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正：香港痼疾——短視與偏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國正】
香港事件，這幾個月來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討論，不同媒體刊出者林林總總，汗牛充棟，對整個示威暴亂或支持或反對，各持已見，這自是意料之中；不過，撇開那些純粹批評甚至只是攻擊謾罵的不説，即使是作出理性思考的，也往往顯示出部分香港人思維論述中一種很強烈的特性——短視、單向。遺憾的是，這種特性似乎在香港社會中越來越常見，甚至可以視為令香港陷入這般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須提高對這方面的認識。
一、短視
“離地”，是香港出現頻率很高，時常用以批評對方的時髦俗語，意思是放言高論，不切實際，亦即令孟子飽受時人非議的“迂闊而遠於事情”，語帶譏諷。不過，批評者往往忽略了一點，“離地”其實很重要，因為不離地，則永遠不能“站得高，看得遠”；港人很“貼地”，感受固然真切，但終日牽纏於葛藤枝蔓之間，一葉障目，雖一樹亦未能見，更遑論整個森林了。
“離地”，不看眼前而看長遠，不看小而看大，於細節即使略有所失，但只要總方向正確，儘管其間有磕磕碰碰，也不足為大局之累；長江、黃河在萬里途程之中不論如何迂迴轉折，或北或南，但最後仍然東奔入海。這“東奔入海”才是最要把握的關鍵。
以這次香港事件來説，可以清楚看到三類的短視：
1. 看錶不看裏
最初引發示威的，是要反對政府提出的《引渡逃犯條例》，但這是造成今日事態的真正原因嗎？如果是的話，則示威發生未久，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就宣告擱置條例草案，示威再師出無名，應該就此平息了；但示威卻方興未艾，因為目標已經立刻轉為“五大訴求”，顯見反對《引渡逃犯條例》只是觸媒，作用一如火柴，導致今日遍地烽火的易燃物顯然另有所在；看事較深入的人認為那是“五大訴求”中的“雙普選”。
不過，“雙普選”是政治訴求，而香港人一向對政治冷漠，這是殖民地教育多年來的刻意經營，早已取得“豐碩成果”；我記得念中小學時談論政治是禁忌，老師同學之間噤若寒蟬，即使進了大學，想找《共產黨宣言》看看，圖書館書目中雖然名目無缺，但按號索驥，書庫中卻找來找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道這一類書籍是另儲一室的，要看不是不可以，但頗費周章，何以如此？我當時若有所悟，所以也沒再深究。
1975年金耀基教授所提出的經典論述——“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其實不僅可以用來概括香港政府的施政文化，也完全可以用來概括整個香港的社會文化——只辦事，不問事——一切以事務層面的效率、成果為主，其他理念層面的國家、民族、主權、國際大勢、歷史走向等等都不要管；政府內，看重的是“能吏”，不是“賢官”，社會上，渴求的是“幹才”，不是“智者”；香港“經濟動物”的DNA就是這樣選育出來的。
香港人以此而舉世知名，怎麼會忽然間出現這樣強烈的政治訴求？以至一剎那間冒出那麼多政治意識高昂得可怕，竟然以攻擊、破壞、縱火去爭取所謂“民主自由”的青少年？這一點論者卻很少解釋。
本人在《如何理解香港事件的表像與本質》一文中指出，不僅《引渡逃犯條例》不是真正的原因，甚至“五大訴求”的核心——“雙普選”所帶出的，對所謂“民主自由”的爭取，也只是示威者、暴亂者自我説服，自我欺騙的noble pretext（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真正的原因在於近年來一般人普遍面對的生活困頓。
只看浮面，不看深層，只聽口中所言，不尋心中所想，任何解決方案都是徒勞，因為“吹熄火柴很容易，但只要易燃物仍在，大火就仍然繼續燒下去，就算這次連大火也撲滅了，以後另一支火柴、另一個煙蒂、另一次泄電，甚至另一天日常的煑食燒水，也總會再一次又一次做成火災。”
所以，儘管林鄭月娥9月時更完全撤回《引渡逃犯條例》，也依然暴火不熄，其實即使再加上她下台謝罪，也只能解一時之困，之後總會找到另一個機會再爆發。
2. 看己不看人
香港這樣鬧下去，內地會不會忍無可忍？不少論者很有信心地説，香港不論如何鬧下去，也不會出問題，因為有金城湯池足以自保，金城者，“金融長城”也。
金融城，真是金城湯池嗎？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然，今日香港比之中國內地在這方面遠為進步，什麼上市集資都方便得多，累積金額已經數十萬億；不過，這是炭還是花？雪中的炭，無之則凍死，不可或缺，錦上之花，得之固足欣然，無之則尚存美錦，此“金城”之可靠程度如何？
而且，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內地的發展速度，五年、十年、十五年後就不會建成另一、另二、另三之城？何況，此刻正有人長城自毀，活得不開心，就把家中杯盤碗碟、花瓶瓷器以致傢俱門窗一概搗毀！忿是泄了，於事何補？
就如造房子，用木，用石？建一層，建兩層？中式，西式？這當然要討論，不過首先要看看地基是磐石？陡坡？泥灘？浮沙？否則一切構建只能是空中樓閣。地基者，當今的世界政局，舊説的天下大勢。
二戰結束後東西冷戰幾十年，到蘇、東、波集團倒台了，美國以為可以君臨天下，宰制世界。今日美國國力固然舉世稱冠，但阿富汗、伊拉克師老無功；ISIS、烏克蘭烽煙處處；再加上中國崛起，五年十年後就會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一帶一路”提出後，美國盟友不理“勸戒”，一窩蜂加入中國發起的亞洲基建投資銀行。
舊有國際力量的重心已經開始出現轉移，今後的天下大勢是中、美兩國爭雄，這決定了中國國策的總方向，其他都要讓路；在香港問題上北京會怎樣？先考慮國家的整體需要作最安全保險的盤算，還是先考慮局部的訴求？是按三、五十年格局作長遠規劃還是着眼於眼前的浮躁喧囂？
香港人不看清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位置，終日只知大喊“我要什麼什麼”、“我不喜歡什麼什麼”，從來不想想另一方“要什麼什麼”、“不喜歡什麼什麼”，以至一切吵吵鬧鬧，盡是徒勞；徒勞還好，最怕的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3. 看今不看古
小鴨孵化出來，會把第一眼看到的認作媽媽；人類何獨不然，會把他所生活的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不過，知識、閲歷、經驗告訴我們，今天的一切不是必然的。
香港的奇蹟性發展，當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戰後那一個歷史機遇，一方面彙集了大量的人才、技術、資金，另一方面又成了國、共雙方以至東西世界交通的重要窗口，地位得天獨厚。
今天，人才、資金、技術隨時可以找到發展前景更好的地方，加之內地渠道大開，窗口作用亦不再，香港還有什麼捨我其誰的優勢？
發達的金融、完善的法制……在這十年八年間固然還難以企及，但世界事物不是有盈虛消長的嗎？其他內地城市奮起直追大踏步向前，自己則整天磨磨蹭蹭，吵吵鬧鬧。再加以人口老化，青壯不僅越來越少，而且滿口的生活質素、個人興趣，無覆上一兩代的刻苦堅持，量已不足，質又不如，這樣下去，優勢不再，活力無存，香港未來會怎麼樣？
歷史告訴我們，城市是會衰落的。長安、羅馬，曾經盛極一時，今天説起來，除了兵馬俑、杜公祠、諸神殿、鬥獸場等遺蹟之外，誰還會視之為主宰天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揚州曾經富甲天下；伊斯蘭全盛之時，大馬士革號稱匯聚了世界一半的財富，給地圖你看看，還有多少人可以指出這兩個城市的所在？從前上地理課，費城、底特律是作為美國重要城市介紹的，今天，費城的犯罪率是紐約的四倍，底特律流失了三分之一人口，香港人大呼樓價高不可攀，那裏倒好，有些地段房子便宜得沒人敢買，整條街空無一人。
佛家雲“緣聚而起，緣散而滅”，今天的一切，只是種種因素條件的配合，因素條件改變消失了，今天的一切也就不再存在了；“If you want to remain unchanged, you have to change constantly”（欲依然故我，必與世推移），許多香港人卻總以為眼前世界會永遠如此！
二、偏見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 coin.（每一個錢幣都有兩面）批評對方，也要承認對方合理之處；為自己辯護，也要承認自己的錯誤；我們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立場，但也必須嘗試從對方的觀點立場去考慮。如果你認為自己一切都正確，對方一切都邪惡，那你要立刻猛省，是否已經入了魔道。
這是常識，也是論人論事的基本態度，不過，在香港人之中卻有許多反例，尤其是那些寫政論時評的人士。
1. 內地的功過得失
正如本人在前引文中所説：“港府+內地，這兩個bogeymen（儺鬼），在不少香港及西方傳媒筆下一片黑暗——是罪惡化身”。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描寫，他們一定會振振有詞，滔滔不絕大談中國內地的弊端，稽古探流，由整個時代而及個人經驗，以證所言非虛，更以此論證部分港人之“恐共”其來有自。
他們都是造謠污衊嗎？除了那些不入流的傳媒外，一般都不是，所説關乎貪腐、社會、民生以致環保諸般大小事例，大體都是事實，內地媒體也報道過。
不錯，這些都是確確鑿鑿的facts（事實），但在同樣以客觀公正自詡的媒體中，往往只有那些負面的事實，以下這些卻極少提起：
·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指出，1978年時赤貧人口（extreme proverty）佔全中國百分之九十，及2018年，下降到只佔百分之一。
·在改革開放之後約30年間，按世界銀行統計，全世界得以脱離貧窮線的約8億人，而其中6億5千萬是在中國；也就是説，中國一國在這方面的貢獻，佔了全世界的80%，是所有其他國家總和的4倍。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二三十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全民家居環境、工作機會、衞生條件、教育水平、交通運輸各個方面都得到大幅改善。
·識字率由約百分之十提高到約百分之九十；現在每年大學生800萬，令近千萬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有望成為中產階級。
·人均壽命由49年的約40歲上升至最近的70多80歲，其中意味着不知多少億人免於因貧病失救而死亡，多少億嬰兒免於疾病感染而夭折。
上面所有的醜惡都是真實的，正如所有的美好也是真實的一樣；每一面都是facts，但任何一面孤立起來，都不是reality（真實）。兩面公平並觀，才是正確的態度，才可以看到中國的“真面目”；在這個意義上，態度其實更為重要，因為如果只説一面，由於所説的都是事實，所以具有更強的誤導性，往往連自己也騙了。
Joseph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書中説得更尖刻精到：“Selective information…is an attempt to lie by speaking the truth .”（篩選諮詢……其用意在於講實話來撒謊）
部分港人之“恐共”，很容易理解，但很難理解的是，何以他們對億億萬萬人的脱離困境，改善生活，走向小康卻絲毫沒有為之歡欣鼓舞？是其是，非其非，做人處事，這不是最基本的嗎？
很多香港人很關注中央政府對歷史問題所作的官方評價，不過，比官方評價遠為重要的其實是官方行動，有沒有在實際施政上大力改善人民生活。根據國際知名民調機構Pew的調查結果，在2010年前後，中國人民對生活滿意的約85%；覺得比前五年生活有所改善的約70%；認為未來五年會更好的約82%；在年輕人中更有92%對前景感到樂觀。“聽其言而觀其行”，一些香港媒體好像只知叫港人“聽其言”，但故意忽略了遠為重要的“觀其行”。
在蓋洛普的調查中，中國民眾對政府高度信任
香港很多人會説：國民滿意？樂觀？他們看着袋中有錢而已！孟子不是教訓過我們嗎：“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以下這類説法，以不同版本在很多場合都出現過：
“當然，近三十年國家發展的確有目共睹；但問題在於經濟上的發展，不可以令我們放棄是非黑白；GDP總量上的飛躍，也不可以用來取代道德價值。”
這些話説來鏗鏘響亮，擲地有聲。但前提是我們可以不僅在概念上，而且在實際上把GDP和道德價值劃分得一清二楚，置於對立位置，用句老話説：嚴於孟子的“義利之辨”，文哲老師對此當然耳熟能詳。不過，“義是什麼？利又是什麼？”卻往往沒説清楚。權貴的個人利益是“利”，沒問題，但百姓的公利大利呢？是“義”還是“利”？
我們可以試試從《孟子》一書找答案，書中反覆大倡王道仁政，這當然是“義”了，且看王道仁政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行王道仁政，要省刑薄斂，教民養德。不過，刑如何省？德如何養？那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配合：
《梁惠王上》：“ （答梁惠王）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王道之始”是什麼？是令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五畝之宅”整段在答齊宣王時又説了一遍，可見孟子反覆致意，念茲在茲的，首先是解決經濟問題，非如此不能為省刑養德創造必要條件。因為刑如何可省？德如何能養？《管子·牧民》裏説“倉廩實然後知禮節，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最正本清源的做法是使百姓根本不去犯罪，所謂“必也使無訟乎”；要做到這一點，那又要先令到百姓有安定生活，生活如何能安定？要有穩定收入，收入如何能穩定？要有固定田產（有恆產），田產如何能固定？要產權—使用權明確（經界正）。在《滕文公上》中，顯示孟子對其中環環相扣的條件關係有清楚認識：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就是説，推行仁政，要從解決GDP問題入手，首先處理田畝產權-使用權問題，因為產權-使用權不明則收入不穩，收入不穩則衣食不保，衣食不保則生活不安，生活不安則百姓蠢蠢欲動（無恆心），為了生存，放僻邪侈什麼壞事都會做出來；這樣的話，刑如何能省？德如何能養？“道德價值”如何能實現？
《論語》：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到衞國，高興看到人口繁衍（庶矣），指出下一步就是要改善百姓的物質生活（富之），到人人生活豐足，才可以教民養德（教之），和孟子的思路如出一轍。
欲養德，先飽腹，這是一種普遍存在於中國古人之中的認識。《易乾文言》“利者，義之和也”，“義”與“利”不僅不處於對立地位，而且彼此相承；這種認識甚至融合體現於字詞之中，現代漢語中“流氓”一詞指無賴惡棍，當然談不上什麼“道德價值”；不過，“流氓”一詞恰源於“流民”，也就是流離失所、失去土地的人，亦即孟子所説“無恆產”。“無恆產”而又要維生，自然被逼“放僻邪侈無不為”，這樣的人當然就是流氓了。
最重視“道德價值”的恐怕無過於孔孟吧？但孔孟言治國，開宗明義就説“富之”，就説“恆產”，也就是説，道德操守要以a full stomach（飽腹）為基礎；GDP不是一切，但沒了GDP，則一切也無從談起！GDP是“義”是“利”？兩者之所以不能置於對立位置，因為在實際上是“高以下為基”。
今天中國能夠大力提高教育水平，改善衞生環境，減低營養不良，防免疾病夭折，提供安全環境——這些都是王道仁政吧，沒有相當的GDP，這一切如何可能？GDP就只是錢嗎？中國近40年間的作為，是GDP抑或是仁政？
把孟子的話換成現代語言，應該就是“夫仁政，必自GDP始”。
當然，以GDP始，並不意味能以GDP終，而且GDP也真的不時與“是非黑白、道德價值”矛盾，港人所説的一些內地的問題，也有些是GDP惹出來的禍。既已“富之”，之後就必須是“教之”了，內地的一大串問題，長路漫漫，還要以恆心耐力走下去。
一般香港人對內地的認識，是得之於香港傳媒和時政論者，後者見事論事之只得一偏，是造成前者偏見的主要原因。這種只得一偏的情況，其實不僅見於傳媒和論者，也普遍見諸不少人權組織。
應該説，我對他們的動機其實是非常尊重的，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本心實在可敬，即使有些為別有用心者利用，也勉強可説是非戰之罪；不過，也無法隱藏對其偏蔽的輕視。這些人口口聲聲不離human rights（人權），什麼是human rights ? 把一個人從黑獄中拯救出來，令一個弱小無告的人免受虐待，這是human rights吧？那麼，把千千萬萬人從飢餓瀕死邊緣拯救出來，令千千萬萬人免於戰亂威脅，得以在安定的環境中生活，那又算不算human rights？他們在指責內地的同時，是否也要對中國政府對人民在生活上、安全上所作的巨大貢獻力加讚賞？那些暴亂者被粗暴對待，要加以譴責，那麼警察被暴亂者推在地上打得頭破血流，那些人是否同樣也要受到譴責？只要一穿上警服，警察的人權就被取消了？
2. 警暴問題
以動物為喻，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蝙蝠，另一是白鴿；蝙蝠只察覺到黑暗中的東西，卻永遠看不到陽光下的世界；白鴿正好相反，據説夜盲，只能看到光明，對黑暗一無所見。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只肯看到那些自己想看到的。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做回“人”，既可以享受朗朗晴天，又懂得戒懼陽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可惜近來香港時論所見，往往不是蝙蝠，就像是個白鴿。
這些月來和親友學生討論，一言以蔽之，令人吃驚而失望。無論教育水平如何，甚至一向博學的、理性的，都只是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面，很少人能正反並觀兼顧整個問題；“反中”的，傳來都是警察如何殘暴，政府如何不公等等；“反反中”的（比“親中”一詞更準確），則永遠都是暴徒的瘋狂野蠻，肆意破壞之類；説的雖然都是facts，但卻忽略了這絕非全面的reality。
私人之間的非正式的言論，如此還情有可原。但掌握公器的傳媒，很多也是如此，因為他們要“堅持立場”，“用來‘達到某些目的’……去説他們想説的事情”（前引文中陳效能副教授語），這種情況也普遍見諸種種專欄文章、時事評論之中，網上傳來傳去的意見更不在話下了。
其中《香港電台》是公營機構，由公帑支持，用的是納税人的錢，他們的《鏗鏘集》拍了一輯元朗襲擊事件，用多處收集回來的閉路電視片段比對，論證警方很可能已經事先知曉，但並沒有採取行動預防，亦不在事發時加以制止拘捕；事情屬實的話，按照香港法規，當然有理由追究警方責任。不過，同是《鏗鏘集》，對示威者暴力衝入立法會，以化學品攻擊警察，咬斷警員手指，包圍辱罵毆打異見者等等，卻罕有同樣深入的報導；對於女青年眼睛受傷、卻不願提供醫療記錄的事情，也沒有這樣深入的挖掘，不能讓市民觀眾對事件有比較全面的瞭解。他們如何理解不偏不倚，持平公允這最基本的新聞原則？
部分學生要求港大校長張翔譴責警方暴力，張翔予以拒絕，但表示反對任何人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圖為張翔，圖自大公報
“是其是，非其非”，孔子是最佳楷模，對管仲其人，一方面因其僭越違禮的行為而大加非議：“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但另一方面又因他有功於華夏人民而大為稱許：“民至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大學》作了很好的概括：“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可惜在香港媒體報導、政論時評中，這卻真如“俟河之清”，難得一見！
暴亂者為什麼要違法破壞，要暴力攻擊？最常見的説辭是我們是以暴抗暴，以直報怨；這説法的成立要基於一個前提：對方先用暴力。不過，警察什麼時候先用暴力了？首先，新聞報導中沒看過警察攻擊示威者，被攻擊的都是暴亂者；其次，即使是對付暴亂者，也總是先有人全副武裝，披堅執鋭，向站着不動佈防的警察攻擊，警察才會揮棍回打，也就是説，警察不是主動去attack ，只是被動地fight back。要解決這惡性循環其實很容易，你不暴力衝擊警察，警察就不會用暴力回擊，連小指頭也不用動，更準確地説是“連小指頭也不可動”，就可以從源頭把禍根拔除，不僅連“抗”也不用“抗”，甚至要“抗”也無從“抗”，因為根本無暴可抗！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乃上上之策，豈不更好？
現在買齊裝備，literally armed to teeth（名副其實武裝到牙齒），週週出動，到處破壞，到處攻擊，是以暴抗暴，以直報怨？還是以暴招暴，咎由自取？你自己是暴力之源，一切暴力由你引起，然後你自視為受害者，以此作為不斷暴力的理由，這算什麼理由！《馬太福音》説得很好：“為什麼你看到兄弟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而更可怕又可悲的是，這種近乎盲目的偏見並不限於暴亂者，也見諸不少市民；現時警方執勤執法，不時會遭受部分市民喝罵阻撓，也不管警察做的是什麼，好像只要是警察，就一定不對。這些人和暴亂者的盲目偏見如出一轍，分別僅在於一以暴力，一非暴力而已。Joseph Schumpeter 在前引書中對這種“羣體心理”有很精要的描述：
“…the phenomena of crowd psychology are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mob rioting--a reduc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 lower level of energy of thought and greater sensitiveness to non-logical influences--Newspaper readers, radio audience, member of a party--are terribly easy to work up into a psychological crowd and into a state of frenzy in which attempt at rational argument only spurs the animal spirits. ”
（這種羣體心理現象絕非只見諸暴民暴動——責任感弱化、思考力降下、更易蒙受非邏輯性的影響——報紙讀者、電台聽眾、政黨黨員——稍加鼓動就可以形成一個心理羣體，進入瘋狂狀態，跟他們論事説理，只會激起其動物狂熱。）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其實也只是蝙蝠、白鴿，只能看到一面。怎樣才是“人”？Schumpeter 也定下了一個很好的標準：
“To realize the relative validity of one’s conviction and yet stand for them unflinchingly is what distinguishes a CIVILIZED MAN from a BARBARIAN.”（瞭解自己信念所具合理性的相對性，然後擇善而固執之，此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
“固執之”很重要，但先要知道所擇之善只是相對之善，只有野蠻人，才會以為自己絕對正確，而且只有自己正確，而一往直前。
此節起首反覆強調要正反兩面並觀，要持平，但持平並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孟子對“執中無權”大加非議，就是反對那種自命中立，不肯作出權衡判斷的做法。迴避表態，不得罪任何一方，或是出於無能，或是由於不敢，這若非智識、能力上的貧弱，就是德性上的卑怯，絕不可取；孟子説一定要“權”——兩方並觀，權衡其是非輕重，然後作出判斷。從近月暴亂者的行為看，已經完全成了暴民，因此應該作出這樣的判斷：
雖然雙方都有不當，但暴亂者的瘋狂破壞搗毀，次數遠遠多於、烈度也遠遠強於警察的無理拘捕攻擊，暴亂者大非小是，警察大是小非；這也是本人在前引文中建議要用近水對付暴亂者的原因。
只看到暴亂者臉上的血，看不到警察臉上的血，這是偏見；只看到現在臉上流的血，看不到未來幾十年全香港慢慢bleed to death失血致死的血，這是短視。不消除這種普遍見諸香港的偏見與短視，香港只會在自己的泥淖中翻來覆去，直至筋疲力竭而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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