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戈德曼對中國的認識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週，《觀方翻譯》的最新作品——瑞士《世界週報》10月16日對美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樂評人大衞·保羅·戈德曼的採訪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關注和議論。譯者Kris介紹説，戈德曼是香港英語媒體《亞洲時報》的聯合擁有者，時常以“斯賓格勒”為筆名對西方危機大聲疾呼（其筆名取自《西方的沒落》的作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譯者翻譯此文意在呈現一個有意思的視角，展現一個聰明、體面的對手如何看待中國。

在如何看待中國這方面，戈德曼算是個聰明人，此篇採訪中他談到了中美貿易戰、華為公司、5G和量子通信，還涉及到了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體制、中國的戰略和軍事能力，也講了中國的弱點和問題，觀點不俗。

戈德曼也的確稱得上是個“體面的對手”，他的一些斷言，諸如“他們（中國人）想讓所有人向中華帝國交租。”（They want to hav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pay rent to the Chinese Empire.）、“中共就是中國古代官吏體制的化身，而中國自公元前三世紀統一以來一直接受這套體制的統治。”（I se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simply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Mandarin administrative cast which has ruled China since it was unifi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之類，正確與否另説，至少不是平庸的觀察家能夠説出來的。

但是也僅此而已。再聰明、再體面，戈德曼也還是“西媒中人”，現實是：在西媒中大受歡迎的評論家，不太可能同時也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這兩個角色在根本上互斥，箇中原因就不必説了。

所以，戈德曼此番言論，最多也就是説對了一部分，而另有很多地方還是完全説錯了。

在中國體制問題上的對與錯

與大多數毫無歷史感、不懂何為大國、隨意針對中國評頭品足的西媒評論家們有所不同，戈德曼懂得“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而不是斷裂和突變。這是他最正確的地方。所以他會認為西方對中國最大的誤解就是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邪惡的政府壓迫着善良的人民。無論是通過什麼閲讀途徑，他形成了“三千年來，中國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這個認識。而通過這個認識，他至少是觸摸到了中國人自古以來獨特的“家-國-天下”這一觀念結構，也應該因此而能意識到在西方文明中沒有這個結構，當然也就沒有發生過政府與人民相互塑造的類似演進歷史。

按説，從這裏出發他應該得出更深刻一些的認識，例如中國一旦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了目標一致、上下同心會創造出什麼樣的人間奇蹟，再例如中國一旦將世界重新視為天下而不是列國會產生出什麼樣的全球影響。但令人遺憾的是，他顯然不具備這種思想穿透能力，狹隘的西方中心論立場讓他在接近真理之前又屢屢落入謬誤的泥潭。

例如下面這段話即充滿了邏輯混亂和認知錯誤：

事實上，西方最接近中國體制的機構是西西里黑手黨。它裏面得有個capo di tutti capi（頭領中的頭領），只要有他坐鎮小頭目們就不會自相殘殺。他們自相殘殺，因為他們是天然的無政府主義者，不喜歡任何形式的政府。他們忠於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種必要的惡。民主體制裏面最根本的東西是公共信任和個體行事優先（subsidiarity）原則，而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戈德曼不明白，西方人自以為是的所謂“公共信任和個體行事優先原則”（public trust and subsidiarity），放在中國政治哲學當中，只能歸類在先秦時期的“城邦政治”範疇之內，屬於一種只在很小的自主政體、很特殊的市民羣體當中流行的正統觀念，並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並不是他所認為的“中國人對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事實上這些概念對於中國人是完全過時的。從城邦國家到領土國家，從領土國家再到天下國家，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五百年，中國人就已經通過劇烈的社會變革和國家兼併完成了這些主要的文明演化。

戈德曼不大可能熟讀中國從西周到秦漢的這段歷史，所以不大可能明白從城邦政治到天下政治這之間的跨越需要解決多少重大問題。他以西方文明為標準輕率地認為中國人“沒有那種奧古斯丁式的共同的愛”、“沒有亞里士多德那種政治友誼的概念”，同時又認為中國體制類似於西西里的黑手黨，中國社會具有意大利南部“非道德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這聽起來很荒誕，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他拿來用於衡量中國的這些西方概念，起源地竟沒能超出地中海北岸幾個小城邦的歷史和地理範圍，對應到中國，大概只相當於西周早期的齊、魯、衞、宋這幾個老貴族諸侯國的時期。

中國歷史的演進具有迭代性，城邦國家的貴族政治自秦漢之後就基本讓位於天下政治了，先秦時期的中國即使出現過的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類似的“西方概念”，也很快就大浪淘沙，在新的現實政治中失去其歷史借鑑意義了。公元前719年，姬姓貴族國家衞國發生了一起政變，國人羣起共同拒絕弒君自立的新君（州籲收聚衞亡人襲殺桓公，自立為衞君），另行擁戴國人接受的王位繼承人（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按古希臘的政治理論，這算得上是一次“古典民主”的政治實踐了，比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大起義推翻僭主喜帕恰斯兄弟還要早兩個世紀。然而，關於古希臘民主的古今真假文獻汗牛充棟，而關於衞國民主的歷史記錄卻未能傳世，關於當時的衞國人是如何集體協商、形成共識並最終採取政變行動的，沒見到較為完整的歷史文獻。原因方方面面，但有一點需要認識到：這種侷限於小國寡民的政治實踐，隨着大型領土國家的出現很快便過時了，各國的史官們都開始心懷天下，沒興趣再記錄這些“小事”了。

秦朝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中國的疆域就已廣達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十幾個意大利半島或二十幾個希臘半島，從此以後的中國政治就進入了天下政治時代，就不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或西西里島的政治現實所能涵蓋的了。

不僅如此，秦朝時期的中國還只是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疆域範圍，此後的中國又先後擴大到了東北的“森林文化圈”、北方的“草原文化圈”、西北的“西域文化圈”、西南的“高原文化圈”和東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圈”，各自也都有三百萬平方公里左右，天下政治的覆蓋範圍在清朝中期“太平一統之盛”時期曾達到1380多萬平方公里，包括眾多異質文化和不同民族，這是源於古代城邦政治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所能把握的嗎？

戈德曼值得肯定，因為他多少意識到了中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當他聲稱“歷史上中國疆域內集結了許多民族、許多語言，它們之間差異非常大。中華帝國通過官吏體制從各省招募最聰明的人，使他們的利益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維繫整個國家”（China has always been a very disparate set of ethnicities and languages, and so forth. What holds it together is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has recruited, through the Mandarin system, the cleverest people from the provinces and aligned their interests with the center.）時，很像是半個“中國通”；但他畢竟不是，作為一個西方中心論者，他擺脱不了俗套。他不明白的是，試圖拿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和意大利西西里這幾把小尺子來度量中國這個巨人，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正解。

在中國長期戰略問題上的對與錯

戈德曼將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比作1258年蒙古人對巴格達的圍攻和征服，這就近乎於胡扯了。今日美國這個橫行全球、到處行使“世界警察”職能的超級大國，與13世紀和平繁榮的巴格達城並無任何相像之處；而今日中國這個仍在為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進行着艱苦努力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當時幾乎征服了整個已知世界的蒙古大軍沒有什麼共同點。

至於戈德曼所説的蒙古人僱傭了上千名中國攻城工程師三週內突破了12英尺厚的巴格達城牆這個“史實”，不知道是否確有歷史證據，憑常識判斷，即使當時真有一批攻城工程師，以13世紀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識，他們不大可能清楚地區別出這些替蒙古人打仗的亞洲人到底是當時的宋朝人、契丹人、西夏人還是花拉子模等其他中亞地區的人，無法斷定就是“中國攻城工程師”；另外，其時進攻西亞的軍隊首領是蒙哥的五弟旭烈兀和大將怯的不花，這支蒙古大軍從中亞到西亞一路破城無數、行如閃電，是否專有來自中國的攻城工程師隊伍一直跟隨，大可懷疑。如果以上幾點都不成立，那麼可以説戈德曼的這個對比並不是在提供新穎的洞見，而是在製造古老的恐懼——“黃禍論”。

今年漫威推出的首位華裔超級英雄，其父親就是西方“黃禍論”的代表形象傅滿洲

戈德曼將華為公司比作攻城的先鋒（Huawei very much is the spearhead），他的意思似乎是，歷史上令歐洲人戰慄的“黃禍”如今擁有了更加無法抵擋的技術，今日西方的危機比13世紀時的歐洲更為深重。

但是，無論戈德曼的歷史對比如何聳人聽聞，他仍然找不到切實的證據將今日中國定性為與中古時期的蒙古和近代以來的俄國類似的擴張主義國家。他承認，“中國不是蘇聯”，他很肯定，中國軍事戰略的核心僅限於控制國境線，“除了維護領土完整之外，他們對其他東西沒有表現出興趣”（But apart from that, they’ve shown no interest），所以他相信中美不會發生軍事對抗。

在論及中國的軍事能力時，他比較了中美兩國軍隊的單兵裝備，認為美國步兵的技術含量非常高，單兵裝備的花費是中國的十幾倍，而且美國還有強大的空運能力，可以進行遠距離兵力投送；相比之下，“中國陸軍裝備和作訓水平還比較落後”（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fantry is one of the most poorly-equipped and badly trained in the world.），強項主要在導彈、衞星、潛艇等方面。這個對比恰好也説明了中國軍隊是防禦型的，而美軍是侵略型的；因為頻繁侵入到他國的國土上、經常身處於他國軍民重重包圍之中的步兵，不得不將自己用整套的先進裝備武裝起來；而實行積極防禦戰略方針的中國軍隊，則是以發展威懾性的、具有強大反擊能力的武器裝備為主。這一點戈德曼應該心知肚明，但他卻也沒有表達出來，美國的好戰和侵略成性是西方媒體人的集體禁忌，永遠不能坦白直説。

於是，戈德曼的論述邏輯在這裏出現了問題——如果美國也是愛好和平的，甚至像是1258年的巴格達城一樣是被動防禦的，而中國又從來不是一個擴張主義國家，那麼到底誰是蒙古人呢？“黃禍”到底從何而來呢？大家都在緊張什麼呢？

正是由於這個邏輯困境，戈德曼在被問到中國的大戰略到底是什麼、中國究竟想要什麼的問題時又開始信口開河了。他的如下回答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中國）他們想讓所有人向中華帝國交租。他們想控制關鍵技術、金融和物流，讓大家都依賴他們。基本上，就等於把其他人變成佃農。

這個令人驚訝的回答，除了説明他對於中國還是半懂不懂，同時還暴露了他的猶太人萬事皆商業的思維定式。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裏，猶太人沒有自己的祖國，每一次“大流散”（Diaspora）之後，整個民族只能以星星點點的猶太社羣的形式寄生在不同國家當中，而寄生的方式就是商業。由於完全沒有政治上的依託，猶太人最成功的寄生性商業模式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控制關鍵技術、金融和物流，讓大家都依賴他們。基本上，就等於把其他人變成佃農。”戈德曼一定是想當然地認為，既然中國不是西方式的霸權主義國家，也不是俄國式的擴張主義國家，那麼大概就是猶太式的商業主義國家，因為除此之外在西方歷史上再沒有別的控制世界的方式了。

在這個問題上，戈德曼代表了西方戰略思維的極限邊界。這也是為什麼自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願景之後，西方很多人一直抱着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歸根結底，在典型的西方式思維當中，任何一種不尋求控制和剝削、不追求一己私利的全球倡議，都是無法理解的。

戴維·戈德曼也是一樣，即使他對於中國比其他人更懂一些，也仍然屬於“西媒中人”，無法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偏狹和侷限。他的這篇訪談儘管有不少驚人之語，基本上也還是屬於囿於西方式思維的自説自話。

讀懂中國，講好中國，終歸還是中國學者自己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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