入全球市場體系的30年；第三個30年，則是從後金融危機時代或者從十八大開始至今，總體來看，這個新的時代會持續至少一代人的時間。
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有兩大動力源，一是中國內部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的延續；二是受到外部戰略格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約束。那麼，從這兩方面動力源為基礎分析三個三十年的特點。
全球格局與中國對外經濟關係
1、時代主題
中國與世界經濟在不同時期都烙下時代的印記：“冷戰”是第一個30年（1949-1978年）的時代主題，這期間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全球化”是第二個30年（1978-2008年）的時代主題，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對世界產生顯著的影響；“逆全球化”是後危機時代的主題，是美國對其推行的全球化重新調整。
2、主流意識形態與經濟政策
在歷史發展中，對於意識形態與經濟政策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第一個30年，左翼革命主義、凱恩斯主義和結構主義是這個時期主流的意識形態。在發達國家，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要干預市場，強調政府財政的作用，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強調結構主義，處理中心與外圍的關係；在1979-2008年這第二個30年中，整個社會思潮向右翼滑動，強調開放，自由競爭，減少管制和低税收；在第三個30年開始，民粹主義復甦，全球許多國家的民粹主義黨派執掌政府，此時強調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政府主動干預經濟的調控和再分配。新中國建立以來實施的五年計劃是這個時期成功的典範，經過統計和案例分析，這些年來中國實施的歷次五年計劃約90%的目標都已經實現。因此，有些發展中國家甚至派專家來中國學習如何制定和實施“五年計劃”。
3、全球經濟運行特點
總結三個30年經濟運行的規律可以發現每個時期都具有其特點：在最初的30年裏，經濟運行的特點是財富分配較平均、經濟增速快、債務率下降，但是通脹率在此時走高。世界各國總債務率尤其是政府債務率是下降的，他們不願意欠人錢，背後的原因是金本位，那個時代通脹率是持續走高的，它背後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結構的因素。
到1979年也就是第二個30年之後，新自由主義推動全球化發展，此時嬰兒潮一代人成為社會中堅，且世界經濟創造出大量的財富，也使得貧富分化問題凸顯。1971年之後制約債務率的金本位制被廢除，各國政府尤其是西方國家政府的債務率持續走高，同時債務的不斷貨幣化也助推了債務水平持續高起。
後危機時代之後，整個世界處在通縮的狀態，經濟增長如“方便麪”一般無力。負利率也成為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這意味着存進銀行或者放貸出去的錢，不僅得不到利息，還需要繳納一定的“保管費”。
4、主導性的武器技術和戰略安全邏輯
再對比下各個時代的主導性武器技術和戰略安全邏輯。1949-1978年全球的戰略安全邏輯是誰擁有核導彈誰就是大國。當時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核武器恐怖平衡構成時代基本特徵；第二個大時代1979-2009年的特點是智能武器的精準打擊，美國武器智能化、信息化，開始甩開蘇聯和其它大國一家獨霸；第三個大時代，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有精準打擊，別的國家也開始有精準打擊，在人工智能、太空軍事化、基因武器開始強大。尤其中國等新興大國，一個多極化的時代到來。
中國自身的制度與政策
這一部分內容從中國自身的角度進行分析。
1、合作與學習的對象
第一個30年我們主要學的是蘇聯。在此期間，大批蘇聯專家受邀來中國支持經濟建設，這其中有156項軍工、重工業項目；第二個30年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30年，在這個時期，我們主要學習的對象是美國。經過改革開放的實施，中國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發展，實現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蹟；第三個30年之後，我們學習誰？在目前來看，學習歐洲是比較合適的。歐洲的做法是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第二國際後來衍生出來的，比較強調居民的福利、勞工的福利、勞動者權益、綠色環保、多邊主義等等。歐洲的“道”有它的合理性。當然，對於歐洲體制的錯誤我們要進行批判和鑑別，我們要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心態。
2、經濟模式與資本形式
1949-1978年，即第一個30年，我們從蘇聯學到了計劃經濟、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並將之與中國的現實情況結合，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自己的經濟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形式。
第二個30年，即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打開國門學習美國、日本、歐洲、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式，我們把其成功的經驗引進來，結合現實國情，設立經濟特區、招商引資、開放市場，加入WTO、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等等，取得了巨大成功。
新時代以來，混合資本是中國經濟中的主流。此時，國有資本繼續做大、做強、做優，民營資本更具有活力，引入的外資也繼續完善中國的資本結構。此時世界處於逆全球化時代，而我們仍然要繼續開放市場、招商引資。當然，在這個時期，我國對待外資需要根據實際需求擇優而選。
3、對世界市場體系的態度
前30年我們是革命的態度，要打破這個不公平不正義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從1979年開始，我們選擇的是融入。所以，1979年之後，中國這個革命者開始換了一個策略，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裏不斷吸取能量和成長，我們的GDP目前還是美國的67%左右。其實GDP計算和比較有很大的問題，在全球計算GDP時，把不可貿易品都算在裏面的，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是可貿易品。應該只比較中國和美國的可貿易部門的每年財富增加值到底誰大誰小。如果比較貿易部門，我們早已超過美國。2009年之後的新時代，我們對全球市場體系是重塑和引領。
4、執政合法性的表述
第一個三十年我們執政合法性的核心邏輯是“只有中國才能救中國”，關鍵在於“救”。在大國爭霸的時代，強敵環伺的冷戰背景之下，這個“救”字的確具有很強的説服力。
1970年後，中國已經是核武器大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經濟發展成為核心命題。所以，“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成為當時的政治表述。
2012年以後，中國人民已經不再貧窮，此時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訴求呈現多元化的態勢，不同地區的訴求也不一樣。這時候我們需要與時俱進提出新的論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中國人的中國夢。“中國夢”的概念包羅萬象，也正符合當今社會的多元化狀態。
5、倚重的階層
第一個30年倚重的主要是工農；第二個30年主要是國際化精英；而第三個30年主要依賴中產階級。目前，中國需要做大做強其中產階級的實力。至於如何定義中產階級，近期一項報告指出，如果家中有汽車，在同一個城市裏就是中產階級。
將前後兩個三十年統一起來的解釋框架
以上總結了三個30年的分段，又從不同方面進行了總結對比。這三個30年，尤其前兩個30年，前30年人們説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所作為；後30年人們説重要的是市場自由，政府要減少干預，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許多東西是完全對立的，但是它是完全可以統一的。通俗來講，這就是公共產品同私人產品的映射關係。在此，我提供一個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框架來闡釋並融合這兩個三十年。
首先，我們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經濟繁榮到底從何而來，是源於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表面來看，財富的創造、分配和消費大多數體現在私人部門。但本質上，若離開了公共產品的支撐，正常的經濟活動是無法進行的，如敍利亞、利比亞這些國家的政治動盪，經濟活動幾乎無從進行，更談不上財富的積累，原因在於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這一公共產品。越複雜的市場經濟活動需要越昂貴、越高級的公共產品來支撐。因此，我的觀點是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是由公共產品作為本體而“投影”出來，如同小孔成像的原理。從社會安全與秩序，到基礎設施建設，到國際市場準入，再到知識產權保護等等，是一國公共部門所提供的各種公共產品，在私營部門投影出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從而帶來財富與繁榮。
這就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關係是否意味着國家政府與民營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即所謂的民進國退或者國進民退？當然，答案是否定的。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映射關係，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共產品，這些公共產品的存在使得私人部門的各類經濟活動得以可能（enabling），其實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產品。
如圖所示，一個國家要繁榮，則需要兩個條件：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支撐力度強（即底邊長），同時要求交點的位置要低，這個點指的是一國綜合税點，其位置是公私之間的財富分配比例，即一國公共部門需要汲取多大比例的國民財富（税點高低）來維持其公共產品（底邊長度）。税點高低主要取決於政府的整體效率，也取決於債務結構和貨幣主權。
中國工業化成功的關鍵
中國經過70年的經濟發展，取得巨大經濟成就。這裏就有幾個關鍵問題，需要重點關注。
1、中國同蘇聯與美國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70年的發展，中國是以“學生”的身份先學習蘇聯，打造了初步的經濟基礎，後來又學習美國，實現了經濟飛速發展的奇蹟。蘇美都是中國的“老師”。回顧這之間的關係，在冷戰時期，中國符合一個結構性特徵，這在政治經濟學中稱為“較小威脅特徵”，即當中國被認定為較小的威脅時，就擁有了安全的外部環境。中國對外政策與印度的差異在於：中國樂於在兩大陣營中選邊站，而印度“騎牆”，實踐證明中國的戰略更高明。
建國之初，當時由於政治、地理等多方面因素，中國的實力不足以作為獨立的第三方，我們一定要選邊站，既然我們是共產黨國家，因此首選是蘇聯，所以毛澤東做出“一邊倒”決策。但是1960年代末，也恰恰是毛澤東同志開啓了轉向美國的戰略決策，直到1979年小平同志完成了這一戰略轉向。
全球主流國家治理模式，從美蘇之間的體制衝突向中國體制的演進，可以用“代際更替論”解釋。中國前30年學了蘇聯，後30年學了美國。前30年學習蘇聯建立了強大的公共部門，打造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基礎。後面30年學習了美國塑造了一個繁榮的市場部門。因此，中國從蘇美兩國吸取精華，發展出符合自己特點也符合時代趨勢的國家治理與發展模式，比歷史上的兩個超級大國更具有活力和制度優越性。
從意識形態上講，蘇聯和美國表面上看起來勢不兩立，但其實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即大眾政治時代的產物，什麼是大眾政治時代？就是由於知識的普及，大眾都要參與政治，導致千百年來王公貴族壟斷政治社會事務的時代一去不返。蘇聯和美國分別代表大眾政治的兩種國家治理模式，其差異是：蘇聯自上而下塑造共識，而美國分為左右兩翼在營造共識；其共同點是兩國的政治觀念在大眾中都是正態分佈。
然而，我們現在的數字化時代、互聯網時代，人們自己尋找和選擇感興趣的信息源，而很難再被精英們把持的輿論機器所控制，導致原有的社會共識崩塌，因此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的政治體制都已經過時了。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新時代的中國正在探索這種新型治理模式。
2、1979年以來中國是不是搭便車者？
在美國，尤其是精英階層，奧巴馬、特朗普總統都認為中國是搭便車者，這個説法對不對？當然，這是錯誤的。首先，中國的確是全球化班車上最大、最成功的乘客，離開了這趟全球化班車，我們過去30-40年的快速工業化成功、市場化成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他認為我們搭便車，不願意付錢，佔美國便宜的説法是錯誤的。
我們的確靠全球化掙得盆滿缽滿，但其實我們也是付出巨大代價的，購買了昂貴的車票。這裏面存在三角的資本循環，美國把資本輸送給歐、日、韓、台、港，這些地方把製造業搬到中國，中國把外匯儲備放回美國。其中存在巨大的利差，使得很多利潤流向了華爾街。
首先，美國是全球的鑄幣者，他提供信用把貨幣以金融投資方式，包括股權投資、對沖基金、債權基金，投放到世界各地，一般來講是有美軍駐紮的地方。
然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主動的融入全球化工業生產之中。通過税收減免、工資福利等招商引資的條件，使得工廠進駐中國，使得中國的工業基礎繼續擴大和堅實。當然，在工廠進入中國之後，使用美元投資、通過外匯兑換而使用人民幣在境內經營，而相應的美元則在外匯管理局裏進行統一管理。
最後，中國通過外匯管理局儲備的外匯資金進行對國外的投資，其中相當一部分資金購買了美國國債，最終形成了一個資本貨幣的三角循環。
在這個過程之中，外資從中國獲得10%-15%的年複合收益率，而中國外匯儲備從美國國債中所獲的利率目前則只有2.5%左右。根據研究測算，最高峯的時候中國每年補貼給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大約4000億美元的淨利潤。這龐大的利差則是我們搭上這趟美式全球化列車的車票，價格不菲。
總之，我們不是搭便車者，我們是付費的乘客。
3、逆全球化與中美脱鈎
既然説到了全球化，這裏則存在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為什麼1979年英美要帶頭搞全球化？第二，為什麼2016年起英美帶頭搞逆全球化？
首先，簡要回答第一個問題，為什麼1979年英美要帶頭搞全球化？背後有多個原因：金本位制結束了，鑄幣國的欠債實際上不用再還；當時的背景是高通脹；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技術進步、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
為什麼2016年起英美帶頭搞逆全球化？從圖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全球化指數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頂峯之後便開始下行。當然這背後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通脹或者世界通脹已經到了將近零的位置甚至負利率的狀態，搞逆全球化對債務纏身的西方有大利而弊端較小。第二，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內部民主與自由反目。美英白人藍領羣體30年來工資沒漲過，30年前他們就是人均3-7萬美元左右的年收入，到今天還是3-7萬美元。名義收入沒變，但是物價、房價、股價大幅上漲，失業率也上升了，在美國很殘酷，失業之後你就無法維持中產階級生活。所以這個羣體支持英國脱歐、選擇特朗普當總統，支持跟中國脱鈎。
中美關係什麼時候開始變壞的？具體來説，2010年7月，河內會議開始，美國就下定決心把中國視為對手。由於美國是多種族國家，內生的分裂屬性使其要不斷地尋找意識形態敵人來強化內部認同。
在英美掀起的逆全球化時代，中美脱鈎其實並不可怕。
首先，冬天來了應該準備棉衣，不能因為自己喜歡夏天而拒絕冬天的到來。英美的逆全球化有其內部的政治經濟機理，也有歷史運行的內在節奏，我們必須順勢而為，而不是刻舟求劍。應多讀歷史並從中汲取教訓，而不是迷信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教條。
其次，成長的本質其實就是不斷的分離，中國的成長也是一個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汲取養分然後不斷分離的過程。西方市場由於人口老化和政治極化而不再像此前那樣願意持續購買我們的商品，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成長必須尋找更加可靠、規模更大的市場。未來的增量市場有兩個：一個是國內4億規模且繼續擴大的中產階級，另一個是四十億“一帶一路”沿線年輕人。過去我們向美、日、歐的十億人出口，並將所得盈餘變為對他們的債權；未來我們向發展中世界的四十億人提供信貸和投資以便他們有錢購買我們的商品，這種盈餘將轉變為對這四十億年輕人的債權。這兩種債權都會導致全球性的失衡與泡沫，因為前者沒有打算還錢，後者多數還不起。但是，這兩種債權及其背後的泡沫存在重大區別，因為債權的定價貨幣將從美元歐元變成人民幣，全球經濟週期的主導權將因此而出現重大轉移。
其三，總體來説，貿易戰的衝擊並不可怕，最近十年來中國經濟體對出口的依賴度大大降低，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遠遠小於十年前。中國從美國獲得的貿易盈餘其實並不能留在國內，而是主要由外資加工貿易所創造，通過零部件購買和利潤匯出回到了境外，所以中國對美國市場的真實依賴程度遠遠小於表面數據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我們本土消費市場的規模現在也正在超過美國，我們的財政實力也正在迅速上升。如果我們選擇讓人民幣匯率保持強勢，我們的經濟規模和本土市場就可以迅速超過美國。
反過來看，假如我們選擇繼續圍繞美國市場、美國技術和美元儲備來建設中國經濟，那麼中國經濟超過美國可能永遠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為中國生產的商品、美國生產的是貨幣信用，實體商品生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虛擬信用生產的速度。正如圖表所示，此前的挑戰者，蘇聯、日本、歐盟，其經濟規模都無法真正超越美國，從全球市場結構來看這是有內在原因的。
所以繼續呆在美元體系之下，各大經濟體規模都是難以超越美國的，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主張，我們現在已經有條件逐步脱離美國美元體系。對中國來説，如果我們選擇匯率保持強勢，那麼我們的經濟規模就可以迅速超過美國。結合數據和全球格局，主動與美國脱鈎應該是必要的過程。有不少人迷信美國，害怕貿易戰，害怕脱鈎，主要是因為不理解全球現代貨幣體系的內在原理和結構，當然也有少數人是因為個人和家庭利益被“美式全球化”套牢了。
從古羅馬的先例來看，臣服和依附於羅馬的民族在短期內都獲得了和平、安全與繁榮，但是在百年內都被羅馬消化了，不僅是因為內政被操縱，而且各族的王公貴族都以把自己的孩子變成羅馬人為榮。如果我們繼續依附於美帝國體系中，如同温水鍋中的青蛙，一般滿足於經貿上的一點蠅頭小利，那麼長期看不但難保政權和制度，甚至難保自身文明的延續，遑論復興了。在這個意義上，特朗普的貿易戰相當於是一個及時的“叫早服務（morning call）”，把我們從新自由主義的迷夢中叫醒了。
4、“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
最後，我要講的是“一帶一路”是新型全球化。為什麼要建設“一帶一路”？許多人説我們缺資源，這是完全錯誤的説法。如果衝着資源去，最終我們很可能與當年殖民者乾的事情一樣。
馬克思主義説財富的源頭是人而不是物。其實，人口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人之寶貴，不僅僅是作為勞動者、生產者、創造者，還在於他（她）作為真正的消費者。
這是本人研究得出來的數據，橫軸是從新生兒到百歲老人的年齡，縱軸相應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我們可以看出，新踏上社會的年輕人大大少於前兩代人，而正在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口規模非常巨大。這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提供了充足的迴旋空間。近年來，雖然二胎政策已經放開，但是生育率並沒有明顯的上升，由於生命力和慾望的自然萎縮。老年人消費乏力，真正的消費主力是青年和中年這兩個羣體。因此，中國的巨大產能和持續增長，需要尋找更大規模的年輕羣體，並賦予他們以購買力。
在世界範圍內看，中國國家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37.1歲，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年齡中位數多數還很年輕。另外一張圖更直接的反應世界的年齡結構。
所以，通過把中國的一部分儲蓄從美歐的低息甚至負利率國債中分流一部分到這些年輕的國度中，“一帶一路”將創造新的全球市場增長空間，並使全球70億人之間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