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拿中國當東德？德國外交需要睜眼看世界

【文/姜鋒，譯/毛小紅】

到訪上海是德國政府代表和政治領導人訪華時的標配內容，這座城市快速的發展足夠讓他們讚歎和驚訝，驚訝的是：上海比想象的要現代，與德國媒體呈現出的景象有很大不同。客人這樣的驚訝倒是讓我吃驚：中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於德國大眾的福祉很重要，對這樣的夥伴應該是很瞭解的，特別是精英們。是不是媒體要為信息和認知缺失負責？因為媒體描繪的不同景象，讓人覺得中國是威權制度？若此，應該問一問：這樣的制度裏怎麼還能充滿活力？這裏的生活為什麼這樣豐富多彩？

把中國比作民主德國違背常識

一位曾在民主德國生活過的德國政治家在上海訪問一所大學時的演講中，一口氣談到中國和民主德國，暗示着如何更好地治理國家。他顯然把中國與民主德國相提並論了。估計在場的中國聽眾沒有就此做出反應，是因為理解貴賓的初衷是善意的，只是顧問們不專業，信息失真：只要想一想中國民眾可以自由出入國境，自由開業經商，自由發揮自己的才智，還有被國際遊客廣為讚歎的多彩生活，就能看到，把中國類比民主德國是與實際不符的。但向客人糾正這樣的常識，在中國通常被認為不是待客之道。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基於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和對自身利益的權衡。上述事例顯示，德國外交對外界的感受有些失真。這不僅涉及對華關係。

德國前總統高克2016年在同濟大學演講大談人權，他曾以東德反共民權人士著稱

過去兩年多，德國外交決策者頻繁拜訪華盛頓，試圖勸諭美國，德美同屬一個價值共同體，期待着美國能夠繼續領導德國和其他盟友們對付大西洋“價值共同體”的對手和敵人。但，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歐洲舊大陸難以接受的是，美德關係早已轉變，特朗普政府的美國首要關注的是美國自己，“美國優先”。在美國的政治色譜裏只有美國色和非美國色，德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屬於“非美國色”，不同的只是色調上的深淺。

美國特朗普新政迫使歐洲和德國認識到自己認識的誤差，必須修正自己對美關係的感受。於是，我們聽到了“歐洲人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高聲呼喊。然而，歐洲在軍事外交經濟領域嚴重依賴美國，她根本難以獨立行走，伊核協議的破產以及歐洲的難民問題等都清晰地展現出了歐洲在語言和行動之間的鴻溝。歐洲的自由在美國那裏碰到了邊界，或許要問：歐洲命運之神在美國嗎？掌握自己的命運，行比言難。

德國的對俄政策幾乎被一個詞主導：制裁

俄羅斯對德國具有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意義，但德國對俄政策的旗幟上幾乎只有一個詞“制裁”。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是，德國在能源供應方面非常依賴俄羅斯。沒有與俄羅斯的穩定關係，任何德國的安全方案都難以想象。冷戰結束後，科爾主政的德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改善德俄關係，努力把當時仍然非常脆弱的俄羅斯融入歐洲和跨大西洋共同體中。其後的施羅德總理和普京總統建立起了“哥們關係”，兩國各個層面的合作十分密切，包括公民社會領域的制度性交往。再以後，特別是克里米亞半島危機之後，德國對俄政策的辯論基本上就只有“制裁”或是“不制裁”兩個選項了，儘管對俄羅斯的關係如此重要，急需多種思路和選項。

“馬克龍每天有新主意，但德國就是不回應。”

德法兩國被視為歐盟的發動機，但它如今常常運行失靈，讓眾人失望。德國一位學術界的人士形象地表達了她的沮喪，“馬克龍每天有十個新主意，但德國就是不回應。”人們普遍期望德國在歐洲一體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這需要德國面向未來，不能忙於應付眼前事務，更不能糾結於過去。構建未來，需要新思想；應付現在只會讓德國裹足不前，原地踏步。歐洲一體化的目標到底是一個德國的歐洲還是一個歐洲的德國，這一問題需要德國不斷回答。波恩大學庫恩哈特教授在《歐盟的治理與管控》一書中講述到：“最近，中歐國家的一位大使抱怨説，他再也無法忍受德國政界談歐洲了。每當德國人堅持表示他們多麼為歐洲着想，多麼希望能多一些歐洲，少一些德國，我就有被威脅的感覺，因為他們根本不聽其他歐洲人是怎麼想的，也不聽其他歐洲國家對構建歐洲的設想。”德國應該向布魯塞爾輸送歐洲的思想和倡議，而不是僅僅從自身利益的角度提出德國的方案。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柏林必須面對！

默克爾和馬克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100週年紀念會上

德國媒體描繪了一個異樣的中國形象

當然，歐洲視角包含全球維度，突顯多元。中德關係亦如此。兩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民間社會的密切交流讓中德關係成果豐碩。但，這種關係越豐富、越多維，它就越複雜、越多樣。中德雙邊關係中，人們常常聽到不同的聲音，雙邊關係經受風浪和考驗的能力還需要加強。中國公眾有一種感覺，即德國媒體對華報道要麼是一邊倒的負面新聞，要麼就是遠離現實的報道，試圖以此來扭曲中國形象，甚至把中國“妖魔化”。面對德媒的諸多負面報道，許多中國人在問：為什麼德國媒體對我們的評價這麼差，而我們卻對德國存有好感？兩國民眾間的相互感知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經常有人告訴我説，中國恐懼症正在歐洲遊蕩。歐洲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下一步就是要稱霸世界。更有甚者提出，中國是歐洲的制度性對手。歐委會新任主席馮•德萊恩在求職演講中説：“那些威權國家正在購買全球影響力，通過對他國基礎設施的投資讓他國依附於他們，這些國家在經貿投資行動上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歐洲要堅持多邊主義，要走自己的路。”她將正常的經濟活動政治化，硬是給常規的經濟關係附加上額外的令人害怕的意義。歐洲當然得走自己的路，但這並不意味着歐洲的路是唯一的路。否則，歐洲宣揚的多邊主義又怎能令人誠服？歐洲的古老智慧是“條條道路通羅馬。”各國發展的路徑是多樣的。中國人認為，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這條路經實踐證明是正確之路，因為中國人民福祉整體上不斷提升。

中德應共同捍衞多邊主義

中德兩國同為出口大國，雙方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而且這一夥伴關係首先受到兩國政治信任的庇護。兩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之間互訪頻繁。習主席多次訪問歐洲，並在諸多國際會議場合與默克爾會面。而默克爾總理12次訪華。自2011年起，兩國還舉行政府磋商，簽署了諸多合作協議。中德政府磋商機制也因此被視為兩國合作的“超級發動機”。此外，中德之間還建立了70多個對話機制。在這些機制框架下，中德關係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由此可見，中德之間早已是利益共同體，為兩國人民福祉以及世界和平與增長作出貢獻的同時還要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

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不僅損傷了中美經濟，也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壓力，自由貿易體系近乎被掀翻。中國給出的回應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我最近調研過的在華德資企業均證實，儘管中國市場比以前複雜了，但獲得的利潤仍然比在其他國家更豐厚。2018年，中德貿易額高達1993億歐元，中國連續三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9月，德國總理默克爾“打卡”武漢長江大橋，隨後訪問華中科技大學

在遠離政治衝突話題的民間交往和社會關係上，中德兩國相互欣賞和吸引。目前，有37000名中國學生在德國留學，上千名中國學者在德研究，雙方簽訂了1300多個高校合作協議。對德國學生而言，中國是歐美之外最大的留學目的國。青年人的選擇是基於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被視為雙邊關係的晴雨表。目前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學習漢語和國際關係的巴伐利亞女大學生對我説，“中國的生活和大學的內容與德國不同，但這種異樣不是異類，並不讓我感到害怕，反倒帶來了很強的吸引力。上海的發展出乎我的意料，這一切都強烈地吸引着我。”

世界處於深刻變化之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了迄今為止的世界秩序。中德兩國應攜手捍衞多邊主義。互信是前提，各領域的務實合作是基礎。的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正在挑戰德國，中德之間的競爭壓力在上升。但，競爭不是令人恐懼的原因，而應是推進自身發展的動力。企業界有一種智慧叫做：競爭讓經濟行為更有活力。

德國外交政策需要哲學思想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世界範圍內外交政策加速去多邊化和自我中心化，這不僅導致二戰之後艱難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失衡，而且還顛覆了多邊主義的理念。世界正變得更加動盪，不確定性增加，2015年以來的難民危機對歐洲甚至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德國外交在許多場合扮演了消防員救火的角色，但這樣的外交難以持續。德國外交應從日常應急事務中抽身而出，花時間思考根本性的問題，謀劃面向未來的方案。德國素以其思想家而聞名世界，德國外交需要哲學，不然的話，德國無法在歐盟起到領導作用，也很難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前些年出現的以文強歐的理念是歐洲對國際政治思想的貢獻，如今卻差不多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和安全政策軍事化傾向，而且這一傾向已成為歐洲及德國政治辯論的中心議題。然而，讓歐洲在世界範圍內獲得尊重和榮譽的不是軍事的歐洲，而是民事的歐洲，文化的歐洲和社會的歐洲。德國外交要有膽識，賦予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以適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空間，哪怕是一些烏托邦的思想也可能實現。這一點在歷史上多次得到證明。試圖用更多的武器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來創造更多安全與和平，也可能誤入歧途，適得其反。

人權是國際政治公認的公共產品。為他國人民實現人權提供幫助是一種美德。為難民提供保護或為不發達國家提供發展援助應受到尊重。但是要在國外強行捍衞人權，容易導致干涉他國內政和對他國意識形態指手畫腳，這會引發不滿和懷疑，尤其在那些曾被殖民壓迫過度國家。當人權主張繞不過自身利益考量時，辯論外交政策的誠實和公信力就會受到質疑。在保護人權的同時，確保本國公民得到安全穩定的權利不受侵犯，變得越來艱難。難民危機為此提供了一個例證。

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跨大西洋的，歐洲的還是全球的，這是德國外交尚未回答的問題。向西看，昔日的朋友美國不再是原來那個美國；往東看，令德國畏懼的敵人蘇聯已變成俄羅斯；向前看，中國從貿易伙伴變成了經濟夥伴和競爭對手；身邊又是需要全面協調的法國；往中東歐方向看，歷史遺留下的陰影還有待照亮。德國必須在世界秩序動盪、外交利己主義加速發展的時候找到自己的道路。這並非易事。戰後秩序會繼續發展，這一次德國外交需要新的哲學和思想參與構建新秩序，為世界的安全、穩定和發展作出貢獻。

（本文德文版首發於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誌，中文版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德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毛小紅翻譯，作者授權觀察者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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