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都是“睜眼看世界”，為什麼中國比不過日本？
【文/傅高義】
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中擊敗中國，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裏（Matthew C. Perry）於1854年打開日本國門。這兩件事發生後，亞洲再也無法偏安一隅，開始成為了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西方對中日兩國的直接威脅，既在於軍事安全，也在於西方人垂涎中日的經濟資源。為了有效回應這些威脅，中日不得不找出能徵召更多士兵並且訓練他們的方法，也必須建立工業基地、鋪設通訊交通網絡。
中日兩國都需要能汲取更多資金的徵税制度，需要擁有新專業技能的現代官僚制度，需要實現教育的普及化以訓練國民掌握新技能，更需要一個更強大的集權領導制度來對付已經固化的利益，並協調好各種新發展。對於那些因循守舊者，威脅不只來自西方，也來自國內試圖革新的人。1882年，中日兩國在朝鮮發生軍事衝突，中國打贏了第一回合。但是到了1895年，日本在克服國內抵制勢力、實現全面現代化方面比中國做得更成功。在接下去的一個世紀，日本在兩國的關係中處於更強勢的地位。
日本在響應西方挑戰方面的優勢
比起中國來，日本具有一些天然的優勢，使其可以更快地應對來自西方的大量挑戰：一個只有四個小島的小型國家，更容易形成全國性的一致響應；便利的海上運輸也使各地之間的通訊和交通更方便。而在中國，直到19世紀70年代鋪設第一條電報線之前，政府文書從國家的一端傳到另一端需要將近一個月之久。
日本地圖
長期以來，身處小型羣島的日本人對於來自海上的威脅更加敏感。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們渴望獲得更多來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國統治者總是擔心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較少關心隔着大海的外部世界。早在明治維新前的1860年，江户的幕府將軍就開始派遣使節團出使海外，向其他國家學習如何進行現代化改革，就像日本在七、八世紀派遣使節團去中國學習一樣。中國統治者則對自身的偉大文明充滿自信，從不熱衷於向其他國家學習。
日本是一個領土更小、同構型更高的國家，從而更容易統一。中國人口要多得多，族羣也更多元，包括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藏族，以及其他擁有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族羣，更難形成統一的國家政策以及維持內部和諧。清朝的統治者對不同的族羣聚居地區因俗而治。客家人是某些地區較晚遷入的人口，其後代常常對原住民的後代抱有疏離感，也更容易成為叛亂者。到19世紀，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是生齒日繁導致嚴重的糧食短缺，由此激起了太平軍之亂、捻亂和回亂。鎮壓起義又耗費了政府的時間和精力，使其無暇響應來自西方的挑戰。
清軍與捻軍作戰圖。捻軍（1853年——1868年）是一個活躍在長江以北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與太平天國同時期。捻軍起義從1853年至1868年，長達十五年，其歷史分為兩個階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為前期捻軍，此後為後期捻軍。1865年，清朝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殲之後，清朝傾全力對付捻軍，動用團練湘軍、淮軍及數省兵力，利用地形，“畫河圈地”，後分為東、西二捻，西捻為左宗棠所平定，東捻乃李鴻章所滅。
與清朝相比，德川日本的體制更鼓勵地方經濟和教育的發展。儘管個別中國人在文化、科技上有出色的成就，在19世紀中後期，當中日兩國開始向西方開放時，平均來説，日本各地的教育和經濟基礎都要比中國好。
至19世紀末，日本男性人口的識字率估計已達到五成，高於中國的水平。那些曾在首都待過一段時間的各地青年，將來若是成為其所在地區的領導者，則會擁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發展出跨越領地的友誼。而中國的年輕人只有在北京準備科舉考試時得以見面交流，其共有文化基礎更加薄弱。
中國領導人對本國的實力要自信得多，不像日本領導人那麼害怕外國，因此也沒有日本那種要從國外引入新制度和新技術的緊迫感。對日本迅速現代化貢獻最大的因素，或許就是有組織地蒐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對這些新信息加以分析，並隨時準備據此作出改變。
在德川時期，長崎收集資料的部門為日本提供了應對外國人的經驗和外國事務的知識。為捍衞保護國家利益，德川日本比清朝的中國更渴望獲得信息，對信息的分析也更加系統化。在長崎為日本人工作的荷蘭官員奉命查問到港的每一艘船的船長，以獲取外部信息，他們也必須向江户的將軍撰寫報告。
德川幕府的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德川幕府（日語：とくがわばくふ；1603—1868年），又稱江户幕府（えどばくふ）。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東京）所建的幕府。至1868年德川慶喜被迫開城為止，共經十五代徵夷大將軍，歷時264年。是日本歷史上最強盛也是最後的武家政治組織。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馬休•佩裏率軍抵達日本，逼迫幕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最終引發倒幕運動。1868年德川幕府徹底垮台。
居住在長崎的中國人也為日本人提供了了解中國時事的窗口。當西方人開始來到日本，日本人又藉助長崎的中國人，瞭解西方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位於九州島和朝鮮之間的對馬島，是日本瞭解朝鮮的一個基地，通過朝鮮又可以瞭解中國。通過北方島嶼（即今北海道）的松前藩可以瞭解俄國，通過九州島的薩摩藩島津氏則可以瞭解琉球羣島。
1842年，中國士大夫魏源完成了《海國圖志》，彙總當時有關西方國家的信息。該書有很多不確之處，比如對西方政府體制的描述，但也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日本人對該書的反應，反映了他們對於來自西方的挑戰的擔憂。不久，魏源這一著作的日本讀者的人數就超過了中國人。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裏到達日本時，陪同他的美國官員很驚訝地發現，“鎖國”中的日本領導人對世界地理以及西方科學和工業的最新發展（比如蒸汽機）居然瞭如指掌。
魏源與《海國圖志》
佩裏及其艦隊在1854年迫使日本打開國門後不久，日本領導人即認識到，長崎這個窗口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無法滿足其學習新知以應對外部世界的需求。
美國首任駐日公使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於1856年7月抵達日本，那時的日本已經幾個世紀沒有遣使出訪了。哈里斯抵日三個月後，一位幕府官員對他説：“我們很快就會造出你們那樣的船隻，到時我們就能以適當的方式訪問美國了。”1857年底，幕府高官堀田正睦寫道，日本的政策應該是“建立盟友，派遣船隻與各國貿易，學習外國人最好的東西以補足我們的缺點，壯大國力。⋯⋯”中國的統治者則不認為自己有缺點，對學習西方也不熱心。
堀田正睦（生於1810年8月30日，卒於1864年4月26日），他是江戸末期下總佐倉藩5代藩主。
19世紀60年代的轉折點
19世紀60年代是發生根本變化的十年，塑造了中國和日本的未來以及兩國的關係。中日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並在不相往來兩個世紀後重新恢復了官方接觸。
1861年“同治中興”之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結束，太平軍正在失勢，到了1864年則被徹底鎮壓。對於同治帝的新領導集團來説，這是一個遏止王朝衰弱、重建國力的機會。在日本，幕府將軍於1868年被推翻，明治維新給了日本一個新的領導體系來應對難題。國家面臨的問題是什麼？響應西方挑戰時應該優先做什麼？對於這些，同治朝和明治維新的領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862年，在中日關係間斷了兩個世紀後，兩國官員終於見面了。
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談判的結果，是雙方在19世紀70年代簽署了一份正式條約，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對方國家建立了常駐公使館。
東交民巷日本駐華公使館大門
同治時期的儒學復興和洋務運動
1861年，五歲的同治帝在父親咸豐帝駕崩後即位。朝廷熱切希望重建被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破壞殆盡的社會秩序。咸豐帝駕崩時年僅三十歲，被認為是一位失敗的皇帝，留下了一個災難深重的國家。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和太平軍敗北為清朝提供了“中興”的機會。
1875年，同治帝駕崩時年方十九，因此他從未掌握實權。真正掌權的是他的皇叔、咸豐的弟弟恭親王奕訢，及其生母慈禧太后。慈禧進宮時是咸豐帝的嬪妃，誕下皇子載淳（同治）後成為最受寵愛的妃子。同治帝死後，慈禧太后立三歲的侄子載湉（光緒）為帝，以便繼續垂簾聽政。
事實證明，慈禧太后非常善於管理朝政，是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恭親王和一些地方官員認識到，要對付洋人必須有新技能、新技術，包括新式船隻和武器。但仍然有很多官員只專注於道德修養，認為這才是存續國祚之道。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與眾多重臣認為，中國面臨的問題的本質，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的缺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必須重建傳統文明的道德基礎，重新確立科舉考試的重要地位，取締買官賣官的現象。慈禧太后很重視事物的象徵意義，她認為興建宏偉的園林可以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咸豐年間，清漪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焚燬。光緒年間，慈禧意圖在原址重建一個龐大而富麗的新園林（即頤和園）。
1861年中國發起了洋務運動，致力於訓練軍隊、建造軍艦和製造武器。在恭親王的支持下，李鴻章和曾國藩等人設立了武器製造廠。起初他們請外國工人幫忙建廠，後來在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局，到1871年江南製造局已能生產出來復槍。他們也在福州、上海和其他地方建立了造船局。到19世紀80年代，中國購買和製造船隻的數目已經超過日本。1873年，李鴻章建立輪船招商局，以便擁有為本國商人服務的的中國商業航運。慈禧太后一開始嫌火車過於吵鬧而推遲了鐵路的建造，但到19世紀90年代中國的鐵路已經將港口城市與華東和華中的城市連在一起。中國的公共設施建設也開始進行了。
中國最早通往開平煤礦的火車唐胥鐵路
同治時期，清廷曾派出使節團出洋，以瞭解外國的發展情況，但不如日本於1871年至1873年間派出的岩倉使節團那麼龐大而有系統。同治使節團回國後，也沒能像岩倉使節團那樣在規劃和實施新的發展項目上扮演關鍵角色。平定太平天國的偉大政治和軍事領袖曾國藩曾與很多外國人合作過，中國利用這種對外聯繫獲得洋務運動必需的製造技術和軍事設施方面的信息。
學者皇甫崢崢（Jenny Huangfu Day）研究這一時期出洋的中國使節團，認為使節團成員對外聯繫廣泛，其中有些人對他們所考察的科學與技術還有很深的理解。他們各自都努力地去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別。
岩倉使節團啓航三年之前的1868年，清廷派出的蒲安臣使節團於5月到達美國。使節團延長了出使時間，訪問了英國、法國、普魯士和俄國。在1870年10月回國前，還對其他歐洲國家進行了短暫的訪問。派遣使團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瞭解西方人的外交方式，並試圖廢除不平等條約。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一位在中國深受尊重的美國人。1867年11月他剛卸任當了五年多的美國駐華公使一職，被清廷任命帶領使節團出洋。蒲安臣使節團大約有三十位成員，包括兩位資深的中方代表——滿人志剛和漢人孫家谷，志剛是舉人，孫家谷則出身進士，他們都是熟悉儒家經典的清廷官員。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還是絕無僅有的既擔任過美國駐華公使又擔任中國使節的一位美國人。
蒲安臣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即《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這被認為是中國近代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1870年2月蒲安臣在旅途中死於肺炎，此後使團由志剛和孫家谷帶領。蒲安臣使節團會見了包括俄國沙皇在內的多位國家元首、外交官、商人、傳教士和旅居海外的中國人。
在歐洲，他們訪問了工業基地、礦山和船塢，觀察了蒸汽機以及電力的使用。從志剛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對途中所見機器以及該新技術背後的科學原理具有深刻的理解。使團代表們也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其日記顯示，他們也提出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問題。比如，他們問傳教士們，為什麼擁有崇高理想、在中國做好事的基督徒，會欺負加州礦山的華工、壓迫殖民地的百姓？回國後，使團成員都寫了出使報告和奏章。志剛日記中所寫更為詳盡，後日記以專書形式出版。
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1868—1870)期間志剛第一次參加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各國。是書即為此次出使見聞紀錄。書中記述了美、英、法、德、西、比、荷、丹、瑞典等國的國政民情、工藝製造等事，既多史料，又有個人見解，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參考資料。“泰西”，猶言極西，舊時用以稱西方國家，一般指歐美各國。
一些參加使團的中國人對自己在西方觀察到的事物評價正面，被保守派指責過分傾向外國習俗。但李鴻章等官員對使團成員報告反映的國外發展情況很感興趣，鼓勵他們對政治和經濟事務進行更廣泛的介紹。慈禧太后也親自接見了一些使團成員，以瞭解外國時事。然而，一羣身處高位、儒學根底深厚的保守派並不支持現代化，未曾落實出使者所提出的任何建議。岩倉使節團回國後領導了日本的快速工業化和技術更新，而蒲安臣使節團成員卻無法很好地利用他們所觀察到的經驗。
巖倉使團以右大臣外務卿巖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參議）、伊藤博文（工部大輔）、山口尚方（外務少輔）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學生隨行。這些成員都是王政復古明治維新的主力軍，大多為薩長藩的開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還都是維新三傑（另一人是西鄉隆盛），後來他們歸來戰勝留守派，大力推進維新立憲，巖倉具視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都做了日本首相。
當日本領導人致力於投資工業和基礎設施之時，朝鮮和中國的統治者正在大興土木，意圖通過建造豪華建築物來展示帝國的偉大，重振民族精神。在19世紀60年代，朝鮮對擁有約三百三十座建築和近六千個房間的皇宮進行了大規模重建。與之相似，慈禧太后挪用了本可用於加強工業基礎建設的資金，擴建並整修了北京的頤和園，包括一座大理石石舫。實際上，重建頤和園內這一昂貴的石舫的錢，本來是用於海軍現代化建設的。
北京頤和園石舫，又名清晏舫
李鴻章等官員相信，除了設立新的工廠、軍工廠和船塢外，中國的教育制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變。他鼓吹中國要像日本一樣，送年輕人出國留學，而科舉考試應該不限於文化領域，也要在技術領域進行。然而，李鴻章的建議未獲採納。通過洋務運動，中國在建立現代工業基礎建設上取得了一些進步。但1885年後，北京保守派官員對現代工業的支持減少了。中國在建設工業和製造武器上獲得了很多成就，但未能像日本那樣實行徹底的制度改革。
明治領袖鼓勵留學與推動現代化
與清朝規模有限的洋務運動不同，明治日本在政治、社會組織、經濟、教育和軍事等各個領域推行全面現代化。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裏的到來馬上在全日本引發瞭如何應對西方的討論。到1861年，幕府將軍得出結論：日本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禦西方。來自薩摩、長州、土佐等西南強藩的青年義士，憤於國恥，於19世紀50年代末開始聚會議事。1868年2月，以薩摩和長州藩兵為主力的幾百名倒幕派青年武士從京都出發，東征江户的德川幕府。幕府重臣意識到他們已失去各藩支持，與倒幕派達成“無血開城”的協議，同意還政於明治天皇，以避免國家陷入毀滅性的長期內戰。
明治天皇
1868年4月6日，十四個月前即位的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睦仁登上神道祭壇，率領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獻祭。一名官員代表天皇宣讀《五條御誓文》，表明“萬機決於公論”，並將“廣求知識於世界”。此後很多根本性的變化均以天皇名義發佈。1869年，天皇在列隊的簇擁下從京都遷往東京，東京正式成為新首都。
五條御誓文（五箇條の御誓文，ごかじょうのごせいもん）是日本明治天皇於慶應4年陰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發表的誓文。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國是方針，堂堂開啓了明治維新的歷史序幕。
發動維新的武士們同意，為保存日本，不僅要依據新的國家行政機構廢藩置縣，而且要正式廢除賦予武士特權地位的等級制度。1871年廢止藩地，由東京直接控制的府縣取而代之。士農工商這一等級制度也被廢除，武士不準再佩戴代表特權身份的刀劍。明治維新最初幾年，武士還可以獲得俸祿，不久俸祿停發，以現金或債券的方式一次性償清。天皇詔令擁有的政治合法性，使日本在沒有引發革命的情況下實現了根本性變革，垂死一搏的1877年薩摩叛亂（即西南戰爭）也很快被鎮壓了。1869年，天皇御所搬到東京。到1877年，所有政府部門和外國公使館都在東京落腳。
西南戰爭發生於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間，是明治維新期間平定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的一次著名戰役。因為鹿兒島地處日本西南，故稱之為“西南戰爭”。西南之役的結束，亦代表明治維新以來的倒幕派的正式終結。
日本向外國學習的規模遠超中國，他們利用海外考察團的方式在明治時期的領袖中建立了共識，其中岩倉使節團尤為重要。早在1860年，幕府將軍已經派了一個使節團前往美國。但在1868年，新的明治政府的領導人開始規劃規模更大的海外考察團，即岩倉使節團。
使節團由巖倉具視率領，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擔任副使。當其回國之時，一般認為他們會在政府中擔任主要領導角色，結果也的確如此。使節團正式出發前，曾先行派人考察美國、歐洲的大部分國家、東南亞以及中國，以作準備。岩倉使節團於1871年12月出發，訪問了十五個國家，於1873年9月回到日本。除了會見各國政要以及學習訪問各國的政府體制外，考察團分成多個專業小組，分別學習工廠、礦山、港口、鐵路、研究中心、實驗農業站、大學、中小學、軍事基地和兵工廠的發展。一個國家派如此多的年輕官員，對其他國家進行如此長時間的考察，可謂前無古人。
行程的最後一站是上海，岩倉使節團到達時已是同治朝末期。使節團成員在上海待了不到三天，當地最高級別的官員陳福勳準備了精緻的接風宴。自1862年“千歲丸”之行後，日本官員陸續訪問上海，因而此次在上海的見聞並未給岩倉使節團成員帶來太大的震撼。相反，看過工業化給歐美帶來的奇蹟後，這些訪問者對中國落後的程度大感吃驚。使節團的主要行程記錄者久米邦武記載了自己對上海的印象：“下水不通，溲溺漂流。其內居民，居止恬然。” 久米知道日本人基於過去的印象，對中國人的教養保有美好的幻想，他試圖糾正國人的觀念：日本人“想象支那人皆文墨品藻之士，現對彼地所獲之古董、書畫、詩文仍持貴重崇尚之習慣。⋯⋯抑清國之學，不振已久，雖高名之士，其才藝未必盡足貴，況坊間之俗詩書古董。”
1850年代的外灘。1862年（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陰曆五月六日）上午，一艘前桅掛荷蘭旗，中桅懸米字旗，後桅才是日章旗的商船駛入了黃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碼頭。這艘名為“千歲丸”的商船，成為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200多年來，日本官方正式派遣來華的第一艘日本船隻。而這艘船上的乘客也留下了堪稱豐富的文字記錄，使得後人得以一窺當時日本人對上海及中國的看法。
在唐朝，日本人能從中國學習的東西不勝枚舉；但到1873年，岩倉使節團成員感到中國能讓他們學習的地方乏善可陳。很多成員仍然希望中國、日本和朝鮮能夠攜起手來，共同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而有些成員已開始懷疑是否有這種可能性，中國落後如此之多，又如此混亂，既缺乏響應西方的有效策略，也沒有英明的領袖。和搭乘“千歲丸”訪問上海的日本官員一樣，岩倉使節團成員對赤貧的中國百姓表示深刻的同情。這是一種因為共享同一種文化所產生的親情，是對偉大的中國文明在19世紀遭遇不幸的感傷，也是希望中國的狀況可以得到改善的期許。
使節團回到日本時，編修官久米邦武將其出使日誌的筆記編為五冊，報告岩倉使節團成員考察所學。這五卷筆記成為討論日本該引進何種變革的基礎讀物之一，此後陸續編纂的有關此次考察的書籍則被用作制訂工業政策的指南。日本還增派更多的考察員出國，對某些議題進行更專業的學習。
久米邦武，1871年隨巖倉使團赴歐美考察，1878年出版《美歐回覽實記》5冊100卷。
使節團成員堅信，要將現代化帶到日本必須進行深刻的變革。旅途中，他們有機會討論究竟什麼樣的變革對日本是合適的。關於應該設計什麼樣的改革計劃，他們在回國前已經開始達成共識。回國後，使節團成員在政府中被委以要職，得以着手策劃建設現代國家所需的機構和項目。他們就具體議題而言分歧眾多，但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對相關議題形成如此深入和廣泛的共識。
明治天皇當政時，中朝兩國也和日本一樣，均由年幼的皇帝統治，但他們中沒有誰在成年後能獲得明治天皇那樣的權威。在中國，同治帝在五歲時登基（光緒帝四歲登基），但在他親政後權力仍掌握在母后慈禧手中，而慈禧及其幕僚反對徹底重組政府。1863年，十一歲的朝鮮高宗即位，其父大院君仍然在世並手握大權。1873年後，高宗與閔妃（即明成皇后）及閔氏家族暫時將大院君邊緣化，但保守派的大院君仍然保持一定的影響力。相反，在日本，年青武士們受岩倉使節團途中所見之啓發，以天皇的名義大膽地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1868年，資深顧問們開始輔佐明治天皇，為其成年後代表日本最高權威從容地應對各種問題做好準備。
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
本文摘自傅高義著《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第3章：應對西方挑戰與重建中日關係（1839–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