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30年，受助者成為資助者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青年報”（ID：zqbcyol）
今年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實施30週年。
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希望工程累計接受捐款150.23億元，資助困難學生594.9萬名，援建希望小學20110所，援建希望工程圖書室31109個，培訓鄉村教師114306名，促進了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工作的全面發展。
《中國青年報》原攝影記者、攝影家解海龍從希望工程開始實施的那天起，就持續地以紀實攝影的方式，真實地紀錄着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變化。
當年攝影記者鏡頭裏的孩子，如今已經長大成人，在各行各業貢獻着自己的力量，也在盡己所能地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就像曾經的受助者、“大鼻涕”胡善輝説的那樣，“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當愛心的傳承人。”
1993年10月，雲南省紅河縣蝦哩村垤瑪小學，校舍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學生們只好露天上課
2001年10月，河南省宜陽縣，學校收到了愛心人士送來的電腦，孩子們第一次觸摸鍵盤
2017年5月12日，河北省淶源縣東團堡中心學校，希望工程第一名受助生張勝利學成回到家鄉從事教育工作，該校正在試行15年免費教育
安徽省金寨縣張灣村
“大眼睛”蘇明娟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三合鄉中心小學，8歲的蘇明娟在課堂上。
2019年10月21日，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曲水縣達嘎鄉其奴村，蘇明娟和“大眼睛希望小學”的學生們合影。
我出生的張灣村山多地少，歷來非常貧困，每年來自土地的收成僅夠全家四口人吃上3個月。那時，父親每天起早貪黑地上山砍柴、下河打魚，也僅能維持全家人的温飽，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1990年，我上小學了，每學期六七十元的書雜費成了家裏最大的負擔。我就讀的金寨縣三合鄉中心小學是由一箇舊祠堂改建而成的，大部分學生家離學校很遠。我家離學校就有六里地，每天往返4趟，通常是天不亮就出門了，天黑了才到家。在這樣的條件下，我還是想上學。父母買了五尺花布，四尺縫了件小衣服，一尺做了個小布包，讓我每天跟着村裏的哥哥姐姐們一同上學。
1991年4月，解海龍叔叔來到我家，一路跟隨我們來到了學校，拍下了那張著名的“大眼睛”照片。從此我與希望工程結下了不解之緣。
那張照片震撼了無數人。鄧小平爺爺以“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兩次為希望工程捐款；天津小學生周桐捐出自己準備買變形金剛的27元零用錢，成為第一個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學生……許許多多貧困的孩子得到了資助，他們通過學習打開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門，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我所在的學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的母校被改建為希望小學，建起獨棟3層小樓，教室寬敞明亮，配備了多媒體設備和電腦。
我的生活軌跡也由此改變。在社會各界的關心和幫助下，我順利完成了小學到大學的學業，2005年進入安徽省一家銀行工作，將第一筆工資捐給了希望工程。後來，我成為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兼職）、團中央常務委員。
我是在社會各界的關心和幫助下成長起來的，在我有能力的時候，我會一直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幫助別人。2018年6月，我發起設立了“蘇明娟公益助學基金”，到目前為止，該公益基金已經收到捐款捐物價值600餘萬元，資助了20所希望小學和15名大學新生。
今年10月18日，我和解海龍叔叔對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曲水縣達嘎鄉其奴村“大眼睛希望小學”進行了回訪。看到這裏的孩子們學習、生活條件改善，我們感覺很欣慰。
河南省新縣八里畈鎮王裏河村
“大鼻涕”胡善輝
1991年4月，河南省新縣八里畈鄉王裏河小學，8歲的胡善輝朗讀課文。
2005年5月，胡善輝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1993年，我的情況被報道後，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廣州師範學院黃敏琳姐姐寫來的。她從雜誌上剪下我的照片，寄到學校裏，照片背面寫着：幫助這個學生。後來的一年多時間裏，姐姐從她每個月的生活費裏省出5元，寄給我買學習用品。
在許多愛心人士的幫助下，我順利讀完小學和初中，之後參軍入伍。2017年，我成為一名高鐵客運員。在以我名字命名的“善輝善行”重點旅客幫扶團隊裏，主要任務是為那些像我當年一樣需要幫助的旅客提供免費服務。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當愛心的傳承人。
山東省平邑縣保太鎮孔家白壤村
“不吃飯也要上學”的毛可英
1991年5月，山東省平邑縣保太鎮孔家白壤村，14歲的毛可英（左）在讀小學四年級，因交不起書雜費多次輟學。
2019年9月，毛可英與自己當年的照片合影。
1991年，我14歲才上小學四年級，雖然成績在班裏名列前茅，但因為交不起每學期30元的費用而多次輟學。為了讓父母同意我繼續上學，我每天拾糞、砍柴、挖野菜、照看弟弟，不停地幹活兒，還跪在母親面前央求，“只要讓我上學，我中午可以不帶飯、不吃飯，用節省下來的錢養活弟弟”，可還是未能如願。
1992年4月，我的故事和照片登上了報紙，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不久，青島海洋大學（現中國海洋大學）的一位老師和幾名大學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幫助我順利地完成了小學和初中的學業。
為了幫助家裏早日擺脱困境，1996年，我考取了當地的一所職業中專，畢業後在村裏辦起了一個愛心裝飾部。我給自己立了個規矩，每做一單生意，就拿出5元捐獻給那些渴望讀書的孩子們，不能讓他們再像我一樣為學費犯愁。
安徽省金寨縣南灣村
“小光頭”張天義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7歲的張天義在課堂上。
2005年5月，北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院內，（左至右）蘇明娟、胡善輝、張天義在自己的照片前首次相聚。
2005年5月，張天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1991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因一張照片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心和幫助。讀高三時，我一週的伙食費只有20元，當時大部分學生每天的伙食費約為10元。學校每月給我提供200元伙食費，還減免了我的部分學費。2007年，我從鹽城工學院畢業，現在已經是自動化領域的資深工程師，有自己的專利設計，也開始了自主創業，為實現中國製造工業自動化貢獻着自己的力量。
這麼多年來，我始終沒有忘記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好心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儘量幫助身邊的人。2007年大學畢業前夕，一位同學被查出直腸癌，我捐出自己平時勤工儉學的收入，並組織同學捐款，畢業後第一個月的工資也都用來幫助他治病。聽聞“大眼睛女孩”設立了“蘇明娟公益助學基金”，我也拿出了5000元，為那些像當年的我一樣上學困難的孩子盡一份微薄的力量。
湖北省南漳縣峽口鎮
“落落”任海波
1999年，在孝感市人民醫院接受了免費唇齶裂矯正手術的落落，拆線後穿上小軍裝，第一次在鏡子裏看到了自己的模樣。
2000年，北京，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和落落（右）合影。
1993年的除夕晚上，年近七旬的任婆婆早早吃完飯，躺在牀上剛睡着，就聽到門口有嬰兒的哭聲。她開門一看，漫天的雪花中，門前放着一個襁褓。抱進屋裏，她看到襁褓中的孩子是兔唇（唇齶裂）——這個孩子就是我。
我隨婆婆的姓，大名叫任海波，小名叫落落，從此與婆婆在大山裏相依為命。7歲時，我在鎮小學上一年級，經常受到大孩子的欺負和嘲笑，沒幾天就輟學了。
1999年的深秋，解海龍叔叔來到南漳縣峽口鎮採風，當時我正在田裏放牛，並不知道他脖子上掛的是照相機，只是看他對着我“咔嚓、咔嚓”地按個不停。後來，我的照片登上了報紙，解叔叔還帶着我去孝感市人民醫院做了手術。一週之後拆線，婆婆拿出鏡子，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樣。
第二年春天，我和婆婆坐飛機去北京人民大會堂看攝影展覽。那天，看展覽的人很多，一個高個子的外國老爺爺把我從人羣中拉出來合影，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美國前總統老布什。
那些年，很多人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2011年，我到北京上大學專科，畢業後到廣東打工，其間多次給大涼山的孩子們捐款，累計6000多元。將來有條件了，我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內蒙古自治區達拉特旗昭君墳鄉
放羊的大學生高慧媛
2011年7月，內蒙古額伊克昭盟昭君墳鄉，為了償還助學貸款，21歲的在校大學生高惠媛利用暑假回家放羊。
2011年7月，爸爸長年在外打工，媽媽一人培養我和哥哥兩個大學生。上過高中的媽媽一直囑咐我，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為了償還助學貸款，暑假時我和媽媽一起幹農活。放羊時，我遇到了解海龍叔叔一行人，瞭解我家的情況後，幾位愛心人士願意幫助我渡過難關。2014年，我從內蒙古科技大學畢業，現在成了一名人民教師。希望工程讓貧困地區的孩子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河南省新縣王裏河村
大山裏走出的博士後範明珠
1996年5月，河南省新縣王裏河村，攝影記者解海龍和範明珠（左三）握手。趙新喜/攝
2013年6月，北京市海淀區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範明珠（左）經過20年寒窗苦讀獲得博士學位。
我1984年出生於大別山腹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裏的大多數家庭還在温飽線上掙扎。在這種環境中，上學就是為了不成為文盲，我也不例外。
1996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幾位記者來我就讀的小學回訪。課間，記者們問起我們的理想，有的孩子説長大了想當科學家，有的説想當解放軍。我想起爸爸媽媽的艱辛，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爸媽都生病，家裏生活過不下去，沒錢讓我再繼續上學……我想當一個醫生，將來好給我爸媽治病……叔叔，唸完這學期，我就不來上課了，我要在家幫爸爸媽媽幹活兒……”
幾個月之後，老師拿給我一期《中國青年報》，上面刊載了我們幾個孩子的故事。那一刻我意識到，遠在千里之外，有很多熱心人掛念着我們。之後學校收到了一些捐款，並用捐款免了我的一些雜費。
在此之後，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讓那些關心我的人失望。這個看似簡單的信念，卻像一盞明燈一直在小小的我心裏亮着。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南京農業大學，之後被保送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我來到美國進行博士後研究，取得了不錯的科研成果，也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轉眼我來美國已經6年，近期將回國工作，用自己的所學所長回報社會，並計劃更多地參與到“希望工程”相關的公益活動中去，兑現兒時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