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進博會”繁榮的背後，是中國經濟的“爆發性變化”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11月5日在上海正式拉開帷幕。進博會不僅是中國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宣誓和舉措，也搭建了一個全球範圍內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和新理念的交流平台，對推動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也有重要的意義。

連續兩屆如此高規格的進博會，中外企業的積極參與和熱情來自何處？進博會將如何釋放中國的發展紅利？將如何促進國內的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今天我們的“進口”和幾十年前的“進口”有什麼樣的區別？數字經濟將在何種程度上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

針對這些大家關心的問題，觀察者網專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大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曹和平。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第二屆進博會，依然保持了第一屆的最高規格，在規模、參展企業和人數上也比上屆有所增加。參展企業對進博會持續的熱情和關注，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曹和平：**中國經濟目前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當我們的人均GDP越過一萬美元、恩格爾係數降到了30%以下，用於食品和服裝的消費降到了20%以下的時候，表現在國民經濟體系上，中國對廠商中間品的需求就會變得非常巨大。這種現象就會衍生出一個爆發性的變化，全球其他地區的消費者和生產廠商就會感受到這種結構性變化。隨之會出現和原來完全不一樣的新增板塊，以及全球規模的需求——這就意味着，誰到這兒來銷售，誰就能夠趕上這一波結構變化的紅利。

進博會場館整裝待發（圖片來源：IC photo）

很多來自西方國家的企業家非常清楚這種結構變化帶來的好處，所以他們非常快地投入其中，第二屆進博會的火熱與此有很大的關聯。對於中國的企業，其實這個紅利是更大的，因為當我們從外國購買商品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配套外國進口的高端服務業的快速崛起。

我們過去所説的服務業，還僅僅是和消費一端相關的服務業，我國和生產一端相關的服務業其實發展不快，還比較落後。所以這一次的結構變遷本質上是我們的結構變遷，舉個例子：

過去我們進口葡萄酒的時候，如果一瓶一瓶地把酒運進來其實是很浪費的，因為玻璃瓶子我們能造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我們把他們一木桶一木桶的酒漿運過來，還要適當地脱水——脱水30%不影響酒的味道。桶裝酒運來之後，酒瓶子從哪裏來？此時國內就需要臨港的加工區裏配套一個酒瓶的生產廠。那灌裝呢，把木桶打開灌裝的時候是不是衞生設施也要提供？所以我們國內原來的管道、灌裝、衞生設施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學到了這一類產業的製造和運營的經驗，這就是高端服務。不僅如此，那上面貼的標籤呢，是在法國印還是在中國印？顯然是在中國。我們進口的大多數產品，其實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進口，每一件產品的成功引進都會引起國內對應產業的成長。

在超市出售的進口葡萄酒（圖片來源：IC photo）

如果我們的企業能夠感覺到這次的結構變化，自覺地參與到結構變化過程中，不僅能滿足結構變化的需求，也讓我們的企業能夠在結構變化的過程中將自己升級換代。可惜我覺得我們的企業目前還不能完全感受到這一點，頗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意味。

**觀察者網：**以往大家比較關注出口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而進博會讓我們更加關注“進口”，您認為目前擴大高水平的進口對經濟發展有哪些促進作用？

**曹和平：**首先，擴大進口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的結構裂變，使經濟總體從中高端收入到發達經濟體的門檻線過渡；

第二，可以促進企業適應發達經濟結構下的運行方式，管理方式和人力資源配置方式；

第三，可以促進我們的技術進步向高端經濟所對應的國內經濟體系過渡，這就會導致經濟的動力學機制轉換。從出口導向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向創新驅動和需求拉動型經濟轉換。

可以説這是我們改革開放幾十年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知識和智慧密集型產業過渡的最好徵兆。過了這一關，不是説中國的工業化就完成了，是中國的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調轉船頭了——我們從轉型經濟走向了發達經濟。

鄭州國際陸港聯檢中心，“鄭歐班列”從這裏駛出（圖片來源： IC photo）

這種“轉型”和“過渡”是全面性的，這就好比早期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時候，農業生產的犁是沒有辦法繼續使用的，而是要換成全新的一套生產工具，比如內燃機。人力資源也不能向農業社會那樣以家庭為單位，必須有高效、有績效的人力管理，換句話説，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渡基本上是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要轉變，正如一個三歲小孩的成長和一個18-25歲的青年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當前中國的經濟模式的變化同樣也是全方位的。

**觀察者網：**目前我國產品進口的側重點和需求主要體現在哪些領域？今天我們所説的“進口”和幾十年前我們的製造業和生產能力還比較落後時的“進口”有哪些區別？

**曹和平：**側重點體現在我們的恩格爾係數變化之後，以前進口主要是吃、穿、日化類的東西，而今天我們進口產品主要體現在醫療、健康、精工製作、靈巧製造、建築的內裝飾和文化、科研、設計類這種高價值的產品大大地增強了。在服務業內高價值的東西和原來低價值的東西顛倒了過來，比如説，以前我們進口的只是酒，今天我們進口的是酒的生產技術，整個酒業成套的理論原理。

“有了生產才知道消費”，幾十年前，我們有了出口才知道原來我們能換回來那麼多消費品；現在，我們是“有了進口才知道生產”。以往我們説，“供給創造需求”，我們現在到了“需求創造供給”的時代了。

2018年進博會，國家衞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醫療器械展區（圖片來源： IC photo）

結構變化非常重要。比如説未來的教育產業，雖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未來的教育會變得非常“稀奇古怪”——學習在教育當中，教育在工作當中，工作在學習當中，這個社會變成學習型社會——但這樣的教育會比過去更有效。其實社會的總體運行模式依然還是生產、消費、交換，但是從教育上看，教育在國民經濟當中不再是年輕人專有的，而是社會的每一分子，一天活動的24小時都在教育當中，所謂的結構變化就體現在這樣的“靈巧型”。

結構性的變化也會導致協調性的變化，我們把這種結構的協調性放入國民經濟裏就會發現，過去的生產和消費是兩聯的，所以我們叫出口導向，建一個工廠，建一個園區，生產東西拿到海外去賣，市場在海外，車間在國內，而我們沒有定價權，因為市場在人家那裏。但當我們的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生產是消費，消費同時也是生產，消費的市場在國內，生產也在國內，你同時擁有了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結果就是你擁有了定價權。市場和百姓的需求是融為一體的，不是相互撕裂的，這就是結構變遷的美妙性所在。

**觀察者網：**去年進博會召開期間同時舉辦了數字經濟合作論壇，未來在擴大開放和推動“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數字經濟將為我們描繪怎樣的前景？

**曹和平：**數字經濟在中國對外貿易與“一帶一路”中起到的最大作用是彌合原有的地理差距，極大地降低了貿易的成本。過去我們賣東西，運輸必須要走海路，即使是新疆生產的產品也要通過歐亞大陸橋南下到欽州港或者廣州港，這顯然是不經濟的。但是因為新疆向西是大沙漠，往那裏運輸是不經濟的，在數字經濟時代你會發現，當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是以“數字化”的形式呈現的，那麼遠距離協同生產，遠距離管理，遠距離討論變得不只是可行，而且是成本上可接受的可行。

新疆充足的光照使之成為了番茄現代化種植的絕佳地點（圖片來源：IC photo）

過去我們認為“一帶一路”是天價的成本，數字經濟出來以後“一帶一路”可能就只是中等價格的成本。過去我們習慣説的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這兩者的區別也會因為數字經濟的崛起而逐漸消失。

在以前，位於中國西部的甘肅，如果沒有數字經濟，只有工業經濟，如果説它的人均GDP可以和東部的上海一樣，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陽光和你這兒一樣，智慧和你這裏一樣，生產的原材料是數字，GDP完全有可能變成一樣。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説，數字經濟使得“一帶一路”的成本下降了60%-70%。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