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 一生用兵之恥！蔣介石日記視角下的四渡赤水

【文/ 黃道炫】

1935年，長征中的中央紅軍進入西南地區，國民黨中央軍也跟蹤而至，此後，紅軍與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國民黨軍在西南地區周旋。國民黨軍欲一舉置紅軍於死地，而紅軍則要在困境中奮力圖存，雙方之爭戰，一波三折。最終，紅軍在金沙江脱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揚長而去。

期間，四渡赤水可謂雙方角力中最為關鍵的一環。長期來，關於這一段歷史多從中共和毛澤東角度予以解讀，對手方國民黨軍和蔣介石的動向則少有關注。其實，任何軍事行動都是雙方之間的互動和博弈，缺少了對手方，再精彩的劇目也只是場獨角戲。本文將根據蔣介石日記及國民黨方面相關資料，呈現紅軍四渡赤水時對手方的所思所為，以完整呈現這一段曾經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

一

中央紅軍進入貴州後，按照原定計劃，繼續北向，準備到四川與活動在川陝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此後，紅軍很長時間內一直在川黔地區活動，努力爭取實現這一目標。紅軍四渡赤水的前三渡，實際都是這一思路下的產物。瞭解這一點，對解讀四渡赤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此時，經過連年混戰，四川的形勢是：劉湘在“二劉之戰”中擊敗劉文輝，成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權定於一尊。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對其形成巨大威脅，為阻擋紅軍，劉湘組織“川南剿總”，集重兵於赤水、古藺、敍永地區，沿江堵截，同時派出精鋭部隊大舉入黔，計劃與中央軍、黔軍配合，於“黔境烏江地帶圍殲”紅軍。

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下達《渡江作戰計劃》，提出紅軍目前的基本作戰方針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近期任務是：消滅和驅逐阻我前進之黔敵與川敵，盡力遲滯和脱離尾追與側擊之敵。這一方針以武力打擊南京中央軍及川黔地方部隊為目標，硬碰硬意圖明顯。正是以此為指導，紅軍於1月28日在土城與川軍六個團激烈交鋒，戰鬥持續一天，紅軍未能達到消滅對手的目的，次日凌晨下令撤出戰場，全軍渡過赤水河，是為一渡赤水。

紅軍一渡赤水河渡口土城

土城之戰，後人回憶當年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的總結是：“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消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説是一場敗仗。主要教訓有三：一是敵情沒有摸準，原來以為四個團，實際超出一倍多；二是輕敵，對劉湘的模範師戰鬥力估計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土城之戰是紅軍與四川地方部隊的第一次交手，毛澤東等紅軍指揮者從中體會到川軍遠遠超出黔軍的戰鬥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不得不重新檢討，實際上，紅軍此後一段時間在赤水的徘徊相當程度上就是在猶豫中抉擇的產物。

紅軍渡赤水西進後，很快發現形勢十分不利。川南瀘州一帶為川軍集中防禦地區，紅軍進入川南，連續遭遇川軍截擊，處境艱難，此正如蔣介石當時在日記中幸災樂禍所寫：“匪向西竄，受川軍此次土城之打擊，則其愈西愈死矣。”鑑於此，中革軍委決定暫緩北渡長江，改在川滇黔邊實行機動作戰，二渡赤水，再返地方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先後在太平渡、二郎灘一帶渡過赤水河，重新進入貴州。黔北此時只有王家烈的黔軍駐守，戰鬥力不強，紅軍進入黔北後，勢如破竹，連佔桐梓、婁山關，再佔遵義，並擊退中央軍吳奇偉增援遵義的部隊。

紅軍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

當紅軍在滇黔邊境停留時，蔣介石一度對局勢顯得樂觀。在日記中記有：“匪情迫其竄入川西蠻地，陷於絕境”；“朱匪被滇軍堵圍或已解決也”。蔣介石乘“追剿”紅軍之機，順勢進入西南地區後，已基本達到了他的初衷。接下來，他既要繼續滲透並控制西南，逼迫地方部隊為“追剿”前驅，同時為對紅軍形成更大壓力，不得不逐漸加強中央軍在“追剿”中的軍事存在。2月10日，他電告“追剿”部隊前方指揮官薛嶽不可一味避戰，指出：“軍閥土匪如任其自殺，必有一傷，且必為軍閥慘敗無疑，結果徒增大匪勢，恐中央亦無力收拾矣。故中央軍此時萬不可稍存觀望，雖遭人疑忌，亦應努力為之。否則，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蔣介石既有力量傾軋的私心，又要承擔、體現中央的責任和高度，其間的拿捏、把握，頗費心機。

紅軍覷破國民黨軍薄弱環節，從川黔邊境東返，令蔣介石頗為擔心，日記中寫下對紅軍動向的憂慮：“朱匪被滇軍截擊，向東回竄，頗可顧慮”“朱匪果東竄，川湘鄂邊區吃緊”。紅軍返回黔北後的行動自如，尤令蔣介石難堪。2月24日，蔣介石電薛嶽、周渾元，一改此前瞻前顧後的態度，嚴厲要求全部向紅軍猛追，不得再事延誤。在蔣介石嚴詞督促下，國民黨中央軍逐漸改變入黔後的長期遲滯不進，對紅軍保持更緊迫的追擊姿態。3月2日，蔣介石飛抵重慶，就近指揮戰事。

二

紅軍再佔遵義後，進行短暫的休整。3月4日，中革軍委發佈命令，設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隨後，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為儘可能減少對立面，紅軍對建立川滇黔地區根據地的計劃作出微調，將中心縮小為黔北地區。這樣，因不威脅川、滇兩省，川滇方面地方部隊“追剿”壓力可望緩解，黔軍又不足以構成威脅，影響計劃實施惟一的關鍵就在蔣介石的中央軍。所以，3月上中旬，紅軍將打擊重點放在中央軍方面，雙方的較量進入白熱化階段。

3月5日，朱德下達《各軍團集中鴨溪的作戰部署》，準備對中央軍入黔主力實施打擊。以當時紅軍的實力，啃硬骨頭，有相當難度和風險，所以毛澤東和不斷在戰與不戰間抉擇，努力尋找更有利的作戰時機。

當紅軍在黔北瞻顧徘徊時，蔣介石對紅軍動向的判斷也數度變化。最初，蔣介石認為紅軍再次東渡的目的是回師東進，與湖南的紅二方面軍會合，這事實上也是蔣介石最擔心的。很快，國民黨方面就偵知紅軍的動向，5、6兩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匪主力向鴨溪場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達其原定目的乎”“匪以西竄公算為多”。因此，蔣介石的部署也發生變化，要求“追剿”部隊主動出擊，尋找紅軍主力作戰。

13日，中革軍委發佈命令，提出：“我野戰軍應向西南轉移，求得在轉移中與在消滅王家烈部隊的戰鬥中調動周、吳縱隊，實行機動，並迅速略取與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點，以利作戰。”紅軍準備放手一搏，打擊蔣介石中央軍主力。與此同時，蔣介石也致薛嶽電中，提醒道：“匪之行動常走曲線，其狡計或望我吳縱隊主力向遵義進攻時，而彼則由六廣河修文方面襲擊我貴陽，亦在意中，請注意之。”蔣所説到的這一計謀，正是後來紅軍的實際行動，只是當蔣作出這樣的猜測時，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否可能成真，因為就當時而言，他首先要對付的還是紅軍的西進問題。同理，當毛澤東為未來作出種種可行性的設計時，首當其衝要處理的也是如何順利完成第一步的西進計劃。戰爭是或然性的產物，高明的指揮者不在於事先設計好一切，而是因勢利導，順水推舟。稍後，紅軍與周渾元部在魯班場展開的戰鬥，就是戰爭複雜性的一個例證。

3月15日，紅軍集中一、三、五軍團幾乎全部主力部隊向仁懷以南魯班場周渾元部發起進攻，這是紅軍經近半個月的反覆調動對手、始終未能覓得良機後落實其原定計劃的一戰。戰鬥持續了一整天，紅軍除第九軍團擔任預備隊外，一、三、五軍團及幹部團共14個團幾乎全部投入戰鬥，國民黨軍應戰部隊達12個團。紅軍奮勇作戰，對國民黨軍陣地展開攻擊，但周渾元部在魯班場早有準備，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紅軍的攻擊難以奏效，當夜紅軍撤出戰鬥。為避免攻堅不下遭遇反擊，16日，中革軍委發佈命令：“我野戰軍決於今十六晚相明十七日十二時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過赤水河西岸，尋求新的機動。”是為紅軍三渡赤水。對於紅軍方面而言，魯班場之戰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戰鬥，所幸紅軍傾力而攻，全身而退，進攻和撤退處於主動，一切尚在可控狀態。正因此，蔣介石當時對該戰結果並不滿意，在日記中寫道：“伏兵之重要而周渾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圍網中之匪，而周放棄譚廠與仁懷，縱其西竄，痛心極矣。”

這次戰鬥更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由此開始面對現實，逐漸放棄先前消滅國民黨追剿部隊、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轉而尋求擺脱國民黨軍追兵、突破國民黨軍包圍的戰略目標，而在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在國民黨軍實力並不十分充足的狀況下，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遠遠比前者來得輕鬆。紅軍長征中的好戲，實際是由這次戰鬥後，才慢慢拉開了帷幕。 三

3月16日下午，紅軍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藺、敍水方向前進，作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對此，蔣介石的反應是要求在赤水河東岸竭力堵截，防止紅軍再次回渡南下。應該説，蔣介石的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大體也是基於經驗和常識的判斷，因為紅軍既不能打破中央軍的“追剿”，西進四川又面臨着川軍的強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回渡赤水向南求得生機。所以蔣介石於18日特電周渾元調派部隊到古藺以南地區與滇軍孫渡部聯合堵截，認為：“如匪果南竄，必由瓢兒井前方一帶偷渡為多，務望兄速派有力部隊向該處急進。”

紅軍三渡赤水河渡口茅台渡口

雖然蔣介石猜中了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但是中共當然不那麼容易對付，接下來，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運用了兵不厭詐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通電全軍要求再次渡過赤水河，電文指出：“我軍西進不利，決東渡，這是野戰軍此後行動發展的嚴重關頭……渡河遲緩或阻礙渡河的困難不能克服，都會給野戰軍最大危險。”同日，中革軍委下達命令：“我野戰軍決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灘至林攤地段渡過赤水東岸，尋求機動。”紅軍並沒有像蔣介石預計的向南渡過赤水河，而是回身東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蔣介石一時間難以作出準確判斷，在日記中記下其憂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懷乎。”“匪似仍謀擊破中央部隊。”

紅軍四渡赤水河渡口二郎灘

紅軍四渡赤水後，迅速南進，27日，到達楓香壩、白臘坎、鴨溪附近地區。為迷惑蔣介石，紅軍故布疑兵，造成將尋求中央軍主力決戰的假象。中革軍委電示紅九軍團：“我野戰軍主力決南移尋求機動，而以九軍團暫留現在活動地域鉗制周、吳縱隊，以配合我主力作戰。”要求其在第二天分出兩支部隊，一向長幹山，一向楓香壩偽裝主力活動。隨後又數次致電紅九軍團，令其“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擺露天紅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我軍主力，將在此地區誘敵向北出擊而消滅之的模樣，以便我主力藉此秘密迅速向南轉移。”紅軍主力則由鴨溪、白臘坎之間突破封鎖線，向烏江邊急進。

對紅軍的行動方向，蔣介石和周渾元起初都判斷，紅軍“必與我軍在譚廠與鴨溪間地區決戰，如其能先擊破我中央軍，則其以後行動，即可自由，否則亦必求突破此地區一點南竄”。但是，紅軍在長幹山、楓香壩一帶放出的疑兵，顯然使蔣介石發生了誤判，28日，在致周渾元電中，他指示應特別注意紅軍由楓香壩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令其速在西南方佈防堵截。同日，當紅軍主力實際已由鴨溪一線越過國民黨軍封鎖線後，蔣介石得到消息，仍認為這只是紅軍的一部，故布疑兵，“使我軍注目於該方，而疏忽於正面防線時，然後彼乃向正面長干與楓香壩之間突破一點與南竄。”直到確認紅軍已然南下時，蔣介石方在日記中寫道：“朱匪果由鴨溪西之四牙壩與倒流水偷竄南進，……可嘆。惟亡羊補牢，尚猶可待也。”

紅軍之所以能從國民黨軍的封鎖線中逸出，巧妙的疑兵固然重要，蔣介石消極的作戰方針也難辭其咎。“追繳”期間，蔣介石雖然曾要求所部主動出擊，但更多時候，還是照搬第五次“圍剿”時在中央蘇區的成功經驗，面對不斷遊動的紅軍，多次命令部下“築碉扼守”，試圖用堡壘戰術堵截、圍困紅軍。然而，無論是環境、力量、條件、對手，此時與中央蘇區時期都有很大不同，國民黨軍在黔部隊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許其短時期內構築大量碉堡。相反，紅軍則再無中央蘇區後期需要保有根據地的顧慮，可以沒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進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嶺的黔北地區靠碉堡堵截紅軍未免有點天方夜譚，證明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確有膠柱鼓瑟之病。而且，構築碉堡本身傳遞的就是消極防禦的信息，這與鼓勵大膽“進剿”相互齟齬。當紅軍真正運動起來後，國民黨軍的消極防禦必然捉襟見肘。這就是蔣當時談到的：“我們有這許多軍隊來圍剿，卻任他東逃西竄，好像和我們軍隊玩弄一般，這實在是我們最可恥的事情！……將來戰史上評論起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失敗！”

最重要的，紅軍四渡赤水，轉兵南下，意味着紅軍開始靈活對待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一旦拋開既有的思維定式，在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紅軍的活動空間將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軍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將紅軍堵截住，當紅軍運動起來後，更是勉為其難。所以，此後的蔣介石基本是捉襟見肘、窮於應付。5月上旬，紅軍在雲南如入無人之境，急速穿過滇東地區，順利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南以來紅軍和國民黨軍長期的纏鬥終於告一段落，國民黨軍的“追剿”鎩羽而歸。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大加感嘆：“我軍各部遲滯呆笨，被其玩弄欺詐，殊為一生用兵莫大之恥辱。”

1935年國共在西南地區的“追剿”與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紛呈。對於中共而言，這一時期每一戰略行動幾乎都生死攸關、間不容髮。相對而言，蔣介石可寓政治于軍事之中，無論結果如何，似乎都註定會是贏家，但順境之下的期待，其實也是無形的壓力，使其不能不全力以赴。雙方的較量，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發展史上最為艱險的困境，為後來的史書提供了一段經典的傳奇。即便在蔣介石日記的視角下，也是如此。

本文首發於“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原標題為《一生用兵之恥：蔣介石日記視角下的四渡赤水》，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